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永浩 錘下那個理想主義者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人物”

感情很複雜。每一個人説起那個名字，幾乎都這麼説。每一個人在採訪中都在檢視自己説了什麼，怕傷害他。每一個人最終似乎都原諒了他，沒有恨意。他永遠是話題的中心，聊着聊着，就繞到他身上。不管老同事們吃飯，還是在那個名為「一個養老院」的離職員工微信羣，怎麼聊也聊不完。「你知道人羣裏沒有比他更健康的人，但是他又在做企業這件事上這麼難以改變，這麼固執。」草威説，「他就是一矛盾體，他是一個萬中無一的天才和病人。」

文｜謝夢遙

「他要創業賣尿不濕，我也賣尿不濕」

站在故事的終點回頭看，錘子科技的落敗並不像是一艘巨輪的慢慢沉沒，船上的人直到最後一刻前才突然驚覺。這趟旅程中，驚濤駭浪始終跟隨。用從第一天就加入並見證全程的員工朱蕭木對《人物》的話説，「一直其實是在生死邊緣掙扎，完全是掙扎了六年。」

最大危機發生在2016年。與阿里巴巴洽談半年卻最終融資流產，錘子科技兩度無法發出工資，其中一次拖延整整一個月。員工們收到郵件，被告知銀行系統出了問題，所有人都知道那不是真的。融資不利也直接導致三分之一的員工當年被裁。朱蕭木將他自己帶起來的VR部門的人全部裁掉了。在一個屋裏，面對40雙眼睛，他深鞠一躬：「我無能，沒法帶兄弟們繼續做這個事兒了。」那之後好幾天他沒有緩過勁來。裁員在當時處理得非常隱秘，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當時已經離職返聘回來的人力總監，那位被其他人形容閃着「母性光輝」的女士，「跟大家關係都非常好」。

一些波折就連內部的人也未必清楚。代號「Bono」的手機造出來了，因關鍵人物的離職，佈局東南亞的計劃流產，整個項目被砍，本應叫「堅果2」的手機從未出現過在這世界上。「堅果1」賣了近百萬部，看似成績斐然，但能看到後台數據的人就會知道那是一個虧損的項目，「賣一台虧一台」。當時，電信運營商找上門談合約機計劃，本擬訂購100萬部，卻因供應鏈負責人不同意查賬，談判崩了。

一些跡象是悄悄發生的。比如茶水間裏免費零食的品類減少，直至完全消失。加班費的合規發放曾是創始人羅永浩引以為傲的事情，從2008年「老羅英語」創立就跟隨他的員工石曉宇回憶，當初月薪3500元，靠着加班能掙到近9000。但至少從2013年起，沒有人再見過加班費，儘管加班和每週工作六天成為大部分人的常態。錘子科技自2015年底搬到望京綠地中心後，電費成為財務考核的重要指標，夏天的晚上，辦公區的空調停掉，加班的人會感到，「越來越熱，越來越熱」。只有兩處地方例外，需時刻保持恆温的光學實驗室裝有獨立空調（「整組人都跑到實驗室裏去辦公」），以及羅永浩的辦公室。

每個在錘子科技待過的人，後來追憶起這場創業之旅的各個節點，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一些人有信仰崩塌的感覺，一些人則宣稱從來沒有。但至少對於一個節點，人們的體驗是高度相同的——2014年5月T1的發佈會。距離進軍手機業的高調宣言發佈2年之後，上一個身份是英語培訓學校校長的羅永浩，真的造出了第一款手機。

那是所有錘科員工榮譽感達致巔峯的時刻。「進會場那一瞬間，我巴不得告訴各位，我是他媽錘子的，這個手機是我做的。」時任射頻工程師的馬寧回憶。他驕傲地向《人物》指出，首個測試電話就是他在一個電路板上打到自己手機上的。「我詞彙量比較少，但是我能説出來就是那種感覺，爆棚。」他38歲，是個外型穩重的大塊頭，但提起這段記憶，他變得像個少年，急切地表達，導致有些語無倫次。

他曾就職於數家科技公司，包括諾基亞，但榮譽感從未如此巨大。「你特別崇拜一個人，那個人需要你幫他做一些什麼事情，然後你做了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平時工作，馬寧習慣把工牌插在衣兜裏，但那天步入會場的時候，和同事們一樣，他把工牌掛在了胸口顯眼的位置。場外聚集着很多粉絲，他能從對方眼裏看到尊重。一個巨型紅色條幅由會場三層直墜下來，中間印着一把錘子。「這簡直就是一邪教啊。」馬寧與同事調侃，「換成希特勒那標誌，這就是一個邪教了。」

 2018年5月，錘子科技在鳥巢舉辦新品發佈會  圖源視覺中國

現實扭曲立場是真的存在的。舞台上的那個人有着卓絕的語言天賦，隨便一件事，在他嘴裏可以説成單口相聲的效果。在大學生羣體中流傳甚廣的「老羅語錄」即是他早年在新東方講課的段子集錦，那些段子裏有着對社會的思考與普世價值觀。他身上洋溢着理想主義情懷，創辦過對公共事務緊密關注的「牛博網」。他不是娛樂明星，但從來不缺粉絲。在他的粉絲眼裏，就連他那些廣為人知的缺點，暴躁、小心眼、狂妄自大，都因為他性情裏的真，打上了柔光，變得那麼可愛。

聽「老羅語錄」，追牛博網的更新，看「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創業故事」的系列演講，是成為「羅粉」的基礎操作。2008年創立「老羅英語」，以及初期錘子科技，幾乎都是受羅永浩感召而來。為了與偶像同行，很多人強行改變了人生軌跡。一個清華水利工程系畢業的高材生，在武漢軍區當上中校後，選擇復員，就為來「老羅英語」當老師。後來成為羅永浩助理的許岑，完全沒有課酬的情況下，在「老羅英語」試講一年半。錘子0001號員工朱蕭木，放棄美國建築師生涯，只為追隨那一個人，「他要創業賣尿不濕，我也就去賣尿不濕」。

羅永浩的個人魅力貫穿着他創業的始終。牛博網曾開網店賣書，由於沒有折扣，相比那些互聯網巨頭毫無價格競爭力，能否贏利完全依託於羅永浩個人的宣傳。只要他發條微博吆喝一下，營業額就蹭蹭漲。「如果不發的話，這個店就跟死了一樣，一個月可能一本書也賣不出去。」負責打理網店的石曉宇告訴《人物》。羅永浩曾在演講中推薦《美國種族簡史》，那本此前10年只印了5000本的書，迅速登上暢銷書排行榜，賣出近20萬冊。

