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家王朝簽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加入GATT加速滅亡_風聞

作者： 馬鍾成

二戰後，美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最大的霸主，其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着眼點便是要將中國徹底變為美國的附庸國。然而，事與願違，經過僅僅三年的解放戰爭，美國在華代理人蔣介石集團潰逃台灣。在此之後的長達十年時間裏，美國輿論界討論的核心話題便是“誰丟失了中國”。在野的共和黨埋怨當時執政的民主黨對蔣介石支援不夠，而民主黨則指責蔣介石集團的極端腐敗和無能。其實丟掉中國的正是美國自己。

1948年10月國民黨戰局不利，美國國會剛剛通過了對蔣介石政府的10億美元援助，蔣介石又派宋美齡到美國請求繼續支援。宋美齡前腳剛走，杜魯門便在內部痛罵國民黨政府額高官：

【“他們是賊，他們每一個該死的傢伙都是。……他們從我們送的上十億美金裏，偷取了將近七億五千萬美金。他們偷了這筆錢，而且將這筆錢投資在巴西的聖保羅，以及就在這裏--紐約的房地產。”】

蔣介石集團中貪污美國援助的一個重要人物是孔祥熙。1945年7月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陳賡雅公開揭露孔祥熙集團貪污美金公債。當時已經有確鑿證據的貪污數額，已經高達1150.992餘萬美元，摺合國幣約26.47億，而這僅僅是第一批第二批貪污數額。在國內外巨大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將其解職，但是並未進行法律制裁，其所貪污款項也不了了之。因為孔祥熙背後是宋靄齡、宋美齡等人。據估計，在整個美金公債案中，宋藹齡等人在沒有支付一文法幣的情況下，所獲暴利就已達到115億法幣之巨。孔祥熙辭職後，將資產變賣全部轉移到美國，他與宋靄齡住進了離紐約不遠的裏弗代爾一幢豪華別墅，還在紐約郊區花160多萬美金買下了一幢高級住宅，同時，孔祥熙還在紐約最繁華的鬧市中心百老匯大街一家星級旅館，長期租了一個房間，每天租金150美元。在杜魯門的直接命令下，美國聯邦調查局開始調查孔家、宋家在美國的財產，並對孔祥熙實施秘密監視。從此孔祥熙等民國鉅貪、蔣家王朝的重臣，成為美國要挾、控制蔣介石政權的重要武器。

其實美國對蔣介石政府高官私吞美國援助的行為一直採取的就是默認態度，唯如此才能使蔣介石集團真正地奉行親美政策。杜魯門的埋怨也僅僅是推卸責任而已，他當然知道，蔣介石集團私吞援助並將其投資美國房產，無論是政治角度還是經濟角度，都對美國有利。

美國人從來不做虧本生意，而蔣介石自然也不會虧待美國人。國民黨政權的土崩瓦解，跟美國急於從經濟上掠奪中國、變中國為其經濟殖民地不無關係。

1946年中美簽訂了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為代表一系列看似平等的自由貿易條約，實際上卻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不平等條約。

和2001年的中國的《入世議定書》一樣，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中規定美國在中國的法人和團體享有與中國的法人和團體同樣的待遇；美國的國民、法人和團體在中國可以取得動產和不動產權；美國貨物的輸入按最惠國待遇徵收關税，內地税、運輸和銷售享受與中國人生產物品同樣的待遇；美國在中國採勘及開發礦產資源上享有最惠國待遇；美國船舶、軍艦可以在中國沿海內地的任何口岸、地方航行等等。而清政府1844年與美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望廈條約》中只給了美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港口的居住貿易權。雖然《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規定中國享有對等的權利，這相比《中美望廈條約》是一個表面的進步，但其實當時的中國和之前的清朝時期一樣，都無力向美國本土去大規模輸送工業品、開辦公司甚至開採礦產。而美國各州皆有獨立的公司法，中國在美公司無法真正享受國民待遇，但美國在華公司則可享有國民待遇。在美國經濟實力遠遠大於中國的背景下，全方位開放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之危害遠比局部開放的《望廈條約》要大得多。國民政府外交部、財政部、經濟部、交通部等部門在雙方談判時都曾指出該條約的不平等性並提出異議，但被美國完全收買的蔣介石最高集團一心賣國，對各種異議視而不見。正是在形式上平等、實際上賣國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基礎上，美國同意中國加入了“關税與貿易總協定”——即後來的WTO。

