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東屏：中國曾經是世界上唯一擺脱三農危機的國家_風聞

導語

　　最近的中美貿易戰，也讓美國的三農問題再次受到審視。而事實上，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都面臨着三農問題的困擾，但卻都沒有能夠有效解決。這裏有一個例外，那便是中國。

　　在中美貿易戰的當下，為了轉移國內矛盾把問題的罪魁禍首認定為中國當然是錯誤的。但是更應該關注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能夠擺脱三農危機，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全球性的三農危機

　　全世界可能只有中國人才討論三農危機的問題，因為中國人不知道自己曾經是唯一一個擺脱了三農危機的國家，所以當三農危機降臨到中國人的頭上的時候，中國人才大驚小怪，政府一年一個一號文件，學者開始研究三農危機的問題。而在世界其他地方，三農危機已經延續了上百年，人們見怪不怪，習以為常了。

　　三農危機確實是全球性的，現在西方世界大談特談的氣候變化與全球暖化的危機，都是跟三農危機相關的。因此，三農危機儘管在海外沒有人重視，但最終可能威脅到人類的生存。

　　三農危機的出現和發展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過去一百多年來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以犧牲農村、農民和農業為代價的。城市資本家掌握着農業生產資料和糧食的經營權。一家一户的農民無法與他們競爭。碰上天災人禍，或生產資料和糧食價格的波動，就大量破產，喪失土地。

　　在美國等西方國家，這個過程就是大量的農民失地。今天美國只剩下百分之二的農民。而土地兼併的過程還在進行。美國作家珍妮史瑪麗的《一千英畝地》生動的描述了美國的土地兼併的過程[1]。西奧多德瑞瑟的《凱瑞妹妹》[2]，來爾的《屠宰場》則介紹了農村青年離開農村，到城裏謀生的過程[3]。

　　因為只有2%的人口從事農業，導致美國的農業完全依靠現代化的大機械：大型拖拉機、大型聯合收割機、大量的化肥、大量的農藥、大量的除草劑。大量的使用農業機械的結果，造成土壤嚴重板結。大量使用化肥農藥以及除草劑，造成土壤中的微生物被殺死，土壤自我更新的能力被嚴重削弱，只能加大化肥的使用來保持地力。

　　更為嚴重的是，那些本來認為對環境是安全的DDT等農藥和除草劑對環境造成極大破壞。美國的作者瑞琪卡森的《無聲的春天》[4]讓美國和西方認識到撒到地裏的化肥和農藥並不是安全的，也並沒有消失，而是進入了江河湖海和地下水，進入了大自然，殺死自然界的鳥類、魚類、爬蟲類、微生物，最終進入人體，並給人類健康造成極大危害。

　　實際上美國的三農危機的表現形式是多方面的。因為美國農業喪失了吸收多餘勞動力的功能，美國的失業率居高不下，據美國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分析，美國的實際失業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美國人無家可歸的問題，精神病高發的問題以及高自殺率、販毒吸毒問題，監獄人滿為患的問題，都是跟美國的三農危機有關的。另據美國前財政部助理部長，《華爾街日報》副主編保爾·羅伯茨分析，百分之五十的二十五歲的美國年輕人，沒有能力獨立生活，靠啃老為生[5]。

　　美國人吃的東西都是經過長途運輸到達消費者那裏，因為要長途運輸，所以要對食品進行保鮮措施，以至於好多美國食品都是經過深加工的食品，裏面有大量的被認為安全的添加劑和保鮮劑。在中國出現大問題的三聚氰胺和瘦肉精由美國人發明並一直在使用，之後被一些人引進到中國，並被一些不法中國商人濫用才出了大漏子。但這些添加劑即使不致死人，對人體健康的長期影響是很難界定的。美國人的肥胖和其他健康危機，都是跟美國三農危機造成的食品安全有着密切的關係。

　　第三世界的三農危機

　　美國不僅自己深受三農危機之害，還是加劇第三世界國家三農危機的罪魁禍首。第三世界國家如印度、巴西、菲律賓、墨西哥等國家的農業、農民和農村本來就在城市資本的壓迫下，慢慢面臨解體，五六十年代，美國為了開發市場，開始向第三世界國家推銷其綠色革命技術。

