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堅概念發明學：“修昔底德陷阱”與“西塞羅悖論”_風聞

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天賦，他們非常善於細嗅國際政治環境的氣候變化，進而或比附前人或因時制宜創造出各色新奇的概念，或用來描述現實，或用來勾畫理想。兩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正是美利堅概念發明學風行的時代，從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協議“，到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再到杜魯門主義的多米諾骨牌論，連中美建交後的美國對華政策，美國的”國師們“都專門發明一個概念”Engagement“，以描述對華關係的最終目標。所以説，美國的戰略家們才是當下營銷文案們最好的老師。

如今的中美關係已經沸騰到了戰爭前最後一個臨界點。中國改開40年後，美國的“Engagement policy”已經基本破產，為了直面慘淡的結局，哈佛大學的政治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再次發揚近代早期人文主義學者的治學精神，從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經典史籍《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發論，微（斷）言（章）大（取）義（義）中發明了一個新概念”修昔底德陷阱“，並煞有介事地強調國際競爭中新崛起大國一定會挑戰守成大國，弦外之音，就是中美未來必有之戰，新型大國關係絕無可能，因為從古希臘的雅典和斯巴達開始，人類歷史就是這樣演化的，似乎不存在第二種結局。

    暫且不論艾利森教授這套歪理到底合理幾分，單就從這一概念的傳播來看，這位教授已經成功轉型”網紅學者“了，”修昔底德陷阱“自提出後迅速在英文媒介擴散，然後又迅速入侵中文媒介，期間不斷有北京和華盛頓反覆背書，國際國內各大主流媒體反覆論戰，《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雄文頻出，如今，上至國家主席，下至街頭巷尾，”修昔底德陷阱“幾乎婦孺皆知，順帶着連《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這種平時乏人問津的西洋古典史籍都成了暢銷書，可見，艾利森教授才是最大的贏家，如果政治學界也能搞純市場化運作，估計艾利森教授早就通過流量變現而腰纏萬貫了。

 

    那麼如果我們回溯這個概念的合理性呢？那自然我們就會學到營銷的精髓：揣着明白裝糊塗。無論北京和華盛頓圍繞這個問題如何反覆論戰，兩國媒體和宣傳公關機構都在強調中美如何，當今世界如何，絕無一人回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去探究一下修昔底德將軍如何，畢竟這位允文允武的古希臘歷史學家已然作古，而大部分受制於大眾媒體的民眾也沒有耐心或者學養生啃兩千多年前古希臘人發動”世界大戰“的歷史。對於兩國政府而言，政治宣傳的首要意義是聲量，而不是講理，大國利益衝突如果靠講理能解決，還要航母羣幹嘛呢？退而言之，就算兩國衝突能在談判桌上擺平，要是被人發現兩國宣傳媒體居然被一個教授的概念發明學牽着鼻子滿世界”風光“，那真是要斯文掃地了。

     由此看來，這位艾利森教授才是揣着明白裝糊塗的高手。讀過《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人大概都熟悉那段歷史以及修昔底德的敍事風格。修昔底德出身雅典貴族，當選過十將軍，曾親自指揮艦隊參與過伯羅奔尼撒戰爭，不過因指揮不利被雅典人流放了。老修花了30年時間，結合自身經歷，以冷峻的筆法編纂了這部史書。在書中，修昔底德雖然根據人物特點，合理虛構了一些內容（比如演講），但他並不醉心於兩大集團的爭霸戰爭，也沒有沉湎於帝國主義式的榮光，相反，書中最精彩的記錄恰好不是兩強相爭，而是雅典和斯巴達的帝國主義擴張對小城邦公共政治的撕裂，最終讓小城邦淪為雅典和斯巴達都在的犧牲品，無論是雅典引以為傲的民主政治，還是斯巴達人鼓吹的集體主義和公民紀律，在帝國主義的戰爭中統統卸下道德政治的光環，成為利益和權力政治的工具，這一極具諷刺色彩的歷史細節在之後的兩千多年中反覆上演，直至今日，修昔底德給人類政治留下的這一註解依然”熠熠生輝“。

