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抗戰史，學者更要注意實事求是_風聞

在講抗戰史方面，學者應該承擔更大、更重要的責任。要擔當好這個責任，嚴謹的態度至關重要。否則不但起不到以史為鑑、資政育人的目的，而且還會以訛傳訛，遮蔽了歷史的真相。

　毫無疑問，中國抗戰勝利是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共同奮鬥的結果。但是，掌握了全國資源的國民黨政權在正面戰場的表現，的確大大有負國人的期望。而且正面戰場越戰越弱，敵後戰場越戰越強也是無可爭議的歷史事實。然而這些年來，不少描寫正面戰場的著述和影視作品，坦率地説，或多或少脱離了歷史真相。

　　國民黨軍隊的部分將領和大部分下層官兵的抗日精神，確實值得頌揚。他們的功績，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給予了肯定。1950年《內務部關於革命烈士的解釋》中明確指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因參加抗日戰爭犧牲的國民黨官兵(包括空軍)確因抗日陣亡者也包括在內。”當然，在後來的的落實過程中未能引起各級部門的足夠的重視也是事實，但共產黨一直沒有否定過國民黨官兵的抗日貢獻。特別是這些年，大陸各地的抗日戰爭紀念場所，都有正面戰場的介紹。蔣介石本人的圖像和塑像，也都得到妥善的保護。反觀退守台灣六十多年的國民黨當局，卻至今沒有建立起一個抗戰紀念館，更不要説有肯定敵後戰場內容的介紹。而且蔣介石死後還得不到安寧，其塑像經常遭到人為的破壞和污損。這叫海峽兩岸的國粉們情何以堪!

　　但是，在肯定他們的抗戰貢獻的同時，我們也不應該諱言一些重要的歷史事實：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衞為首的20多名國民黨中央委員、58名將官投降日本，組成偽政權。同時還引發了一百多萬國軍投敵成為了偽軍。抗戰期間熱血青年參加國民黨軍隊的並不多，大量的還是被強抓的壯丁，這不但對老百姓傷害極大，而且兵員質量很差。從1937年至1944年的7年間，共徵壯丁1100萬人(其中或有重複統計)，實際到達戰場者不足500萬人，其餘都逃跑或病故。1940年海外僑領陳嘉庚回國慰問，在行程中“見路旁有兩死屍，其一全身無衣服。據同行憲兵言：‘該屍系壯丁病死，衣服被押官取去，在途逢相當平民，就被拿去抵額，將衣服與穿，故民眾多有中年失蹤者。’”“壯丁用繩索縛聯，此為餘親見之。至於其他多樣，如用鉛線環於頸項，然後用繩穿在鉛線，相聯成對，與及鉛線環於手臂，再用繩索縛之，此係餘入省之前所未聞者，餘未敢信為事實：迨今親見用繩縛之事，乃信前聞不謬也。”這樣的軍隊的戰鬥力可想而知。國軍不但官兵關係很差，內部也是派系林立(最多時有兩百個師編制，因此將軍多不勝數，不像八路軍只有三個師編制，將軍是稀缺品)，互相提防，勾心鬥角，各打各的小算盤，嚴重削弱了本來就不強的整體戰鬥力。抗戰後期的衡陽保衞戰，守城的官兵開始打得相當頑強，但奉命支援解圍的數支部隊，無一不是消極應付，只對日軍進行了一些“無關痛癢之攻擊”，最後守城指揮官方先覺率部投降。更糟的還有軍民關係，以至於蔣介石在接到老百姓自發組織打國軍的報告後哀嘆,“我們的軍隊沿途被民眾包圍襲擊,而且繳械!”

　　那些片面渲染國民黨正面戰場的作用的學者及其擁躉者，從來不敢提及上述事實。他們津津樂道的是打了多少大仗。當然，能堅持戰鬥本身就值得肯定，但不能成為神化這些大仗的藉口。我們不妨看看國民黨方面的資料。國民黨著名將領張發奎的回憶錄説，國軍戰史上22次大會戰或者多少次大捷，全都是假的，每一次大捷實際上是日本攻打一個地方，無意於長期佔領，佔領幾天就自動撤走，他一撤走，國軍這邊就説大捷了，贏了。

　　張發奎所言看似有些誇張，但確實不乏有史實來印證。這兩年關於“長沙保衞戰“這樣題材的作品不少，但實際上第一次和第二次長沙會戰都很能印證張奎發的説法。第一次長沙會戰是在日軍自行撤走兩天後，國民黨軍隊的指揮官薛嶽才下令跟蹤追擊的。會戰後總結期間，重新擬定了一個“長沙會戰的指導方案”，其戰役名稱由原先的“湘北會戰”“湘北大捷”改為“長沙會戰”和“長沙大捷”。所謂在戰鬥中逐次抵抗，誘敵深入等等，都是事後虛構的。尤其可笑的是，後來還編了個“新長沙戰”的戲劇登台演出。結果是觀眾們看了啼笑皆非，臉上發紅。第二次長沙會戰，蔣介石在戰鬥結束後的南嶽軍事會上尖鋭地指出：“現在長沙得以保全，但不能算是我們打了勝仗。我們不但沒有什麼虛榮，而且要引以為恥辱!”為什麼呢?蔣介石説，“這次長沙會戰，敵人來了不能抵抗，敵人退了不能追擊，幾次戰鬥毫無俘獲。”“像這次長沙會戰，我們有這樣雄厚的兵力，有這樣良好的態勢，我們一定可以打敗敵人，一定可以俘獲敵人很多官兵，一定可以繳獲敵人無數的軍械!即使沒有一萬俘虜，也應該有一千!一千沒有，總要有一百!一百沒有，少而言之，也應該有十人，但是你們連十個俘虜都沒有!如何對得起自己的職守?”蔣介石以挖苦的口吻説，日軍什麼時候來，要打哪裏，什麼時候走，都可以用廣播通知，而且”絲毫不爽的實施做到”。在場的薛嶽聽到這些更感到無地自容。

