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現了現代化的密碼_風聞

所謂的現代化的密碼就是實現現代化的充分條件，學習過邏輯的朋友都知道充分條件與必要條件的區別。充分條件是指實現一個事物的的條件，只有具備了這個條件就肯定能實現這個事物。必要條件是實現一個事物必不可少的條件。現在研究社會科學很少具備邏輯的充分性和完備性，大多數研究都是依據歸納，這就要靠統計學來發現規律。但是在現實研究中，這種數學方法往往被庸俗化和異化，就是研究的手段壓倒了研究的目的。我們拿幾個著名的命題來説明這個問題。

一個是“休昔底德陷阱”，這個夠有名氣的國際政治問題。它説國際政治中的權力轉移總是通過戰爭發生的，並且通過統計研究1500年以來的權力轉移歷史，其間一共有16次重大的權力轉移，有12次是發生了戰爭。但是這個統計仍然證明因權力轉移引發戰爭仍然是一個或然而不是必然。那麼就不能得出大國崛起必然導致戰爭，而要尋求戰爭發生背後的真實邏輯而不能僅僅憑藉歷史的統計認定中國崛起必然導致戰爭。大國崛起不是大國戰爭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因為世界上絕大多數戰爭都不是發生在大國之間的。

再舉一個例子，就是土地私有化與現代化的關係，這個在網上看到許成鋼與一幫青年經濟學家的爭論，這裏面許成鋼主張土地私有化，學者的政策主張不稀奇，正確和錯誤都正常。但是在爭論中許成鋼教授犯了一個錯誤，他用所有的發達國家都是土地私有化來證明他的政策主張，但是他漏掉了一個國家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是一個發達國家，這個沒有爭議，而且是二戰之後從一個荒漠土地上快速成長起來的發達國家。以色列的土地是國有的，即便是以色列的立國之基的“基布茲”也是租用的國有土地。這一個例子就足以證明土地私有制並不是現代化的必要條件，當然更不是充分條件，因為這個世界上的不發達國家絕大多數都是土地私有制，倒是土地公有制的國家沒有一個是最貧困的國家。

現在研究現代化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一個共識給出現代化的充分條件，只要創造出這個條件就必然走上現代化的道路，要不然也不會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陷入不發展的泥潭中。

從歷史中的大國崛起的規律性的因素來看大國崛起的充分性條件。我得到的結論是組織結構的改變是大國崛起的充分條件，也是影響大國強盛的決定性因素。

秦的崛起

中國歷史上秦在戰國七雄中崛起完成統一的決定性因素公認是“商鞅變法”。秦在戰國時代不是生產力最先進的國家，當時生產力標誌性的鐵器已經出現了，而秦的兵器和工具還處於青銅時代。但是秦的經濟組織和軍事組織結構在經過“商鞅變法”之後已經是戰國時代最先進的。

秦的軍事組織結構，商鞅在繼承了吳起在魏國開始的軍事變革。吳起在魏國實行了“魏武卒”的職業軍隊的體制變革，把魏國的軍事力量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陰晉之戰”中，魏國擊敗了10倍於魏國的秦國軍隊，展示了吳起軍事改革的巨大威力。

商鞅在承繼吳起職業軍隊改革建立“秦鋭士”體制之外，改革了吳起“魏武卒”的弊端，建立了“軍功爵”制度，開放了平民通過軍功晉升的通道，同樣的體制改革，西方要到拿破崙時代才進行，所謂的“每一個士兵的背囊中都有一個元帥的權杖”。在封建社會，軍官是貴族的職業。

商鞅在秦國建立的“耕戰”，實行經濟體制改革使得秦國的經濟獲得快速發展，支持秦國的實力快速增長。第一個就是土地私有化，廢除了過去的井田制為土地私有制，鼓勵開墾荒地吸引移民，通過獎勵耕織促進經濟發展。通過近些年出土的“秦簡”可以發現秦國建立了一套精細的經濟管理制度，使得經濟管理的效率和規範性遠遠超越了時代。秦國還實行了“勒銘記工”的制度，促進了工場工業的發展，兵器的製造有了標準化的雛形。

商鞅在政治上建立了以魏國李悝變法的法律為基礎的秦法，建立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消減和剝奪貴族的世襲權利，把貴族壟斷的權利和權力用來鼓勵“耕戰”。通過法律規範百姓和貴族的行為，建立基層的“保甲”制度，把行政和法律貫徹到秦帝國的基層。

這些組織行為和組織結構都是戰國時代最先進的組織結構，其他國家雖然也都多少進行了變法改革，但是都沒有秦國進行的變法搞得徹底和完整，秦國的變法是貫穿了政治，經濟和軍事，貫穿了上層和底層結構，故此商君雖死而秦法不滅，所以導致秦國的崛起和統一的完成。其他國家的變法或侷促於一隅，單個領域的變法，或者僅僅君主的一些行為，不能貫徹到帝國的每一個角落，所以往往是“人亡政息”，變法中途失敗，比如魏國，趙國和楚國的變法都沒有進行到底。

英國的崛起與組織結構創新

現在人們熟悉英國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但是在工業革命之前很多年英國就已經成為海洋強權，談世界近代史必然要從英國的“大憲章”開始。英國自“大憲章”到工業革命爆發已經發生了重大的組織結構的革命，這些組織結構的革命性發展直接推動了英國成為海洋強權。