　　綠色革命以大型農業機械、化肥、農藥、除草劑、優良種子為主體，極大的擴大了農業投入。富有農户有資金購買這些生產資料，而貧窮的農户沒有能力投入。擴大的農業投入，帶來了糧食增產。糧食增產造成農產品價格暴跌。農產品價格暴跌的直接結果使大量的貧窮農民破產，丟失賴以活命的土地。傳統農業為農村許多無地少地的農民提供許多其他就業機會，綠色革命引進的大型農業機械，代替了人工，使許多靠出賣勞力為生的農村人口無法生存下去。

　　喪失土地的農民和失去工作機會的農民，被迫離開他們熟悉的農村，背井離鄉到陌生的城裏去謀生。菲律賓、巴西、印度、墨西哥的貧民窟和無家可歸者都是三農危機過程中的產物。在這些貧民窟裏，犯罪團伙橫行，毒品氾濫，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而這些問題也是這些國家無法解決的頑疾。

　　另外，美國和西方國家為解決本國的三農危機，對本國的農民、農業和農村地區大量補貼。美國政府對農村、農民和農業的補貼數量巨大，平均每英畝合三百美元。沒有美國政府的補貼，美國的農民就無法生存。美國政府對本國農民的補助，人為地壓低了美國的糧食價格。當這些價格低廉的美國糧食進入墨西哥、中國，對當地農民的生存造成極大的殺傷力。中國糧食價格幾十年徘徊不前，中國農民的種地賠錢現象，跟美國政府的農業補貼有很多的關係。

　　美國的玉米進入墨西哥市場，造成大量墨西哥農民破產，生活不下去，就只好鋌而走險，非法進入美國，成為美國的非法移民，以至於現在美國有墨西哥非法移民幾千萬。這些生活在美國的墨西哥非法移民，乾的是美國人不肯幹的最重最累最髒的工作，工資往往卻是最低的。他們為美國社會創造了大量的財富，但被美國移民局逮捕遣返。

　　這次美國大選，凡是主張強硬對付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共和黨候選人都取得了民調的領先。特朗普甚至提出在美墨邊界修建長城，阻止墨西哥非法移民進入美國。應該説，特朗普在民調上大幅度領先其他共和黨候選人，跟他的對非法移民的強硬政策分不開。美國人自己並不知道，墨西哥人非法進入的美國的原因正是美國人向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國家轉嫁三農危機的必然結果。

　　中國曾經是世界上唯一

　　一個擺脱三農危機的國家

　　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國農村，由於戰亂不斷，匪盜猖獗，水旱災害不斷，民不聊生，大量的農村人口背鄉離井，湧進周邊的城市。那時候中國農村的三農危機，比其他國家更加嚴重。美國等西方領導人曾斷言，中國無法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最後肯定得靠美國的援助來養活中國的巨大人口。中國農村的凋敝情況，是我到美國後看了美國人在二三十年代寫的書，拍的電影之後才有所瞭解。現代的中國年輕人根本想象不到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鄉村凋敝的樣子。

　　代表中國廣大工農利益的以毛澤東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卻不信邪。用革命的手段在中國的廣大農村進行了土地改革。中共平分土地給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無地少地的農民，使之有了賴以生存的手段，於是農村人口迅速穩定了。在平分土地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基礎政權和組織又引導農民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土改和互助合作運動極大的調動了中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組織起來的中國農民為了掌握自己的命運，開始了史無前例的農田基本建設和水利建設。這徹底的改變了中國農村和中國農民的生產和生存條件，中國農村和中國農民的精神面貌為之煥然一新。糧食產量逐年提高，基本跟上了人口發展的步伐，靠人民羣眾的力量，解決了自己的吃飯的問題。中國農村過去的兩年一小災，三年一大災的情況基本結束了。

　　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探索的成就

　　必須充分肯定

　　近幾十年來，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成了那些反對集體化的託詞，取得成就沒有人提，大躍進期間的自然災害被徹底地掩蓋，大躍進期間的饑荒造成的死亡數字被國內外別有用心的人無限誇大，成了他們否定集體經濟、社會主義、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武器。

　　中國的知識界在近幾十年來，幾乎喪失了對西方的批判能力。美國的一兩個學者出於反共反華的目的，不關痛癢地根據他們的統計模式，推算出有多少千萬中國人被餓死，中國的許多人就一哄而上，跟着起鬨，真正讓對方不戰而屈人之兵，實現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和平演變。

