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買辦們的前世今生【轉】_風聞

(1) — 序言 & 鴉片戰爭前期

作者：  巨龍 巨龍巨龍巨龍

序言，細説買辦這個階層

只要世界各國有往來，就需要買辦和中間人。外國人到中國來做生意，或者中國人到外國做生意，都要僱傭熟悉當地情況的人，作為嚮導、翻譯，或者作為長期的代理合作伙伴，而作為回報，這些人一定會獲得比較豐厚的酬勞 —— 通常情況下，要遠比當地人的平均收入要高很多。一般來説，物離鄉貴人離鄉賤，能夠跨洋過海來交易的東西，一般都是價值鏈比較高的東西。

全球化時代

從人力資源的角度而言，能夠被選中作為代理人的，都是當地的人精，特別是商業附加值比較高的貿易，一般選擇的代理人，都需要有良好的溝通能力（語言能力），很麻利的辦事能力，官府、民間、黑道往往都能夠説上話，攀得上各種關係，擺得平各種事端。

能夠入圍買辦候選人的，以下是重點人羣：

—— 留學生是買辦的羣體重點名單，留學的初衷，除了學習科技文化，也是作為溝通兩個不同國家的人力資源儲備池。 

—— 當地的黑社會、社團、地頭蛇、軍閥、大地主階層，或者商幫羣體，這一類有組織的羣體，因為在當地強大的勢力，又有豐富的人脈資源，又能夠處理很多大小是非，也是作為代理人的上佳候選。 

—— 權貴們的親戚子女、朋友或者其他裙帶關係，這個就不用多説，中外都是如此，像火爆非洲的傳音手機，就僱用了很多當地酋長們的親戚裙帶做經銷商。國外的投資銀行進入中國開展業務，也比較熱衷僱用中國的各種二代。

—— 所在國家排名靠前的大學畢業生，比如説中國的清華、北大、復旦，印度的印度理工學院，就培養了大批的“國際型”人才。這些名校畢業生，成為買辦或者代理、移民發達國家的概率都會非常的高。

充滿精英氣質的買辦們

所以，輕易別瞧不起買辦，這些人大都是百里、千里挑一的人中精英，往往有很好的家庭背景，相當深厚的學問功底，八面玲瓏的溝通能力，辦起事來也是精明強幹，資本家可不會養廢人懶漢。 

對買辦這個羣體來説，不要談什麼愛國主義、良心底線這一類的東西，business is business，生意就是生意，收人錢財，替人辦事，這是他們的“事業”。國家治理有方，國力強盛的時代，買辦們通過協助跨國貿易，引入先進技術產品，繳納税務，提供就業，各國互通有無帶來繁榮與興盛。而在烽煙四起國家衰敗的時代，買辦們常常淪為為虎作倀的角色，成為“漢奸”或者帶路一黨，甚至成為帝國主義入侵、操控他國的提線木偶。 

梁啓超先生在《呵旁觀者文》提到：“…..張之洞自言，瓜分之後，尚不失為小朝廷大臣。”所謂的的小朝廷大臣，自然就是列強在中國的代理人了。張之洞乃是大清興辦“洋務運動”的重臣，都存了這般心思，大清想要不亡也難。何況這些大清朝的漢族官員，出來當官，就被有的人視為給外族當奴才（也是買辦），給誰當買辦不是當？

不如閉關鎖國？

除非徹底閉關鎖國，買辦這個階層一定會存在，只要國門開放，有足夠的利益差價，中間商一定會有，買辦一定會出現，而且是社會上比較“精英”的一幫人，都會爭着去當買辦。比如早年，我們國內最一流的人才，往往都會去外資企業。 

想要消滅買辦這個階層，然後中國製造主宰一切，中國品牌行銷全世界？對不起，不可能！國際經貿關係都是有來有往，你拒絕別國的東西進來，人家同樣可以拒絕買你的東西。幾乎所有經濟運行正常的國家，都需要依賴全球化貿易體系，想想被國際封鎖制裁的一些國家，日子過得怎麼樣，大概就知道了。 

就算中國能夠製造一切高科技產品，任何核心技術都不需要依賴國外，中國關起門來過日子就可以嗎？起碼原油、農產品、礦石需要大量進口吧？中國也要出口商品換這些東西吧。既然有外貿往來，自然也需要一些代理人去操作。何況時至今日，國際上的核心標準，大部分都還是國外製訂的。學習追趕的路，依然還長得很。就算要清算買辦力量，也不是今日吧？ 

除了經濟貿易上的代理人，還有政治滲透的代理人，zongjiao代理人，文化的代理人，各種國際組織例如NGO組織的國內分支機構等等，是不是想着都煩？一下子清理乾淨多好！眼不見心不煩，可是別忘了，行走在海外的中國人也有上千萬。你不讓別人走進來，你又如何能夠走出去？

其實有時候乾脆想想，如果西方國家沒有大航海時代，一直停留在中世紀，西方人也不會用堅船利炮轟開中國大門，中國當年也沒有“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繼續在自己的歷史週期律裏幾百年一個輪迴，這個地球也就這樣轉下去，起碼對地球生態來説，倒不算是什麼壞事，再轉個幾千幾萬年又何妨？只不過，有幾個人想回去那樣的時代呢？穿越小説讀一讀就可以，別當真。 

還是實事求是一點吧，世界是多彩的，每一個物種，都有活着的道理，存在即合理，買辦也是如此。

廣州十三行，官方督導的買辦模式

滿族人得天下以後，由於是少數族裔統治漢族多數人口，除了在官場上提拔漢族仕子，讓這些人進入官僚階層，給讀書人一條上進之道，（也算是一種代理統治模式）。從清王朝統治者的角度，要維持統治秩序，就必須把核心資源牢牢掌控在手上。如果全面鼓勵對外經商貿易，勢必會出現一個新的買辦階層，這個階層很快會掌握大量財富，勢必讓清政府影響力急劇衰退，並且圖謀推翻現有政權，或者架空皇權，讓皇室成為傀儡。（明朝崇禎皇帝吊死在煤山之上，清政府可不想重蹈覆轍。）

更重要的是，清政府的高層統治者，其實更清楚他們統治漢族人依靠的是騎兵力量，在平原地區的冷兵器時代，騎兵對於步兵有壓倒性的優勢。而火器正好是騎兵的剋星，後來太平天國起義，就從西方走私了不少火器。 —— 此為後話。 