政治上，英國首先完成了“君主立憲”和議會政治，開放了資產階級進入權力中樞的通道。建立了權力制衡機制，完成了中央集權。

社會組織結構上以“新教”取代了天主教，擺脱了宗教對人精神和經濟的控制，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打開了精神和經濟枷鎖。通過“新教”的組織完成對底層社會的組織。

經濟上建立了工場工業，形成了分工，成百倍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這一點在亞當斯密的著作中已經作出了描述。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產生了勞動剩餘，生產的社會化產生了市場，產生了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政治、法律制度和基礎設施已經建立。這些都是在工業革命之前英國就已經完成的組織結構和技術結構建設。

這種分工造成的高效率組織結構影響到軍事，英國可以比其他國家更高效率地組織軍艦的生產，更高效率地組織戰爭，故此英國經過多次海上戰爭奪取了海洋霸權。為人所熟知的有擊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贏得特拉法爾加海戰，但是，英國最開始是從荷蘭人手中奪取海洋霸權的，而第一次英荷戰爭英國是吃了敗仗的，這一點知道的人並不多。荷蘭人在第一次英荷戰爭中擊敗了英國人，荷蘭的艦隊打進了泰晤士河。但是英國因為有了分工的高效率生產，他比荷蘭人更快地從戰爭的損失中獲得恢復，第二次英荷戰爭就打成平手，在第三次英荷戰爭中擊敗荷蘭贏得海洋霸權第一戰。

英國的崛起首先在於組織結構的創新，分工的經濟結構和君主立憲，議會政治和開放資產階級進入政治舞台，宗教改革，這些構成了英國崛起的制度性結構因素。

法國大革命帶來的組織結構革命

法國大革命創建了共和政治體制，徹底否定了君主專制政治和封建政治體制，給底層精英晉升上層政治和軍事打開了通路，這給法國帶來了政治和軍事優勢，造成了拿破崙的軍事崛起。如果沒有這場政治革命，拿破崙作為一個科西嘉小人物很難上升到法國政治舞台的中央，也就沒有法國的軍事崛起。

法國大革命帶來的軍事革命用國民軍制取代了僱傭兵制，這帶來了軍事組織上的革命性進步。拿破崙講的“每一個士兵的背囊中都有一枚元帥的權杖”，革命打破了貴族對軍事權力的壟斷，激發了人民對政治的熱情，從而形成了廣泛的政治支持，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法國大革命的缺陷一個是沒有經濟上的組織結構革命，沒有像英國那樣的分工造成的革命性組織結構，這造成法國一直就沒有形成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支持政治革命的產業資產階級精英集團。第二個是法國大革命形成的政治革命集中在巴黎，沒有對法國腹地和鄉村的封建勢力造成摧毀，這使得法國大革命形成的政治制度是不穩定的，後來就有波旁王朝的復辟，法國的共和體制不斷地起伏。

德國的崛起與組織結構變革

德國是一個後發的資本主義強國，德國很不幸處於一個不利的地緣位置，在西面是法國，東面是沙皇俄國，無論是法國向東擴張還是俄國向西擴展，德國都是必經之地，此所謂“四戰之地”。在“神聖的羅馬帝國”解體之後，德國分裂成上百個小邦國，德國面臨着不崛起就被吞併的命運。在遭受拿破崙法國的擊敗之後，德國開始覺醒。

在法國拿破崙戰爭失敗之後，歐洲列強形成相對實力的均衡，英國堅決遏制任何一個歐洲強國控制歐洲，扮演着離岸平衡手的角色，歐洲進入一段相對和平時期，這給了德國崛起一個戰略機遇期。

德國在俾斯麥“縱橫捭闔”的操作下終於完成了統一，擊敗了歐洲強國法國，實現了崛起。這其中，德國崛起的決定性因素一個是經濟上採用李斯特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建立了社會保障的福利體系，減少了國內資本與勞工的矛盾。國家的“重商主義”利用國家力量給資本主義的發展，本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外部市場保護，內部基礎設施和市場體系建設，給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保護和支持。這些措施促進了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

軍事上，德國在沙恩霍斯特領導下建立了參謀部系統，在世界上第一次把經濟上的分工組織結構引入到軍事指揮領域，這個科學化的組織結構使得德國的軍事指揮的效率領先於全世界，使得德國陸軍一躍而成為世界最強大的陸軍，這才使得德國能夠在普法戰爭中擊敗法國，奠定德國崛起的基礎。

德國的崛起的根本原因一個是實行國家資本主義、重商主義發展資本主義，再一個就是軍事上的參謀系統，在德國建立了參謀系統之後，德國的陸軍軍事組織結構就是世界最先進的，即便是拿破崙在世也不可能擊敗德國，這是由組織結構的效率決定的。

德國就是憑藉這兩個結構性組織創新實現了崛起。

美國崛起帶來的新的組織結構革命

美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歷史比德國要早，之所以擺的德國後面是因為歐洲是近代世界的中心，美國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要到20世紀了。