硬件團隊是在2013年錘科的手機操作系統發佈之後，才逐漸建立的。錘科每年發13薪，工程師們幾乎是降薪或者平薪來的。對於這些由前摩托羅拉硬件負責人錢晨領軍、大多出自他所在體系的員工而言，落差是一定存在的。比如對於射頻測試，大廠商會耗費上百萬元建大屏蔽室，錘科採取的是一個低成本的解決方案，只搭建基礎的隔離區，測試在小屏蔽盒裏完成。硬件研發出於保密需要，辦公區封死，專門建起一堵牆，連羅永浩也沒有隨便出入的權限，通風不暢，冬天太陽從玻璃照進來，室温能達到30多度，工程師們全穿着短褲拖鞋辦公。研發員工人手一把價值上萬元的Herman Miller牌辦公椅，曾是媒體報道錘子科技時念念不忘的一個點，這項福利只屬於早期入職的軟件工程師與UI設計師（不包括產品經理）。由於財務部門的極力反對，硬件工程師們到來時，已經失去了這項福利。

但是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事情做成，「老羅可以牛逼」。當馬寧加入錘科後，原來同事問馬寧唯一的話就是，他一個教英語的，怎麼能做手機？「業內其實除了他的粉絲，沒有人認為，錘子很有可能成功。」馬寧記得射頻部同一天入職的3個人，彼此確認過，全是羅永浩的「腦殘粉」。

「我們的選擇還是很多的。絕對不是大家走投無路了，我去錘子科技試試。」馬寧説。

 羅永浩在錘子smartisan T2發佈會上  圖源視覺中國

「因為老羅是這樣的人，周圍也是這樣的人」

最初吸引馬寧進入錘子科技的人，只有羅永浩。當他進入，他發現這個公司裏的人才是特別的存在。比如朱蕭木整天扎個小辮，衣着隨意，從形象到談吐都很另類，「這要在諾基亞得被人打死」。硬件部的人給他起外號，叫「太君」。三八婦女節，「太君」自己出錢給所有女同事買了一份禮物。「真的讓我大開眼界，原來世界上有這種人。」馬寧暗暗驚歎。

這個公司不乏熱血的情節上演。有一次朱蕭木和女友吵架被關在了家門外。羅永浩知道消息後，號召全公司去支援。大家覺得很好笑，很幼稚，但還是很多人蔘與其中。於是，吃的、喝的、3G路由器、花露水以及幾個手機被送至朱蕭木女友家樓下，讓他可以一直等。

有一天有個姑娘在微博上説失戀了心情低落，最盼望的事就是能擁有一部錘子手機安慰自己。羅永浩承諾寄給她一台。寄出前，同事們紛紛往便籤裏寫鼓勵的話。有人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有人説你總會遇到更好的，還有人寫，「男人都不是好東西」。

難免有風雲際會之感。某個角落裏默不作聲的傢伙正是 dribbble 華人區的第一名平面設計師「Paco」。管理官微的人是昔日牛博網上的當紅寫手草威。影像部門負責人林曦正是和羅永浩圍堵方舟子時的那位攝影師（「給丫一個特寫」），也是維權西門子的發佈會上那台被砸冰箱的捐獻者。有一天馬寧收到羣發郵件，東東槍入職了。對，就是那個微博大V。

 2011年11月北京，羅永浩與其他志願者來到西門子公司北京總部進行維權活動  圖源視覺中國

相處中就能發現，很多人對自己是有要求的。比如，林曦開車從來不違停，寧可多開一段路，一定要找到正規停車位。錢晨的助理李洋，從來不走路抽煙，因為覺得那會影響別人。

「跟老羅跟對了，」馬寧對自己説，「因為老羅是這樣的人，他周圍的人也是這樣的人。」馬寧也有個人的道德潔癖，他想，正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是這樣的人，才能夠互相看見。

李洋是從做錘子手機體驗店的店員起步的。他此前是個英語老師，應聘錘科時，他即將得到另一份月薪15000元的工作邀約，他還是決定推掉，選擇當月薪只有3000元且沒有銷售提成的店員。他一點不覺得屈才，「太多能量可以發揮，外國人溜達到我們這兒來，我接待。」

那個店相較其他賣場不同在於，店員全是大學生，「大家參與不了那種技術崗，也願意加入到錘子科技」。但這不是讓李洋印象最深刻的。他頭一次見四五個店員一起抽煙，都把煙頭攢在手裏，再一起扔去垃圾桶。「這就是錘子。」

就連這家公司的前台似乎都是高配置的。「小美」從美國留學回來。「顆粒」是「富二代」，父親天天施壓讓他接班，他也不管不顧。別的公司快遞來了，都是堆在一起，錘科的前台人員，會將快遞按樓層、部門分好類，然後推着小車去送——那根本就不是他們的工作內容。

幹起活來，每個人都很拼命。曾有一個同事因連續加班心臟出了問題被送進ICU。在諾基亞的3年裏，馬寧只加過兩三次班，但到了錘子科技，「996」是常態。有好幾次去供應商處調試機器，到了晚上6點多，家就在附近，他和同事還自願返回東北五環的望京加班。2014年的春節，年初四就上班了，車開上北四環，路上幾乎空無一人，看着遠處煙花，悲壯感油然而生。他想到了一個詞：信仰。「我其實之前是理解不了無產階級信仰，比如説拿身體去堵什麼槍眼的那種。到錘子之後，這種事是有可能發生的。」

那種純粹能夠互相傳染。「這出了個事，蹦出來一個人，『這事是不是可以這麼解決？』『你這個可能不行，我這有一個更好的方法。』啪啪蹦了幾個方法之後，這事誰來辦？可能三個人同時舉手，説我來。」林曦説。公司的事就是自己的事。羅永浩早期開着一輛雅閣，接送投資人時為了撐門面，一個叫應超的同事會把自己的寶馬5系借給他開。

不少同事都有離開後再回來的經歷，有幾位甚至三進三出。離開多半是因為工作壓力過大不堪忍受，回來則還是因為捨不得。「在錘子待久之後，沒辦法去其他公司，同事太無聊了。」市場部員工劉全有説。她辭職不到一個月就後悔了，她參加了一次發佈會，被感動得熱淚盈眶。「為什麼我要作為旁觀者的身份出現？」她質問自己。很快，她回到錘科。