    古希臘人生活在海岸線曲折的半島上，水道縱橫，島嶼林立，平原稀缺，温熱的氣候帶來了豐厚的商業作物，這一地理環境催發了海洋文明和城邦政治，海洋的開發與殖民帶來的文明交融讓古希臘文明達到了古典時代的新高度，因為城邦高度文明的公共生活，古希臘人賦予了城邦政治十分重要的意義，亞里士多德認為政治的最終目的是”至善“，而城邦這種政治模式，或曰生活方式，是達到”至善“的唯一手段，由此，古希臘人認為，他們的城邦政治基於人類的理性和美德，應該是具有”文明“意義的”普世價值“，比棲居於荒野的蠻族更加文明，比統一於王權的帝國更加自由。但是小國寡民的古希臘城邦有個致命的問題——國家安全。在生產力水平落後的古代，一民族生存能力之強弱，主要還是取決於地盤大小和人口多寡，前者決定了能生產多少糧食，後者決定了能武裝多少軍隊，而古希臘城邦兩者皆無，如果面臨外部強權的入侵，各自為政的城邦毫無對抗之力。希波戰爭正是這個問題的集中體現，實際上也正是波斯人的入侵讓希臘人意識到城邦國家能力的弱小，進而意識到集體安全的重要性。為了應對波斯人的威脅，希臘兩大最強城邦雅典和斯巴達帶領一眾城邦聯合抗敵，最終靠着公民們同仇敵愾的作戰意志保全了希臘世界的獨立，這一次嚴重安全危機促使希臘人讓”同盟“這個臨時性機制制度化，最終形成了以雅典為中心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達為中心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兩個同盟機制的作用都是維護城邦集體安全和希臘世界的和平，法理上講，參與城邦地位平等，但是由於雅典和斯巴達提供了主要的軍事保障（公共秩序輸出），兩個城邦實際上成為了主導者。

     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於希波戰爭結束50年之後，此時兩大同盟機制已經嚴重退化，由於外部威脅已經基本消除，同盟機制變成雅典和斯巴達進行帝國主義擴張的工具。特別是各自為政的城邦政治下，古希臘的政治生態非常多元，古希臘人雖然視城邦政治為文明象徵，但城邦政體並不一致，按照亞里士多德後來的總結，古希臘城邦政體有好壞各三種，君主制和僭主、貴族制和寡頭制、共和制和民主制，亞里士多德並不認為制度差異本身有好壞，而是認為任何一種政體都可以為好或者為壞，並且在他眼中，”民主制“是一種代表着暴民政治的壞政體。而在亞里士多德誕生前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雅典和斯巴達的政體就不同，雅典是個民主制城邦，非常強調公民的政治參與和文藝修養，而斯巴達是個貴族制城邦，政是定於元老院，公民的政治參與比較有限，而且斯巴達人非常強調公民的紀律性和軍事修養。雅典和斯巴達代表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價值理念如果井水不犯河水倒也能相安無事，但問題在於以兩強為首的兩大同盟從單純的集體安全保障機制逐漸蜕變成影響加盟城邦內政的制度機制，而雅典和斯巴達除了爭奪地盤之外，還依靠同盟機制極力推行自己的政體，那些不想捲進衝突的中立城邦也不能倖免遇難，在還沒有”主權和領土完整“這種現代國際法概念的古代社會，雅典和斯巴達真的會明目張膽地直接插手這些城邦的內政，在其中扶持自己的”民主派“和”寡頭派“，一朝得勢即可城頭變幻大王旗，以現在眼光來看，就是所謂的”和平演變“，經歷過”和平演變“的城邦便會倒向某一方，進而捲入衝突。修昔底德在書中多處都繪聲繪色地描述了這種內政干預。內政干預嚴重破壞了希臘城邦的公共政治，使得城邦政治陷於動盪，到了亞里士多德的時代，僭主政治與暴民政治頻出，而伯羅奔尼撒戰爭實際上也毀滅了雅典人引以為傲的民主政治。

    可見，如果説真的有“修昔底德陷阱”這種人類政治中的“普遍現象”的話，那麼如今頻繁掉入陷阱的國家恰好不是艾利森描述中相互對抗的中美，而是因列強利益鬥爭陷入分裂和政治動盪的小國，比如利比亞、敍利亞、埃及，以及那些被美國以國家利益優先為由往死裏坑的盟友。

 

修昔底德想告訴我們的，並不是一山不容二虎這種寓言故事，而是帝國主義政治的猙獰面目與自我矛盾。作為史家，修昔底德將相應的歷史現象詳細記錄在案，為人類歷史上的“世界大戰”現象提供了古典世界的藍本和闡釋，並努力從歷史現實中找尋答案。從這一點上講，西方史學和國際政治學尊修昔底德為祖師爺，也算是良心之論。不過，修昔底德筆下林林總總的歷史現象還折射出另一個比較形而上的問題，那就是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自我張力：以普世價值為旗號、意圖囊括地表的統一帝國秩序早晚要和利益主導的帝國權力政治發生嚴重衝突，這種內在的矛盾一旦暴露，將加速帝國秩序的瓦解。