美國自1776年獲得獨立之後，幸運之神一直眷顧着美國。美國原先是英國殖民地，所以他的經濟自然就以英國經濟體系為模本複製，恰好英國走了一條以分工製造到工業化的道路，而拉美因為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走的以宗主國的農業經濟的道路，先天美國就確立了對美洲其他國家的經濟優勢。但是開始美國只是複製英國的組織結構，有一點創造就是邦聯而不是君主立憲，美國原先也沒有國王，原先英國國王就是美國的君主。當推翻英國的殖民統治之後，自然也不會有君主了。

美國真正崛起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後，特別是經過美國內戰之後，美國在完成內部整合之後，工業化加速發展。這之後，美國首創了福特製，流水線生產，標準化和泰勒制的科學管理。這三樣“神器”讓美國的生產效率第一次領先世界。到二戰之前，美國的工業化組織結構已經領先世界，只有德國的生產效率可以與美國媲美，這讓美國在二戰中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對比日本這個工業化國家，因為組織結構的差距，美國的生產能力10倍於日本。因為掌握了先進的組織結構和科學的組織理論，美國不僅僅是生產效率遠遠領先日本，而且在軍事上對於軍事力量的使用效率也遠超日本。

一個例證，日本最後去世的二戰王牌飛行員坂井三郎在回憶錄中記錄了日本在1945年臨近失敗的時候，他的陸軍航空隊的戰鬥機編隊仍然採用3機編隊，而其他列強的空軍都已經先後採用了雙機編隊的作戰隊形。這種雙機編隊在比三機編隊節省兵力的同時擁有更強的戰鬥力，因為僚機不需要在掩護長機的同時還要照顧同伴僚機的位置。三機編隊的僚機的編隊負擔更重，更容易掉隊。這種戰鬥機編隊最先是德國在西班牙內戰中採用的。英國的不列顛空戰開始的時候還採用三機編隊，蘇聯在衞國戰爭開始的時候也是三機編隊，但是他們在戰爭爆發後很快改變，採用了雙機編隊。陳納德在擔任中國空軍顧問的時候，也發現了這個秘密，但是他沒有把這個秘密告訴中國人，而是保留在自己的頭腦中，等到美國志願航空隊“飛虎隊”到中國之後，他才把自己研究的成果告訴自己的同胞。

這些國家都是工業化國家，有很強的學習能力，所以能在戰爭過程中很快發現組織結構的效率差距，改進自己的組織結構，提高組織效率。但是中國是一個農業國，不具有這種對組織結構效率的認識能力，所以抗日戰爭打了許多年，中國空軍都沒有改進自己的組織結構，作戰編隊形態。日本的現代化是引進的，缺乏內生的組織結構支持，日本的經濟組織結構和軍事組織結構都是引進的，亦步亦趨，比中國這種農業國先進，但是跟先進工業國比較就差距巨大了。

美國因為在戰爭中掌握了科學的組織方法，所以在戰略決策和兵力使用效率上比其他國家更高。但是美國強大的軍事實力掩蓋了他組織結構的先進性。

蘇聯崛起的組織結構創新

俄羅斯和蘇聯的崛起最早要從彼得大帝開始的近代化算起，彼得的近代化就是向西方學習，伴隨着俄羅斯近代化就是軍事擴張，也是從彼得時代開始，俄羅斯開始了向波羅的海，黑海和西部的擴張，這也使得俄羅斯的崛起總是伴隨着西方的噩夢，直到現在，俄羅斯官方的“普京主義”的第一條還是擴張性。俄羅斯的崛起的問題是單打一的軍事化的崛起，這大概也是形成俄羅斯戰鬥民族的歷史印象吧。但是俄羅斯近代化的問題就是他一直沒有從軍事擴展到經濟領域，而且俄羅斯的近代化一直就侷限在上層，沒有深入到基層。直到蘇聯時代，斯大林搞了計劃經濟才在經濟領域開創了新的組織結構。現在主流經濟學界對計劃經濟的否定是拾西方的“牙穢”。但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計劃經濟是經濟組織結構的一個重大進步，在1930年代西方世界整個陷入經濟危機的時候，蘇聯的經濟一枝獨秀，後來德國從經濟危機中恢復也是採用的蘇聯的辦法，加強重化工業國家投資，增加國家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比如修建高速公路，增加工人的社會保障，這些都是計劃經濟的內容。美國的“羅斯福主義”採用了凱恩斯的理論，動用國家干涉經濟，才使美國穩定了經濟。從二戰之後，西方國家都採用了混合經濟模式，就是接受了1930年代經濟大危機的教訓，吸取了蘇聯計劃經濟的優點形成的新的經濟模式。

蘇聯在二戰中崛起為世界兩極中的一極，達到自彼得大帝以來權力的最高峯得益於政治上的列寧主義的政黨和斯大林的計劃經濟。這一個是政治組織結構的創新，一個是經濟組織結構的創新，因為這種組織結構的創新，使得蘇聯在當時獲得了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更快的發展速度，從而完成了從前工業化國家到一個高度工業化國家的轉型。用丘吉爾評價斯大林的話““他接過的是一個扶木犁的窮國，他留下的是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強國。”這個評價客觀地承認了蘇聯獲得的巨大成功。