但是一個國家再封閉，也需要一個對外的窗口，就算不需要從國外進口的工業品和日用品，中國仍然需要一樣最重要的資源 —— 白銀。因為中國並不是一個主要的白銀生產國家，明朝末年的白銀通縮（還有官員私藏大量白銀黃金），加劇了社會經濟的萎縮，也是導致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中國的絲綢、茶葉、中藥、陶瓷，恰恰可以通過外貿換回大量真金白銀。

清政府辦法很有效，那就是全國的各地對外貿易口岸關閉，對外經貿出口集中在華南的廣州唯一口岸，然後派出得力大臣就地督導，收取關税（每年給中央政府包税），實現官方督導下的可控對外貿易體系。 

為什麼對外貿易的窗口選擇的是廣州？陸地貿易有晉陝商人（明朝時代晉商做買辦起家，成為皇商），江淮的運河貿易有蘇州-揚州-杭州-金陵傳統繁華地帶，而且全國的食鹽貿易掌控在淮揚商人手裏，如果對外貿易還放在江浙一帶，勢必會讓財富過於集中於江南，明朝的教訓擺在那裏。選擇南粵，一來距離北京城遙遠，就算是地方勢力雄厚準備造反，也有江淮作為緩衝區（後來太平天國果然只打到了南京），可以從容應對。而且縱觀中國歷史，南征容易而北伐困難（無法就地以戰養戰是主因）。選擇廣州作為對外貿易唯一窗口，乃是大智慧。

廣州十三行創立於康熙盛世，清政府特許經營對外貿易的專業商行。被譽為“金山珠海，天子南庫”。1757年，隨着乾隆皇帝一紙上諭，僅留粵海關一口對外通商。此後接近百年，亞洲、歐洲、美洲的主要國家和地區，都與十三行發生過直接的貿易關係。這裏擁有環球貿易航線，是清政府閉關背景下留存的海上絲綢之路。

應該説，清政府從來就沒有絕對地“閉關鎖國”，早期的廣州十三行，可謂官方督導的“買辦”機構。清朝每年有大量的海關歲入，西方大航海時代獲得的累累白銀，在那個時代開始大量流入中國，有效地支撐了清政府的統治。一直到鴉片戰爭以前，康熙皇帝平三藩、收台灣，雍正皇帝平定西北，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大筆的軍費開支，包括治理水患，恢復漕運，錢從哪裏來？很大部分是來自於國際貿易順差，廣州的買辦們通過國際貿易，有力地支撐了國家的運轉，自身也獲得了巨大的財富，廣州十三行的伍秉鑑，是當時公認的世界首富，也被評為有史以來最富裕的幾個人之一。 

順便説一下，其時中國政府對於“知識產權”的保護，一直非常嚴密。洋商雖然從中國進口茶葉、陶瓷等產品，但是核心技術一直保護得非常好。以茶葉為例，一直到178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才從我國廣州運出茶籽。1834年，印度組織了茶業委員會，僱用中國工人種茶，從此印度才開始大規模種茶，錫蘭（斯里蘭卡）紅茶也是淵源於此。 

至於陶瓷，時至今日，雖然像德國這樣的國家，也能夠燒製出質地不錯的陶瓷製品，但是根據產品的美學評價，依然可以用三個字來形容 —— 醜到爆。

德國陶瓷，不堪吐槽的色彩美學

百年繁盛，再看廣州十三行模式

在鴉片戰爭以前，這種官方督導的買辦貿易體系，應該説是非常成功的。無論是朝廷、民間、商家、地方官，都或多或少從中獲得了利益。而國際貿易商，更是從這種全球貿易中獲益匪淺，實現了原始的財富積累，英國的工業革命也大體在這個時代開啓推進，東印度公司也在這個時代崛起。 

廣州十三行的商人，對於國家給予的壟斷性貿易地位，也很懂得做人，除了繳納關税以外，國家有事的時候，這些鉅商都會主動（或者被動）捐贈大量財富。在鴉片戰爭之前，各地雖然造反不斷，洪門這種地下社團不算，白蓮教等各種起義此起彼伏，但是始終難成大氣候，歸根結底，因為政府方面有足夠的財力開動軍事機器。 —— 這也是為什麼歷經鴉片戰爭以後，貿易順差大幅減少，太平天國鎮壓起來就非常吃力，幾乎淪陷半壁江山。 

清代雖然歷經雍正一朝嚴厲的反腐，但是實際上官僚集團的腐敗，依然不可避免。看看當時流行的江南園林就可以想見，在那個時代有多少大大小小的“老虎”，“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可不是白説的。更何況，腐敗還可以採用“代理人”模式，還有“聯姻模式”。在廣州，有東山少爺西關小姐的説法，東山向來是廣州權勢實力人士的的世居地，官家子弟很多；而西關是廣州商業繁華區，出身富商之家的小姐們，自然時髦摩登。其實就是那個時代的高富帥和白富美。他們通過聯姻的方式，形成代際傳遞的“官商勾結”。

在那個時代，中國輸出的是高端高價值的奢侈品，而且有壟斷地位，絲綢、茶葉、陶瓷等，利潤率堪比當今的芯片和石油，因此蛋糕足夠大，大到能夠有效支持整個帝國體系的運轉（大清財富三大支柱，晉商、江南、粵商）。但是這種貿易體系，並沒有將中國帶入現代化，大筆的貿易順差銀子，並沒有轉變成為富國強兵的資源。原因何在？

從乾隆盛世到鴉片戰爭，這將近百年的時間，世界發生了什麼？中國作為貿易順差國積累的鉅額財富，為何到了鴉片戰爭，在列強面前變得不堪一擊？下一章具體分析。

中國式買辦的前世今生 (2) — 道義放兩旁 利字擺中間

買辦是資本的一種形態，為利而生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都充滿了血和其它骯髒的東西。”比如説黑奴貿易，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黑奴貿易使非洲失去上億人口，只有五分之一到美洲，大部分死亡。

不過，僅僅靠白人，很難抓獲這麼多黑人販賣到美洲去，畢竟白人少，黑人多，一對一的抓捕效率低不説，何況未必跑得過黑人，手裏雖然有武器，但是又不能隨便開槍射殺，受傷或者死了這買賣就黃了。因此，更多的情景，是歐洲的白人，從黑人買辦的手裏，把黑人奴隸販運到美洲。這些黑奴中，很多也是戰敗的俘虜，而在有奴隸販賣的背景下，非洲人內部的戰爭也很容易被挑撥起來。（直到現在，西方人還非常善於挑撥其他國家內部鬥爭）

也就是説，在販賣黑奴這件事情上，非洲本地的買辦（包括大量北非阿拉伯人和皈依ysl教的黑人），或者叫“非奸”，也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其實後來華人也大量被拐騙販運到海外，包括修築美國鐵路的華工，以及下南洋，電影《讓子彈飛》裏，惡霸黃四郎也販賣人口）。