　　國民黨的虛報戰績非常厲害，以至於成為了今天研究抗戰史的一大難點。以第二次長沙會戰為例，對於敵我傷亡人數，當時的國民黨的軍令部長徐永昌稱一直未能得到確切的數據。他在日記中寫道：因為第九戰區在不同場合的宣傳口徑並不一致，如斃敵人數有“三萬幾千”和“四萬一千”之説，俘敵人數有“八千幾”與“二百四十七”之説。所以蔣介石一氣之下説出了俘敵“應該有十人”這樣的話。

　　研究國民黨軍隊自身傷亡數字也是一個難題，其主要原因就是國軍吃空額的問題。戰爭期間，國民黨下層軍官一個重要任務就是防止士兵逃跑，以至於晚上睡覺，他們要親自站崗，不敢讓普通士兵站崗，怕都跑了。但總有一些士兵逃了。士兵逃跑後出現的空額，軍官是不會放過的，他們繼續向上邊要軍餉。這樣，整個國軍就陷入一個惡性循環，軍紀差導致士兵逃亡，士兵逃亡就導致空額，軍官就來吃空額。加上指揮官軍事素質又極差，所以常打敗仗也就不出乎人們意料。

　　當然，國民黨軍隊能堅持到抗戰勝利，其功不可沒。但不能否認的是，國民黨軍隊在那場戰爭中醜陋的一面卻是地地道道的中華民族的恥辱。否則就不能解釋為什麼在抗戰即將迎來勝利的時候，國民黨軍隊在1944年的豫湘桂戰役中的“一觸即潰”，令美國對這支軍隊的信心“一落千丈”;亦不能解釋為什麼當時的老百姓在質疑：“難道抗戰勝利完全依靠的是逃到中國腹地的國民黨嗎?”(見英國教授拉納.米特(Rana Mitter)的最新著作《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

　　另一個比較熱門的話題是關於日軍投降時的那個歷史時刻。湖南芷江和江蘇南京的受降畫面經常出現在電視上和圖片展覽上。但是回顧一下這段歷史，卻有一些場面令人非常憋屈。

　　1945年8月，中華民國代表還有美國代表與日軍代表在湖南芷江洽商，安排在中國16個受降區受降的具體事宜。芷江洽商時，國民政府決定派遣陸軍副總參謀長冷欣率員赴南京做前期準備工作。但冷欣對安全很有顧慮，於是請求日軍務必保證其人生安全。8月22日，冷欣要求日軍以誓約文書保證其安全，這使得日方代表今井武夫“感覺奇怪”，今井認為“以為以一位戰勝國的高級將校竟然向戰敗國使節要求保證安全，既無意義又不自然，總覺得未免有些滑稽之感”，今井也就不客氣反駁冷欣：“這種文件不但沒有價值，而且沒有必要，日軍恭候閣下光臨!”幾經解釋，冷欣依然堅持不懈。最後，今井在無奈之下只好答應回到南京後用無線電代替書面保證。今井後來在回憶錄中分析冷欣的心理説：“關於這件事我認為，中國軍對於迄今當時為止誇耀不敗的日本軍，覺得並非憑自己的力量戰勝，而是依靠盟軍在其它戰場勝利的壓力，才名列戰勝國之一，因而他們自己並沒有戰勝的實感，對日軍畏懼心理尚未消除。不僅如此，給我的印象是，作為軍人(指冷欣——筆者注)在戰場上有這類言行，總覺得有些不恰當。”順便補充一下，當時採訪芷江受降的記者描述：“在會談中，冷欣時而站立，時而屈膝而坐，身體晃動不已，人又瘦小，簡直有一點象一隻猴子。新聞記者們都認為他有失國格。”

　　1945年9月9日上午，南京受降儀式舉行。在儀式上，國民黨陸軍總參謀長蕭毅肅中將將日本降書兩份交岡村寧次閲看，岡村寧次簽名蓋章後本應親自呈遞給對面的主受降官、國民黨陸軍總司令何應欽，而他卻派自己的部下，參謀長小林淺三郎遞交。然而，何應欽非但不予追究，還面向小林主動站起來，躬身雙手接過降書。結果就成了遞交降書的比接受降書的形象還要挺直高大。後來有人出來解釋，説那張桌子太寬，小林太矮，如果何應欽坐着，根本夠不到。不過，攝影記者留下的照片卻始終令國人看起來不大舒服。在這裏，或許我們要感謝我們的畫家，一副“南京受降圖”的油畫，終於使何應欽站直了，高大了!順便説一句，何應欽是著名的親日派。

　　當我們的學者講抗戰史的時候，儘管可以以種種理由避開那些敏感的內容，但如果以不符合歷史真相的方式來進行宣傳，肯定是一種不負責任、不實事求是的作法。我們的後人一旦接觸到歷史的真相，他們又會怎樣想?

　　原載《黨史文匯》2015年第12期 作者：胡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