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糧食出口大國的澳大利亞為什麼總覺得自己太過乾旱？_風聞

文：喬瑜

如果站在悉尼或者墨爾本的大街上，隨機採訪十位澳大利亞人對於當地氣候特質的認識，十之八九他會告訴你：我們太乾旱了。大學校園裏知識階層對於水資源也有類似的焦慮，比如墨爾本大學環境工程學院開設的環境監測這門課上，每年教授都會和學生討論墨爾本市區的降雨量，並且要求學生建模預測降雨趨勢。展開地圖，這塊大陸跨兩個氣候帶，北部屬於熱帶氣候，南部屬於温帶氣候，內陸是荒無人煙的沙漠，乾旱少雨。但是，澳大利亞絕大多數居民住在沿海地區，雨量充沛，氣候濕潤，呈現明顯的海洋性特徵。那麼，這些久居沿海，甚至從未到過內陸的澳大利亞人對於乾旱的焦慮感是如何產生的？

新移民“乾旱”體驗從何而來

英國人最初在悉尼的植物灣登陸。新移民對環境的判斷標準是希波克拉底式的，認為登岸附近的森林地區是不潔的，散發着瘴氣，但是絕對不幹旱。第一任殖民地長官菲利普船長在日記中寫道，“到處都是濕漉漉的感覺，悶熱的空氣中彷彿可以聞到雨、泥土、桉樹的味道。”植物灣的氣候和英國相比有兩個顯著的特徵：日照強烈，降雨豐富。悉尼平均年降雨量是倫敦的兩倍多，而倫敦每年的降雨天數要超過悉尼；悉尼陽光充沛，倫敦温潤多雲。英國的氣候相對穩定，降雨、温度等具有可預測性；而澳大利亞許多地方堪稱“一天四季”。

而且悉尼地區遍佈砂岩。經過千萬年的風化，在原來比較貧瘠且穿透性很高的土層上形成了一層新的很薄的土層。砂岩本身具有很高的穿透性，雨水很容易滲透到岩石層，然後流失。在完全迥異的氣候條件下，來自歐洲大陸的農民幾乎無法判斷播種、收成的時機，這是最開始蔬菜和糧食種植經常歉收的重要原因，很多農場因此陸續被放棄。在此過程中，移民們對“乾旱”有了深刻的體驗。菲利普船長曾帶領部隊駕着兩艘小艇到附近的那布羅肯灣，並對那裏的河流狀況進行徹底探查。菲利普在日記中講述這片土地及其周邊的情況時第一次使用了“乾旱”這個詞。實際上，僅僅從菲利普船長的描繪中，我們並不能看出澳大利亞是多麼的乾旱，至少這種乾旱並不是絕對的，和歐洲相比，澳大利亞沿海的許多地方降雨甚至是豐富的。

但問題是大部分英國人確實不知道應該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悲觀者看到了澳大利亞的詭異，因為它和熟識的情況迥異，所謂土地不富饒，水資源不充分也是英國農學、地理學意義上的；樂觀者看到了希望，認為可以將不熟悉改造成熟悉。菲利普船長的日記就清晰地透露出了這種想法，他企圖採用歐洲的方式解決澳大利亞的土地開墾和水資源供應問題。也就是説，移民們既往的知識經驗影響了移民對於乾旱的體驗，這一點在河流探險階段更加凸顯。

“澳大利亞的聖勞倫斯”真的存在嗎

根據當時歐洲的地理學經驗以及歐洲人在北美、非洲的殖民實踐，他們普遍認為澳大利亞境內應該存在一條大型的河流。

澳大利亞可能存在的大河地圖（資料來源：William Hovell，Journey of discovery to Port Phillip, New South Wales in 1824 and 1825，Libraries Board of South Australia, 1831，p.87）

這幅地圖繪製於19世紀初期，作者是威廉•赫威爾。它的外部輪廓和現在的澳大利亞基本相似，但是對於澳大利亞內陸卻有一番讓人浮想聯翩的描繪。地圖的標題開宗明義，展示了“澳大利亞可能存在的大河”。這條河從大山的縫隙中蜿蜒出來，然後橫穿整個大陸，在地圖的左上角匯入印度洋。它的一條支流出自於中部某個想象中的大型湖泊，其它水源來自東部沿海的大分水嶺。

這張地圖實際上反映了長久以來歐洲人對於澳大利亞內陸地理的知識積累以及可能性的猜測。它並非是威廉姆•赫威爾個人的想象。整個19世紀20年代一直有人在不斷地尋找西北方向的河流和探險家預測的內海——“聖勞倫斯”。