阿拉伯人也是買賣奴隸的代理人之一

可見買辦不分人種，不分時代，只是為了利益而辦事。愛國主義，道德底線，族羣意識，對他們來講，統統都是不存在的。道義放兩旁，利字擺中間，才是他們真正的準則。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也引用過這樣的描述：“一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有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

資本為了追逐利潤而願意冒風險，釋放了人類最本能的原始貪婪慾望，因此在大航海時代之後，整個歐洲都進入了瘋狂掠奪的海盜時代。人類就是在這樣的血與火交鋒中發展進步，所以劉慈欣的《三體》裏有這麼一句哲學味道十足的話：“失去人性 失去很多 失去獸性 失去一切”。

貪婪和逐利才是資本的本性

看看今天美國的資本家，為了利益最大化，不僅把產業往海外轉移，還把利潤都洗到海外的離岸公司。幾百年過去了，資本還是這個德性。所以不要指望資本和買辦階層怎麼愛國，他們只有利益最大化。必須有比資本更強大更正義的東西，去壓制其與生俱來的邪性一面。

廣州十三行與鴉片戰爭

中國的買辦和資本家，在道義和利益的選擇中，自然也不會例外。資本的力量，失去強力約束和監管的時候，一定會露出它猙獰的一面，化身為吞噬一切的洪水猛獸。

有的讀者認為我混淆了貿易中間商和買辦的概念，特別提醒我，貿易中間商是好的，是褒義詞，而買辦是犧牲自己國家利益為他國服務的，屬於貶義詞。其實他們是同一幫人，甚至是同一個人。

1801年，32歲的伍秉鑑接手了怡和行的業務，其後成為廣州行商的領頭人——總商。伍秉鑑與歐美各國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緊密的聯繫，積累起巨大財富以後，他不但在國內擁有地產、房產、茶園、店鋪等，而且還對美國進行鐵路投資、證券交易並涉足保險業務等領域，同時他一度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人，東印度公司有時資金週轉不靈，常向伍家借貸。

沒錯！輸入鴉片到中國，其罪惡罄竹難書的東印度公司，是中國商人買辦一手支持過的，連美國早期開發修建鐵路的資金，也有部分來自中國買辦商人。雖然按照記載廣州十三行並沒有特別主動參與鴉片走私，主打業務還是瓷器、絲綢和茶葉，但是作為國家特許貿易商兼代徵海關税務的商行，在英國人販賣鴉片進入中國的這種事件中，不可能置身事外，更何況作為東印度的債權人，這其中的利益糾葛，水有多深可以想象。

1840年6月，鴉片戰爭爆發，由於伍秉鑑包庇外商走私鴉片，他曾遭到林則徐多次訓斥和懲戒，伍秉鑑之前曾向朝廷捐鉅款換得了三品頂戴，但他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獻出鉅額財富，以求得短暫的安寧。《南京條約》簽訂後，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償還300萬銀元的外商債務，而伍秉鑑一人就承擔了100萬銀元。也就是在這一年，伍秉鑑病逝於廣州。

鴉片戰爭之後，根據南京條約，中國被迫開放了更多的口岸，各地的新買辦迅速崛起。而廣州作為大清帝國壟斷性的對外窗口地位，也由此終結，此後外貿業務日漸衰落。後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一場大火讓西關十三行化為灰燼。

鴉片戰爭

廣州十三行的興衰歷史，和大清王朝的盛衰週期高度重合，這其中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大清王朝的財政密碼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個王朝，而且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朱元璋説過，“胡虜無百年國運”，但是清王朝不僅延續國祚長達268年，而且清朝集合了中國2000多年中央王朝治理的所有經驗教訓，幾乎解決了歷史給前朝提出的所有命題，包括外戚、宦官、吏治、税收、東林黨、割據、邊患、立儲、文化管制等等，疆域之遼闊、人口之眾多，進化到了專業統治的登峯造極地步，進化的程度越深，依賴的資源就越大，就像恐龍，環境發生改變的時候（西方進入大航海時代、進而進入工業時代），就因為太過龐大無法及時轉型進化，最終走向滅亡。

清朝最大的歷史罪過，乃是為了維護統治，禁錮了思想，壓制了科技的引入，把中國攔在了工業革命大門之外，在西方國家突飛猛進的工業時代，把中國牢牢地釘死在故步自封的原地，導致了中國近代史愈來愈積貧積弱。

但是在清朝統治的前期，特別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中央帝國的統治是十分有效的。就國家治理能力而言，清朝確實是要比明朝強大很多，這其中的密碼，在於清朝政府強有力的中央財政體系。

支撐清朝中央財政體系的核心力量，來自於三大商人集團。廣州的“黃金口岸”，手持官府賜予的壟斷外貿權，廣州十三行這個商人羣體迅速崛起，與兩淮鹽商、晉陝商人一起，被後人稱為清代中國的三大商人集團。三大商人集團可以類比為，外資合作的買辦企業（廣州十三行），國家支持的民營企業（晉商），國有企業（鹽商 + 江南織造等），當然還有傳統的農業税賦（清朝的農業税賦整體不算重，因此人口的繁衍很厲害）。

複雜的經濟體系，還有多元化的税基，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強力財政支持，這個階段的清王朝有充足的財力進行軍事行動，恢復漕運，治理河患，建設文化工程（比如閹割歷史修訂四庫全書），建立推廣意識形態（儒家 + 關帝，順便加文字獄），還修建了被稱為“萬園之園”的圓明園。這中間還不算收買各級官僚和養活八旗子弟的大筆銀子，以及在各項軍事行動中養寇自重的一些官員（比如年羹堯西北用兵耗費的朝廷銀子）。

簡單概括的話，中國這樣的超級中央帝國，中央財力充裕，國家能力強悍的時候，整個國家都會比較安寧繁盛。即使此起彼伏不斷出現的問題，也能夠通過強有力的資源，動用武力或者其他方式來解決。

不管怎麼説，清朝早年留下的家底是如此深厚，以至於從鴉片戰爭一直到新中國成立，百年期間不斷戰敗賠款，仍然保留了如此龐大的國土，如此眾多的人口。

但是要維護這樣複雜的帝國體系，需要一個非常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更需要執政的皇帝是一個超級強人，另外還有一點，這樣的中央政府，需要與時俱進，提升治理能力，能夠應付隨時出現的新情況。

清政府打贏了所有的帝國內部疆域的戰爭，建立了一個超強的中央帝國，達到了農耕文明時代的極致。但是誰也沒有想到，把這個帝國根基侵襲掉的，是來自買辦和外部的勾結，還有一種叫做鴉片的東西。

