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 |我從沒有停止批判資本主義_風聞

只有這個大陸組織有能力控制住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我從沒有停止批判過資本主義，但我也一直清楚，不痛不癢的診斷是不夠的。我不是那種漫無目標的知識分子。　　澎拜新聞編者按

　　6月18日，著名的社會學家、哲學家哈貝馬斯將迎來自己的90歲生日。89歲生日的前夕，哈貝馬斯在施塔恩貝格的家中接受了《西班牙國家報》(El País)的訪問。在對話中，哈貝馬斯談論了他所關心和思考的一系列話題，包括知識分子、媒體、哲學、移民、宗教、歐洲政治等等。澎湃新聞將該訪談文翻譯成了中文，特別轉載如下：

　　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年6月18日—)，是德國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歷任海德堡大學教授、法蘭克福大學教授、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所長以及德國馬普協會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長。1994年榮休。他同時也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中堅人物。由於思想龐雜而深刻，體系宏大而完備，哈貝馬斯被公認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威爾比把他稱作“當代的黑格爾”和“後工業革命的最偉大的哲學家”，在西方學術界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問：關於知識分子的墮落已經有很多的討論。您是否認為這一話題很少超出知識界的領域?

　　哈貝馬斯：以法國為例，從左拉到薩特，再到布迪厄，公共領域對於知識分子至關重要，儘管這一脆弱的結構正在經歷日益墮落的過程。“知識分子都到哪裏去了”這種懷舊意味的問題沒有説到點子上。如果沒有與之對話的受眾，就不可能有堅定虔誠的知識分子。

　　問：互聯網是否有損於支撐傳統媒體的公共領域?反過來也對哲學家、思想家們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哈貝馬斯：是的。自海涅以降，隨着古典自由主義公共領域的形成，知識分子這一形象佔據了位置。然而，這有賴於一些讓人難以置信的社會和文化的假設，主要是警醒世人的新聞界的存在，報紙、大眾傳媒有引導社會大眾將興趣轉向那些與政治輿論有關的話題，也有賴於一個讀者羣的存在——這個讀者羣對政治感興趣，受過良好教育，對於輿論形成中的衝突習以為常，也肯花時間去閲讀高質量的、獨立的報道。

　　時至今日，這一基礎已經不再牢固，儘管就我所知，它依然存在於西班牙、法國、德國這樣的國家。但即便在那些地方，互聯網的碎片效應也改變了傳統媒體的角色，尤其對於年輕一代而言。甚至早在新媒體離心化、原子化趨勢產生效果之前，公共注意力的商業化也已經引發了公共領域的瓦解。 一個例子就是美國及其專有的私人電視頻道。現在，新的交流方式存在更潛在的商業化危險，其目的不僅僅是要獲得消費者的注意力，而是對用户的個人隱私進行經濟掠奪。他們在消費者不知情情況下掠奪他們的數據，為的就是更有效地操控他們，有時候甚至是出於邪惡政治目的，就像最近的臉書醜聞那樣。

　　問：儘管存在明顯的優勢，您是否認為互聯網也在製造一種新的文盲?

　　哈貝馬斯：你説的是像特朗普推特里那些咄咄逼人的爭論、泡沫和謊言?你甚至都沒法説這個人低於他那個國家的政治文化平均水準。特朗普一直在摧毀那個水準。自從印刷媒體被髮明以來，每個人都變成了一個潛在的讀者。互聯網把我們所有人都變成了潛在的作者，而這僅僅是幾十年間的事。 或許隨着時間流逝，我們將學會如何以文明的方式經營社交網絡。

　　互聯網已經打開了上百萬個亞文化入口，值得信賴的信息和完整的意見可以交換——我指的不僅僅是那些科學博客，學術研究可以通過這樣的方式被放大，還有那些論壇，在上面得了罕見病的病人可以與在另一個大洲上某些得了同樣病的人交換經驗和建議。無疑互聯網給溝通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不僅僅是加速了股票交易和投機的速度。我年紀太大了，摸不清新媒體的文化脈搏了。但讓我感到惱怒的是，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主要為經濟目的而非文化目的服務的媒介革命。

　　問：在今天這個被技術主導的時代，哲學未來是什麼樣的?