人與人之間沒有提防，抱有信任，對做成事充滿熱忱。「大家一説都是理想主義的人，我也不知道這個意味着什麼。某些方面高度相似。」劉全有説，「我以前沒有想過，同事關係是佔我工作中很重要一環。」由於加班是常態，同事們每天能一起吃兩頓飯，感情愈發深厚。

錘科曾想過找代言人，討論出幾個選項大家集體投票，得票最高的是《冰與火之歌》裏面的小惡魔的那位扮演者。事後看來，這個想法實在過於浪漫。「這不是一個正常人能做的選擇，對市場的理解都不合格。」一個員工説，「你現在想想，你要賣給14億人，有幾個認識小惡魔的。」因資金問題，計劃沒有推行下去。

這是一家樂於向外輸出價值觀的公司，相同的人能夠被吸引。錘子科技的發佈會總有粉絲自發撿拾垃圾。錘科曾舉辦「天生驕傲」的故事徵集活動，讓人們講出日常生活中那些堅守內心原則的時刻。數以萬計的人蔘與其中，最終被選中頒獎的其中一個故事的主人公因為並不是講述者本人，所以公司發出兩部手機，希望講述者能將其中一部轉交給當事人。但那個人説故事中寫到的人物已經無從尋找，竟主動退還了一部手機。至此，這個活動所引發的迴響與感動已經超出了營銷本身。

事實上，錘科內部對「天生驕傲」這個品牌活動有另外一種討論聲音。「好像一些值得驕傲的事，沒什麼值得驕傲的。好多人都是這個看法，覺得有點丟人。不摻假，不欺騙，真誠，這難道不是應該做的事嗎？」

「做一個好人，還能賺錢」

當然這一切和這間公司的主人有關。羅永浩是一個極具道德感召力的人。他曾説過，從前和朋友去唱卡拉OK，他不會主動叫姑娘，但別人叫也不避場，自從成為老師後，「只要別人叫女孩子，我馬上退場。」砸西門子冰箱維權事件中，讓馬寧感觸最深的，不是向巨頭挑戰這件事本身，而是一處細節，「他居然帶了保潔」。參與此事的林曦回憶，羅永浩讓每一個同行者簽了免責協議，表示由他一人承擔所有法律後果，這讓人感覺非常體面。羅永浩稱找來一個金主，按發票價格向林曦購買他提供的冰箱，很久以後他才知道，錢是羅永浩自己出的。

投資人吳向宏發表於2014年的文章回憶，10年前見面，「羅永浩就一直真誠地堅持：個人私德和商業規範可以和諧，他可以做一個『好人』同時還能賺錢」。多年之後，他果然將他特有的堅持，帶入了手機行業這個複雜的深水區。

創業初期，他就公開表示從來不用水軍，公司所有辦公軟件購買正版，錘子手機預裝的第三方應用可卸載（幾年後工信部才出台硬性要求），不會針對跑分軟件為手機系統作弊。一些行事方式甚至與道德無關，純粹屬於羅永浩所理解的體面：官微不轉發別人評價，亦不做利誘營銷，另開了營銷賬號去做。公佈相關手機參數，不得模稜兩可，或者「不説人話」。「一定要告訴用户這個東西到底是怎麼回事兒，而不是用一種技術語言。」朱蕭木説。

羅永浩式的誠實在現實面前也會有執行不下去的時候。他曾希望，當用户被告知手機內存是32G時，是實打實的32G，他設想過用一個另外的存儲空間來安裝系統。「當然這個是成本和各種方面不可能實現的嘛，但他確實是想那麼做，努力過。」馬寧説。

微博上，他一貫有吹牛的傾向。但所有許下的捐款承諾，他都做到了。「因為都會是我這邊來幫他操作嘛。」擔任過他15個月助理的王建國説。他不會曬那些證書。有些捐款甚至並無必要，有一次他提前喊出要捐出發佈會門票收入60萬，但因為贈票過多，實際收入差了10萬元，他自己補上了。

只有羅永浩身邊的人才會知道，他的每次差旅費用會分為兩部分。錘科所有員工差旅標準一致，北上廣深的酒店每晚500元，其他地方300元，飛機坐經濟艙。作為一個體重超過200斤的人，羅永浩坐飛機只選商務艙，只住五星級酒店的標間大牀房。多出來的差額，他會自己付費。如果有同事隨行，出於對同事感受的考慮，他會要求機票與住宿是同一標準（他永遠不會和別人同住一間），同事多出的部分他同樣以個人名義支付。

他心裏似乎住着一個道德委員會。「他自己會記得這個事，會像強迫症一樣來提醒我。有時候真的好像在打卡。」王建國説。即便到了後期一切已經流程化，每次出差回來，老闆仍然會關注有沒有扣掉超標的錢。不是為了展示什麼，他這麼問時可能根本沒有旁人。對賬也不麻煩，只要講個數字，「羅老師，你這一次出差自己花錢的部分是幾千幾千，然後他就OK了。」

羅永浩性情豪爽，與朋友、下屬吃飯從來都是他買單。為了實現這一點，他會每次在飯局進行到一半時給司機發微信叫他去結賬。「我跟他相當於共事五六年，我們吃過至少上百頓飯，他沒有讓別人花過一分錢。」草威説。有一次他興起，請三四個下屬吃了一頓花了一萬多塊錢的飯。在吃飯上，他同樣公私分明，他會自行判定這頓飯的性質。至於那頓一萬多塊錢的飯，王建國確定，是他自己掏的腰包。

錘子手機發布，市場部會贈出幾百個樣機，用於宣傳。據草威觀察，如送出之後對方並沒有任何宣傳舉措，羅永浩會有點難過，他覺得大家沒有認真對待公司的資產，過於兒戲。他自己也會送出幾十台，全部是私人付款購買的。

甚至一些極小物件上，他也會進行區分。比如一本書，一張唱片，或者一把左撇子剪刀。「這個是我自己買的啊，你把它記下來。」他告訴助理。王建國最初並不理解，一是東西不貴，二是實在麻煩，隨着時間推移他終究養成習慣，「除了我自己百分之百有把握的，都要去跟他確認説羅老師，這個是你個人的還是公司的啊。」

「你説外部的公司，自己家裏要用什麼東西，有一些老闆都會選擇用公司報什麼的，甚至都不會被定義為一個不正常的事情。」王建國説。

正是因為他的種種堅持，一些關於他的故事裏令人不安的部分容易被忽略。石曉宇曾受羅永浩委託，為他的某位朋友設計一套名片，印出之後發現色彩不正。他責怪石曉宇設計失誤，去他電腦看原文件，發現責任其實在印廠。但他怒火已經燒起來，拿過石曉宇的電腦就砸，連砸了十幾秒。

