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經濟戰”與中美關係_風聞

發佈/2019年6月18日 3:30 AM

文/鄭永年

來自/聯合早報

鄭永年專欄

美國社會很多精英提倡通過和中國進行經濟戰的方式來拖慢甚至遏制中國的發展。所以，不難理解，今天中美兩國儘管進行着“貿易戰”，但“貿易戰”僅僅是一個名義而已，實際層面兩國之間所進行的早已經大大超越了貿易範疇，包括商貿、投資、知識產權、技術等等方面，可説是已經拉開了要進行全面經濟戰的架勢。

美國要對中國進行經濟戰，這使人想起了中國近代一些精英人物提倡要和西方列強進行“商戰”的主張。其中，以清末的鄭觀應（1842-1921）最具典型和影響力。鄭觀應曾任上海機器織布局、輪船招商局的總辦，與洋務派關係密切。

中國早期維新思想家認為外國侵略者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是造成中國貧弱的主要原因，他們因而主張不但講求武備，加強國防，以抵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兵戰”，而且必須大力發展民族工商業，同西方國家進行“商戰”。而鄭觀應的“商戰”思想（主要體現在他1893年出版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中）則更近一步，認為：“習兵戰，不如習商戰。”

在他看來，學習西方，僅依靠熱衷於購鐵艦、建炮台、造槍械、制水雷、設海軍、操陸陣，講求戰事不遺餘力，遠不如西方各國那樣傾其全力去發展商務。為進行“商戰”，中國就必須破除以農為本、以商為末、重本抑末的傳統成見。

他認為，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成他們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場”，遂採用“兵戰”和“商戰”的手段來對付中國，而商戰比兵戰的手段更為隱蔽，更為嚴重，更為危險。所謂“兵之併吞禍人易覺，商之捭可敝國無形”。他主張“西人以商為戰，彼既以商來，我亦當以商往”。只有以商立國，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

鄭觀應所説的“商戰”類似於重商主義，不僅影響了當時的光緒皇帝，而且影響了日後的幾代政治和知識精英，包括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毛澤東等。從這個角度看，今天中國經濟學家們所説的“趕超經濟學”實際上也具有鄭觀應的影子。不管怎麼説，學習、趕上和超越西方一直是這幾代中國人的夢想，而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不讓列強任意欺負中國。

今天是美國對中國進行經濟戰

現在中國和西方的情況則倒了過來，是美國要和中國進行經濟戰。美國要和中國進行經濟戰的原因，自然和近代中國要和西方列強進行商戰全然不同。今天的美國儘管經歷着相對的衰落，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幾乎在所有領域領先其他所有國家，同時美國更沒有如近代中國那樣面臨強大的敵人。

美國的問題是內部的，內部問題解決不了就外化成為國際問題，貿易戰只是其中一種“外化”行為。很顯然，美國不僅在和中國打貿易戰，而且也在和其他很多國家包括墨西哥和印度在打貿易戰。美國希望通過外部經濟（貿易）戰來解決內部問題，儘管沒有人相信美國這樣做會成功。

當然，對美國來説，經濟戰並不是新鮮事情。美國在立國後不久就和當時先進國家的英國進行了一場“經濟戰”，即實行重商主義，發展和保護民族工業。美國只有在內部強大之後才進行開放政策，進入世界的。美國1890年代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然後在一戰期間開始全面介入世界事務，二戰之後成為整個西方的領導，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之後成為唯一的霸權。

不過，在這個期間，美國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和其他國家進行貿易戰，或者經濟戰。整個冷戰期間，美蘇冷戰很大程度上表現為經濟戰。美蘇冷戰儘管表面上看軍事競賽，但背後則是經濟競爭。所以，也不難理解，蘇聯解體的原因並非外部和美國的軍事競賽，而是內部的滯漲和老百姓的不滿。柏林牆是從內部倒塌的，而不是從外部推到的。

一旦當美國感覺到某一領域被（或者要被）其他國家所超越時，就會毫不留情地通過貿易戰來精準打擊和解決問題，甚至包括對自己的盟友例如德國、法國和日本。今天美國打壓華為公司的手段和美國從前打壓德國、法國和日本公司的手段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因為這些國家是美國的盟友，還可以在美國內部找到自己的朋友（例如美國國務院和軍方），而今天的中國因為被美國視為“對手”，因此找不到內部同情者或者支持者。

貿易戰是西方的概念，也是西方國家藉以用來解決國與國之間貿易問題的傳統手段。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從來沒有發展出類似的概念或者使用類似的方法。歷史地看，在近代西方崛起之前，中國曾經是最發達的國家，為全世界各國輸出了大量的絲綢、瓷器、茶葉等產品。中國的四大發明流傳到西方和世界各個角落，也從來沒有今天那樣的“知識產權”一説。

這些年來，人們津津樂道地把傳統的“朝貢體系”，視為中國和其他國家的不公平貿易安排。但這是西方故意的曲解，因為用今天的話語來説，朝貢體系實際上是中國對其他較小國家實行的“單邊開放政策”，外國使節通過“磕頭”儀式“朝貢”中國皇帝，中國皇帝就許可該國和中國進行貿易往來，但中國皇帝並不要求該國也向中國開放。