　　哈貝馬斯：我的想法很老古董，哲學應當一直回答康德提出的問題：我能知道什麼?我應當知道什麼?我期待的是什麼?生而為人意味着什麼?然而，我不確定我們所理解的哲學會有什麼未來。就當前來看，就像所有學科一樣，它遵循着一條持續專業化的道路。那是一條死衚衕，因為哲學應當努力對整體做出解釋，去增進我們對於自身和世界的合理解釋。

　　問：你曾經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發生了什麼變化?你依然是一個左派嗎?

　　哈貝馬斯：我已經在大學裏和公共領域為左翼信念工作奮鬥了65年。如果我花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為歐盟更大的政治整合出力的話，我的理念就是：只有這個大陸組織有能力控制住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我從沒有停止批判過資本主義，但我也一直清楚，不痛不癢的診斷是不夠的。我不是那種漫無目標的知識分子。

　　問：康德+黑格爾+啓蒙+祛魅的馬克思主義=哈貝馬斯，對嗎?

　　哈貝馬斯：可以這麼説，儘管沒有一絲阿多諾的否定辯證法意思。

　　問：1986年的時候，你提出了憲政愛國主義這一政治概念，對今天那些動輒高唱國歌揮舞國旗的愛國主義來説，你這一概念幾乎有治療作用。你覺得憲政愛國主義更難實現嗎?

　　哈貝馬斯：1984年，我受邀在西班牙議會發表演講。之後我們去了一家老飯店吃飯。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就在議會和太陽門廣場之間。招待我們的人有許多是社會民主主義者，曾參與起草新憲法。他們告訴我和我妻子，西班牙第一共和國宣言的陰謀就是於1873年在這個地方發生的。我們一聽到這個事情，就有了一種完全不一樣的感受。憲政愛國主義需要一個合適的背景故事，這樣我們才能一直意識到憲政是一項全國的成就。

　　問：你認為自己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嗎?

　　哈貝馬斯：我覺得我是這樣一個國家的愛國主義者，這個國家在二戰後，最終形成了一個穩定的民主制，在隨後幾十年的政治兩極化之後，迎來了自由主義的政治文化。這是我第一次在這個話題上説這麼多，但在這個意義上，是的，我是一個德國的愛國主義者，也是一個德國文化的產物。

　　問：隨着移民的湧入，德國是否依然只有一種文化?

　　哈貝馬斯：我為包容了土耳其、愛爾蘭和希臘二代或三代移民的文化而驕傲，他們中湧現出了傑出的電影人、記者、電視明星以及企業家，還有最優秀的醫生、作家、政治家、音樂家和老師。 這清楚地表明瞭我們文化的力量和再生的能力。沒有這些人，這就無從談起。而右翼民粹主義者對這些人的拒絕是無稽之談。

　　問：您能談一下您關於宗教的新書以及療愈某些現代病症所具有的象徵性的效力嗎?

　　哈貝馬斯：這本書談的更多的是哲學，而非宗教。我希望的是，建立在古老的信仰和知識之上的後形而上學思想的譜系是能有助於避免一種在科學上不斷退化的哲學遺忘起啓蒙的功能。

　　問：説到宗教以及宗教和文化戰爭，你是否認為我們正在迎來文明衝突?

　　哈貝馬斯：就我所知，(文明衝突論)這一理念是完全錯誤的。最古老、最有影響力的文明都是有形而上學和馬克思·韋伯研究過的偉大宗教的。所有這些文明都是潛在普世的，這也是為什麼它們能在開放包容的基礎上壯大。事實上宗教原教旨主義完全是一個現代現象。它賴以生長的土壤是殖民主義、殖民主義的終結以及全球資本主義對於社會的連根拔起。

　　問：你寫到過歐洲應該發展出一套歐洲版本的伊斯蘭。你認為這已經發生了嗎?

　　哈貝馬斯：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我們努力將伊斯蘭神學納入我們的普世論中，這意味着我們可以在我們的國家培養宗教老師，而不是從土耳其等別的地方引進。但這一進程有賴於我們實實在在地融合移民家庭。然而對於全球移民浪潮這也於事無補。唯一的辦法只能是解決移民輸出國的經濟根源問題。

　　問：你會怎麼做?

