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沒搞懂的現實，為什麼大眾不喜歡自由貿易？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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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智編譯

The Free-Trade Paradox:

The Bad Politics of a Good Idea

文 | Alan S. Blinder

譯者 | 康雅琦

“我們必須時刻注意，比起購買，我們更應該向陌生人兜售商品，否則我們將使得自己變得貧窮，而富裕他人。”此言，出自於1549年英國外交官托馬斯·史密斯爵士之口。當時，商業資本興起，促使封建自然經濟瓦解，商業資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義經濟思想迅速崛起。

時過境遷，改詞換句，這樣的言論在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推特里依舊四處可見。特朗普相信，貿易逆差使美國蒙受了巨大的損失。而此言，得到了許多美國人的認同。

200多年前，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和大衞·理查德就對重商主義做出了批判，並詳細解釋了為什麼國家需要自由貿易。他們的觀點説服幾乎每一位經濟學家，但卻未對學界外的大眾做出任何詳細的闡釋。民意調查顯示，民眾對自由貿易的支持偏低，對其背後所隱含的利益鏈也知之甚少。

有些問題其實來自於貿易本身。貿易體系裏，有一個比較優勢理論，其理論核心是即使一個國家可以以更低的價格生產一切，兩個國家都可以從通過貿易而獲益。但是，相比於供需這樣淺顯直白的經濟概念，比較優勢其實是相當違反直覺的。

另外，橫槓在自由貿易前的還有民粹主義的政客及其不差錢的簇擁，對於他們而言，外國工人和企業是國內經濟困境最好的替罪羊。

更糟糕的是，經濟學家很可能從根本上誤解了大多人對經濟的看法。

以上種種問題，都不是什麼輕而易舉可解決之事。面對貿易帶來的傷害，政府是有責任幫助因貿易而受到傷害的羣體。經濟學家也應更好地與公眾溝通，即使最後，他們可能不得不承認：讓大多人相信自由貿易的價值，其難度不亞於敲冰求火。

彼時此刻

自二戰以來，大多數西方政府都致力於發展國際貿易，並大力宣揚其優點。在經歷了因貿易限制而出現的大蕭條，和因二戰而幾乎徹底崩潰的國際貿易之後，千瘡百孔的全球經濟，急需一個新的、更強大的貿易體系。

於是，關貿總協定（後被WTO取代）、歐洲經濟共同體（歐盟前身）、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等關税條約如雨後春筍般四起。

 

在此期間，美國的政策整體上是偏向國際主義和自由貿易的，並且經常在大國中佔據領先地位。自20世紀30年代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關税以來，美國徵收的平均關税一直在下降，華盛頓組織並領導了關貿總協定和後來世貿組織的談判。除此之外，它還簽署了許多雙邊貿易協定。

但是，如果我們細細觀察就會發現，其實美國的貿易政策看起來（並且仍然看起來）更加傾向於保護主義。以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為例，該協議標誌着西半球向自由貿易邁出了一大步。但是，仍然有許多墨西哥農民由於配額無法將西紅柿出口到美國，而不受配額影響的墨西哥卡車卻因為其他條款而無法在美國境內開展貨物運輸。

儘管有各種不足，但驢象兩黨的領導人總體而言都是支持貿易自由化的，直到特朗普的出現。在2016年總統競選期間，他的保護主義言論震驚了許多觀察者。一直以來，貿易保護主義者都被視為非主流人羣，但特朗普並沒有迴避這一羣人，相反他代表着這一羣體人出戰，並且取得了勝利。

自上任以來，特朗普一直堅守反貿易承諾。他退出了奧巴馬苦心經營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並且在與加拿大和墨西哥談判新的貿易協議之前威脅要顛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他對進口鋼鐵和鋁徵收關税，開始與中國發生貿易戰，並對其他貿易協定表示不滿。

儘管過去的政府支持自由貿易，但共和黨國會議員似乎也同意特朗普對貿易的攻擊，因此特朗普似乎很少或根本沒有付出什麼政治代價。

特朗普之所以能將16世紀的思想帶到現代的美國，是因為大多數美國人對自由貿易一知半解。民意調查顯示，人們對“自由貿易”的支持程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提問的方式及時機。