    當然，在希臘化時代之前，希臘人自己從未經歷過這種“帝國”這種政治實體，他們對“帝國”的理解主要來源於波斯人的多民族帝國，不過在古希臘人眼裏，這個迥異於自身政治生態的政體被打上了”東方專制政體“的標籤。首先進行”世界性帝國“實踐的是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亞歷山大的擴張不僅摧毀了波斯人，同樣還壓制了希臘城邦自身的自由，雖然希臘城邦試圖反叛過亞歷山大，但是並不妨礙後世西方人視其為一代雄主。或者説，從希臘化時代開始，西方世界對政治的理解開始朝着另一個方向發展，雅典和斯巴達嘗試過但未竟的事業得以最終實現。亞歷山大帝國還未在世界秩序上沉澱太多遺產便因亞歷山大的死而崩潰，最終實現希臘人“帝國主義”的是羅馬人。

    圍繞整個地中海，羅馬人終於把已知的西方文明世界統一於一個秩序之下，並且羅馬帝國延續的時間足夠其沉澱出流傳後世的秩序遺產，羅馬人最早為西方帶來了羅馬法遺產。不過和“修昔底德陷阱”密切相關的，還是羅馬人對世界性帝國秩序之合理性的思索。可喜的是，羅馬帝國不僅誕生了記錄帝國曆史的著名史家，比如塔西佗、昆提利安、李維等，同樣還有探索相關政治哲學問題的思想家，比如西塞羅就應該畫重點，不僅是因為西塞羅完整論述過關於“帝國主義”與普世秩序的矛盾，還因為在近代早期，西塞羅深刻影響了眾多歐洲思想家，是西方現代政治理論的重要古典源流之一。

    當然，在希臘化時代之前，希臘人自己從未經歷過這種“帝國”這種政治實體，他們對“帝國”的理解主要來源於波斯人的多民族帝國，不過在古希臘人眼裏，這個迥異於自身政治生態的政體被打上了”東方專制政體“的標籤。首先進行”世界性帝國“實踐的是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亞歷山大的擴張不僅摧毀了波斯人，同樣還壓制了希臘城邦自身的自由，雖然希臘城邦試圖反叛過亞歷山大，但是並不妨礙後世西方人視其為一代雄主。或者説，從希臘化時代開始，西方世界對政治的理解開始朝着另一個方向發展，雅典和斯巴達嘗試過但未竟的事業得以最終實現。亞歷山大帝國還未在世界秩序上沉澱太多遺產便因亞歷山大的死而崩潰，最終實現希臘人“帝國主義”的是羅馬人。

 

       作為一個斯多葛主義哲學家，西塞羅並不避諱人性中的慾望和自利傾向，但和西塞羅和其他斯多葛主義者一樣並不會把理性和慾望情緒對立起來，而是認為通過教育，人可以運用理性引導自己的情緒和慾望，使其向好的那一面發展，對政治和公共生活的關切則是一種高尚的生活方式。在公民教育上，西塞羅非常注重美德，公民的美德除了誠實、勇敢等，還有非常重要的愛國主義。在另一方面，西塞羅也強調了帝國秩序的合理性，至少在西塞羅那裏，帝國秩序是和平和正義的基礎，其合理性正源於其代表了能夠從人類理性中得出的普遍性道德價值。個人美德和公義秩序都未見得不好，問題在於兩種理念如何通過具體政治實踐結合到一起很容易自相矛盾，愛國主義對於羅馬公民而言凸顯了羅馬人的利益，但帝國秩序合理性意味着秩序下適用於各個民族的普遍公義，如果羅馬人的利益和普遍公義發生衝突，愛國主義就成了一個道德悖論。這一點西塞羅不是沒有注意到，但是紙面上對羅馬帝國秩序的合理性規範，甚至延伸出來的法律制度規範都不能完全避免帝國的權力政治與秩序規範產生衝突。一個根本原因在於帝國秩序的問題是建立在帝國權力之上的，只有羅馬通過軍事力量持續輸出公共安全，“帝國和平與公義”的合理性才能成立，這在羅馬強盛之時還不是問題，一旦羅馬開始腐化衰落，帝國秩序失範將是災難性的，在蠻族入侵之前，羅馬人自己構建出來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就會把自己剋死。

    羅馬帝國毀滅之後的歐洲趨於碎片化，歐洲歷史上再沒有出現過統一的帝國實體，但是這不妨礙新生的民族國家，或者再往前的歐洲封建君主以另一種方式實踐帝國主義。另外，普世性意識形態的思想傳統同樣通過基督教一直保存着。文藝復興以來，人文主義者通過古羅馬文獻重塑政治理論，這一過程的背後是歐洲君主的切實政治需求——權力與領土的擴張。