　　美國前駐華大使洪博培在競選總統時居然説中國人，尤其中國的年輕人是站在美國那一邊的，只要美國登高一呼，中國人就會起來響應他們。還有美國的政客認為中國是一個破房子，只要美國臨門一腳，這個破房子就會像伊拉克一樣垮掉。這裏面當然充滿了美國政客的膚淺和無知，但也説明至少在美國人的眼裏，他們在中國已經佔有了道義制高點。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説明中國的知識界丟失批判的武器後，好多人成了西方人云亦云的應聲蟲，成了西方對中國和平演變的工具。他們失去了從全局看問題的視角，糾結於枝節問題，抓住一點，不及其餘。這裏面的教訓，值得我們認真探討。

　　由於缺乏經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有很多的失誤。有些失誤是前進的過程中需要交的學費。但有許多的失誤本來是可以避免的。這些失誤加劇了自然災害的危害，給國家和人民羣眾的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困難。但是應該指出，正是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才避免了中國歷史上因為災荒出現的歷史悲劇。儘管有些共產黨的幹部，有多吃多佔的問題，但更多的是像焦裕祿那樣的共產黨的幹部，不多吃，不多佔，帶領羣眾克服天災，克服困難的。保定地方誌辦公室專門出了一本書《在那艱苦的歲月裏》[6]，專門講述幹部羣眾同甘共苦，克服天災人禍帶來的苦難。那裏面描述的情況，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才會有。

　　社會主義制度不是十全十美的制度，卻是對勞動者最公平的制度。六零年糧食短缺的時候，沒有奸商囤積居奇，沒有匪盜橫行，卻有一方有難，全國來支援。當時我的家鄉即墨縣是受災比較嚴重的地區，中共中央與山東省委都派過調查組來調查災情。山東省政府調運糧食到即墨，青島和上海人民捐獻衣服糧票，雲南與貴州的“野豬肝”“錦毛狗”都運到了即墨。還有山東其他地區的紅薯葉源源不斷的運到受災的村莊。正是這些全國各地的支援，讓即墨人民渡過了難關。儘管很多人捱餓，但很少人餓死[7]。

　　美國學者戴瑞福專門研究了大躍進的“吃青”問題，把中國農民的“吃青”看成是中國農民對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有意識的反抗和抵制[8]。他顯然不知道“吃青”這種做法只有在集體農業的社會條件下才會發生。如果莊稼都是私人的，任何人都不會讓別人“吃青”的。正是因為莊稼是集體的，人人都有份，才有可能在大家餓肚子的時候，大面積的“吃青”，減少了饑荒造成的損失。

　　當然，從生產效益上來講，“吃青”是不划算的。被吃掉的沒有完全成熟的莊稼成熟後產量會更高。但是如果人餓死了，產量高又有什麼用。“吃青”確實起到了解燃眉之急的作用。這也是大躍進期間的死亡人口相對少的原因之一。集體農業讓在地裏幹活的農民有“吃青”的可能和機會[9]。

　　中國許多的精英抱怨大躍進期間的糧食短缺。當時的大學教授、大學生、政府官員，包括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都因為六零年的糧食短缺，減少了自己的口糧。在大多數國家，發生饑荒的時候，“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也會同時發生。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大躍進期間沒有發生這種現象。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人以身作則，帶頭不吃肉，減少自己口糧，極大地遏制了官員中的貪腐、發國難財的現象。從而極大地減輕了天災人禍可能造成的饑荒，這也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之一。

　　在集體所有制的條下中國發展了

　　自己的獨特的綠色革命技術

　　美國和西方國家向第三世界國家輸出綠色革命技術，造成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民破產，農村凋敝，大量使用化肥、農藥、除草劑，嚴重的破壞了這些國家的農業生態環境，據不完全統計，每年有三百萬農民中毒住院，其中二十萬死亡[10]。有學者跟蹤印度安達哈邦的一家醫院，五年內有八千人因為農藥中毒住院，其中一千八百人死亡[11]。美國的綠色革命毀了全世界的生態環境，也毀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希望。