如果單獨將“自由貿易”列出，人們的態度似乎會比較積極。例如，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和華爾街日報在2017年2月曾發起過一項民意調查，問“整體而言，你認為美國和外國之間的貿易是有助於美國、傷害美國，亦或者並沒有什麼實質影響？”在這個調查中，43%的受訪者表示有所幫助，34%認為傷害了美國。即使結果不是壓倒性，但是這對於自由貿易者而言依舊是個好消息。

**但如果出現了“全球化”這個詞，民眾的態度就會改變。**2016年7月，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和紐約時報的一項民意調查將“全球化”定義為“世界各國之間貿易，通訊，旅遊和其他事物的增加。”然後問道：“總的來説，因為全球化，美國是受益更多還是損失更多？”結果顯示，55%的人認為損失得更多，自由35%的人認為獲得了更多的好處。

如果在問題中提及“工作”，那麼比分就會被進一步拉大。2016年CBS在民意調查中問，“總而言之，您認為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會為美國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會使美國失去更多就業機會，還是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對美國就業沒有影響？”大約15％的受訪者給出了經濟學家所説的正確答案，即貿易對就業數量的影響很小或沒有影響。但，其中有29％的人認為貿易創造了就業機會，有48％的人認為貿易會摧毀他們的就業。

美國人會在抽象的概念上贊成貿易，但一旦涉及具體的事件，那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尤其是當貿易與就業或全球化掛鈎的時候。最重要的是，在幾乎所有情況下，**公眾對國際貿易的看法與經濟學界的觀點大不相同。**因此，如果自由貿易如此引人注目，為什麼經濟學家不能將其向公眾大規模科普呢？

它聽起來就是不大對

比較優勢這一概念是違反直覺的，但經濟學中其他重要的觀點並不都是如此難懂。

價格上漲，需求下降，供應增加，這樣的邏輯十分的直觀。分散的市場能夠有效地生產出各種各樣的商品和服務，並將它們交到想要（並且能夠負擔得起）的消費者手中，亞當·史密斯的理論聽起來也並不晦澀。

但當經濟概念涉及貿易的時候，情況就有些不同了。假設因為擁有較低的人力成本和更高的生產效率，A國可以比B國更便宜地生產每種產品。那麼，為什麼兩國都會從貿易中獲益？為什麼工作不會轉移到A國，從而使B國的高薪工人失業？

經濟學者們解釋道，因為每個國家都可以通過專門生產不同的商品來發揮其比較優勢。但這對於單線條的直覺而言是無法理解的，畢竟，市場無形的手難道不會將業務交給最便宜的生產商嗎？

所以，理解經濟學理論需要額外的思考。邏輯大概是這樣的：如果AB兩國相互貿易，那麼國家A可以專注於生產它最擅長的，B國可以專門生產另外一樣，然後兩國交換，從而最大化兩國利益。

對於經濟系的學生而言，以上內容至少需要半小時的耐心傾聽，並仔細思考老師們的論證和對反對觀點的駁斥。然而，只願意觀看30秒電視廣告的觀眾們沒有這樣的義務。所以，高深的真相無人問津。

**然而，缺乏理解並不是公眾對自由貿易持懷疑態度的唯一原因。**有些人理解了理論，但仍然有充分理由反對貿易開放。基本貿易理論表明，走向更自由貿易的每一步都創造了贏家和輸家，如同其他經濟變革一樣。

例如，如果美國削減或取消對鋼鐵的關税，市場上將會有更多的外國鋼鐵，而這將損害國內鋼鐵公司，並使一些美國鋼鐵工人的工作成本降低。那些人會將自己視為貿易的受害者。而貿易的受益方，例如美國汽車製造商及其員工，並不能對受害方起到多大安慰作用。

比較優勢理論認為，貿易對整個國家的收益超過了損失。原則上，獲勝者可以補償輸家，並且仍然可以為自己留下一些東西。這樣做可以讓每個人從貿易中獲益。但美國曆屆政府，甚至其他國家的歷屆政府，都未能推動受益者補償受害方。

美國確實有一些微薄的補償計劃。例如，貿易調整援助（TAA），為那些因為外國商業競爭而失業的人提供資金，用於幫助其再培訓和支撐其失業期間的生活，但TAA資金不足，且難以獲得。

