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東屏：對勞動者最公平的制度_風聞

六零年糧食短缺的時候，沒有奸商囤積居奇，沒有匪盜橫行，卻有一方有難，全國來支援。當時我的家鄉即墨縣是受災比較嚴重的地區，中共中央與山東省委都派過調查組來調查災情。山東省政府調運糧食到即墨，青島和上海人民捐獻衣服糧票，雲南與貴州的“野豬肝”“錦毛狗”都運到了即墨。還有山東其他地區的紅薯葉源源不斷的運到受災的村莊。正是這些全國各地的支援，讓即墨人民渡過了難關。儘管很多人捱餓，但很少人餓死[7]。

　　美國學者戴瑞福專門研究了大躍進的“吃青”問題，把中國農民的“吃青”看成是中國農民對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有意識的反抗和抵制[8]。他顯然不知道“吃青”這種做法只有在集體農業的社會條件下才會發生。如果莊稼都是私人的，任何人都不會讓別人“吃青”的。正是因為莊稼是集體的，人人都有份，才有可能在大家餓肚子的時候，大面積的“吃青”，減少了饑荒造成的損失。

　　當然，從生產效益上來講，“吃青”是不划算的。被吃掉的沒有完全成熟的莊稼成熟後產量會更高。但是如果人餓死了，產量高又有什麼用。“吃青”確實起到了解燃眉之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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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經濟體制，保證了農民不會因還不起銀行的貸款，因糧食價格浮動收入減少而破產。當大量的印度農民因為綠色革命技術的衝擊破產，甚至選擇自殺的時候，中國農民分享了綠色革命帶來的糧食增產，和勞動強度降低的好處，但無需應付綠色革命帶來的衝擊。

拖拉機、抽水機、脱粒機、播種機、收割機等現代化機械，降低了農民的勞動強度，解放了生產力。解放出來的勞動力沒有失業，而是轉移到了其他行業。

　　由於農業機械化和農業電氣化解放了大量的生產力，為中國農村的鄉鎮企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拿即墨縣來説，鄉鎮企業像雨後春筍一樣出現。即墨縣的每個村子都至少有一家村辦企業。每個公社都有幾家社辦企業，僱用大量的農村高中生。我本人高中畢業後回鄉參加勞動，先在村辦的企業裏開了半年車牀，當了半年鉗工，然後又當了三年多的廠長。這個廠有一百七十三名工人，每年產值超百萬。除了這個廠子，我們村還有一個建築隊，一個自行車修理鋪，一個做大衣鏡子的廠子，一個為村民磨面的磨坊，一個加工花邊的縫紉機隊。

　　這些集體所有的企業，為農村集體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也極大的提高了農民的收入。在集體企業上班的工人跟在地裏幹活的農民一樣，都是掙工分的。最後集體的糧食，集體企業的收入，統一分配，實現了收入的極大公平。實現了人人有飯吃，有工作做，有免費醫療，免費教育，而且人均收入基本上是在逐年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漸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