清政府對鴉片的危害，一開始的認知，並不是那麼清楚，基本上把它當做一種藥品。帝國太大了，對於基層在發生的一些事，統治者很難敏鋭地察覺到。而作為輸出毒品的東印度公司，不但大量製造毒品，還用心研究毒品如何適應中國人的口味，一面大量製造毒品榨取中國人民血汗，一面用榨取的資金向清朝官員大規模行賄，腐蝕清朝官吏放鬆對它們的監管，這所有的操作，基本上都是跟中國買辦勾結的。

清政府一旦認識到鴉片的危害，禁煙的決心還是非常大的，這關係到帝國的財政體系，但是買辦們已經積累了雄厚的財政資源，已經可以建立自己的秩序。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中國人在道義上抵制的直接後果是英國人腐蝕中國當局，海關職員和一般的官員。浸透了天朝的整個官僚體系和破壞了宗法制度支柱的營私舞弊行為，同鴉片煙箱一起從停泊在黃埔的英國躉船上偷偷運進了天朝。”

鴉片戰爭，清政府第一次對外戰爭失敗，並且簽訂了不平等條約，除了賠款，還被迫開放更多的通商口岸，由此迎來了國運拐點。通過大航海時代和工業革命武裝起來的新興資本主義帝國，對古老的東方封建帝國，發起了一波又一波持續不斷的攻擊。與軍隊直接入侵相比，大部分日常侵襲式的操作，都是通過買辦來進行。

鴉片戰爭，對買辦的反思

買辦們，並不是天然的邪惡力量。實際上，如果中央政府治理有效，能夠有效監管及時發現問題，而且能夠有效地管理吏治，那麼買辦對整個國家的經貿益處遠大於弊端。如果清王朝像明朝那樣，閉關海禁，失去外貿順差的收入，清帝國絕對不可能有如此龐大的財力，支撐有效統治體系。

但是資本逐利的本性，在任何時代，隨時有可能突破社會的底線，善惡只在利益算計的一瞬間，依靠商人的道德和愛國情操，根本不靠譜。清朝買辦們為了賺代理費，走上了走私鴉片的邪路，説明國家治理體系出現了問題，跟不上形勢的發展，已經無法有力地管控資本，更不能有效防微杜漸。

圓明園復原圖

更重要的是，清王朝獲得的大筆貿易順差，並沒有持續投入軍事建設和產業升級（本來就不想搞，維持統治是第一位的）。皇帝帶頭之下，全國上下都搞起了房地產，乾隆皇帝搞圓明園，各級官僚和富商就搞王府豪宅（伍秉鑑的廣州宅邸就堪比大觀園，北京的恭親王府也是規模宏大），退休官員搞蘇州園林，富商們搞各種大宅門各種大院（比如喬家大院），全國上下搞揚州、金陵、杭州、北京、廣州城的繁華城市建設，時至今日，我們到山西平遙一帶去看看，那個時代清朝富商們的深宅大院，仍然可以留下深刻印象。

當然，清朝旺盛的房地產建設也擴大了巨大的內需，還創造了龐大建築和手工藝就業，有很多家族就靠建築為生（比如壟斷清朝皇家建築的樣式雷家族）。但是發達的房地產行業，最終還是經不起工業革命之後產業升級的西方堅船利炮。一朝戰敗，所有的舞榭歌台，最終都會雨打風吹去。

山西喬家大院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進入了近代史，買辦們也迎來了黃金時代，進入越多買辦國家就越羸弱的惡性循環。各類軍事的、金融的、貿易的、宗教的買辦們層出不窮，而清王朝中央財政收入下降，國家治理能力也隨之大幅下滑，已經沒有能力應付層出不窮的各種問題。

中國式買辦的前世今生 (3) — 羣魔亂舞的買辦時代

上一章寫到，買辦們（其實包括所有的私營資本），其生存原則，就是“道義放兩旁，利字擺中間。”

其實除了資本，中國的千年官僚體系，也差不多是一樣的原則。到了清朝統治的後半階段，維護延續清朝最出力的，不是八旗子弟和滿清貴族，而是漢族的地主豪強士族階層，因為他們本能地意識到，維護清朝的統治，對他們所處的階層最有利。

因為清政府與官僚豪強階層形成了“利益共同體”，這也是為什麼晚清出現了那麼多鞠躬盡瘁的“裱糊匠”，比如晚清四大名臣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四人。力主禁煙的林則徐，實際上一生也是在踐行“福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曾國藩，清政府給了最高諡號“文正公”，但是另一頭的綽號是“曾剃頭”（根據人口學家估算，太平天國運動導致超過7000萬人的死亡，絕大多數都是漢族人）；抬棺進入西北收復新疆的左宗棠，平定“tong zhi hui亂”有功，也是有力“ 促進民族團結 維護國家統一 ”的大功臣；即使是“洋務運動”，也是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本質上也是為了維護統治。

從鴉片戰爭到1949年，生存在中華大地上主體民族的漢族，在帝國主義、封建王朝、地主豪強、買辦階層、zj勢力的戰爭和勾結中，遭遇了一輪輪“割韭菜”式的慘烈大屠殺。論絕對死亡的人口，近代史沒有任何族羣，付出了這麼大的死亡數量代價。 —— 漢族的崛起，實際上是以上億人口的犧牲做代價換來的。

中華大地遍地烽煙的這一段歷史，卻是買辦們發“國難財”的黃金時代。而這些買辦階層，基本上都是漢族讀書人。正如我前面所寫的那樣，即使要做買辦，也都必須是高智商的“精英”階層。

買辦們的黃金時代

人們都説猶太人會做生意，其實這個世界上做生意做的最大的，最善於利用一切機會，並不是猶太人，而是中國人，更細一點地説，是中國的漢族人。

這裏隨便寫點東西證明一下：

—— 廣州十三行當時的首富伍秉鑑，按照歐美給出的數據計算，其積累的財富相當於當時英美首富的4-5倍。只是做買賣貿易而已，還沒有玩工業化。

—— 近代史最先進入工業時代的英國，和中國的貿易是逆差，最後不得不通過鴉片這種卑劣手段，扭轉貿易平衡局面。

—— 在東南亞地區，華裔並不佔據政治主導地位，人口的數量也不足，但是主要的經濟命脈都控制在華裔的手上。

—— 加入wto十幾年，西方人本來給中國的定位分工就是低端裝配產業。但是中國不僅實現了原始積累，而且一步步實現了產業升級。

—— 大家都認為中國的芯片技術相比美國仍然落後很多，但是在比特幣挖礦這個領域，中國人做出的專用芯片，把NVIDIA的GPU都打下去了。只要有利可圖，中國人從來不缺乏產業精神。