**原則上，政府可以改善它。然而，在實踐中，共和黨人不喜歡這個計劃，而勞工嘲諷其為“喪葬保險”，工會的人則更喜歡“福利”。**這種態度雖然可以理解，但沒有工人和工會支持的親勞工計劃註定無人問津。

再者，自由貿易的收益和損失分佈規律使得政策更難以被理解。整體而言，貿易使得普羅大眾收益，但幅度不大，因此對於大多數人而言，貿易的好處是不可見的。然而，相比之下，貿易帶來的損失是集中且顯著的。

在總結收益和損失時，經濟計算總是有利於自由貿易，但政治演算通常相反。**收益和損失是相同的，但經濟學和政治對它們的權重差別很大。**而這可能是一個不可解決的問題。

以美國臭名昭着的糖配額為例，事實上，每個美國家庭都要因此付出額外的錢，聚沙成塔，結果就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損失。但沒有任何一個個體，會將這幾美元的事上升到政治行動。相比之下，對於製糖業而言，配額可是企業能否生存，工人能否就業的保證。因此，相對於個體糖買家，他們更可能為了配額而奔走。

**沒錯，自由貿易服務於廣泛的公共利益，但是，總會有公司和工人會受到傷害，並要求保護。**而在這場博弈中，經濟學家和其他自由貿易支持者並不是唯一的發聲者，其聲音甚至算不上主流。

亞當·史密斯在著名的《國富論》中指出，自由貿易的好處“非常明顯，以至於如果商人和製造商不利用詭辯混淆人類的常識，那麼它將永遠不會受到質疑**。”**

1776年，《國富論》出版之時，商人們的詭辯沒有結束，今日它們依舊存在，甚至因為現代大眾傳播的技術，和以以遊説為基礎的民主政治而更有影響力。畢竟故事總是比純粹的邏輯推導要來得動聽。

在現代經濟的喧囂中，人們不斷受到超出其控制的經濟變化的傷害。大多數時候，這種傷害並沒有單一的、直接的、明顯的原因。但如果可以直接訴諸政府行動，就會有政客不顧一切，為其兜底。

從某種意義上説，貿易不應該受到這個問題的影響。畢竟，自由貿易是自然狀態，雖然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如果政府不在邊境設置障礙，貨物和服務就會自然而然的發生，正如每天穿梭在紐約和新澤西之間的林肯隧道的那些貨運卡車。

在沒有任何政府幹預下，這種自然貿易不斷創造贏家和輸家。但貿易協議不同，它們是政府刻意而為之的產物。這些協定身上有着“華盛頓製造”的印章，所以受害者們確切地知道應該歸咎於誰。

盧德份子和重商主義者

十九世紀，工業興起，英國民間出現了一羣搗毀機械織工的紡織工人，他們被稱之為盧德份子。看起來，他們似乎與強烈反抗自由貿易的重商主義者相似，但二者之間存在着本質上的差異。

技術與貿易對於今時今日的民眾而言，有着不一樣的分量。

相較於貿易，新技術摧毀了，卻也帶來了更多的就業機會。然而，儘管人們對機器人存在零星的恐懼，但今天很難找到任何以“會導致失業”為由，而反對科技進步的人。即使技術進步造成的失業是不可避免的，是進步代價的一部分。但如果貿易導致了部分失業，那貿易就是不受歡迎的。

**經濟學家認為技術改進和自由貿易的影響相似。**他們都為大多數人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而犧牲了少數人的工作崗位。此外，技術進步是擴大國際貿易的主要動力。能夠長距離行駛的船舶、噴氣式飛機、集裝箱和船舶的發明，比起政府們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通信與交通技術的進步，才是真正促進貿易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

但是大多數人以及為之發聲的政客們，在反對自由貿易的同時，支持技術進步，並認為這二者之間毫無矛盾。指責機器是一件愚蠢的事，但是指責外國人就不是。

政治上更是如此，與硅谷不同，外國商人在國會沒有代表，即使他們確實僱傭了遊説集團。所以，難道還有比這更好的替罪羊嗎？

不同的世界

然而缺乏公眾理解和不正當的政治激勵並不是最根本的原因，經濟學家無法向大眾兜售自由貿易，其根源很可能是哲學意義上的：支撐經濟學學科的世界觀與大多數人的世界觀有很大不同。