蘇聯的組織結構雖然在列寧和斯大林的領導下獲得巨大的進步，但是也遺留巨大的問題，這個問題從彼得時期就存在，那就是俄羅斯的現代化進程一直”磕磕絆絆”，不是一個完整的歷史進程，比如像英國和美國；而是有點像法國，近代化進程很大程度上依靠最高領導人的個人意志和能力，總是存在“人亡政息”的現象。這個現象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組織結構發展中經常或者是普遍的現象。比如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變法”在不同的國家都發生過，而且都取得過巨大的成果，但是隻有秦國持續下去一直到秦始皇統一中國，所謂“奮六世餘烈”是也。俄羅斯和蘇聯的崛起與失敗真的是典型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足可以留下足夠的教訓。這些興衰與組織結構的關係將在後面統一闡述。

日本崛起沒有組織結構創新

日本是一個典型的後起帝國主義強國，它的崛起沒有組織結構的創新和技術結構的創新，日本的崛起就是靠一個笨辦法更多的工作時間，有的像現在中國的711工作制，日本稱為“勤勞奉仕”。超高強度的勞動與軍國主義對外擴張是早期日本崛起的主線。因為沒有組織結構和技術結構的創新，日本的崛起主要依靠戰爭擴張，戰爭主要依靠野蠻地犧牲，比如日俄戰爭來爭取勝利。二戰之後，日本引進了美國的科學管理（戴明制）才獲得了組織結構上與西方發達國家近似的組織結構效率，加上這個時期日本的高強度勞動使得日本在1980年代之前獲得了在發達國家中的競爭優勢，這個時期出現了“日本第一”的説法。但是，這種引進的組織結構畢竟是引入的結構，在日本保守的文化環境中，日本的組織結構一直就沒有改進，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日本的組織結構已經落後了，這導致日本在1990年之後陷入了經濟停滯的境地。

中國崛起與革命帶來的組織結構革命

在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活動中再一次地提出了中國為什麼獲得持續的高速增長這個謎團？主流經濟學家們想從改革開放的政策中尋找答案，但是他們是徒勞的，因為改革開放所有的政策在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都採用過，都沒有獲得像中國一樣的成就。

想找到中國崛起的密碼要從井岡山去尋找，而不是改革開放的政策中尋找。這裏給出一個事實，在1950年爆發了朝鮮戰爭，中國人民志願軍與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進行了一場真刀真槍的較量，最終雙方在38度線上停下來，這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一個農業國在戰場上戰勝了世界最強大的工業國。對於這一個奇蹟的發生，至今的解釋都沒有切中實際。要知道，在1950年的時候，就、志願軍與美軍在技術上是存在代差，志願軍只有輕步兵和少量炮兵對抗海陸空軍的美軍，而且美軍是機械化的軍隊。志願軍在技術上存在代差的農業國軍隊把美軍從鴨綠江趕到38線，讓美軍遭受丟臉的失敗，一定有技術因素之外的更強大的因素。這個奇蹟的根本原因是當時的解放軍的組織結構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包括戰略決策機制到最基層的戰術編組，像著名的“三三制”，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組織結構，因為有了組織結構的領先優勢才能在對抗擁有絕對技術優勢的敵軍的時候能形成局部的戰術優勢和戰略的均勢，才能有最終在38度線上的停戰。

其實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是一個奇蹟，從井岡山開始，中共就一直面臨着不對稱的軍事鬥爭，敵人通常在數量上是幾倍的優勢，在武器裝備上的優勢更大。井岡山時代是“揭竿而起”，後來是小米加步槍對抗敵人的飛機加大炮。但是人家把解放戰爭勝利歸結為國民黨的腐敗與無能，這固然是一個事實，但是也不能忽視國民黨在戰爭初期的兵力與裝備的優勢。直到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志願軍在戰場上直接對抗世界最強大的帝國主義美國而且能夠取得戰場的勝利，這之後再也無人質疑解放軍的強大，而這個強大的基因要從井崗山説起。

中共在井岡山的軍事鬥爭就已經建立了基本的組織結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支部建在連上；“三大民主”，政治民主，軍事民主和經濟民主；這構成了解放軍的基本組織結構。支部建在連上，把黨的組織深入到基層這個是世界首創的組織結構。黨對軍事絕對領導不僅僅是上層領導，而是深入基層的領導。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不是領導人的絕對權力，而是黨的組織的絕對權力，是黨的委員會的絕對權力，在黨的委員會下分工領導。這個組織結構防止了個人野心膨脹，篡奪黨的領導權，像張國燾那樣的情況。

我們知道蘇聯紅軍開始實行雙首長制，政治委員有最後決定權，這是因為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後的初期，紅軍的軍官絕大部分是原沙俄軍隊的軍官，他們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蘇共建立了軍隊的政治委員制度，政治委員監督軍事長官，有最後決定權。但是蘇軍的雙首長組織結構產生了一個消極後果就是分權造成指揮效率下降，所以蘇聯紅軍在斯大林時代就採用了一長制，軍事首長主導的指揮組織結構。

中國革命從他開始軍事鬥爭開始就處於絕對了劣勢局面，任何常規的軍事組織形態都必然走向失敗。沒有常規的軍備支持，武器彈藥全部依靠繳獲；沒有常規的財政支持，軍官和士兵都沒有軍餉；只有靠信仰的支持，靠激發士兵的政治覺悟才能維持軍隊，才能保證軍隊的戰鬥力。這種情況下，解放軍從紅軍時代就得到一個結論就是“政治工作是人民軍隊的生命線 ”。這個“生命線”是靠組織結構和政治思想工作保障的。這個組織結構一是深入到最基層組織的支部建在連上和“三大民主”，三大民主是“政治民主，軍事民主和經濟民主”，支部建在連上和“三大民主”構成軍隊組織結構的基礎。“三大民主”把士兵從被僱傭的戰爭“炮灰”解放出來，成為戰爭的參與者和領導者，這才是人民戰爭的真諦。