只要看得到利益和回報，不管是中國還是西方的商人，為了利益，都可以把絞索賣給自己的敵人。沒有誰比誰更道德，也沒有比誰更沒有底線。只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如果沒有技術的代差，在同等技術水平下，只要貿易條件公平，中國生意人能把全世界的對手虐成渣。看看賣遍全球的手機就知道。

你要説帝國主義國家，沒有想法把中國人當作印第安人2.0版本來收拾，那實在是太天真了。並非不想，實在是做不到，中國土地太大，地形很複雜，人口眾多，搞全面侵略屠殺也會遭遇強力反抗。帝國主義國家內部也是矛盾重重，誰也不想讓對方獨吞了中國的這塊肥肉。一點點蠶食最後劃分勢力範圍瓜分中國，通過扶植代理人，把中國變成一盤散沙，成了他們的默契（二戰打破了這種默契）。

而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屢戰屢敗，又不敢搞也搞不起全國動員的情況下，為了保住政權，本着“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賣國政策，一次次出賣中國利益。從這個角度而言，晚清的政府，其實就是那個時代洋人在中國最大的買辦。搜刮中國人的血汗，一點點填入帝國主義貪得無厭的胃口，給這個王朝苟延殘喘。

後來繼承清政府的民國時代，同樣也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買辦，只不過那個時代更為混亂，每一個軍閥背後，都站着一個帝國主義的勢力。論及買辦程度，北洋政府其實要比南京政權低很多，但是其時南方經濟遠比北京強悍，南方買辦資本獲得的國際財力支持更多，北洋政府始終無力再統一中國。而在北洋政府被打垮以後沒有多久，日本人開始了全面侵華戰爭。

國家已然如此，整個神州大地，自然就迎來了買辦們的“黃金時代”。從鴉片戰爭到1949年，在中國混得好的風雲人物，基本都是買辦力量，伴隨着這個國家卻越來越沉淪，以下是幾個的歷史的例子：

—— 暗算胡雪巖的幕後黑手“洞庭山幫”，就是英國資本支持的江浙買辦財團，而左宗棠用兵平定西域，就是胡雪巖籌備資金支持的。本土資本深受打擊之後，民族產業振興愈發乏力，國家力量也愈發薄弱。

—— 被江浙資本財團控制的國民黨，從出生開始，就天然帶着軟弱性。而民國時期著名的“宋氏三姐妹”，對當時的中國有很大的影響力，都是在美國唸書長大，其父親是在美國投靠舅父，也是基督教徒（這滲透力度……）。所以國民黨受美國的影響最深，政府裏充斥着大批美國留學回來的博士。國民黨一頭代表了國內的地主資產階級利益，另一頭充當英美買辦，本來是引領中國走上印度道路的。不過後來主席領導的TG崛起，可謂天不絕我中華，此是後話。

買辦，從鴉片-茶葉到金融、實業、zj、文化無所不包

英國怡和洋行在中國的發展浮沉，其實差不多算是大半部中國的買辦歷史。

怡和洋行（伍秉鑑的商行也叫怡和，比英國的要早，兩者淵源很深），是很早與中國從事貿易的英國洋行（貿易公司），早年是與廣州十三行交易。主要從事鴉片及茶葉的買賣，林則徐在1839年實行禁煙時，怡和的創辦人在倫敦遊説英國政府與滿清開戰，並且力主從清朝手中取得香港作為貿易據點，因此有“先有怡和 後有香港”的説法。

1872年，怡和洋行放棄在中國進行鴉片買賣，並不是他們覺悟了，而是那個時候，中國已經遍地種植yin su，實現了“進口替代”，各地軍閥和地方官，通過鴉片斂財。而國門大開的中國，對於洋人來説，有更多的生意在等着他們，除了貿易外，怡和還在中國大陸及香港投資興建鐵路（比如中國第一條鐵路吳淞鐵路）、船塢、各式工廠、礦務、經營船務、銀行等各行業。

1949年後，怡和在中國大陸的大部分資產及生意被收歸國有。1954年，怡和公司總部遷回香港。怡和的大班負責人離開中國大陸的時候，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們跟舊中國做了一百年生意，也想跟新中國做一百年生意”。而改革開放之後，也是這家公司，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合資公司 —— 北京航空食品，就是在飛機上賣盒飯。從賣鴉片到賣盒飯，這像極了一個歷史的隱喻，當中央政府強大的時候，資本一定會循規蹈矩老老實實做事。

順便再説一下怡和的今天，在上個世紀90年代怡和唱空香港帶頭撤離，導致其失去了香港迴歸以後的很多機會。不過在今天的香港，怡和的影響仍然無處不在，小到7-11、惠康、萬寧、美心、KFC、必勝客，大至宜家、金門建築、文華東方酒店、置地廣場、太子大廈等等，其實都是怡和的產業。

怡和洋行在中國的發展歷程，恰好是一部中國近代的買辦歷史。當歷史進入19世紀時，工業革命讓英國躍升為西方世界頭號強國，大英帝國的幾個商人、幾名傳教士，再加幾條帆船，就可以縱橫四海。商者無域，只要有利潤，什麼都敢幹，什麼底線都沒有。

而在中國買辦們的努力協助下，洋商們在中國的業務也不斷擴大升級。從開始的茶葉鴉片貿易，然後是實業金融，最後是國家經濟基礎，與此同時通過傳播zj對普通民眾進行麻醉和洗腦。

在一個亂世之中，小恩小惠加一些zj麻醉，對於絕望的底層民眾，的確有巨大的吸引力。任何一種宗教的大面積傳播，往往意味着中央政權在基層的影響力下降，外來的思想與中央政權正面爭奪陣地。

雍正皇帝曾經禁止西方宗教在中國傳播，留下了一段意味深長的指示：“爾等欲我中國人民盡為教友，此為爾教之要求，朕亦知之。一旦如此，則我等為如何之人，豈不成為爾等皇帝之百姓乎？教友惟認識爾等，一旦邊境有事，百姓惟爾等之命是從，雖現在不必顧慮及此，然苟千萬戰艘來我海岸，則禍患大矣。”不知道還有幾個人，能夠讀得透這一段跨越時空的話？

清王朝當政者當然很清楚zj的威力，清朝初年，康熙皇帝還利用藏傳佛教 + 定向計劃生育，搞定尚有一點勇武精神的蒙古族。康熙皇帝一手操刀，為蒙古族普及推行藏傳佛教提供了許多優惠政策。不到五、六十年光景，蒙古族人口即減少一半，加上宗教的作用，整體上扼殺了蒙古族的武勇精神。

