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張愛玲如此地受歡迎？_風聞

張愛玲大概是國民認可度以及名句引用度最高的作家之一了。

豐富靈動的文字，對人性敏鋭的洞察，以及細膩深刻的情感成為她留給後世最顯著的幾個標籤。一直以來，文學界對張愛玲的研究與討論也從未間斷。

那還是八十年代初在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我受到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説史》的影響，託朋友從香港買來了一本張愛玲的小説集。

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當時我是多麼驚訝！張愛玲才二十幾歲，卻對人性有那樣細緻的體會，她興致勃勃地描繪都市裏的生活，可你仔細品味這些生動的描繪，分明又浸潤着難以明言的悲哀。

一面是精緻而略顯稚氣的文字，一面卻是閲盡人世般的悲涼的情懷，這兩者構成那麼奇特的對比，真稱得上是讓人耳目一新。

事實上，對張愛玲作品的這種驚訝的感覺，在當時的中國是相當普遍的。也就從八十年代開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些被埋沒的作家相繼被“開發”出來（沈從文曾戲稱自己是“出土文物”），先是郁達夫，接着是沈從文、徐志摩和周作人，再接着就是張愛玲了。

一九八四年，上海的《收穫》雜誌重新發表張愛玲的《金鎖記》，出版社也開始重印她的小説。到八十年代晚期，張愛玲的名字在各種文學選本中頻繁出現；一九九二年，安徽文藝出版社又推出了四卷本的《張愛玲文集》，而四本張愛玲的傳記也在這時候相繼問世，把對張愛玲的“開發”推到了一個高潮。

在許多大學的中文系裏，張愛玲成了學生們特別關注的作家。即如我執教的華東師範大學，今年就有兩位女學生以張愛玲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至於同樣題目的碩士和學士論文，數量就更大得多。

這樣的情形當然會影響到文學創作。八十年代中期鐵凝發表的長篇小説《玫瑰門》，人們在稱讚其對人性的深入刻畫的同時，就明顯感覺到了《金鎖記》的影響。

而當一代在大學時期已經熟讀過張愛玲的青年人逐漸進入文壇之後，張愛玲的影響就更廣泛了。**不但一些年輕的小説家——往往也是女性——有意無意地摹仿她，更有許多散文作者，甚至在遣詞造句的格式上也摹仿她。**雖然還沒有人像有些台灣讀者那樣公開宣稱自己是“張迷”，但自張愛玲的作品問世以來，她對文學創作的影響還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大。中國的官方傳媒會為她的逝世專門播發消息，也是因為意識到了這種狀況吧。

張愛玲為什麼會在今日中國有這樣大的影響？我想特別指出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近代以來中國文學走過的那條彎彎曲曲的歷史道路，在某種意義上，主要是它成就了張愛玲今天的廣泛聲譽。

清末民初三十年間，經過康有為、嚴復和陳獨秀、胡適這兩代人的努力，在一部分敏感的文化人中間，逐漸形成了一套以歐美和日本為榜樣，以救世為宗旨，深具樂觀色彩的思想話語。到二十年代中期，這套話語明顯地佔據了社會流行思潮的主導地位，開始生長為一個新的文化傳統，這就是中國的現代文化。

在二十世紀後半葉，這個新文化一面被不斷地簡化（常常是惡性簡化），一面也日益深入人心，一直到今天，它依然籠罩着絕大多數文化人的精神生活。不用説，它也極大地影響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它促成了白話新文學的誕生，從《新青年》上發起的那一場“文學革命”運動，正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

而隨着新文學的誕生和發展，中國現代文化更逐漸孕育出一整套文學“想象”：文學應該是一項指向社會和歷史進步的事業，它應該擔負起思想啓蒙、社會批判乃至政治革命的責任，它應該始終關注歷史變遷所提出的中心話題……我想，大凡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有所瞭解的人，都不難看出這一套想象是如何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日漸覆蓋作家的精神世界。