    13世紀以來的歐洲，政治議題有兩種探討路徑，其一是學院式的，主要承襲於亞里士多德的拉丁文譯本，關於亞里士多德的註疏則主要來源於以托馬斯阿奎那為首的經院哲學家；其二是服務於現實政治的，主要源自西塞羅、塞涅卡、塔西佗、李維等人的古典拉丁文文獻，由於原始文本就是拉丁語，所以人文主義者引（望）經（文）據（生）典（義）相對容易一些。

此時的歐洲君主們同樣煩惱於日趨激烈的地緣政治鬥爭中，地理大發現徹底改變了歐洲人對世界的認知，讓“世界性帝國”的圖景有了新的模式。而為這些君主服務的人文主義者們則主要圍繞着兩個需求展開討論，其一是歐洲王權與新發現之外部世界的關係，這一問題到最後催生了現代國際法；其二是歐洲內部突破原有封建秩序的普世性王權的合理性問題，馬基雅維利離經叛道的《君主論》即誕生在這一維度上，與馬基雅維利同時代的人文主義者圭奇亞蒂尼提出了一個更加大膽的概念——”國家理由“，即國家權力的道德基礎源於國家安全與和平，處於這一目的，國家權力可以凌駕於法律規範和其他道德原則。

 

    16世紀初，歐洲誕生了一位最強大君主，西班牙的卡洛斯一世，作為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員，卡洛斯一世後來又繼承了德意志王國的王位和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冠（稱查理五世），一個囊括西班牙、德意志地區、荷蘭低地地區、北意大利和那不勒斯、以及諸多海外殖民地的超級帝國誕生。這一巨型王權同樣攪動着為君主們服務的歐洲思想界，至少在為西班牙帝國王權辯護的問題上，以Morcillo和Viperani為代表的人文主義者如西塞羅一般，強調着西班牙王權的道德合理性與法律基礎，”國家理由“演變為”帝國理由“。查理五世為了領土和利益與法國和奧斯曼帝國相繼開戰，所幸查理五世贏得了戰爭。意識形態上的攪動同樣引發了反向效果，比如依然保持着獨立的威尼斯共和國之中就出現了共和人文主義者。在法國和英格蘭，受到西班牙的影響，同樣有人文主義者開始以不同方式闡述王權的問題。

    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國只是近代”帝國主義“的序幕，與之同時降臨的是歐洲政治思想史上的懷疑主義與新斯多葛主義，16世紀以來，利普修斯、蒙田、波特羅、加隆、格勞秀斯等人先後出現于思想史的舞台上。雖然我們今天只是籠統地認為現代權利政治和個人政治權利都誕生於近代歐洲，但是從演化邏輯來看，這些概念首先服務於君主的國家實踐和帝國主義實踐。西班牙帝國主義之後，荷蘭的海洋霸權、黎塞留的法蘭西帝國主義、英格蘭的海洋霸權接踵而至。在這其中，古羅馬文獻被廣泛引用，服務於現實政治。在格勞秀斯為荷蘭海上霸權的辯護中，就引用了諸多西塞羅的理論。

    不過我們今天回溯古典時代到近代的”帝國主義”歷史與背後複雜的思想前沿其實只是為了搞清楚一個問題，西塞羅關於帝國秩序合理性與權力政治之間的張力時至今日同樣存在，在歐洲思想家塑造現代政治理論的過程中，這一問題只是被以不同方式暫時擱置，並沒有從根本上將其剔除出去，所以它從古典源流中一直存續至今，而之所以不能徹底剔除或者根絕這一矛盾，主要是因為西方世界在秩序擴張中很難剔除”帝國主義“的弊病，這一點修昔底德早已深刻洞察。從西班牙帝國開始，任何一個歐洲列強為自己主導的世界秩序提供規範和道德基礎時都暗含着權力政治先入為主的邏輯，隨着時間的推移，當相應秩序機制日益退化，秩序規範演變成”帝國主義“的利益擴張工具時，帝國秩序難免毀滅於自己構造的世界之中，一如雅典民主制最終毀於自己的擴張戰爭一樣。

    對照今日之美國，如果按照美利堅發明學的一般套路，中美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究竟存在與否（畢竟天朝自古以來不在西方世界之中，也沒有這種思維方式的思想史傳統）還需中美喉舌大戰三百回合，但美國深陷“西塞羅悖論”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