除了宗教傳播，在那個時代伴隨的文化滲透，更是無孔不入，用賺來的錢養媒體、養文人代為發聲控制輿論。

歷史是一面鏡子。雖然現在中國嚴厲禁毒，文化、zj、yisi xing態的買辦力量，特別是滲透在體系內的兩面人，卻還是非常深入，短期看似乎危害還不算大，長期的危害呢？不要忘記，今天是5.12汶川地震10週年，即使在抗震救災中，各種NGO和zj組織，都在往裏面滲水。

馬克思説過，zj是底層民眾的鴉片。如果再加上低生育率，康熙年間對付蒙古族的那一套東西，會不會在今天的中國重演？會不會是隱蔽的買辦們的工作重點方向？

鑑古思今，隱蔽的買辦力量

錯過了一個工業時代，就是落後百年。在清朝末年，因為清軍無力再鎮壓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所以就不得不重用漢族的大臣，而在連年的戰爭中，漢族人的軍事、思想、科技都紛紛開始轉變，一批又一批的人才脱穎而出，尚武精神在重新迴歸，也開始接觸近代現代工業。而且在戰亂中，漢族人迅速開枝散葉，進入了東北、西北很多地方，還有很多人遠赴南洋。

帝國主義國家，當然也擔心中國人自己創辦產業，特別是重工業。於是通過代理人戰爭或者自己上陣，一輪一輪摧毀中國進步的步伐。每當中國出現一點向好趨勢的時候，戰爭總會接踵而至，不給予中國發展的任何機會。

而在百年血與火的戰亂中，漢族人的頑強、智慧、不怕犧牲、勇於鬥爭的一面，就充分地展現了出來。買辦再多再精英，數量也是很有限的一小撮人，他們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不可能帶來這個國家的獨立。

從1842年到1949年，沒有任何一片大陸如中華大地一般，有過如此持久的動盪戰亂，沒有哪一個族羣像漢族人一樣，付出瞭如此巨大的犧牲。閲讀近代史，我常常想起《倚天屠龍記》裏面……只聽滅絕師太道：“俗語説得好：‘千棺從門出，其家好興旺。子存父先死，孫在祖乃喪。’人孰無死？只須留下子孫血脈，其家便是死了千人百人，仍能興旺……”

前一陣我曾經寫過敍利亞的評論文章，《用生命的本能，對抗世間的力量》。其實，敍利亞今天發生的一切，在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持續了一百多年。中國人之所以沒有像印第安人那樣被屠戮殆盡，沒有像中東那樣被肢解得分崩離析，靠的就是異常頑強的生存繁衍能力，有了足夠的人，最終在其中出現了偉人，建立了組織，成長出了軍隊，培養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一場場仗打過來，一個個產業突破。

我一直在想，如果中國遭遇下一輪的危機，問題會出在哪裏？強大的帝國，堡壘都是從內部攻破的。既然中國的崛起，是思想的解放、偉大的領導人和強大的組織，這一切的基礎乃是眾多的人口，那麼通過內部的代理人和double face人，進行宗教、文化滲透，改變中國人的思想，然後再通過生育意識的改變，像康熙皇帝對付蒙古族那樣，用不了2代人，也許就像當初蒙古族那樣被閹割掉很多力量。而現在的中國的人口專家，都是通過國外資金（包括聯合國資金）贊助培養起來的，其中有沒有買辦，我就不好説了。

我們成天在批判經濟上的買辦，而實際上，在中國現在的強勢政府背景之下，經濟上的外資和買辦，都不算什麼大的隱患，還可以促進就業，引入先進技術的產品（畢竟落後技術在中國會被幹死的）。相比之下，隱蔽戰線的買辦，也許才是更致命的。

中國買辦們的前世今生(4) — 被帝國主義和買辦們毀滅的自強路

變革太晚，無力迴天的清朝政府

1900年春，義和團運動（其實就是反對國外宗教和勢力滲透的民間反抗運動）。成為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藉口，以鎮壓義和團之名，直接打入北京城。

八國聯軍總人數前後約為5萬人，北京城淪陷之後，八國聯軍所到之處，殺人放火、姦淫搶掠！從紫禁城、頤和園中偷竊和搶掠的珍寶不計其數，很多還擺在發達國家的歷史博物館裏。而清朝皇家房地產的巔峯之作，“圓明園”繼英法聯軍之後再遭劫掠終成廢墟。

八國聯軍總司令瓦德西后來承認，“所有中國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其詳數將永不能查出，但為數必極重大無疑。”1901年9月7日，以《辛丑條約》的簽訂為最終結果，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大清帝國差不多氣數已盡。

實際上滿清末年，統治階層並沒有坐以待斃。之前的甲午戰爭，打醒了整個清朝的統治階層，上上下下達成了共識。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馬關條約》簽訂後的第94天，光緒帝發出一道諭旨，宣稱“當此創鉅痛深之日，正我羣臣卧薪嚐膽之時”，並提出救亡圖存的六項“力行實政”，修鐵路被列為首項。

不要輕視清政府的決心和動員能力，即使是在王朝暮年，仍然修成了好幾條中國的鐵路幹線，包括長達1214公里的京漢鐵路（北京-漢口），全長1009公里的津浦鐵路（天津-南京浦口）。還有1904年10月開工隴海線開封到洛陽線路建設。而且在此期間創辦了漢陽鐵廠等重工企業，還籌辦了交通銀行以擺脱帝國主義的金融控制。 —— 想想清朝末年，內焦外困的情況下，尚且有如此巨大的動員能力。可見只要中央政府尚在，能夠統一決心，哪怕條件再艱苦，執行力也是非常強悍的。這也是帝國主義列強為什麼最不希望看到中國的團結和統一。

鐵路對一個現代大國有多重要？想想太平洋鐵路對美國統一的意義就知道了。鄭州和石家莊，都是在鐵路運營以後形成，被稱為火車頭拉來的城市。

如果清政府上下階層早在30-40年前有這種覺悟，甚至早10年醒悟過來，中國近代史肯定會完全改觀，甚至當時愛新覺羅家族有一個得力的領袖，歷史也可能會完全不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1860年前後，是中美日三個國家重要分水嶺。中國發生了南北方的太平天國內戰，整個國家內部大出血，中央政府統治力遭遇重挫；美國也發生了南北戰爭，北方打敗南方的買辦力量，邁入工業大國的征程；日本差不多同期開始了明治維新，後期不斷從中國吸血壯大自己，也走上了工業化道路。