除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蔣介石政府還與美國簽訂了其他二十多項形式上平等但實際上不平等的條約，其中《中美國際關税與貿易一般協定》為110項美國最重要貨物減免了進口税，許多美國商品肆意在中國傾銷。1946年，美向華輸出的商品價值總額為3.2億美元，佔中國商品進口總值的57.2%，這年，中國進口貿易總額為5.6億美元，出口總值近1.5億美元，外貿入超高達近4.12億美元，其中64%是對美入超。這使國民黨政府的外匯儲備幾乎要消耗殆盡。除正常貿易外，美國工業貨物還通過走私等渠道大量湧入中國，在抗戰勝利後的三年中，約計美貨走私進口總值達2.5億美元。二戰後，美國的工業處於全面過剩狀態，通過所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等不平等條約，中國成了美國的商品傾銷市場。

在全面開放的大背景下，美貨像潮水般湧入中國市場，中國的民族工業尤其是民間資本開始垮台。中國各地遍佈美國商品，上海永安、新新、先施等大百貨公司，美貨佔其全部貨物總數的80%，天津各大公司的美貨也佔其全部貨物總數的50%以上，美貨除軍火外，從機器工具、車輛、汽油、金屬、水泥、棉花等生產資料，到布匹、呢絨、服裝、鞋帽、捲煙、火柴、罐頭、面料、小麥、牙膏、藥品、牙刷、香水、口紅、手紙等生活日用必需品，應有盡有。美國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使中國民族經濟受到嚴重摧殘。如上海罐頭廠原有180餘家，到1947年1月只剩下50多家，1946年初上海有製藥廠200多家，在美藥打擊下到年底倒閉歇業了120多家。據不完全統計，自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上海、天津、重慶、漢口、廣州等20多個城市，工商業倒閉達2.7萬多家；上海原有大工廠4000餘家，1947年1月的開工率僅為20%左右；天津原有大小工廠5000多家，1947年經常保持開工的僅及1%。

就這樣，抗戰後的舊中國與美國形成了奇異的“中美國”經濟利益共同體：美國資本和商品如潮水般湧入中國，控制了中國經濟命脈，美國把從經濟上剝削中國得來的錢援助蔣介石集團打內戰，蔣介石集團又私吞了不少美國援助去美國投資房產，如果不是三年解放戰爭蔣介石被趕出大陸，這個中美國經濟利益共同體將發展得更加龐大。在內戰初期看來，美國大規模援助蔣介石，顯然是一筆十分划算的買賣。

抗戰結束後，國民黨統治下的地區其經濟甚至比日本及汪偽政權還要蕭條，其根本原因在於蔣介石對國家利益的出賣絲毫不亞於汪精衞，只不過出賣的方式和對象不同，而其大背景則是美國和日本統治世界方式的巨大差異，後者是延續英國之前開創的舊殖民主義，而前者則是新殖民主義。

新自由主義大師弗裏德曼認為，通貨膨脹永遠是個貨幣現象，過多地增加通貨量是通貨膨脹的唯一原因。但國民政府增加貨幣供應，實在是在《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下的一種迫不得已。