然而，十年間的考察陸續發現了一些河流的河口，卻沒有找到這條猜想中的大河。此後，著名探險家查爾斯•斯圖爾特在探險過程中意識到澳大利亞的地勢像個淺淺的碟子，內陸大部分地區的海拔都要低於沿海高地。一條橫貫大陸的河流是不可能存在的。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隨着內陸考察的推進，有關澳大利亞的氣候、地理學知識也在不斷積累，英國人越來越確信澳大利亞的內陸並不存在大河或者海洋。就此澳大利亞內陸腹地河流的謎底基本解開。斯圖爾特和另一位探險家米歇爾分別於1834年和1838年發表探險失敗的官方報告。最終，新出版的一張新南威爾士地圖上將拉克倫河和馬蘭比季河之間的地區標成了沙漠。

來自歐洲大陸的地理學家、探險家基於原有的經驗和知識，不斷深入探索澳大利亞內陸地貌氣候，這實際上是擺脱盲目與朦朧的判斷，建立起對澳大利亞內陸地區全新的地理學解釋的過程。**基於在英國其他殖民地以及美國新大陸的探險、生活經驗，他們在推測澳大利亞內陸可能存在橫貫平原的河流時，他們比擬的是尼日爾河、密西西比河存在的條件，而那些可能存在的河流也被冠以“澳大利亞的聖勞倫斯”、“澳大利亞的恆河三角洲”這樣的名稱。不切實際的期待與最終探險結果完全背離，這加劇了移民心中的落差，他們對於乾旱的焦慮愈演愈烈。**這種情況下，來自歐洲大陸的科學知識進一步將“乾旱説”系統化並作為常識確立下來，用以解釋這種異於既往經驗和邏輯的現象。

殖民地的“公地悲劇”造成水資源緊張

從殖民時代開始，定居行為引起的氣候變化、資源消耗進一步造成水資源的短缺，加劇移民對乾旱的畏懼。

在登陸後不久，隨着冬天的到來，臨時搭建的帳篷不再能夠滿足需求，囚犯和殖民者開始建造比較結實的房屋，用的是當地的木材。悉尼當地有類似冷杉一類的成材高大的樹種，這是極好的木板取材，在短時間內，區域內的樹就被砍伐殆盡。1791年後，搭蓋房屋已經需要從外地運輸木材。不僅如此，移民的日常生活中也需要大量的木材作為燃料，此後隨着皮革製造、釀酒業的發展，燃料需求進一步加劇了森林、灌木的砍伐。大量地表植被短時間內迅速消失，引發土壤侵蝕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當地的降雨量。

從移民開始定居起，水源的污染問題也隨之顯現。洗澡、洗衣、做飯的污水、牲畜的排泄都排入河流。殖民當局不得不規定，禁止居民在水道中清洗魚類，將牲口的糞便排入河流。為了減輕悉尼灣的壓力，菲利普甚至將部分囚犯和軍官分派到位於諾福克島上一個邊遠的居民點。儘管有種種保護的措施，但是悉尼灣的定居者對河流的污染一直沒有停止，很快海邊的沙灘上已經滿是垃圾和污物。為了保護悉尼附近的飲用水源，菲利普管理時期曾在河岸兩邊建立 50英尺寬的綠色防護帶，禁止這一地帶的移民砍伐樹木，蓄養動物，或者私建房屋。

菲利普離任後，朗姆酒軍團開始掌權——1790年代開始，殖民地駐地軍團內部形成了以進口和零售烈性朗姆酒牟利的利益組織。這個團體被戲謔為朗姆酒軍團。作為殖民地管理者的軍官忙於從事暴利的酒生意，他們每天利用手中的權力賤買貴賣，聚斂財富，根本無暇管理日常事務。這使得殖民地的行政管理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混亂。自第二殖民地長官麥考瑞上任起，朗姆酒軍團和殖民地官員的矛盾使得內部權力鬥爭愈發激烈，這加劇了殖民地的公共管理惡化。此間朗姆酒軍團趕走了兩任長官，囚禁了一位長官，殖民地數度羣龍無首，悉尼附近的水道、河流基本處於無人過問的狀態，於是發生了水資源的“公地悲劇”。

種種狀況使得悉尼的供水面臨很大的危機。居民越來越多地依賴水井，對較富裕的家庭來説，最好的選擇是花錢購買附近河谷和瀉湖用馬車運出來的水，因此送水車的生意變得格外好。賣水的小販從拉克倫河取水，每桶水可以賣到6便士。這個價格是非常高昂的，相當於囚犯勞動一天的工錢，用它可以買到1磅肉。由此可見當時殖民地飲用水的緊張。