但是，到了1900年以後才開始徹底變革，真的晚了！帝國主義的勢力已經滲透到軍事、政治、文化、zongjiao、經濟、金融等等全方位的領域，整個國家的經濟中心也移到了長江中下游的武漢-南京-上海一線。帝國主義通過買辦力量，已經有充足的能力左右這個國家的走向。清政府不再有領袖強人，不再有中興重臣，軍事力量也削弱，經濟上國庫空虛，要人沒人，要錢沒錢，要力量沒力量，就等辛亥革命的那一聲槍響，整個帝國就退出歷史舞台。

從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一直到1911年清政府退出歷史舞台，中間至少有50多年的窗口期，其實變革機會一直都在，清政府的腐朽無能，不敢發動漢族百姓和官員，對變革猶猶豫豫，加上帝國主義的買辦們，一直都在進行滲透和破壞，隔幾十年就來一次越來越慘烈的戰爭，中國始終沒有邁上工業化的道路。

辛亥革命以後，比清政府更無能、更腐敗、更無恥的的國民黨買辦政府登上歷史舞台，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被帝國主義和買辦財團控制的政權。從中央集權和治理能力來看，民國政府相對於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是一個歷史的大倒退。

民國政府，帝國主義控制的買辦政府

辛亥革命之後，統治中國268年的清政府以和平的方式退位。“清失其鹿，天下共追之”，各方勢力紛紛登場，展開了一場爭奪統治權的大戰。內耗不斷的中國愈發積貧積弱，終於在1931年迎來了更黑暗的14年抗戰。

一般的説法是，辛亥革命之後，袁世凱篡奪了革命成果。實際上袁世凱是當年的直隸總督，而且是清朝新軍的領軍人物，袁世凱在天津小站以德國軍制為藍本，制訂了一套近代陸軍的組織編制、軍官任用和培養制度、訓練和教育制度、招募制度、糧餉制度等為內容的建軍方案，摒棄了八旗、綠營和湘淮軍的舊制，注重武器裝備的近代化和標準化，強調實施新法訓練的嚴格性，成為中國近代陸軍的草創先河。

既有行政經驗，又有政治資源積累，還有一支新式軍隊在手上，本來是一個亂世最需要的強人。但是這樣的潛在強人，不符合帝國主義和買辦們的利益。所以他得不到金融資源的支持，接手的末代皇朝，留下的業是一個空空的國庫。後來還被日本所迫簽訂了“二十一條”（其實北洋政府也進行了巧妙的拖延和鬥爭，後期也搞了消極抵制）。

南京方面，國民黨搞了議會（議員其實就是財團和地主代表），大大削弱了袁世凱的權力。然後掀起護國運動，號稱二次革命。其實就是在帝國主義和買辦財團之下，削弱中央政權。當然，袁世凱頭上的獨裁者帽子，是一定要扣得緊緊的。

辛亥革命兩位之後的兩位政治強人，袁世凱和孫中山（孫中山在華僑界聲望很高）。在中國當時最需要強人的時候，都是在北京重病不治而亡。實際上，清朝末年奮力自強的光緒帝也死於中毒（可以搜索相關信息）。留下愈發混亂和破碎的中國政局。—— 這其中的詭異，其實歷史上極少有人提及。因為生於亂世的領袖人物，往往擁有極強的體魄和精力，壯年而病亡。只能理解為，有人不希望當時的北京城出現政治強人，進而真正引領中國圖強。（其實後來蘇聯在關鍵時刻，也有一些領導人病故）。

在帝國主義操控的江浙買辦財團支持下，通過北伐戰爭和中原大戰，國民黨南京政府形式上統一了中國。帝國主義和買辦階層，終於得到了一個他們理想中的中國買辦政府—— 各地實際上割據的疆域，裝備一切靠買的軍隊，受控於帝國列強的經濟體系，產業分工就是農業國加一些輕工業，立法權由議會控制便於操控。

這注定是一個跛腳鴨的羸弱政府，根本無法鎮得住這樣一個疆域遼闊的超級大國。從統治能力和實際治理來看，南京政府相對於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實際上是一箇中國曆史的倒退。表面上看起來有一段繁榮的“黃金十年”，實際上重工業遠不如洋務運動時期（鍊鋼能力大幅後退），基礎設施建設能力還不如晚清政府，經濟的自主權更是完全旁落，民生凋零倒是各種文科“大師”頻出，政府和軍隊極其腐敗，而且各地勢力割據，根本無法形成國家合力 —— 而且就在這期間，西北地區的zongjiao + 軍閥的兩馬勢力崛起。

1941年12月9日，1931年的9.18事變十年之後，國民黨政府才發出《中華民國政府對日宣戰佈告》，因為其時美國遭遇珍珠港轟炸，於是對日宣戰。在國際法意義上，國民黨一直到此時才正式對日宣戰。其軟弱性和買辦性，由此可見一斑。

如果要拿一個國家來類比，現在的印度有幾分影子。所以，“果粉”實在太low，滿清的末年都比民國政府強得多。

​中國買辦們的前世今生 (5) — 毛主席 近代買辦體系的終結者

近代中國，被帝國主義和買辦們滲透如此之深，以至於到了清朝末年和民國時代，終於形成了體系化的買辦勢力，所謂體系化，就是帝國主義作為幕後黑手，已經可以完整地操控這個國家的走向。

—— 在政治上扶植代理人上台，政府高官充斥留美留英的畢業生，潛在的政治強人一個個及時地暗算掉。

—— 經濟上中國只發展一些消費型的輕工業，重工業幾乎全部停滯，並且在決策層形成“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觀念。

—— 宗教方面全面滲透洗腦，推送精神鴉片。讓飽受苦難的中國人精神上成為綿羊，喪失反抗意識。

—— 文化教育上倡導無病呻吟的殖民地買辦文化。工業科技等方面教育佔比極低，人文一類的“大師”遍地走。

—— 扶植代理人戰爭，清除異己。北伐戰爭，412反革命政變，中原大戰，幾次圍剿等等，都有代理戰爭的影子。作為帝國主義買辦政府，國民黨政府內戰兇殘而無所不用其極，外戰懦弱而無能之至。

……總而言之，那個時代，其實中國已經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我查了一下數據，中國鐵路里程在清末和北洋政府統治期間，增加到了一萬兩千公里。而國民黨“統一”中國大陸以後，不僅沒有修成多少鐵路，原有的鐵路線也因為戰爭被破壞，比如津浦鐵路、京漢鐵路等。實際上在國民黨統治的時代，中國各個地區軍閥林立，整個國家更加割裂。