　　哈貝馬斯：不改變全球資本主義的體系的話，就不用來問我。這個問題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之前。我不是回答這個問題的專家，但如果你讀一下Stephan Lessenich的那本《外部社會》(The Externalization Society)，你就會發現席捲全歐和西方世界的移民浪潮的起源就在其根源內部。

　　問：您説過歐洲是一個經濟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似乎什麼都沒變好——我們面臨脱歐、民粹主義、極端主義、民族主義等問題。

　　哈貝馬斯：隨着歐元的引入，歐洲的貨幣共同體被分裂成了北方和南方——贏家和輸家。理由是如果沒有政治統一上的進步，國家經濟間結構性的差異就無法互相彌補。類似單一勞動力市場內的流動以及共同社會保障系統這樣的安全閥是缺失的。歐洲也不具備提出一個共同的財政政策的力量。與此同時，滲入歐洲條約裏的新自由主義政治模型也加強了民族國家間在全球市場的依賴關係。 南歐國家年輕人的失業率高得驚人。不平等在全歐加劇，侵蝕社會凝聚力。在那些成功挺過來的國家裏，推崇個人成功的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位置穩固。在那些正處於不穩定狀況中的地方，倒退的趨勢和不理性、自毀式的憤怒正在蔓延。

　　問：對於加泰羅尼亞獨立一事您怎麼看?

　　哈貝馬斯：我不明白像加泰羅尼亞這樣一個先進的有文化的民族為什麼要獨立。我覺得那都是經濟原因使然。我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你怎麼看?

　　問：我認為從政治上孤立一個兩百萬人左右的想要追求獨立的民族是不現實的。也很難辦到。

　　哈貝馬斯：這顯然是一個問題。

　　問：您是否認為民族國家比過去更有必要了?

　　哈貝馬斯：也許我不該這麼説，但我相信過去也沒人相信民族國家，但出於一些非常實際的原因，得出現出這樣一套東西。

　　問：我們總是將歐洲一體化的問題怪罪於政客，但也許公眾的信仰缺失是否也難辭其咎?

　　哈貝馬斯：直至今日，政治領導人和政府一直以精英主義的方式推行計劃，而沒有將人民納入複雜的問題。我有一種感覺，甚至就連政黨或國民議員們都不太熟知構成歐洲政治的複雜因素。在諸如“母親照看你的錢袋子”這樣的口號下，默克爾和她的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在危機中的措施是用私人問題來替代公共領域。

　　問：德國是否有時把領導權錯當成霸權?法國呢?

　　哈貝馬斯：問題顯然是德國聯邦政府既沒有當霸主的才能，也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如果有的話，他們會知道如果不考慮其他國家的利益，是不可能把歐洲團結在一起的。在過去的二十年裏，在經濟問題上，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越來越表現得像是一個民族主義的力量。説到馬克龍，他一直在規勸默克爾要好好想想怎麼被史書記載。

　　問：在歐洲的一體化進程中，西班牙扮演什麼角色?

　　哈貝馬斯：西班牙不得不支持馬克龍。

　　問：馬克龍跟你一樣是哲學家。你認為政治和哲學能親密無間嗎?

　　哈貝馬斯：看在上帝的份上，來管管我們哲學家吧!不過，馬克龍值得被尊敬，因為在當前的政治格局中，他是唯一一個敢於擁有政治視角的人，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和一個有説服力的演説家，他也是唯一追求歐洲的政治目標的人，在法國大選近乎絕望的情況下，他勇氣可嘉，而且直到現在當了總統，他也在踐行自己之前許下的諾言。在這樣一個政治認同坍塌的時代，我也學會了欣賞這些個人品質，儘管我信仰的是馬克思主義。

　　問：然而，目前尚不可能知道他的意識形態是什麼，或者説他到底有沒有。

　　哈貝馬斯：你説得沒錯。我還沒有看出這位法國總統在歐洲政治問題背後持何種信仰。我想知道他是否至少是一個堅定的左翼自由主義者，這是我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