澳大利亞北部的卡卡杜國家公園。這裏的旱季由於氣温高，降水少，很容易引發林火；而雨季則要經受洪水的洗禮。

“寂靜的大陸”，其實不乏生機

如果説殖民時代前的非洲是“黑暗的大陸”，那麼殖民時代的澳大利亞就是“寂靜的大陸”。**歐洲人將寂靜、荒涼、乾旱聯繫在一起，描繪出了一個由於乾旱缺水而落後的，自然稟賦極差的澳大利亞大陸，只有歐洲人的耕種和定居才能給澳大利亞帶來文明和繁榮。**近代英國著名的地理學家和教育學家T.W.弗里曼在書中寫道：“1830年，也就是倫敦皇家地理學會成立的那一年，澳大利亞是世界地圖上最後一片空白區域，等待着被填充。”

歐洲人也提出讓環境變得更好的方案：他們認為從人與自然聯繫的角度來講，定居會改變惡劣的氣候條件，不僅如此，定居還將帶來進步與繁榮。當時的大牧場主喬治•朗肯就有這樣的想法：“定居會帶來更多的草場和水源，牧草會更加稠密，乾涸的小河會填滿，沼澤會變成瀉湖”。總之普遍的觀點是，只要開展農業生產和定居，乾旱問題就能被解決，繁榮也會接踵而至，而且會一勞永逸，再也不會出現乾旱問題。

在這個階段，殖民地出現大量的文學作品來歌頌那些參加內陸探險的人，他們也因此被喻為英雄。有一個著名事件：名為伯克和威廉的兩個年輕探險家於19世紀中期從墨爾本穿越到北部內陸，最後死於庫克灣附近的土著居住地。通常的説法是，伯克和威廉因為乾旱死在沙漠中的，其死亡地點庫伯灣也被描述成生存條件惡劣的荒蕪曠野。墨爾本殖民當局極力將這次遠行描述成一次卓越的探險，事後墨爾本市民舉行大型的追思會來祭奠這兩位英雄。

英國當代歷史學家莎拉•瑪格喬伊的研究則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她認為伯克和威廉穿越澳大利亞時正值難得的濕潤季節，他們沒能順利到達庫伯灣營地的原因不是缺水，而是因為雨太大——困住他們的不是沙漠，而是沼澤。同時莎拉•瑪格喬伊的研究還改變了庫伯灣安靜而乾旱的固有印象。她在書中寫道：“炎熱的風穿過庫伯灣，空氣中是各種鸚鵡的叫聲。庫伯灣從來就不是一個安靜地方。”但是這樣的氣候特徵並不符合殖民者對澳大利亞“乾旱”特質的塑造，因此澳大利亞殖民時期的“乾旱説”對兩位探險家的探索過程和死亡原因進行了戲劇性地改寫。

貝爺曾在澳大利亞北部佈滿森林和河流的阿納姆地錄過一期節目

澳大利亞是如何“被幹旱”的

澳大利亞是如何“被幹旱”的？毫無疑問，其本身的環境、氣候條件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是新移民來到澳大利亞是要進行墾殖殖民，無論是東南沿岸的觀察實驗還是內陸地區的河流探險都並不是單純的科學考察。我們不難發現新移民在刻畫澳大利亞乾旱狀況時的一個特點：所謂“乾旱”，其參照的是農業乾旱的標準，更確切地説，是英國農業的標準。更重要的是，作為被考察的對象，澳大利亞的自然環境在殖民過程中迅速變化，主要表現為移民對於澳大利亞大陸東南部地區生態的破壞。“乾旱説”的論斷實際上掩飾了殖民者造成的環境惡化。

另一方面，**跟隨移民艦隊一起登陸澳大利亞的探險家、地理學家、記者與殖民地委派的科學官員一起很快佔據了澳大利亞科學界、知識界的主導地位，這羣人成為掌握科學話語權的少數團體，控制着殖民地的知識生產和傳播。探險的過程和由此得出的最終結論也以這部分人的遊記、探險日記、報刊雜誌的系列報道、官方發表的探險報告等形式公佈於眾。**這些文字作品都傾向於將澳大利亞的氣候認定為乾旱。澳大利亞的“乾旱”隨着上述報道的發表和書刊的出版廣泛傳播，這些殖民地的專家和官員通過掌握話語權控制了境內的知識分類和具體敍述，平民則成為聽眾。隨着“乾旱説”的反覆傳播，其話語力量不斷得到強化，最終成為不可辯駁的常識。

上世紀六十年代，澳大利亞學者B.R.戴維森的著作《澳大利亞：潮濕還是乾旱》的出版引發了農學、地理學等相關學科學者們激烈的論戰。此後儘管“乾旱説”備受質疑，澳大利亞人對於乾旱的敏感度卻未因此降低。2003年，地理學家J.威廉姆斯就曾在一篇文章中揶揄：在世界所有的氣候區中，乾旱已經成為一個正常的組成部分，只有在澳大利亞，乾旱一直是一個需要被克服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