近代中國“湖南力量”崛起

以地域來算，湖南人在近代史的人才輩出，有這樣的説法：“一羣湖南人，半部近代史。”

從晚清到新中國成立，從湖南走出的名人數不勝數：大清王朝晚期的中興名臣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戊戌變法的志士譚嗣同；同盟會的好漢黃興、宋教仁、陳天華；中共早期領導人蔡和森、李達；而千年以來最傑出的走過革命領袖，當然是毛主席無疑。

毫無疑問，即使像毛主席這樣的偉大人物，也是在時代的背景下，在一個革命的氛圍中，在經歷中慢慢成長起來

前幾天高調紀念馬克思，我其實心下有點嘀咕 —— 無論如何，近些年紀念主席，都沒有這麼隆重過。這理論自信，起碼……以下省略！@#￥%……&一萬字。

近代史上“湖南力量”的崛起並不是偶然的。鴉片戰爭之後，廣州失去獨家貿易地位，導致南方經濟蕭條，大量貿易相關的就業流失。而太平天國起來以後，清政府的軍事鎮壓力量嚴重不足。這其中有八旗子弟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同時國家外貿收入急劇下降，國家財政不濟，無力大規模用兵。只能“以漢制漢”，讓漢族地主士族階層搞出私人武裝，鎮壓han族人。

一旦參與過戰爭，並且獲得了一定的紅利，人類深處本能的血性，就會迸發出來。經過太平天國戰爭的洗禮，湘淮軍收穫了一些戰爭紅利（包括錢財、女人等），很多人算是接受了初步的革命啓蒙—— 最早的革命啓蒙其實很簡單，什麼叫革命？就是拼過命的人必然有飯吃。（來自湖北的黎元洪大總統教導馮玉祥士兵的話，順便説一下，此人1928年死於腦溢血，是袁世凱、孫中山之後病死的又一位北洋政治人物）。

湖南地處內陸，不沿海不沿邊，外貿條件的條件連湖北都不如（湖北的漢口在二次鴉片戰爭簽訂的《天津條約》以後開闢為口岸），也不是洋人看重的地方。因此，在這個地方帝國主義買辦勢力非常弱，更沒有收買精英階層的可能。除了造反或者忍耐，沒有別的出路。

有血性，沒有被買辦利益侵染太深，願意拼命敢去造反，只要找到正確的思想，走上正確的革命道路，必然能夠燃出熊熊烈火。這就是為什麼湖南人在近代革命史扮演瞭如此重要的角色。而改革開放以後，地處內陸的湖南反倒沉寂了許多，變成了普普通通的勞務輸出大省。當然，在官場裏邊，湖南人還是比較多的，這是一個傳統。

順便説一下，我已經很久沒有回去過湖南，聽説在長沙jidu教在搞很大的教堂。看來這一片革命熱土，有人也在搞深度的滲透。

主席作為革命家的團結和鬥爭哲學

主席有兩句著名的話：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這充分體現了辯證法的思想。

為什麼要團結人？因為在舊中國那樣的時代，民族的生死存亡是第一大事，必須要團結儘可能多的力量，特別是工農力量，才能夠組織強大的革命隊伍。但是人一過百形形色色，聯合的人多了，陣容擴大了，必然各種人等的成份越來越複雜，混進隊伍的各懷目的人會越來越多，顏色越來越不一致。

如果和稀泥求團結，處處妥協，不進行必要的鬥爭清理，進而統一認識，慢慢地整個隊伍就可能分化，在內部分裂。或者因為妥協太多變了顏色，這些滲透在內部的“盟友”，會反過來施加影響，把革命隊伍變了顏色。表面上看陣營擴大了，但是光有數量，質量卻發生了變異，到頭來光長了肉，失去了骨頭，失去了靈魂。

因此，毛主席認為團結和鬥爭是一體的，兩隻手一隻也不能少。不團結隊伍不能擴大，不鬥爭就會在合作中失去主導地位。主席這一生，用了很多精力開展兩條戰線上的鬥爭，既反對盲目鬥爭擴大化的“左”傾錯誤，同時也反對“誰都可以聯合”的無原則投降主義、妥協主義。

正是掌握了鬥爭和團結的辯證法，在每個階段，GCD都能夠抓住主要矛盾，事事主動，團結教育了最廣泛的盟友，同時不斷改造自己的隊伍，變成獨立自主的革命熔爐。

主席，買辦思維的終結者

理解了主席的鬥爭和團結的辯證法。其實就很容易理解主席和外國合作的態度，合作沒有問題，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 所謂天下無人不通共。但是在合作過程中，必須堅持原則，堅持堅持自主，堅決不做誰的木偶和買辦，實際上就是平等的合作關係。這實際上是近代史為了蠅頭小利賣國求榮買辦思維的終結。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南京政府如鳥獸散，而司徒雷登大使卻留了下來，希望與新中國延續以往的殖民政策。如果美國政府支持紅色中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且廢黜以往不平等條約，開展有誠意地合作。司徒雷登當然也可能成為新中國的“好朋友”。但是美國政府如果指望新中國繼續做帝國主義的買辦，像以前那樣任意剝削中國，留點狗糧餵養一小撮精英，那也是不可能的。 —— 主席發表了《別了，司徒雷登》這篇文章。

美國人當然不服，不服來幹唄。1950年代半島上的友好切磋，為以後中美合作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時至今日，美國人可以拿槍逼着日本人、韓國人、德國人……簽訂種種協議，操控他們各國的領導人任前任後的命運，但是於中國，他們只能一輪輪地談判。

即使是紅色蘇聯，中國也沒有淪為其代理人。半島戰爭可以拿着毛子支持的裝備打，戰後可以接受蘇聯援助的156工程，初步建立自己的重工業體系，但是對蘇聯要在中國搞長波電台的要求，想把中國捆綁到蘇聯戰車上，主席就堅決頂了回去 —— 新中國不做美國的代理人，也不做蘇聯紅色帝國的買辦。

正是因為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主席給新中國留下了豐厚的遺產：

—— 通過自力更生建立農田水利系統，新中國靠7%的土地，養活了接近世界20%的人口。人均壽命差不多從建國時期提高了一倍多。

—— 通過建立自己完整的工業產業鏈，中國即使在改革開放以後，也沒有徹底淪為國際分工的“跛腳鴨”。很多產業即使不是世界一流，但是別人有的，我們基本都有。

（這部分內容很多，但是先不寫了……）

……

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遺產，國際合作並無不可，讓對方在合作中獲得利益也是應該，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能讓自己喪失自主精神，不能讓自己變了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