一方面，蔣介石準備大打內戰，而在後方，來自美國的商品擠垮了國民黨統治區的工業和經濟基礎，國民政府税收乏力，而開支暴漲。另一方面，美國貨的湧入導致國民政府外匯儲備也迅速消耗殆盡，而財政赤字卻迅猛增長。二戰後，未遭受戰火破壞反而被戰爭刺激壯大的美國工業生產能力嚴重過剩，假如那些商品不輸入中國及其他國家，只能在國內銷燬處理，因此向中國輸出商品和資本，對二戰後的美國來説顯得格外重要。《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等不平等條約導致中國對美經濟輸血過多，國民黨政府為了將戰爭進行下去，最終只能依靠大規模超發貨幣來進一步掠奪人民財富。

1946年國民政府財政部長俞鴻鈞已經指出：

【“從1月到5月……税收只2億5千萬元，約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鉅額的財政赤字，由發行補足”。】

1945年底，國民政府法幣發行量已突破1萬億元大關，達10,319億元，與8月相比，幾乎翻了一番；1946年底更增至37,261億元，比上年底增加了2.6倍；1947年12月高達331,885億元，在1946年的基礎上又增加近8倍；1948年8月21日，竟高達6,636,946億元之巨，短短的8個月裏增加了19倍。

1947年以後，國民黨治下的物價才真正進入高得離譜的程度，而在這之前的一年多的時間裏，中國本土民族工業已經被來自美國的商品擠垮了。

蔣介石集團進行的是一場賭博。他們當然知道大規模超發貨幣會導致物價上漲而民生凋敝，但是蔣介石集團錯誤地認為，通過超發貨幣這種方式短時間內掠奪的財富，足夠支撐國民政府在短時間內消滅中國共產黨。當正面戰場失利後，蔣介石超發貨幣掠奪人民的政策則成為加速自己瓦解的催化劑。蔣介石打錯了算盤，最終只得將掠奪人民而來的鉅額財富——總價值約700萬兩黃金，其中有400萬兩左右的黃金及與300萬兩左右黃金等價的銀圓和外匯——分6批運抵台灣。正是這筆財富成為蔣介石政權在台灣得以穩定存在及隨後台灣經濟起飛的重要基礎。有了這筆鉅額財富，撤到台灣的蔣介石兩百萬黨政軍人不愁吃穿，而國民黨統治集團又跟台灣本土地主階級沒有太多關係(這與大陸情況完全不同)。在這種背景下，蔣介石認認真真學習共產黨在台灣搞了一定程度的土地改革，穩固了台灣經濟與政治局勢。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簽訂後，國統區迅速淪為美國經濟殖民地。在1946年，同樣打錯算盤的還有美國。美國和蔣介石一樣低估了中國共產黨的實力。雖然美國軍事援助蔣介石集團不遺餘力，但卻在經濟上對國民黨經濟體進行剝削和掠奪，這反而加速了國民黨的覆亡。同樣是戰時，內戰中國統區的經濟崩潰程度比原來日本統治時期還要大，這意味着美國通過《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條約這種新殖民主義掠奪方式對中國掠奪的殘酷性不亞於當年日本的舊殖民主義，這是國民黨內戰敗亡的重要原因。

鮮為人知的是，正是鑑於“丟失了中國”及後來的朝鮮戰爭的慘痛教訓，美國認真扶持和援助了歐洲、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復興。二戰後，美國沒有像當年對待國民黨中國那樣，通過自由貿易的名義，將歐洲、日本及亞洲中國周邊地區變為其純粹的經濟殖民地而是援助其工業經濟發展，正是汲取了“丟失中國”的歷史教訓，更是處於圍堵和遏制新中國的現實考慮。

美國通過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經濟殖民中國的背後，是對中國的根本性警惕。二戰結束後，美國面對蔣介石政權有一種矛盾的心態，它既希望利用蔣介石政權對抗中國共產黨及蘇聯，但同時又擔心國民黨政權統一中國後，人口龐大、資源豐富、地域廣闊的中國走向富強從而擺脱自己的控制。早在1942年，美國壟斷資本寡頭的重要謀士、著名戰略家、耶魯大學國際研究所主持人斯皮克曼便出版了《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美國與權力平衡》一書，其中提醒美國，戰爭的結束不是權力鬥爭的結束，以中國的大小、地理位置、天然資源與人力來預測，中國將成為大陸強權，儘管美國當時的敵人是日本而不是中國，但這種關係在戰後可能發生顛倒：

