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遊戲之台灣，麥當勞大戰肯德基！_風聞

原創： 顧子明 政事堂2019 2019-06-16

今天文章的主旨是分析台灣地區領導人的博弈，不過在此之前，先講一個商業邏輯。

1987年11月12日，那一天北京呼嘯的北風中，飄舞着漫天的雪花，可是寒風與飄雪並不能阻止前門的一家三層樓店鋪門前排起了一條長龍，由於等待的人是在太多，餐廳不得不求助公安來維持秩序。

那一天，肯德基在中國開了他的第一家餐廳。

在那個大陸GDP僅是台灣兩倍的時代，普通中國市民的月收入不過30-40元的時候，肯德基按照一天一萬元繳納的租金，最初被視為中國賺取外匯的重要手段。

不過，超乎所有人預料的是，肯德基前門店開張以後，房租成本不足整個店鋪營業額的1%，這個簽署了十年合約的炸雞店，成為了肯德基的超級印鈔機。

同樣，1990年10月8日，深圳市羅湖區東門商業步行街上，麥當勞的第一家門店營業了，一家炸雞店4000萬的投資規模，相當於當年羅湖財政收入的1/4。

當然，跟肯德基類似，這家麥當勞開業後也突然爆滿，公司不得不臨時從香港抽調500多人的團隊來臨時應急，可想而知，那4000萬投資對於麥當勞來説自然也是“灑灑水啦”。

而隨着肯德基和麥當勞的先後入華，我們看到在市中心，每一家麥當勞建成後，旁邊沒多久就會出現一家肯德基，同樣，每一家肯德基的後面也會有一家麥當勞，兩者就像一對奔波霸和霸波奔一樣形影不離。

而兩家店形影不離的背後，是博弈論在作祟。

我們假設一條的商業街上，從左至右為一公里，那麼如果炸雞行業被一家壟斷的話，那麼在這條街上開兩家，就應該是在商業街中心左右各250米的位置上各開一家店，讓每位顧客以最便捷的方式購買炸雞。

但是，一旦這個壟斷的行業被分成兩家同質化的公司之後，由於顧客都喜歡就近購買，因此兩家分列左右的炸雞店，都願意向中間靠攏，以搶佔對方的客流。

最終，在一連串的博弈之下，雙方往往都會把店鋪開在這條商業街的正中央，形成了納什均衡。

上面是理論，而實際的生活中，任何一個城市或者商街，人流量都不是線性的，而是在中心城區以及商業中心匯聚，因此在“正態分佈”之下，搶佔中心位置的效果會有進一步的加強。

由於炸雞店的巨大利潤，使得麥當勞和肯德基不僅擁有強大的顧問團隊，能夠精準計算出這條商業街人流的最中心位置，而且也能支付的出最高的租金。

因此，兩者在實踐中，不必向博弈中那樣一點點向中間挪，在調研得出結論之後，各自把商街上最中心的位置高價買下，大家一起躺着賺錢即可。

而在經濟學當中，這個現象稱之為hotelling’s law，如果有兩個實力強勁的競爭對手，而且有足夠高額的利潤，那麼兩者的選址會極其相近，譬如，有阿迪達斯的地方一定會有耐克，香奈兒旁邊也一定會有迪奧。

而這個經濟模型擴展一下，就可以講政治了。

就像一條從左至右一公里的商街，中間的人流量最高，同樣，一個發達國家的經濟也是一個紡錘體的結構，“不左不右”的中產階級佔據了大多數。

所以，如果這個國家或者地區，是由兩個主要政黨競爭的話，那麼這倆實力相當的政黨，和麥當勞肯德基類似，為了獲取鉅額的利潤，便會迎合大部分中間羣體的需求，慢慢觀點也會趨於一致。

因此，在受到移民衝擊之前，全球兩黨制的主要發達國家當中，美國的政權一直被民主黨建制派和共和黨建制派兩個觀點相似的勢力所把持。

譬如，布什家族和克林頓家族好的穿一條褲子，老布什、克林頓、小布什、希拉里四代人輪流坐莊；同樣，早早實現工業化的英國保守黨和工黨國內政策的差異也非常小，英國人一度把保守黨財政大臣巴茨和工黨財政大臣克爾的政策，合寫成巴茨克爾主義。