因此，當中國皇帝的“禮物”“入不敷出”的時候，就要求減少外國“朝貢”的次數或者延長“朝貢週期”。這種封建性的貿易安排或許就是中國儘管曾經是貿易大國，但並沒有發展出具有國際性的貿易規則的原因，也或許就是中國落後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西方國家對中國貿易戰也並非第一次。第一次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就是典型的貿易戰。當英國在和中國的貿易中沒有競爭力而產生大量貿易逆差的時候，英國就毫無羞恥地在中國進行非法的鴉片貿易。在中國被打敗之後，各國列強更是展開了瓜分中國的競爭。中國近代史的進程就是從這種恥辱中開始的。

現在輪到中國如何應對美國發動的經濟戰了。從目前的狀況看，美國的意圖極其明確，就是要拖延和遏制中國的發展。未來的局勢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如何回應。今天的中國並非吳下阿蒙，並非鄭觀應時代了，未來的歷史並非美國一家説了算的，中國也是這個舞台上的一個主角。

中國需要回應，也必須回應，但回應的方法必須得當。當代中國的現代化如果説是從毛澤東時代開始，那麼當時的中國已經失去了走往日西方列強現代化道路的機會。西方列強無一不是通過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主義的方法來輔助內部現代化的。比較而言，中國走的是一條通過內部資本積累的內髮型現代化道路。直到改革開放政策開始之後，中國才改變了這種情況。

應當指出的是，改革開放之後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國是打開自己的國門，歡迎外國資本進入中國的。儘管外國資本對中國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但主要還是外國資本和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的結合。在這個過程中，外國資本的收益極其豐厚，中國通過資本積累和西方技術擴散等方式也得到了發展，但所付出的各方面的代價（尤其是環保方面的）也是沉重的。中國的資本“走出去”只是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的事情。但沒有多少年，就迎來了今天的貿易戰。

也就是説，中國也經歷了自己的重商主義發展階段。內生型的發展模式使得中國經濟並沒有像其他很多經濟體那樣高度依賴西方美國。儘管歸根結底，像中國那樣的巨型經濟體最終需要依靠內需而實現可持續發展，但這絕非閉關鎖國。閉關鎖國是必須避免的。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社會就開放政策達成了一個廣泛的共識，即封閉走向落後，落後就要捱打。

這個共識到今天仍然沒有任何變化。因此，當美國西方開始進行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的時候，中國領導層一再宣言要堅持開放政策，並且開始了新一波的更為深度的開放政策實踐。

也就是説，中國在以全方位的、更大規模、更深刻的開放政策迎戰美國的對華經濟戰。和排他性的重商主義時代不同，今天的經濟戰所競爭的是誰更開放，看誰能夠通過開放政策吸引到最優質經濟技術資源，從而提高和強化自己的競爭能力，追趕或者保持經濟的領先地位。

西方不會輕易放棄中國市場

從世界經濟史經驗來看，只要一個國家本身是開放的，沒有其他國家可以把這個國家孤立起來。同樣，只要中國本身是開放的，資本的邏輯決定了中國是不可以被孤立的。美國經濟之所以強大其原因之一是因為美國的消費市場，龐大的消費市場使得很多國家需要依賴美國市場而生存。這一邏輯也適用中國。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內部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超過70%。

儘管中國的中產階層的比率仍然小於美國的，但其絕對規模已經趕上甚至超過美國。也就是説，中國擁有一個利潤豐厚的大市場。美國的商品需要市場，美國的技術需要市場，沒有人樂意放棄中國市場。即使美國的資本因為政治壓力而不得不放棄，那麼歐盟和日本等國家呢？美國是否有能力施壓所有西方國家放棄中國市場呢？

再者，美國企業如果放棄中國市場就會增加自己的成本，導致投資的減少，最終導致企業的衰落。美國進入世界體系以來，其經濟之所以強大就是因為其一直處於不斷擴張的過程之中。用馬克思的話來説，資本的本質就是擴張，否則就會是死亡。如果借用西方的概念來説，中國便是“資本主義”的最後一個邊疆。既然西方花了巨大的努力打開了中國市場，誰又會輕易放棄中國市場呢？

的確，在這場貿易戰中，美國的企業家並沒有為中國發聲，有的站到了政府的一邊。不過，美國企業界和美國其他的既得利益集團（包括安全和軍工系統、政客等）的意圖不同，企業家向中國施壓是為了中國更大的開放，而其他利益集團則是意圖遏制和圍堵中國。從資本的角度來看，簡單地説，中國越是開放，美國的貿易戰越是難以打下去。

在國際舞台上，各國面臨着現存多邊主義組織解體的危機，尤其是那些美國在其中佔據主導地位的組織，包括世界貿易組織。美國紛紛“退羣”，轉向了單邊主義和雙邊主義。不過，對所有其他較小國家來説，包括歐盟成員國、日本和東盟（亞細安）國家等，仍然需要通過多邊主義機構和方法來解決問題。

這個方面也是中國可以加以努力的。中國可以加快加入一些區域多邊主義組織，包括沒有美國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同時中國可以創建新的多邊主義機構，類似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儘量把美國的盟友也包括進來；即使是像“一帶一路”那樣的項目也可以轉化成為多邊主義機構，向其他多邊機構開放。

不管怎麼説，即然美國向中國發起了經濟戰，中國即使想回避也很難，只有迎戰。但迎戰的過程應當是理性展現的過程，而不是情緒表達的過程。情緒很容易表達，而理性則是少有的。但只有理性才能保護和促成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也只有理性才能促成中國履行作為大國的區域和國際責任。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