【“一個現代的，煥發活力的，軍事化的四億人口的中國，不僅僅是日本的威脅，更是對西方權力在西太平洋地位的威脅。……流行的觀點或許會繼續將日本看做最大威脅，但很久以後平衡將導向中國一方，我們將不得不在遠東採取曾經在歐洲的政策”，（即像當年援助英國對抗歐洲大陸那樣援助日本對抗中國。）】

1944年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學》一書出版，其中對即將統一的中國依然充滿了警惕：

【“美國為了保衞它自己的安全，不得不堅決地阻止在這些地區裏面建立起具有壓倒優勢的強國。……假如中國達到了真正的統一，而日本的軍事力量又被完全消滅，則遠東的支配勢力將無疑地是中國。……如果西方強國還想在這個地區保存一點勢力，就必須為它們的實力建立島嶼基地。從中國確實有限的實力資源看來，這樣的基地大概就足以對抗中國將來要想完全統治遠東的企圖。”】

也就是説，在日本戰敗而短時間內難以崛起的背景下，美國就已經開始重新提防中國的崛起，這個中國，不僅僅是共產黨中國。即便是對於蔣介石政權，美國也懷有深深的疑慮，分裂、肢解中國，變中國為其經濟殖民地，阻止強大統一中國的出現，是美國對華戰略最高原則。

與《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馬歇爾計劃，以及美國對二戰後日本的大規模援助。回顧1947年5月，在華東戰場孟良崮戰役中，國民黨軍整編第74師被中國人民解放軍完全消滅。這是國民黨的王牌部隊，曾接受美國軍事顧問團的特種訓練，而且清一色美式武器裝備，該師紀律嚴明、訓練有素，在全國評比每每名列前茅。在南京一次高級將領集會上，蔣介石特別指定74師為國民黨軍隊的“典型部隊”，命令各部隊的一切教育訓練都要以74師為標準。最有意思的是，美國特使、五星上將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將軍曾親自檢閲過這個整編74師，對這支國民黨王牌部隊讚不絕口。伴隨着華東戰場孟良崮戰役的決定性勝利，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由戰略防禦態勢轉向戰略進攻，蔣介石集團在軍事戰場上已經明顯開始失勢，而在國統區則是全面的通貨膨脹、民生凋敝和民怨沸騰。中國已經出現變成紅色中國的強烈信號，於此同時，在西歐的德、法、意等國，在東亞的日本及東南亞地區，各國共產黨的勢力也在史無前例的擴張。假如美國繼續像經濟殖民中國那樣對待日本和德國，除美國外的其他地區將都被共產主義主義勢力所控制。

美國是個十分善於總結經驗教訓的國家。1947年1月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擔任美國國務卿。1947年5月，馬歇爾曾經讚不絕口的國民黨74師被共產黨全殲，美國高層已經明白，中國戰場已經發生了逆轉，美國可能將很快失去中國。1947年6月5日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宣告美國已為幫助歐洲復興作好了準備。1947年7月馬歇爾計劃正式出台，在隨後的4年時間裏，西歐各國接受了美國包括金融、技術、設備等各種形式的援助合計130億美元，參加馬歇爾計劃的絕大多數西歐國家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到了戰前水平。在隨後的朝鮮戰爭中，日本經濟也得以恢復和起飛。當時對馬歇爾計劃的推出起到重要作用的喬治·凱南後來回憶：

【“我在1947年就大膽提出的，‘遏制’的對象就是斯大林共產主義政治擴張的危險(這一點我和其他人都相信)，特別是德、日這兩個戰敗的工業大國的共產黨在莫斯科的鼓勵和控制下有可能在本國取得支配地位。” 】

這很顯然是汲取了由於國民黨內戰失利、美國即將丟失中國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