但是，當全球化和大規模的移民衝擊開始之後，這個舊的納什平衡就不再平衡了。

一方面，全球化帶來了貧富差異急速擴大，使得西方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出現了階級下滑，使得中產階級的中位數向“右”靠攏。

通俗點説，就是很多人突然不能天天吃得起隨着平均收入上漲，價格也不斷上漲的“麥當勞肯德基”了。

另一方面，隨着移民大量的湧入，文化以及生活習慣差異帶來的衝突，使得那些中位數之下“右”的羣體，很容易被輿論引導將憤怒發泄在移民身上。

通俗點説，如果這個時候，突然出現一個華萊士炸雞，雖然地角都略遜一籌，但是價格卻便宜很多。那麼很多原來吃麥當勞肯德基，但是被全球化和移民衝擊的中產羣人，就會“豈因地角避趨之”，怒而轉向支持華萊士，而且跑的比誰都快。

所以呢，從科學的角度，這就解釋了在08年次貸危機之後，利用全球化和人口遷移帶來的巨大財富，成功拯救了全世界的美國民主黨，為什麼會被他所拯救了的人民所拋棄。

畢竟，法德等多黨制的國家還好，頂多是在全球化和移民湧入的情況下，極右翼政黨突然崛起，然後中左和中右的建制派們聯起手來一起打壓也就完事兒了。

但是，納什均衡一旦右轉，英國和美國這種兩黨制的國家突然就傻眼了。

就像一條街上只有一家麥當勞和肯德基的情況下，人流開始向右移動的話，任何一家店向右搬遷就會獲得更多的人流。

同理，兩黨之中，任何一個黨內競選者右轉，就會很容易獲得黨內更多的支持而勝出，而這個右轉的政客，也會帶動整個政黨右轉，使得這個政黨獲得更多的選票。

而這幾年來全球化和移民衝擊，使得貧富差距拉大，中位數右轉，也就使得英美這兩個兩黨制的國家，在一系列的博弈之下，出現了建牆的特朗普和硬脱歐的鮑里斯。

好了，寫了那麼長的科普，接下來就要講一講最近熱議的郭台銘和韓國瑜，這兩位國民黨的競選者的邏輯。

隨着兩岸關係在蔡英文時代的惡化等原因，台灣經濟尤其是農產品和觀光陷入停滯，大量原本的中位數人口開始右轉，因此，草根形象出身的韓國瑜在右翼選民的支持異軍突起。

但是，作為台灣最大的企業家，龐大的家業以及長久以來的人設，決定了郭台銘只可能走建制派路線。

由於我國台灣地區是兩黨制，因此就會出現麥當勞和肯德基在選址過程中不斷的中間化那樣，郭台銘在與蔡英文的競選過程中，會越來越“蔡英文化”，喊出大量與民進黨一致的口號，以爭奪中間派的選民。

因此，如果國民黨那些那些操盤的大佬，準備獲取一場全面的勝利（地區最高領導人+地區議會），那麼郭台銘+韓國瑜的組合就是最佳選擇。

郭台銘像麥當勞，與蔡英文的肯德基在人流匯聚區爭取中間派的選民；而韓國瑜則像麥當勞這些年新開的甜品店，將右翼的基本盤緊緊的鎖死，兩者搭檔，可以獲得一場史詩級的勝利。

而同樣，利用麥當勞與肯德基往一起建店鋪的經濟學邏輯也能知曉，假如未來韓國瑜也像郭台銘一樣，開始向蔡英文的中間路線傾斜，那麼就意味着韓國瑜將獨立參選硬抗郭台銘，而內戰內行的國民黨則有可能就要在形勢一片大好的局面下翻車。

從時間來看，相信用不了多久，這場台灣地區的權力遊戲就將進入高潮。

嗯，讓我們一起用科學的眼光吃瓜看大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