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説真話的曾光_風聞

曾光，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首席專家。“非典”期間作為衞生部流行病學專家組組長，他親臨廣東許多一線醫院調研最真實的情況。之後以國務院“非典”督導組成員的身份參與北京聯合指揮部的防治工作，提出了關閉北京人民醫院等多項重要建議，被政府採納。

“非典”讓信息披露走向公開

　2003年，非典席捲全球，時任衞生部廣東省流行病學專家組組長的曾光，成為國務院赴北京非典防治督查組成員和非典防治顧問。

他去廣東實地調查時，發現很多醫院沒有如實上報疫情，有的醫院兩天內收治了40多個感染者，不敢報告，又不敢不報告，於是今天報兩個，明天報三個。國務院防治非典指揮部收到這種疫情報告，誤以為病人數量是持續增加，實際上卻是疫情瞬間突增，過後就平緩了。

曾光親自帶學員下去到多家醫院調查，查閲門診日誌、出住院登記，根據獲得的第一手真實的材料，發現了醫院變相隱瞞疫情的真情，“因為當時人們的思想都比較保守，疫情太嚴重，醫院不敢不報，但又不敢如實報告，怕被追求責任，更不願意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因此採取分多次慢慢報告。”他們不知道，這樣的做法同樣掩蓋了疫情的真相，誤導了決策。當時曾光建議，應該向全國和全世界公佈廣東的疫情已經平穩下降，中國因此可以從容地開展對“非典”的研究，而不必匆忙公佈不成熟的病原研究結果。

帶着這些發現，曾光作為專家參加國務院防治非典指揮部的疫情分析會。會上，他被安排第一個發言。他直言指出，指揮部每天接收的疫情數據不準確。話剛説出口，“指揮部一位領導就打斷了我：‘你別説了！我們就靠這些數據指揮的。不靠這些數據，我哪有別的數據？！’當時疫情極為緊張，領導的脾氣也很大。”

這句話讓全場鴉雀無聲，就在此時，曾光又舉了手：“各位領導，你們不是要聽專家意見嘛，能不能讓我説完。”之後，他把在廣東調研時發現的問題一一闡述。會議間隙，曾光走到那位領導跟前説：“不知道我剛才講清楚了沒有，沒講清楚我可以再解釋。”那位領導樂了：“還有你這樣的專家？我聽説你講課不錯，以後你給我講一課吧。”

不久，曾光接到通知，要他到中南海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們講課。講稿交上去，曾光發現有些內容被刪減了，“那些都是我最精彩的部分，都打着記號呢，刪了我也得説。”比如疫情公開化的問題、非典在潛伏期沒有傳染性的結論等。

發言中，他還提出非典期間人口流動的問題。非典暴發後，很多農民工返鄉，如果感染者把非典病毒帶到農村，會更難控制。曾光提出建議：“如果讓國家計生委動用人口網去監測返鄉民工，就可以迅速發現疫情。”建議剛提出來，坐在曾光身後的衞生部領導忍不住了，“他輕敲我桌子，説‘照稿念，照稿念’，他可能覺得我是流行病專家，不該不請示就在如此場合言及其他部委的工作。”但這位領導不知道，這是“裏應外合”的結果——曾光要給政治局委員講課前，就有相關領導找到他，提出這個想法，希望他幫忙“請戰”。

曾光笑着對記者説：“講課後，國家計生委連夜寫請戰書，檢測非典期間的農民工返鄉問題，請戰書第二天送到了中南海，當天就被批准了。

　

　

　　

　　十年前，“非典”肆虐，由於保密制度的規定，信息不能公開，謠言和小道消息滿天飛， “我們那時候連打電話都要非常注意，因為咱們國家歷來對傳染病防控的保密制度都很嚴。這種狀況不是一兩個人能改變的，公佈疫情甚至超越了衞生部長的權力。中國多年積累的體制突破一下很不容易。”

　　“中國的開放，尤其是公共衞生領域的信息開放，是在防治“非典”過程中開始的。”曾光説，那時世界衞生組織來了兩批專家考察疫情，他要作為中國專家組成員與世衞組織對話，此前國家長期對疫情采取“內外有別”和“內緊外鬆”的策略，開放得很不夠，未能滿足世界衞生組織專家去廣東調查的要求，但擬安排他們聽取與從廣東前線歸來的中國專家組的報告。當時是3月初，曾光是流行病學專家，負有全面掌握分析疫情動態的責任。後來衞生部讓他去跟世衞專家談調研情況，“我當時明確兩點，對外交流第一隻能講實話，第二，只有領導同意我講實話才去講。如果滿足不了這兩點，建議不派自己出席為好。”第一次見面會，曾光的確奉命迴避了。但是，第二天主管衞生疾控的齊小秋司長專門在衞生部聽了曾光的試講後，果斷同意他與世衞專家的第二次見面時如實講述廣東疫情，中國在重大傳染病信息透明化上艱難地邁出了第一步。世界衞生組織根據曾光的報告，確信在廣東流行的不是禽流感。一週以後，世界衞生組織公佈了SARS（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又稱傳染性非典型肺炎）這一新名詞。

　　4月20號，對全中國人民來説也是一個重要的日子。那天，國家及時、完整、準確地向國內外公佈疫情。取得了安民心、動員羣眾、引導媒體、制止謠傳等全方位效果，實現了國內公共衞生專家多年來對於疫情公開的期盼。

　　疫情信息公開尊重了百姓的知情權和參與權，百姓瞭解疫情動態，從而採取措施保護自己家人，也有義務配合參與疾病的防控工作。信息公開也便於地方接受監督，可儘快消除傳染病發生的隱患。同時信息互相溝通是國際防治傳染病合作的基礎，““非典”危機期間，我們與世衞組織和國際社會的合作，使中國和世界人民受益。”

　　“保證信息暢通是我們的唯一選擇。”曾光希望以法制化渠道予以保障，今後修訂傳染病防治法時，應明確必須向受到傳染病威脅的百姓，及時提供公開完整的信息及預防知識，否則視為失職或違法行為。

2003年4月1日，時任副總理吳儀在視察疾控中心時，對在場的人表示，她此行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推動中國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整套機制的建立。這是中國領導人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提出應急機制的建設問題。

　　一個月後，國務院公佈出台了《公共衞生突發事件應急條例》(以下簡稱《條例》)。這份被認為是“公共衞生事業的轉折點”的法規條例，從起草到提交審議，只花了半個月的時間，開創了中國立法的“SARS速度”。

　　《條例》出台的第二年，衞生部成立了衞生應急辦公室，負責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監測預警、應對準備等工作。到2005年，全國已共有24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成立了衞生應急辦公室。

　　2007年8月，國家又出台了《突發事件應對法》。這期間，各部委相繼出台了應急預案，除了涉及重大傳染病流行、中毒事件、環境污染、核泄露等公共衞生事件外，也涉及了洪澇災害、地震、颱風等各種自然災害，以及鐵路、民航、電力、銀行、煤礦等領域的重大事故。

　　“應急預案從傳染病涵蓋到整個公共衞生領域，再到各種潛在的社會安全事件，”曾光説，“顯然，這是SARS帶來的額外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