石曉宇完全嚇傻了。「很多時候是，他一開始可能也沒想發那麼大脾氣，他是越説越搓火，他自己把自己那個勁兒逗上來的那個感覺。」

「你他媽備份了嗎？趕緊去把那個名片換一家供應商，重新做一下。」羅永浩甩下這話就走了。

在石曉宇的講述中，這個故事的結尾是正能量的。硬盤被砸壞了，老闆把自己淘汰下來的一個電腦賠給了他。「他這個分的非常清楚。公司的，他搞壞了他要賠。」

「不是為了輸贏，我就是認真」

唐拉拉是在2001年認識那個新東方試講老師的。那人是個高中輟學生，她是個藝術研究院的碩士，但他們都是文藝青年，能玩到一起，交流最多的就是打口碟和電影。那人有社交恐懼，特別怕見陌生人，中間的朋友約了三次，「他才扭扭捏捏來見」。他們成了死黨，《笑傲江湖》播出，兩個人能在各自家裏打着電話把整集看完，邊看邊點評。唐拉拉感覺那人特別單純。他説他的夢想是拍電影，但他也知道自己的缺點，「我拍電影估計每一個細節都拍得很好，但是湊在一起就是搭不起一個框架。」唐拉拉是那時幾個文青朋友中唯一上班賺錢的，所以他經常管唐拉拉借錢，三百、五百地借，還錢信譽非常好。

直至正式成為新東方老師，他就迅速成了這圈朋友裏的首富，從此包攬一切飯局的結賬。有段時間他去廣州講課，把房子騰給唐拉拉免費住，回來時發現屋裏放着太多紙箱，沒打招呼就全扔了。那是唐拉拉母親囤的安利產品，把她氣得夠嗆。「他忍不了他的任何事情被改變。」

有一天唐拉拉接到他的電話：「你知道嗎，你羅哥牛逼了，出名了。」「你別瞎吹了。」「你不信上網搜一搜，你搜老羅語錄。」

後來發生的故事，早在當初就有預兆。

唐拉拉印象深刻，羅永浩一旦喜歡上什麼東西，就會變得非常偏執，「鑽研得很深很深」。他尤其對數碼產品感興趣，蘋果的每代產品都買。早在2003年，他就寫過一個上萬字的帖子，分析iPod的優缺點，發在BBS。「所以他後面做手機，對我來説也不是一件很驚訝的事情。」唐拉拉説。

錘子科技在誕生之初就充滿野心，正如第一位招入的朱蕭木的工號，不是「01」，也不是「001」，是「0001」。這個成立初期只有十幾個人的公司，展望的是遠大前程。羅永浩意欲改變「中國製造」的定義，注以精緻、創意、人性化與情懷。

他對自己的審美有着極大自信。每一代手機的壁紙他都親自挑選。他會登入國外的攝影素材庫，選出照片，讓助理逐個去聯繫攝影師詢價購買。他推崇實體鍵，把虛擬鍵貶低得一文不值。隨之而來的，是工作中兩極化的判斷標準：牛逼和垃圾。不滿意時他會直接説：「你為什麼給我端上來的總是屎？」

羅永浩重視設計、關注細節的事例，經日後媒體報道成為傳奇一般的存在。比如為了做秒錶的聲音，他從德國花幾百歐買來昂貴的秒錶，在錄音棚裏收聲；比如為實現九宮格桌面解鎖有最佳吹拂效果，他逼着工程師以毫秒計地調每個板塊的動畫，自己審了一兩百遍。最為經典的一個例子是，海報送到他面前，他一眼看出左右邊框不齊，設計師拿回去檢查，發現左邊比右邊多了一個像素。事實上，據助理王建國説，老闆親自糾正像素不齊，這種事經常發生。設計部後來為避免再犯，會使用輔助線確保精準。這種極致要求，會造成一種壓迫感，戰戰兢兢，成為錘科員工的工作常態。

即便置身於手機控羣體中，他對好產品的痴迷與控制慾也遠超他人。有一次蘋果手機新品發售，一機難求。羅永浩迫不及待想買，曾在數碼雜誌當過編輯的林曦主動請纓，託中國電信的內部關係搞來一台合約機。拿到公司，一羣產品經理先圍了上來，想拆開研究，林曦沒多想，讓他們拆了。羅永浩知道後暴怒，把林曦叫進辦公室一頓痛罵。因為他不是第一個拆封的人。

林曦自認為是個壞脾氣的人。但當時他就站在那裏，老老實實聽老闆罵完。「罵完了吧，好，我現在告訴你這個事兒，公司也沒有講説新買的機器必須要等着你來拆。產品經理他們感興趣，也是為了工作，他們説要拿去研究一下，我覺得這事兒也不算問題。」林曦説，「如果你要覺得這事兒不滿意的話，我再給你買台新的你拆。以後再買的新機器，我就放到你辦公室裏，哪個傻逼也不許動，行不行？」

「你這話什麼意思，我還要訛你一台機器嗎？」羅永浩又解釋半天，大概邏輯就是他要感受這台手機的包裝和工業設計。

在另一些手機廠商格外重視的事項上，他的態度是完全不在乎。比如不做粉絲會，不組織任何官方線下活動。影像部門負責人林曦曾提醒他，要做美顏相機。「老羅覺得這是一個傻逼功能，老子不做啊。」

一切似乎在他的計劃之中，及至2014年4月，錘子科技完成B輪融資，融資金額達到1.8億元，估值超過10億元。正是在這段時間，一個秘密的全員會議在國貿大廈的五星級酒店裏舉行。據在場員工回憶，羅永浩講話時志得意滿，「有點像必勝的感覺了」。

他説到T1估計能隨便賣上五六十萬台，T2的外形已經設計出來了，市場一旦打開，超過小米只是時間問題，前途一片光明。期權幾年之後上市，可以換算成多少錢。「基本上你們就可以百無聊賴、很痛苦地去想後半生我們該幹什麼，該買什麼遊艇，去哪兒看看……」

​羣情激奮。開完這個會，大家像打了雞血一樣回去繼續加班。不少人真的在網上開始看灣流、看豪車。「當時都知道這個科技界是怎麼回事兒。一個大的潮流來了，什麼期權啊、股份啊、上市啊、財務自由啊，説的都是這些東西。」朱蕭木回憶。