它不但規劃着作家的視野，鑄造着他的創作衝動，也不但影響他對素材的取捨和主題的構建，它還一直深入到作家的潛意識裏，制約着他的感覺和想象方式，他的敍述和文字風格。

當然也有一些優秀的作家能夠突破這套想象的限制，魯迅的《孤獨者》，沈從文的《邊城》，就是兩個突出的例子。但在總體上，一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卻正是這套想象日益瀰漫的歷史，是它不斷地排斥和壓抑異己，將越來越多的作家牽引入同一條窄道的歷史，也是它不斷地影響讀者和研究界，從接受的一面強化這種排斥和牽引的歷史。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那些面目彼此酷似的文學史著作，就觸目地體現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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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在七十年代末，沈從文和張愛玲們的“復出”會獲得那麼熱烈歡迎的原因。特定的政治使現代文化的那一套文學想象的某些方面惡性膨脹，這種膨脹已經將社會的文學創造力窒息得奄奄一息，在這樣的時候發掘出《邊城》和《傳奇》這樣充滿生氣的作品，人們當然要覺得興奮了。讀者的口味越是被《金光大道》之類的作品敗壞無遺，沈從文和張愛玲就越能贏得他們發自內心的喜愛。

不僅如此，與其他的“出士文物”相比，張愛玲似乎是與那一套主流文學想象距離最遠的一個。

沈從文內心也深埋着悲觀和憂鬱，他並不相信所謂歷史的進步，在這一點上，他正和中國的現代文化格格不入。但是，他的悲觀卻常常還指向歷史的變遷，指向人性的發展。在骨子裏，他關注的依然是那套主流的文學想象。

張愛玲就不同了，她非但對人生懷有深深的絕望，而且一開始她就擺出了一個背向歷史的姿態。她寫人性，卻絕少滑入揭發“國民性”的軌道；她也有諷刺，但那每每與社會批判無關；她似乎是寫實的，但你不會想到説她是現實主義作家；她有時候甚至會令你記起“控訴”這個詞，但她這控訴的指向是那樣模糊，你根本就無法將它坐實。與沈從文相比，她的寫作顯然更富於個人性，她沒有沈從文那麼多的牽掛，她可以全神貫注於表達自己對生活的細緻感受，她的表情是那麼平常，在這一點上，連蕭紅都比她不上。

而今天，整個社會正處於價值空虛日益深重的狀態，中國現代文化所提供的種種社會、政治和文化想象，已經招致越來越廣泛的懷疑。人們普遍對歷史、社會、道德、進步、革命之類的大事情失去了興趣，而愈益珍重自己個人的具體的生活。

在這樣一派消沉的精神氛圍裏，張愛玲自然會特別引起廣泛的共鳴，書販們將她的文集與形形色色的休閒書刊並列在一起，正凸現了這份共鳴的病態的一面。她更為置身於這種氛圍的年輕的作家們，提供了背向歷史的寫作榜樣，也就自然會引來眾多的摹仿者了。

這些摹仿者未必能領會她作品中的無以名狀的悲涼，但可以學用她那樣的興致盎然的筆調來咀嚼日常的生活，這樣的咀嚼或許可以使作家和讀者都感到心安，在經歷過信念破滅的大惶惑之後，他們感覺自己重新踏着了堅硬的地面。

張愛玲筆下的那份瑣碎平常的詩意，正為人們堅守這個感覺提供了有力的理由。

倘就藝術創造的整體分量而言，張愛玲自然是遠不及魯迅的，也及不上沈從文。但是，我們置身的這個“文化偏至”（魯迅語）的時代，偏偏格外要成全她。這自然是她的幸運，但卻未必是她那些摹仿者的幸運。

在《傾城之戀》的結尾，有一段常被引用的話：**“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裏，誰知道是什麼是因，什麼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倘我也以這樣的思路來理解世事，那或許就可以説，這一段話也同樣適用於張愛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