　　中國農村實行的集體經濟體制，保證了農民不會因還不起銀行的貸款，因糧食價格浮動收入減少而破產。當大量的印度農民因為綠色革命技術的衝擊破產，甚至選擇自殺的時候，中國農民分享了綠色革命帶來的糧食增產，和勞動強度降低的好處，但無需應付綠色革命帶來的衝擊。拖拉機、抽水機、脱粒機、播種機、收割機等現代化機械，降低了農民的勞動強度，解放了生產力。解放出來的勞動力沒有失業，而是轉移到了其他行業。

　　農村的醫療衞生事業，也在中國綠色革命技術的推動下欣欣向榮。全國範圍內，幾百萬農村赤腳醫生開始為農民提供免費醫療服務。即墨縣的每一個村子都有了合作醫療站，每個醫療站平均有三個赤腳醫生，每個公社都有一家大型公社醫院。中國的農村人均壽命從一九五二年的平均三十五歲，增長到一九七六年的六十九歲，幾乎翻了一番，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的奇蹟，同時中國的人口總量也在這個時期翻了一番。

　　由於農業機械化和農業電氣化解放了大量的生產力，為中國農村的鄉鎮企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拿即墨縣來説，鄉鎮企業像雨後春筍一樣出現。即墨縣的每個村子都至少有一家村辦企業。每個公社都有幾家社辦企業，僱用大量的農村高中生。我本人高中畢業後回鄉參加勞動，先在村辦的企業裏開了半年車牀，當了半年鉗工，然後又當了三年多的廠長。這個廠有一百七十三名工人，每年產值超百萬。除了這個廠子，我們村還有一個建築隊，一個自行車修理鋪，一個做大衣鏡子的廠子，一個為村民磨面的磨坊，一個加工花邊的縫紉機隊。

　　這些集體所有的企業，為農村集體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也極大的提高了農民的收入。在集體企業上班的工人跟在地裏幹活的農民一樣，都是掙工分的。最後集體的糧食，集體企業的收入，統一分配，實現了收入的極大公平。實現了人人有飯吃，有工作做，有免費醫療，免費教育，而且人均收入基本上是在逐年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漸提高。

　　同時，因為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中國農村是集體經濟，所以那種不保護環境、不顧環境破壞的代價、一切為了利潤的發展是不允許的。農村集體把人糞尿，動物糞便，生活垃圾，都仔細地收集了起來，作為有機肥料施到了地裏。這樣處理人畜糞便是最科學，最環保的。做這些事情的經濟收益很低，但環保意義巨大，是必須乾的。單個農民沒法不顧經濟效益去幹這種必須乾的事情，但是農村集體可以做到。

　　在集體農業下，中國的農村山青水秀，少有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的情況。同時，集體農業有非常好的專業隊伍，每個省、縣、公社，直到生產大隊、生產小隊，都有專門負責推廣農業技術的人員。每個生產大隊都有一個技術隊，負責推廣科學使用農藥，化肥，推廣新的農業機械，新的品種。因為農村集體組織，國家在推廣新的農業技術，新的農業機械，新的種植方法時，就得心應手多了。

　　總起來説，在全世界，在整個第三世界國家因綠色革命的衝擊，受三農危機肆虐的年代，中國農村、農民和農業卻在不斷向好。許多西方學者到中國來，看到中國的發展，把中國看做是第三世界的樣板，人類的希望[12]。

　　註釋：

　　[1]Jane Smiley, A Thousand Acres, An chorReprintedition, December 2003.

　　[2]Theodore Dreiser, Sister Carrie, Dover Publication, 2004.

　　[3]UptonSinclair,The Jungle, DoverPubli-cation,2001

　　[4]Rachel Carson, SilentSpring,   Houghto- nMifflinHarcourt,2001

　　[5]Paul Craig Roberts, “The 21rst Century: an era of Fraud,” Information Clearance House, May14, 2016.

　　[6]保定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在那艱苦的歲月裏》1986.

　　[7] 2014年夏，山東即墨農民訪談。

　　[8]Ralph Thaxton, 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 Mao’s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and the Origins of Righteous Resistance in Da Fo Vill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9]我在河南農村採訪二十多年。

　　[10]C.H.SrinivasRao,V.Venkateswarlu,T.Surrender,MichaelEddleston,andNickA.Bukeley,” Pesticidepoisoning in South India”, Tropic Medicine and International Health, No.6, (2005):581-588.

　　[11]同上。

　　[12]SuzannePepper,RadicalismandEducationReformin20thCenturyChina:The Search-foranIdeal Development Model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