T1發佈會進一步將這種激昂情緒推高。結尾處，大屏幕上打出「我不是為了輸贏，我就是認真」的文字。配圖中羅永浩化身為一名神情專注地打磨物件的工匠，桌前的窗户透入一道光束。

 2014年5月20日北京，羅永浩在錘子手機發佈會上  圖源視覺中國

「成功和失敗都在同一個點上」

到了T1的量產環節，麻煩來了。

一處缺陷是，實體鍵按下去後會卡住，無法彈回。為了解決燃眉之急，朱蕭木等產品經理一度被緊急調去生產線，逐個鍵去按，撿出良品。

直接原因是羅永浩的嚴格，他要求按鍵跟前屏之間的縫隙為0.15毫米——接近無縫界面在觀感上是完美的，但這個要求超過業內的加工精度。「那個時候其實我們好多人都已經跟他講，東西不能那麼設計。」林曦回憶，「無論是結構工程師也好，錢晨也好，都會跟他講，這麼設計是有風險的。」在吃了大虧後，最終還是通過更改設計，問題才得以解決。

另一個缺陷，在內部看來卻沒有那麼嚴重，是攝像頭無法對焦。「比如拍五次，偶然有一次四個角對不上焦。普通用户我認為是發現不了，你覺得可能只是個意外，你再拍一張就好了。」馬寧説。但羅永浩過不了這一關。經過反覆調試，最後才發現是選定的開環馬達存在對焦慢的問題，又是幾周過去了。

其實，影像負責人林曦早就指出過這個隱患，但羅永浩並沒有選擇成本更高的閉環馬達。「我更願意接受的事實的真相是，當時他不懂，所以我跟他講，他也聽不懂。但是，等這事出了之後，我再跟他講的時候，他就聽懂了。」林曦説。

即便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環節，羅永浩都會計較。比如絕大多數用户根本不會多看一眼的集線器（出廠時用於纏繞數據線的裝置），羅永浩提出，超過三個黑點即為不良品。「那個東西你説誰會那麼在乎？橡膠的東西你知道很容易吸灰塵，供應商跟我説，蘋果的要求也不過如此。」馬寧説，「他卡供應商卡那麼嚴，供應商是出不來貨的。剩下你扔掉，我給你錢，那這些成本一下就double了。」

T1推出白色款時，羅永浩要求塑料邊框和玻璃前屏、背板顏色一致，但三個部分的材質不同，難免存在色差。這是一個不具量產性的設計（蘋果手機的解決方案是邊框採用不鏽鋼），美觀度不盡人意。

 2014年10月1日，北京中關村，中國首家錘子手機T1產品體驗店內景  圖源視覺中國

「錘子成功和失敗都在同一個點上。它太追求完美了，理想特別美好。你知道工程化和理想化是有一定的gap的。」馬寧説。

賣手機有如賣海鮮，講究時效，T1花費4個月才實現正常產能，錯過了銷售窗口期，預定機的逃單率到2014年9月下旬已經逼近90%。羅永浩不得不選擇降價銷售，此前他曾一口咬定不會降價，又引發一輪巨大的輿論反彈。

由於時間拖延，某些幾個月前尚不構成麻煩的環節，也成了麻煩。T1採取的是3G網絡制式，上市時4G網絡已經鋪開了，3G手機很難賣動。「剛好趕在一個切換的點，這個點很難受。」馬寧説。

「所有的影響都是一點一點積累起來的。T1這款產品最大的失敗就是可量產性太低。那一個人生病了，很多原因會死，比如肺癌，比如艾滋病，比如非典，T1是一個非典艾滋癌。」一位錘科員工説。

外界不曾注意的是，T1階段的錘科處於一個極佳的時期，富士康給的賬期是半年——最大程度解放了資金壓力；高通的客户分級裏，錘子排在華為、小米之後的第二梯隊裏，遠遠超過其實際體量夠得上的標準。這當然是因為羅永浩這個名字，和一個理想主義者打交道，可以省去很多信用成本。但生意畢竟是生意，T1毀掉了一個好的開局，供應鏈上的支持度降低了。如果把錘科的歷程當作一個通關遊戲，難度已經由此進入hard模式。

回頭來看，前幾代手機產品對市場的理解也存在失誤。當其他廠商採用解像力更好的6P鏡頭時，T1用的5P；當指紋識別風靡一時，T2是市面上唯一沒有納入該功能的旗艦機。T2也沒有正反可插的橢圓形USB-C接口。「作為一個定價在3000元的旗艦機，這是你該有的配置，它可以沒用，大家也可以不用。但你不能沒有。」林曦説，「你一定要有這個判斷能力，你要知道下游供應鏈行業的發展，你會知道到了那個時間點大家都在做什麼事。而你沒做到。」

但這應該全部歸咎羅永浩嗎？硬件上的把控，按理應該是CTO錢晨的工作。但羅永浩是個極度有主見的人，「幾乎不可能被説服」。早在T1時，他就想全金屬無縫邊框，被錢晨攔下了。到T2時，據馬寧回憶，通過「不斷地給你施加壓力」，這一想法終於達成，確實美觀，蘋果手機都未做如此嘗試，但如工程師們早就指出的，手機信號不佳，引發又一輪的媒體炮轟。

在這過程中，羅永浩與錢晨的關係逐漸變得緊張。但據接近錢晨的人説，兩人間的第一次裂痕出現，卻並非和手機有直接關係。

起因是一句話。「以後公司有錢了，去美國都坐頭等艙。」創業初期，羅永浩曾對員工説。結果有一次他真的要帶隊去美國參加電子展會，有人提起了那句話。「買！」羅永浩説。他當時的助理李劍威隱隱感到不對，彙報給錢晨。錢晨一聽就覺得不行，去找了羅永浩。

「這個是承諾，必須得履行。」羅永浩説。

「這個是你的面子問題，這個不是什麼承諾。」錢晨説。

事情演變成辦公室裏的大喊大叫，最後財務負責人也加入進來。經過一番拉鋸，一個奇怪的規則從此生效：超過10個小時飛行，可以坐頭等艙。但是如果不坐頭等艙的話，回來以後公司補貼一萬元。

那趟美國之行，基本上所有人都選擇一萬塊錢補貼。

「你背後這個專業的團隊」

救火隊員唐拉拉在2014年9月份入職錘科。當時這個規模已達四五百人的公司，連公關部都沒有。羅永浩從前不在乎，唐拉拉説，「他老是有一個特別幼稚的想法，我們做好了，你就來報道我嘛，這應該是記者的本分。」相比外部的職業公關，羅永浩顯然更信任老朋友——雖然公關並非她的專業，給的工資很高，「沒有辦法拒絕」。他讓唐拉拉拜訪一下各路記者，「吃吃飯，聊聊天。」初衷非常簡單，不要再寫不實報道了。