作為軍隊的組織結構，解放軍有着其它軍隊都沒有的政治組織結構，軍隊中政治部與參謀指揮系統擁有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和權力。解放軍的雙首長制是這種雙重組織結構的分工結構。司令員是軍事指揮員，政委是政治工作的負責人。政治委員下面是政治部門，有政治部主任具體負責領導。司令部下面的參謀系統由參謀長負責領導。這樣的一個雙重的權力結構在黨委的領導下實現權力集中，黨委實行首長負責制和民主集中制。黨委書記是權力的最高領導者。

這樣的一個二元的組織結構如何實現比其它一元結構更高的組織效率呢？這種結構的效率表現在底層和高層行動和決策方面。

眾所周知“戰爭迷霧”，戰爭中存在着巨大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就是戰爭“迷霧”。戰爭”迷霧“是在戰鬥與戰爭的過程之中破解的。解放軍和他的前身紅軍通過激發人的主觀能動性，破解了戰爭的迷霧。所有僱傭性質的軍隊，他的士兵是被強迫投入戰爭和戰鬥，一般地都沒有戰鬥的積極性，絕大多數士兵都是消極戰鬥，他們是靠軍官驅使士兵去戰鬥，這種組織結構中，軍官和士官是軍隊的核心。解放軍通過政治動員和思想動員，讓士兵成為戰爭和戰鬥的主動參與者，這種政治積極性很大程度上更快地破除了戰爭迷霧，通過軍官和士兵的戰鬥積極性克服了技術和組織上的不足。解放軍和他的前身紅軍從來就是面對着裝備和數量佔絕對優勢的敵人，就是靠着人的能動性和主動性贏得勝利，而人的能動性和主動性來源於政治上的自覺和信仰，這是人民軍隊的最本質的特徵，也是人民戰爭可以進行的政治基礎，軍隊的人民性和政治性是僱用性的軍隊不可能具有的政治特徵。

基於政治信仰和政治動員才能實行軍事民主，作為具體的例證，電影《紅日》中有一段基層連隊在勝利後的總結會。華東野戰軍著名戰鬥英雄“洛陽營”的營長張明寫過“洛陽營”在突擊洛陽東門的戰鬥前的軍事民主會，通過廣泛的軍事民主討論，官兵們得出結論，原來得攻擊組織結構不能完成攻打城門的任務，必須改變攻擊的組織結構。經過廣泛的動員，全營上下主動偵查敵人的城防部署情況，作出了精心的攻擊方案，一舉突破了洛陽東門全殲洛陽守敵。他們也因此獲得了“洛陽營”的光榮稱號。

這個基層的組織結構支部建在連上和“三大民主”是解放軍戰鬥力生成的基礎，許多解放軍的戰術都是從基層指戰員的能動性中發掘出來的，比如爆破攻堅戰術，徹底解決了解放軍攻堅戰中炮火不足的缺點，成為解放戰爭勝利的重要戰術因素。

接着前面的空軍組織結構談學習能力的問題。從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國民黨空軍在4年多抗戰中沒有任何組織結構創新，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國民黨接收美國的全面軍事援助，包括飛行員的培訓，這才有了比較先進的組織結構，飛行編隊採用了雙機，四機這樣的編隊。而志願軍空軍在空戰中很快就發現了蘇聯教給的組織結構，編隊形式不夠靈活，不太適應噴氣式戰鬥機的作戰。後來志願軍空軍在戰鬥中發明了自己的戰術編隊組織結構“一域多層四四制”，就是戰鬥機編隊在一個空域作戰，由前到後，以四機為一個編隊，部署在不同的高度上，形成相互掩護的有機整體。

志願軍空軍英雄鄭長華的回憶，他們幾個飛行員在機場上看到美國飛機襲擊機場的時候採用的編隊與我們不一樣，美國稱為“指形編隊”，後來我們成為“楔形隊形”。他們通過演講發現這種隊形比志願軍採用的大橫編隊更靈活，戰鬥力更強。然後他們就採用這種美軍的編隊形式。志願軍在空戰戰術上也有許多創新。空軍雖然相比陸軍具有高技術的特徵，但是解放軍的組織優勢在空軍技術和戰術學習上同樣起到決定性作用。由於有了組織結構的優勢，志願軍空軍幾乎一夜之間就成為了世界主要的空軍強國之一了。