經濟學家認為，**經濟體系的核心目標是以儘可能低的成本生產商品和服務，然後將其分發給想要的人。**每本基礎經濟學教科書都描述了這些目標，並吹捧自由市場如何完成這些目標，然後注意到一些問題領域，即市場不能很好地解決問題的領域（例如污染）。經濟學家的關注點主要在於消費者的福祉。

**生產者的福祉在經濟學裏是次要的。**在經濟學家的願景中，企業的存在是為了實現消費者福利的最終目標。人們可以通過工作來獲得支持其消費所需的收入，但工作本身並不是目的，也不是實現滿足感或自我價值的直接來源。**生產者的利益，包括人們從工作中獲得的價值，在標準經濟計算中幾乎不存在。**事實上，人們工作只是為了支撐消費。

但如果經濟學家錯了呢？如果人們像他們對所消費的商品和服務那樣，關心他們作為生產者的角色及其工作呢？這意味着，經濟學家們咆哮了兩個多世紀的事情，全部都是錯的。

也許公眾認為經濟體系的核心目標是提供高薪工作，而不是生產廉價商品。如果是這樣，自由貿易的標準情況就會消失。**貿易的論據則必須基於大衞·理查德的理論，即比較優勢將人們帶入工作崗位，使其他們的工作效率提高，從而獲得更多收入。**這聽起來似乎更難以理解了，並且這也不是經濟學家幾個世紀以來所做的。

**生產者的觀點似乎主導了輿論。**例如，2016年彭博社民意調查詢問美國人是否願意為國內生產的商品支付更多費用，即使沒有直接提及挽救工作，結果仍然是壓倒性的：82％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願意多付一點錢，只有13％的人想要最低的價格。

昆尼皮亞克大學(Quinnipiac University)同年做了一個類似的民調，詢問受訪者是否支持重新談判貿易協議，即使這意味着支付更高的價格。在沒有直接提到工作和進口的情況下，有64％的人願意為美國製造的產品支付更多費用。

空口白牙並不難，也許消費者不願意更多地購買國內商品而不是外國商品。畢竟，他們經常在沃爾瑪和其他大型零售商那些進口貨架上閒逛。但即使民意調查中出現的態度對人們的購物方式影響不大，這些態度仍可能對政客產生影響。

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嗎？

雖然沒有任何辦法可以快速解決向公眾解釋自由貿易，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可以，而且應該做一些事情，來削弱對人們自由貿易的反對。

華盛頓應該投入更多資金用於TAA計劃，簡化其流程，擴大其覆蓋範圍，並加大力度幫助失業工人進入新的工作崗位。

經濟學家也可以嘗試在人們的腦海中將貿易與技術聯繫起來，將複雜的貿易理論與實際的技術應用類比，從而消除人們對貿易的誤解。例如，在線購物越來越受歡迎，但如果貨物是在國外生產的，網上購物這項新技術就會刺激貿易**。那麼，人們為什麼還不放棄亞馬遜？**

經濟學家們也應該停止用“轉移成本”來解釋因貿易導致的失業。一名55歲的鋼鐵工人在俄亥俄州失去工作，因為西雅圖的飛機制造業中出現了新工作，這一事實並不會讓人感到安慰。對這位鋼鐵工人來説，“過渡期”很可能是下半生。

誠然，比較優勢的原則確實是違反直覺的，因此很難被有多種利益訴求的民眾接受，政治演算中也確實存在着對自由貿易的偏見。但以上種種都是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可以做的事情，儘管目前尚不清楚它們是否可行。

支持貿易協定的政治家，勢必會受到各方指責。幾個世紀以來，煽動者一直把國內的困境歸咎於外國人，未來他們也將如此。

最重要的是，如果消費者更關心的是好工作而不是廉價商品，那麼貿易的標準論據就無法説服他們。

鑑於以上這些，也許經濟學家應該感到幸運的是，現在的國際貿易形勢並不是史上最糟。

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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