柴宗訓要如何做才能既除掉趙匡胤，又不使後周發生政變？_風聞

基本無解，他爹（郭榮，以下簡稱柴榮）給他挖的坑太大了，填不上。

大家知道，周太祖郭威去世後留下一個反骨的侍衞親軍。結果柴榮登基後第一年的高平之戰，侍衞親軍系統的馬軍和步軍統帥同時臨陣脱逃。多虧張永德和趙匡胤率領的殿前衞士拼死奮戰，才反敗為勝。高平之戰後柴榮痛定思痛，一面處死了馬軍和步軍的統帥，開始削弱原侍衞親軍系統；一面重新組建殿前軍，將資源全力向殿前軍傾斜。殿前軍在短短數年內擴軍至五萬餘人，兵力與侍衞親軍司分庭抗禮，而精鋭程度又在其之上，所謂“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從此就成為了柴榮時代征伐的野戰主力。

按理説殿前軍應該對柴榮感恩戴德才是，可是我們知道，使趙匡胤黃袍加身的陳橋兵變，説穿了就是柴榮一手打造的殿前軍系統從頭到尾的集體倒戈。是什麼使得殿前軍對周世宗恩將仇報？——這一切的背後，到底是人性的扭曲？還是道德的淪喪？讓我們一起走進本期的……

上面説過，高平之戰中侍衞親軍系統的叛變、與殿前軍系統的奮戰形成了鮮明對比。從此以後，柴榮一面打壓原侍衞親軍系統，一面大力提拔殿前軍系統中的少壯派武將，如趙匡胤、王審琦、石守信等。在擴軍成為野戰軍主力之前，殿前軍系統最初是後周皇帝直屬的近衞部隊，人數大約只有幾百人，相比派系錯綜、來源複雜的侍衞親軍系統，最初的核心軍官羣體就只有那麼幾個的小圈子。而擴軍之後，原先的小圈子迅速佔據了後周軍隊的各主要核心位置，成長為一個高度抱團的軍中山頭，這就為後來的政變埋下了隱憂。

而柴榮此時甚至還沒有精力顧及冰面下的這些中高級軍官的抱團串聯，他被表面上“張永德-李重進”兩人的爭鬥牽扯了太多注意力。張永德與李重進分別是殿前軍和侍衞親軍的主官，同時又是郭威的女婿和外甥，可謂既是軍隊重臣、又是外戚——考慮到柴榮本來也只是郭威的養子，這兩人對他皇位的潛在威脅顯然更大。而張李二人在柴榮執政期的中後階段也不負眾望的互相攻訐——張永德説“重進有奸謀”，李重進就“點檢作天子”。調解兩人的爭鬥、外加順便兩頭打壓，就成為了讓柴榮既頭疼又暗喜的工作。在柴榮的計劃中，張永德與李重進最終都是要被替代的，其替代者就是後起的趙匡胤和韓通。

柴榮臨死前，罷張永德軍職、架空李重進，以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韓通為侍衞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這貌似完成了兩大軍系統的新老交替，達成了新的平衡，可實際上卻大錯特錯。因為柴榮在位期間侍衞親軍長期受到打壓，無論其兵員素質、還是軍官受重用程度都不能與殿前軍相提並論。一方面，前朝留下的老侍衞親軍軍官們逐漸被排擠打壓，另一方面殿前軍系統出身的軍官又被大量填充進來……在柴榮死後，侍衞親軍的高級軍官中，真正完全是本系統體系裏出來的，只有一個韓通。

​也許柴榮預料到了殿前軍一家獨大的風險，在死前的一段時間試圖重新恢復兩大軍的實力平衡，他提拔韓通任侍衞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且排名在殿前軍的老大趙匡胤之上，一時間“軍政多決於韓通”。

高平之戰後侍衞親軍被打壓的下場，作為與其對立的殿前軍系軍官們再熟悉不過了，你要説“過河拆橋”也罷“兔死狗烹”也罷，這樣赤裸裸地搞政治平衡，任用一個殿前軍系統的“外人”壓制他們，無疑會刺激到緊密抱團的殿前軍系統的神經。這時候對周世宗的感恩戴德之情，就被更強烈的被背叛的惱怒所取代。殿前軍成為了一個一觸即發的火藥桶。

柴榮死前軍隊的控制狀況，要比他剛繼位時還要糟糕的多。至少高平之戰時，好歹反骨仔的侍衞親軍裏還有空降過來的外戚李重進彈壓，沒讓樊愛能、何徽把所有部隊帶走。既然要動殿前軍這個風頭正勁的軍中強力派系，必然要環環相扣、互相制約才是。可柴榮是怎麼操作的？

簡單總結了一下柴榮死前的三衙變動，藍色為親趙匡胤勢力，黑色為較中立方，紅色為趙匡胤的政敵（其中李重進一直在揚州，只是遙領）。可以看出，經過柴榮一波猛如虎的操作，中立的張永德和反趙的袁彥被罷軍職、出鎮，然而與此同時，親趙匡胤的軍官共計三人（王審琦、高懷德、張令鐸）被增補擔任兩大軍的要職。

這樣一來，原本表面上至少還是殿前軍系統對抗侍衞親軍系統的局面，變成了殿前軍+侍衞親軍吊打韓通一個。除韓通以外，其他所有在京主要統帥不但都有在殿前軍服役的履歷，而且與趙匡胤本人私交甚厚。然而，根據周世宗的遺命，這些人竟然還要服從一個外系的韓通的領導……王夫之雖然説韓通未必是忠臣，但他的背景決定了：在主要禁軍將領中韓通幾乎是最沒有資本謀反的一個，但反過來可能也是最沒有資本壓制其他人造反的。

柴榮死後的局面是主少國疑，張永德、李重進、趙匡胤，乃至於排名更靠後的石守信等人個個都有可能問鼎周室。柴榮死前的一系列操作更是顧頭不顧腚，看似壓下了外戚奪權的可能，卻引爆了五代更大的火藥桶——驕兵變亂。回到問題，無論柴宗訓怎麼做，到此時也為時已晚，無法扭轉大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