解放軍的戰鬥力與其他軍隊根本的不同在於他的基層戰士也有主動精神，比如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中的龐國興小組是4個不同建制的戰士在戰鬥中衝散了，自動組織起來，由龐國興指揮，在印軍的縱深進行戰鬥。這次戰鬥，龐國興戰鬥小組孤膽深入敵縱深7.5公里，打了五仗。攻佔了敵人兩個炮兵陣地，擊斃敵一、二級准尉以下官兵七名，繳獲火炮七門，炮對鏡、望遠鏡各四付，推土機、汽車四台及其他軍用物資一批。加上他們為一連帶路最後繳獲的8門和印軍逃命時汽車上帶走翻入深谷的1門，印度第五野炮團的24門87．6加農榴彈炮，三分之二落到了我一六三團手中。剩下的幾門在逃命途中翻下深溝成了一堆廢鐵。龐國興他們這個小組深入敵後孤膽作戰，為主力部隊開闢道路向敵縱深發展做出了貢獻。戰後，蘭州軍區司令員張達志、第一政治委員劉瀾濤簽發了給龐國興榮立一等功的命令。1963年8月26日，國防部發布命令，授予龐國興"“機智靈活，孤膽作戰戰鬥英雄”稱號。王世軍、冉福林、周文軒3人均榮立二等功。

像這種士兵的戰鬥精神來源於政治工作，這一點跟僱傭性質的軍隊完全不同，僱用性的軍隊完全靠軍官驅動去戰鬥，一旦失去了軍官和軍士，軍隊的戰鬥力就崩潰了。

這種士兵和基層指揮員的主動性極大地彌補瞭解放軍一貫的武器技術上的劣勢，在近距離戰鬥中解放軍總是佔優勢的。

解放軍的政治工作是通過他的組織結構進行的，這就是黨委，政治部，黨支部，支部建在連上，基層有黨小組，三大民主，民主集中制。這些組織結構構成了解放軍的政治工作的體系。

這種組織結構的效率來源，第一就是激勵機制，三大民主保證幹部提拔公開，公平，公正。經濟激勵機制不是戰爭的搶掠，而是土地革命建立的新的土地制度，社會制度，而這種經濟制度與政治政權緊密相連，士兵的經濟利益不是與某個長官相聯繫，而是與革命的政治和政權相聯繫。這就解決了軍隊中的個人依附的經濟聯繫。政治思想工作解決了為誰扛槍？為誰打仗的問題？激發了士兵的戰鬥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造成了解放軍的戰鬥的頑強性和積極性，造成了解放軍的戰鬥力的基礎。第二是學習機制，前面已經説過了，三大民主中軍事民主就是學習機制，在戰爭中學習戰爭，戰爭成為軍隊的磨刀石，在戰爭鍛鍊中百鍊成鋼。

這種組織結構的優勢不僅僅表現在解放軍身上，越南人民軍在引入解放軍的顧問之後，全部接受了解放軍的組織結構，結果是越南人民軍的戰鬥力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在奠邊府戰役中能夠全殲法國外籍軍團1.6萬人，一個整師的兵力，這是殖民地人民消滅宗主國軍隊的特例。越南人民軍後來在抗美戰爭中沒有中國顧問的指導同樣表現出頑強的戰鬥力，這説明通過建立解放軍的組織結構就可以使軍隊的戰鬥力獲得脱胎換骨的變化，這説明這種結構才是軍隊戰鬥力的基礎，不是其他的什麼因素。

除了政治工作造成基層戰鬥力的基礎，中國革命造就一大批軍事家，這是世界歷史上罕有的現象。世界歷史上軍事家總是稀罕的人物，像中國革命這樣在巨大犧牲的條件下產生一大批軍事家是中國革命特有的現象，這歸功於毛澤東這個世界幾千年一出的軍事家，政治家和哲學家。這是一個透視了戰爭規律和軍事法則的天才，他把自己的對軍事和戰爭的認識從戰爭經驗上升到哲學層次，再通過對比前人的戰爭戰略理論與戰爭歷史展現的規律性，然後在戰爭實踐中對認識進行修正，最終上升到理論體系。然後他把自己的理論著述和教育傳播給紅軍的指戰員，像《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等等。毛澤東在軍事教育中的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戰略性，通過戰略思維和佔在戰略的高度去認識戰爭和戰役以致戰鬥。張愛萍將軍在回憶中認為在參加抗大的學習之前自己只可以稱為一個戰術家，在參加完抗大的學習之後，自己已經是一個戰略家了。

在學校的學習之外，毛澤東還不斷地給各級高級幹部，戰區的主官佈置作業和考試，這個作業就是要求領導親自動手定期寫報告向中央彙報。要求對當地的形勢，敵我力量的情況和發展趨勢作出判斷。對於戰役的作戰準備，敵情判斷，我方戰爭準備和戰役方案，而且對作戰進程的情況要作出有利和不利情況下的處置方案，作戰方向戰役部署及時向中央和友鄰部隊通報。毛澤東對於戰區領導上報的作戰方案總是及時批覆，指出其優點和考慮不足的情況。這樣幫助戰區的高級領導不斷地提高作戰指揮水平。也因此，解放軍在戰爭中湧現出一批優秀的軍事家和一大批優秀的高級將領就不是奇怪的事情。解放軍的學習水平要遠高於他的對手，特別是戰略水平遠高於他的任何對手。

毛澤東不僅僅是在軍隊建立的這一套組織結構，而且把它推廣到全部的根據地的，把支部建到村上，完成了自上到下的垂直組織。中國傳統社會，由於生產力的水平限制，歷來是二元的社會組織結構。所有朝代的正規政府組織只到縣一級，所謂的“皇權不下鄉”。鄉村倆級組織是縉紳自治組織。這種組織結構平衡了由於生產力低下而形成的財政對於政權的約束和國家治理的矛盾。但是這樣結構也決定了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只能運動在上層，不能深入到底層，不能動員社會的資源用於工業化和現代化，所以從1840年近代以來所有的現代化的努力都最終歸於失敗，其中的根本性原因就是現代化不能進入鄉村，不能與鄉村互動，不能動員鄉村的資源投入到工業化中，導致工業化不能形成擴大再生產循環而成為殭屍企業，導致工業化和現代化失敗。