市場部的草威回憶，那段時間，他打開郵箱看公司相關的報道剪報時需要做幾次深呼吸，因為他知道會看到有真有假的上百個負面消息。網絡謠言更是鋪天蓋地。比如有人匿名發帖：如何看待錘子科技員工在公司裏吸大麻？言之鑿鑿，彷彿定論。

這種境況，除了錘科本身的不足，與媒體溝通欠佳，也源於羅永浩過於高調、把話説得太滿的行事方式。他在微博上對業界的率性臧否，傷害到其他品牌的粉絲，為自己樹立了許多網絡上的敵人。

控制羅永浩的微博使用權，這個討論早在一年之前就有了，高管開會經常會提，但無法執行，最後不了了之。他做了一些讓步，公開回應前會和大家先商量。「他會忍痛去掉一些他心愛的這種字句，有些他還是不忍心，他就一定要保留，他的情緒、他的態度。」草威説。

在唐拉拉到來之前的2年多里，錘科的一項鐵律是，除羅永浩外任何人不允許接受媒體採訪，而他的語言風格是既定的。唐拉拉試圖改變這種局面。「市面上對錘子手機不信任，是因為對你的不信任，他不知道這個手機不是你生產的，而是你背後這個專業的團隊生產的。」她對羅永浩説。

她把這過程形容為「推牆」。她專門給羅永浩發了一封郵件，為了引起注意，她寫道，「給我一個月時間，把輿論整體改變。」

羅永浩終於有所鬆動，「可以試試」。但他要求採訪放在年底發佈會的團隊集體亮相之後。唐拉拉知道，如果那時候再開放採訪，成稿也要時間，任由負面新聞發展下去，公司「可能已經被黑死了」。她決定先斬後奏。面對老闆是羅永浩的時候，大概也只有她敢先斬後奏。「理論上是他只要説過的話，就是不可以改變的。」

採訪每天進行。全公司中層以上，只有羅永浩矇在鼓裏。界面的《錘子風雲》率先面世，那是一篇頗具積極影響力的報道，也是首次將錘科多位幕後功臣推至台前。

發稿之前，唐拉拉請羅永浩過目。她知道採訪的事已瞞不住了，「開始打哆嗦，準備等着急風暴雨。」沒想到，老闆打來電話，表示很滿意，顯然，他已經把先前的交代忘了。

這之後，權限就放開了。公關部也順理成章地建立起來。客觀地説，這不能改變錘科面對輿論放大鏡般審視時的弱勢，但至少多提供了一個溝通渠道。

如果這算的上一點點改變的話，已經值得一番書寫了，改變羅永浩太難了。比如他拒絕參加行業大佬們扎堆的峯會、頒獎禮之類的活動。邀約源源不斷地來，他能推都推了。「我老説他心理年齡也就14歲，」唐拉拉説，「所有的喜怒哀樂全都掛在臉上，他受不了推杯換盞的社交遊戲，反感這種有可能需要言不由衷的場合。」再比如他的拖延症。每一次發佈會，多達三四十人的籌備組會提前一週進賓館閉關，因為對於細節的過分糾纏，PPT不斷改動，在他登台的一刻才能確立下來，相比之下，小米的雷軍會至少彩排3次。每一次都有教訓和遺憾，下一次拖延照舊。

他對商務合作保持警惕。西貝莜麪村曾找上門，希望在錘科辦發佈會的時候，為錘友提供聚會與直播，吃飯打折。唐拉拉提過四五次，他都拒絕了，最後一次以羅永浩大發雷霆結束。類似這樣被拒絕的合作有很多。「他是那種完美主義性格嘛，一定要方方面面都考慮好了，覺得拿出去非常漂亮，他才肯做。」唐拉拉説。

2015年底，前新浪微博副總經理苗穎成為錘科的市場副總裁，在她主導下，公司終於有了一些更商業化的操作，有了帽子、枱曆之類的衍生品，手機瀏覽器中新增了名站導航的廣告位，發佈會也加入較以前更多的互聯網產品推廣。但羅永浩依然有他守住的陣地。他拒絕輸入法的聯想詞導向廣告鏈接。錘子發佈會從未有過品牌冠名、口播植入廣告，雖然那早已是廠商的普遍操作。

即便到了後期，羅永浩還是要親自過問太多細節。成都辦公室裝修，健身房地板他先是選擇用橡膠，待一切裝好後他認為不符合他的想象，又剷掉改為鋪地毯。地毯顏色也是他指定，一種接近黑色的灰。身為副總裁的苗穎甚至無法決定一個紀念T恤的外包裝，羅永浩要和她手下人開會確認，他建議用牛皮紙袋，高級。

 羅永浩與錘子團隊  圖源網絡

「新來的嫡系部隊，騎着高頭大馬」

錢晨是在2016年6月末離職的。他走得很決絕。辦公室的東西還是行政打包後，再送去他家的。但這件事並不意外，他和羅永浩的矛盾早已經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取代錢晨的，是華為榮耀產品副總裁吳德周。在他到來之後的3年，錘子手機的供應鏈問題得到解決，產能和良率都提升了。更多他曾經的部下被招募進硬件部門。

隨人事變動，錘科的氛圍也發生着微妙的變化。羅永浩挖人不計成本，新人們有着更高的工資。錢晨曾帶領的所謂「摩托系」老員工難免有微詞。「人家來了是為了什麼，是為了掙錢來的。如果是為了情懷，或者説相信老羅理想主義那一套的話，他早就會來。」

朱蕭木不認可這個説法。「首先當然有自己的訴求，肯定有的，大家都有，對吧。你吸引他的肯定也不純是錢，還是這套東西。因為公司一直也沒有特別壯大嘛，不然沒必要過來嘛，為啥不去小米，為啥不去華為呢？」

從前錘科，包括羅永浩在內，只有幾種稱呼，哥、姐、爺、老師。現在，「總」出現了，領導與下級有了明顯區分。飯桌上開始敬酒。「他們整個的氣質跟（原來的）錘科是格格不入的。」唐拉拉説。某些管理制度移植過來，部門裏有了委員會。上下班每天打卡，而錢晨是一貫反對打卡的。

吳德周每天早上會在大羣裏發一篇轉自公眾號的新聞早報，新人會在下面發一串鮮花、掌聲的表情，老員工沒有跟風的。「我們特別驕傲。包括老羅在大羣裏説話，公司從來沒有過這種風氣，」李洋説，「我們不明白一個又不是他總結的東西，你往底下翻，鮮花、掌聲，就感覺進了國企。」

即便在硬件部門之外的人也能感受到變化。一位產品經理回憶，一次發佈會前收到了打氣郵件，「我們要團結一致，要向前看」。「措詞反正我們看着是比較尷尬的，」他説，「當時我們還在羣裏討論説，那個風格我們有點暫時接受不了。」

也許新人所帶來的風格，與他們對公司所作的貢獻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事實上，他們幹活非常拼命，吳德周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外號「鐵人」。因為在錘科最薄弱的環節成為了救急人選，他得到了一個新外號，「120」，意為救護車。但在「摩托系」口中，「120」有了另一個惡毒的含義，一米二，他們諷刺的是吳德周的身高。

不同羣體的兼容性出現了問題。一個説法開始流傳，新人羣裏稱要「清洗摩托系」。有人看到微信截圖的轉發。在一次會議上，馬寧感覺自己被針對了。「一直質疑我，一直質疑我，十來分鐘。結果他自己人説一句，現在基本上行業內也就只能做成這樣。」他感到困惑，不得不這麼想：「新人來了，原來那些人做的什麼都是錯的，説的什麼都是錯的，那你才能立得住。」

馬寧感到失望，「那種感覺就是殘兵敗將，蹲在路邊，看着新來的嫡系部隊，跨着衝鋒槍，騎着高頭大馬，從我們面前過去。」

他決定離職。離開前，他給羅永浩發微信，反映士氣低落，以及工作流程上種種問題。羅永浩回覆：「硬件的事你去找吳德周，如果你覺得吳德周有問題，你就告訴我怎樣。」隨着公司越來越大，羅永浩已經無法對每個人負責。

「這句話之後，我是沒辦法再跟他説了。」馬寧想，「其實錢晨不被信任之後，就真的在錘子待不下去了。」

李洋沒有選擇離職，雖然他確實感到，「牽住我們那個線越來越細了」。從專賣店職員，到錢晨助理，再轉崗為林曦手下的影像工程師，他始終留在錘科，試用期長達9個月，最後工資也不過6000元。他還是捨不得這裏。他大概是全公司為自己考慮最少的人，加班到深夜，為了給公司省錢，他不打車，坐夜班公交回家。他還在羣裏號召，只上下一兩層的同事不要坐電梯，為了讓有急活的人行方便。

李洋所在的整個影像部門，連同負責人林曦—暴脾氣的他和吳德周的矛盾是公開化的，在2016年底的大裁員中被吳德周裁掉了。

「這就是你不適合當他助理的原因」

在成為錢晨助理之前，李洋曾當過羅永浩的第二助理，3個月試用期過去，他被告知不合適。他一直對這個結果耿耿於懷，很多天以後，他找到機會去向當時負責考核他的王建國求證。

王建國問了他一個問題：「如果老羅做了一個決定，明顯這個決定就是錯的，讓你去執行，你會不會去執行？」

「我肯定得把這個道理跟他説一下。」

「這就是你不適合當他助理的原因。」

《人物》記者向王建國求證，他笑了。他説他的意思其實是，在助理的工作範疇內，不存在真正的對錯，「是老闆喜歡蘋果和喜歡梨的區別。」他聲音很温和。而李洋太有個性了，一個例子是，他無論打字還是填報銷單堅持用繁體字。他假設，僅僅是假設，如果老闆不喜歡會怎麼樣？

王建國感覺自己能夠成為羅永浩助理也很奇怪，在他之前幾個有過相關經驗的人，羅永浩面試後都不喜歡。反倒是他，沒輪到被老闆面試就被錄用了。後來他才知道，在柴靜央視節目實習的經歷幫助了他，羅永浩打聽過，他是「柴靜放心的人」，羅永浩信任柴靜。

因為老闆是一個考究細節的人，所以助理也一樣。曾擔任羅永浩助理的李劍威向下任交接時，有一個很多頁的文檔，記錄了每一個城市的酒店選擇與注意事項，細節包括：「如有高級大牀房比正常大牀房貴一兩百塊錢就住，如果貴特別多就算了。」如果訂酒店，王建國會把地圖打印出來，工作地點和幾個可供選擇的酒店位置標註在上。

永遠要給他選擇權，永遠要經他確認，擅作主張會惹麻煩。即便是五星級酒店，他也有好惡，「四季和希爾頓像養老院」，不要訂。他穿梭於各種會議，你要見縫插針找到他，在等待過程中，你要處理助理的其他工作，還要不斷更新機票酒店的信息—以便他翻出自己查到的信息挑戰你時，你可以告訴他，「半個小時之前最後一個座位已經被訂出去了。」直到他説確認的那一刻，立馬去買。永遠不要相信第三方預定，一定要在入住前一晚打到酒店前台確認有房。

「每個東西有他自己特別準確的習慣的方式，你只要照這個來就行了。」王建國説。羅永浩極其看重個人空間的隱私。他的辦公室絕未經允許絕對不可以進入。他明確提過要求，門必須保持關閉。王建國通過試用期，還過了一段時間才獲得進入權限。

老闆隨時可能召喚。王建國洗澡時，也會把手機放在旁邊。另一位助理看電影時，永遠只選擇手機有信號的電影院。

由於周全謹慎，王建國沒有犯過大錯，也沒有惹怒過老闆。但他見過無數次老闆動怒，那大概是羅永浩性格中最讓人琢磨不透的部分，他不明白罵一個人怎麼可以罵到那種程度。「那種東西好像自己也不好消化，就是有一點積壓，蠻焦慮的。」焦慮最嚴重的時候，他會在睡覺中抓傷自己。他能理解，為什麼羅永浩手下的那些產品經理容易陷入抑鬱。

羅永浩暴怒時，他音量會飈到極高。馬寧記得，身處有隔音牆的硬件區，三天兩頭還能聽到關着門的會議室裏老闆高聲罵人。他隨手抓過東西就砸，摔過的東西包括門、自行車、杯子、鍵盤、礦泉水……

對於把他視為偶像的員工，在見證了他的發作後，會存在光環破碎的一刻。對於李洋來説，那一刻發生在羅永浩在走廊裏大罵行政總監應超的時候。全樓層的人都能聽到，那近乎一場公開羞辱，各種髒話，罵了近20分鐘。應超一句話不説，靜靜地等他罵完。李洋感到非常難過。