毛澤東把支部建立在村上，通過黨的組織把有組織的力量深入到鄉村基層，替代了過去縉紳為主體的鄉村組織結構，廣泛地動員了鄉村的人力物力支援革命戰爭，這才有幾百萬老鄉推着小車打贏了淮海戰役的壯舉。這個鄉村的組織結構類似軍隊，同樣包含激勵機制的組織結構完成鄉村的垂直整合和動員。比如建立新的農村的土地制度，傳統鄉村經濟結構的核心就是土地制度，這種通過革命建立新的土地制度，把農民的利益與新政權捆綁在一起，對於動員農村的人力物力支持革命起到絕對重要的作用。

在其後，又支持了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而且這個組織有內生出農村的工業化進程，就是“社隊企業”和後來的“鄉鎮企業”。這個農村內生的工業化是中國特色的工業化。

工業化的組織成本是所有國家工業化難以逾越的障礙，因為在工業化帶來的效率之前，工業化所需要的社會組織是一種公共品，這種公共品需要鉅額的投入才能形成，這樣就出現了社會組織成本與工業化效率的時間差，鉅額的社會組織成本先於工業化效率發生，這種成本對於任何國家都是巨大的財政壓力，而這種財政壓力是後發國家難以工業化的最大障礙。

西方的工業化是通過戰爭掠奪和殖民壓榨獲得的財富來支持工業化前期的社會組織成本。現代社會已經不允許再通過戰爭掠奪來彌補工業化前期的社會組織成本了。那麼工業化前期的社會組織成本如何解決就是一個工業化的關鍵問題。

中國在工業化過程中形成二元道路，一條道路是以蘇聯為師的計劃經濟，重工業優先的道路；另一條道路是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基層和農村工業化道路。中國工業化的成功是雙輪驅動的結果，不是單一驅動的結果。因為有了基層的黨組織，中國可以以最低的社會組織成本完成對社會組織結構的重組和把國家治理深入到基層，這種組織為工業化提供了必需的組織結構。中國工業化早期通過農村補貼工業的方式實現了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建設。但是如果這個組織僅僅完成這個任務是很不夠的，跟蘇聯模式就沒有根本區別了。中國特色的組織結構是這個深入到基層的黨的組織有巨大的能動性，他在國家給定的約束條件和國家工業化的支持下下自主地發動了農村工業化進程，這個工業化進程才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農村工業化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工業化的進程，而且是自動地形成的工業化進程，不是政府推動的，是內生性的工業化進程。這個農村的工業化大概在1970年代不到10年的時間，把農村的工業產值增長了20倍，這個工業化進程才是後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奇蹟的基礎。

這個農村工業化進程解決了過去所説的“三大差別”即工農矛盾，城鄉矛盾和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矛盾中的兩個，工農矛盾和城鄉矛盾。在傳統的工業化進程中，農村和農業都是扮演着工業和城市的資源提供者的角色，隨着工業和城市對農業和農村資源的吸收，農業和農村逐步走向衰落和破敗，喪失自我更生的能力，成為等待國家救援的目標。這種工業化道路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的矛盾是結構性矛盾。中國的農村工業化道路的出現讓農村同樣可以受惠於工業化進程，把資源留在農村，讓農村擁有了自我更生的能力，通過工業化和城鎮化走出傳統農村自然經濟結構走向富裕新農村。這條道路有效地消除了農業與工業，城市與農村的結構性矛盾。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在社會組織結構上根本的區別之一。這種組織結構有效地消除了社會內部的結構性矛盾，在蘇聯式社會主義失敗的時候，中國因為有效地消除了社會結構性矛盾，不但沒有受到蘇聯解體，蘇東集團崩潰的影響，而且獲得了高速發展，這種結構上的差別是西方不能理解的，他們期望的中國繼蘇聯解體而崩潰一直也沒有出現。

**組織結構是科學，**這是我的研究得到的結論，而對於組織結構的研究還沒有廣泛而深入地進行。説組織結構是科學是因為組織結構的作用是可復現的，這是科學性的基本因素。德國的參謀部體系為世界所有的現代國家軍隊所仿效而不論這些國家的意識形態是什麼。而且隨着這種參謀體系的建立，各國軍隊的指揮效率的差距就逐步縮小。中國人民解放軍建立的組織結構同樣可以移植到越南軍隊，讓越南軍隊的戰鬥力立即獲得脱胎換骨式的增強。

軍事上的組織結構的影響是這樣，經濟上的組織結構同樣是可以復現的。英國的分工組織是所有工業化國家的基本組織結構。美國開始的科學管理組織同樣可以移植到日本使日本成為工業化強國。

組織結構具有客觀性，這是組織結構科學性的另一個因素。在中國革命中有兩個“三人團”，一個是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這個“三人團”在領導第五次反”圍剿”中失敗，在遵義會議上“三人團”遭到嚴厲批判。鑑於“三人團”在領導中表現出的獨斷專行和對反“圍剿”戰爭中領導的錯誤，中央政治局取消了“三人團”的指揮權，實行集體領導。但是沒有幾天，集體領導的方式不行，不能適應戰爭指揮的要求，最後還是再次組織了由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這説明軍事指揮的客觀要求就是精幹高效的組織結構，這是科學。前“三人團”領導失敗是因為領導人的能力不足，後“三人團”領導勝利完成長征是因為選出恰當的領導人來領導。科學的組織結構還需要科學的機制把恰當的領導人選出來。中國革命勝利很大因素是有一個偉大的領導人，而且中國共產黨人有着實踐自覺，當路走不通的時候能夠回頭，能夠認清現實選出恰當的人來領導黨。

組織結構是影響國家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

從歷史研究中發現，組織結構才是決定國家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因為組織結構決定了組織的行動效率和學習效率，而科學技術的競爭從本質上就是學習能力的競爭。現代科學技術已經是大科學工程，不是個體的單打獨鬥式的學霸競爭，而組織結構對學習的效率有着決定性的影響。舉一個例子，美國洛馬公司的傳奇設計師凱利約翰遜設計了P38，F80，F104，U2和SR71等傳奇飛機。他創建了“臭鼬鼠”工作室模式就是一種科學的科研組織結構。現代工程技術高度負責，沒有一個強大的組織是沒有辦法進行這種高度複雜的科學和工程技術研究的。但是強大的企業和組織都有一個弊病就是官僚體系，官僚體系降低了工作效率，嚴重妨礙科研工作的順利進行。所以“臭鼬”結構有效地解決了官僚體系的問題，它是一凱利約翰遜為中心的一個科研體，小核心，在企業的官僚體系之外的一個實體，得到企業最高層的直接管理。這樣的體系排除了官僚體系的干擾，是一個高效率的組織結構。這種科研體系是一種高效率的結構，是科學。中國在“兩彈一星”研究中也採用類似的組織結構，由中央專委直接指揮，具體科研工作以科技人員為中心，後來演進為總師制，以總師為核心的工作體制，小核心，大協作。

從經濟發展的要素供給上看，資本，技術甚至人才都是可以引進的，秦國崛起中，他的幾個著名的相都是引進的人才，像商鞅，範睢，李斯等，但是組織結構一定是內生的因素，組織結構決定了其他要素的發揮。

從歷史看，無論是先進國家還是後發國家，真正決定國家競爭力的是組織結構，從戰國時期的秦國，到後來的英國，美國，德國，他們的崛起無一不是在組織結構上的創新造成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快速提升。而國家實力的超常提升是國家崛起的充分條件。

組織結構創新帶來的問題

中國對歷史的研究往往走入歧途，比如秦二世而亡，於是得出結論是秦的暴政，或者秦不應該變法，採取商鞅的變法。但是這種結論是錯誤的，它的錯誤在於對秦的亡國的原因作了錯誤的解讀。

秦的滅亡關鍵因素是秦的中央集權郡縣制與被統一的六國的封建制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六國的舊貴族沒有在統一戰爭中遭到嚴重地損失，他們是反對秦的結構性力量，一旦有機會，這些人必然造反。而秦在沒有完成內部結構整合的情況下就對外發動擴張戰爭，內部大型工程消耗人力和國力，給內部的反對力量造成了機會。

在組織結構創新中，必然帶來結構性的矛盾，新結構與舊結構的矛盾，上層結構與底層結構的矛盾，政治結構與軍事結構和經濟結構的矛盾，中心地區與邊緣地區的矛盾，國內與外部的矛盾等等。這些矛盾是新結構帶來的結構性矛盾，而這些矛盾如果處理不當就會產生顛覆性的結果，這也是為什麼改革往往不容易達成既定目標的原因。比如法國大革命就沒有處理好巴黎與邊緣地區的矛盾，政治與經濟的矛盾，上層與底層的結構矛盾，結果是法國不斷出現王朝復辟。這原因很大程度上沒有建立起通達底層的資產階級政治結構。俄國的現代化總是坎坎坷坷，其中重要原因是俄國的現代化上層與保守的底層結構存在結構性矛盾，當國家出現危機的時候，要靠保守的底層精英來挽救國家，這也使得俄國的危機總是導致現代化的倒退。

中國之所以能夠在1949年之後能比較順利的進行現代化進程，跟中國建立了黨組織結構有絕對的關係，這個組織深入到社會最基層，支部建在連上，支部建在村上，把現代化的高層意志貫徹到最基層。而且黨組織在基層是不依靠國家財政的組織結構，這樣結構解決了現代國家組織結構的高成本問題，實現了低組織成本建立現代國家組織結構。解決了政治與軍事的結構統一，政治與經濟結構的統一，工業與農業結構性矛盾的化解。這樣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結構性矛盾是比較少的，沒有顛覆性的矛盾發生，所以中國能夠實現近7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和社會穩定。

最後一點，**新組織結構的發明與建設是政治家的最高榮譽。**世界幾千年歷史上，新的組織結構創新是鳳毛麟角的現象，創建一個新的組織結構是政治家的最高榮譽，就像理論家建立理論一樣。政治家創建新組織結構的功績被銘刻在人類歷史的紀念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