事由僅僅是，到夏天了，洗手間的水龍頭還在出熱水，令他不舒服。

也許發怒的關鍵不在於這些問題本身，甚至不在於這個人，而是他需要找到一個宣泄的出口。一個員工發現，羅永浩罵人的時候，並不會針對一個人看，眼神總是對住一個空的位置。「因為他不是想罵這個人。」

「我應該是公司被罵得最多、最慘的一個人，但我不覺得怎麼樣。」朱蕭木對《人物》説，「我覺得很多人一開始特別欣賞他，來了以後給他罵了一頓，感情就變了，我覺得太脆弱了，何必呢，這有啥呢，不就是罵你一頓嘛。」

但顯然有一些話是覆水難收的。2017年底，因發佈會票務處理的分歧，他把矛頭指向負責執行的石曉宇。「那天真的是憋不住了」，石曉宇頂了回去。雙方有來有回，其他同事都看傻了，沒人敢勸解。最終以羅永浩的一句話結束這場較量：「明天給他辦離職，我他媽明天不想看到他。」石曉宇跟了他10年，從「老羅英語」到錘子科技，他曾是他最信任的人之一，得到過登陸他微博操作的權限，那天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

「中國的企業家，甭管他標榜自己有多自由啊，骨子裏都有皇帝思想。」錢晨曾對李洋講起，「老羅也有。」

「真是一個傷人的地方啊，不愛怎麼傷呢」

最初，是一羣理想主義者，然後，以錢晨為代表的實用主義者加入了，如果按照一部分落寞離開者的説法，機會主義者也來了。那麼最後的潰敗，是理想主義的錯嗎？

「我們最大的問題還是商業上和道路選擇的問題。手機這個行業不是這麼小的資金，或者這麼點人能做起來的，應該更早地去選擇去做一些智能硬件。」去年底以副總裁身份離職的朱蕭木對《人物》説，「然後手機不應該每年出這麼多款，這個才是最後欠款多的原因。去年出了很多款手機，有的都沒上市，因為已經上不了了。」

這位羅永浩最知名的支持者，與羅永浩本人一起，先後闖入了電子煙的賽道。現在他們是競爭者。朱蕭木很多年不再談論政治了，他認為企業家才是真正偉大的職業，引領世界往前走的力量，「企業家討論的是產品，是商業，是市場營銷，這些東西才是真正有技術含量的、值得討論的東西。」對於如何用電子煙的減害來改變世界，在採訪中他侃侃而談。

事實上，像朱蕭木這樣堅持到錘科最後階段的人是少數。早在終局之前，離散已經發生。絕大多數早期員工，在2018年以前離開了。

李洋成了一名自由攝影師。應合作伙伴要求，他不再使用繁體字。接受《人物》7小時採訪的那個晚上，一路聊得很開心。他一點不後悔那幾年的付出，「雞湯不是別人灌給你的，是你本身自己就是熬雞湯的人。大家都是有自我的思想的，我也認為我沒有被老羅洗腦。」談話最後，他還是陷入了憂傷。「哎呀，真是，錘子科技真是一個傷人的地方。大家也愛，你不愛怎麼傷呢。」

因為於心不忍，草威掙扎了半年才提出辭職。他一直把自己看作一個講故事的人。「主流觀點特別沒勁的一個方面，失敗了你就一無是處，沒有人真正關心失敗的故事。」他想，自己用了4年多的時光，「目擊了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故事」，而這故事至今不斷帶來餘震。提離職那一晚，羅永浩問起他理想，他回答説拍電影，於是兩人聊電影聊到早上四五點。「他也沒有挽留你，他就是這麼一個率性的人。」

在離開後，唐拉拉已經兩年沒見過羅永浩了，大家都忙。她一直試圖撮合羅永浩和錢晨的關係，在兩人中間傳話。她覺得錢晨是真心幫助羅永浩的師長，也經受了很多委屈。「告訴錢晨，過兩年等我翻了身我再請他吃飯。」羅永浩説。

石曉宇成了一名單口喜劇演員，他的舞台風格總不自覺地帶有曾經老闆的痕跡。關係未破裂前，他每年春節會在微信給羅永浩拜年，去年依照慣例他還是發了一句新年快樂。羅永浩回覆一句新年快樂，給他發了8000塊的紅包。他為什麼這麼做？他是愧疚嗎？石曉宇想，但他沒有道歉。

「如果拿一段感情來舉例，這可能是你最好的也是最差的一段感情。」在一個工作日的晚上，馬寧和《人物》記者吃飯，他全程很激動，幾乎沒有動過筷子。「情緒其實已經淡很多了，如果不是今天跟你聊，我可能都不會有什麼波瀾。」如今他在聯想繼續做射頻工程師，電腦上卻至今貼着錘子的logo。

出於賭氣，林曦去了競爭對手公司，他知道這是一個令大家傷心的舉動。在錘科時，他曾因為發現供應鏈環節涉嫌違規操作而哭了一場，他感到他的世界觀都被摧毀了。現在，工作就是工作，他不再投入感情。他説這兩年想清楚了一些事，辦公室政治在哪裏都存在，為了自保，他也曾變成這鬥爭的一部分，可以很冷酷。他不喜歡這個自己。

但馬寧説，他還是能看見從前的那個林曦。兩個朋友最近一次去滑雪，停車時看見一輛車倒車撞了輛奔馳後就直接跑了。林曦的行車記錄儀拍到了。他特地下車，在小紙條寫下電話，夾到奔馳的雨刷上。第二天聯繫上，他把視頻和逃逸車的車號都交給對方。

劉全有記得2015年一個週末加班，父母來公司樓下給她送東西。羅永浩下車出來，似乎很着急走過去了。「你爸媽啊。」「是啊。」上樓後，老闆和她聊起。他説他不敢上來打招呼，甚至想過從地庫繞過去，「他説他對我們和對我背後的家庭，都是有愧疚的。」她加入了羅永浩的電子煙公司。她願意繼續相信他。

感情很複雜。每一個人説起那個名字，幾乎都這麼説。每一個人在採訪中都在檢視自己説了什麼，怕傷害他。每一個人最終似乎都原諒了他，沒有恨意。他永遠是話題的中心，聊着聊着，就繞到他身上。不管老同事們吃飯，還是在那個名為「一個養老院」的離職員工微信羣，怎麼聊也聊不完。「你知道人羣裏沒有比他更健康的人，但是他又在做企業這件事上這麼難以改變，這麼固執。」草威説，「他就是一矛盾體，他是一個萬中無一的天才和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