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想不到，70年代的朝鮮出過很多聲援韓國民主鬥爭的小冊子_風聞

文：徐圖之

《抵抗仍在持續》《可怕的證言的記錄》《獨裁者的臨終症候》《史無前例的拷問政治》《談瘋狗》《無光之世 無氣之宇》《怒火沖天》《衝破時代的黑暗》《拷問政治 怨恨的爆發》……看到這些控訴獨裁、宣揚抵抗的書名，再翻開內頁“朝鮮 外（國）文出版社 平壤”幾個字，你能相信這是朝鮮出版的圖書嗎？而且還是中文版。沒錯，最後一頁上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印刷”幾個字更驗明瞭正身。

這一系列圖書雖然是朝鮮出版物，但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及一些地方省市圖書館、資料室都有零星收藏，有的還在官網上註明是“交換品”，也就是朝鮮當年贈送給中國的合法出版物。我手頭的九本書是從舊書網收集的，其中有一本在封面有蓋章“註銷”，還有一本註明“複本過多”，可見當年數量不少，但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人的閲讀記憶中，似乎從未出現過這批“朝鮮藍皮書”（我的九本書中有五本封面主色調為藍色，姑妄名之）的名字。

原來，這批書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韓國通訊》（有的印在封面，有的則不然），它們以日文原載於日本巖波書店出版的月刊《世界》，作者筆名是T.K生。顯然，這是一個故佈疑陣的化名：表面上似乎告訴讀者，作者是韓國東南部T.K地區（大邱、慶尚道的英文頭字母縮寫，朴正熙與全斗煥均出生於此）出生的人，而實際上南轅北轍。直到2003年，出生於朝鮮平安北道、時任韓國廣播公司（KBS）理事長的學者池明觀才宣佈，他就是T.K生。

曾經旅日近二十年的池明觀，在1973年5月號至1988年3月號《世界》月刊連載《來自韓國的通訊》（日文名《韓國からの通信》，以下簡稱《韓國通訊》），“用事實、消息和誇張的混合體尖鋭批判朴正熙、全斗煥政權”，“對日本知識分子的韓國觀產生了巨大影響”（《總統朴正熙傳》作者趙甲濟語，見該書第三冊第158頁）。池明觀也承認，“連載的內容八成以上都是正確的”，這就意味着，有一部分內容不怎麼準確。事實上，《韓國通訊》也直言不諱地説：“流言蜚語成了能夠了解真實的唯一手段。”（見《怒火沖天》第29頁，刊於1982年12月）因為當時韓國媒體都在全斗煥政權的嚴密管控中，身在日本的《世界》月刊也就成了向世界傳遞韓國消息的一個重要窗口，雖然難免有誇張失實之處，比如對光州事件的描述。

這也正是朝鮮翻譯出版《韓國通訊》的原因：除了用具體事實揭露並嚴厲譴責朴正熙和全斗煥政權，“通訊又熱切地呼籲熱愛自由和民主的世界善良人民，真誠地聲援南朝鮮愛國人民不顧敵人的殘酷鎮壓，不屈不撓地為爭取南朝鮮社會的民主化而進行的頑強鬥爭”（見《抵抗仍在持續》出版説明）。需要指出的是，朝鮮出版的這一系列圖書，中文版封面上書名稱為《韓國通訊》而不是《南朝鮮通訊》，頗為罕見，因為從《世界》連載這個專欄“以後十多年來，我出版社把這些通訊編譯成各國文字的書出版”（見1984年出版的《怒火沖天》出版説明），而我查到的其他國家文字版本主要是英文版和俄文版，它們把這書叫Letters / Reports from South Korea，只有一本叫Letters from Korea（見上海譯文出版社《韓國研究西文、俄文文獻目錄》第23、24、31、36、42、43、102頁）。

朝鮮外國文出版社説，這一系列的《韓國通訊》出版後，“已有許多讀者成了我們的朋友”，“我們的一位讀者説，想真實地觀察南朝鮮現實的人們並不是把《韓國通訊》當做野史，而是當做正史來讀的”。但是，弔詭的是，《韓國通訊》很可能並沒有在朝鮮半島以朝鮮文或韓文出版過，朝鮮外國文出版社的出版物是以外文形式向外國輸出的，有英國圖書館就將Letters from South Korea列為propaganda（宣傳品），而韓國直到2008年才以《한국으로부터의 통신》（《來自韓國的通訊》）原題出版了池明觀對此通訊的評述文集。

數量上，朝鮮出版的《韓國通訊》僅中文版就有十餘本（除了上述九本，我查到還有1975年二十八頁的《愚蠢的統治者》和1985年一百一十六頁的《嗜血成性的劊子手》），英文版至少五本、俄文本至少三本，甚至比日本巖波書店1974、1975、1977、1980年分別出版的四卷本日文單行本及1976年一卷本英文版要齊全得多，不過普通朝鮮人恐怕無緣得見。這倒是世界出版史上的一個奇觀。

説到韓國，前總統朴槿惠出庭受審，被問及職業時回答“無業”，有點好笑。其實，二十二年前，盧泰愚和全斗煥兩位總統也曾在同一法院受審，法官問“住址是哪裏”後，盧答“是漢城拘留所”，全答“安養教導所”，分別引起旁聽席上一陣鬨笑。1995-1997年的韓國大審判，中國至少出了三本書，但只有權赫秀的《世紀大審判》最可靠。他當時在韓國留學，一度嘗試去法院門口排隊領旁聽票，但因“黃牛黨”太多而作罷。全、盧兩人本來已被檢方以殺人和內亂罪公訴期超期而免予起訴，但後來盧泰愚以他人名義分散存在各個銀行的秘密賬户曝光，這才導致將受賄罪作為突破口的重新調查，時任總統的金泳三指示所屬的執政黨在國會提議制定特別法獲得通過後，審判全、盧的內亂、叛亂罪才有了法律依據，成為民心所向。

頗為諷刺的是，全斗煥在審判初期不認罪，後來檢方從保安司令部找來九卷三千八百餘頁《第五共和國前史》與他對質，他才老實下來。因為，這部《前史》正是全斗煥自己下令找來八位教授，利用保安司提供的三百多人的證言及檔案、報刊甚至監聽記錄，秘密編輯而成。全書只打印了三部，且被全斗煥在1981年下令“此後二十年內不得公開”。正如該書序言裏所説：“我國自古以來就和中國一樣，將那些最剛直和最有學問的人任命為史官，負責整理過去的史料和逐日記錄國家的重大事件，併為了防止歷史記錄的歪曲，連國王也禁止查閲當代的歷史記錄……”簡言之，《五共前史》就是全斗煥政權的《朝鮮王朝實錄》，全斗煥給自己挖了個坑，含淚也得跳下去。

最近，《全斗煥回憶錄》出版，皇皇三卷卻不見引用《五共前史》，可能是由於該史料於己不利，但主要是因為他現在也沒有查閲權限了。因為僅在審判庭上短暫露面後，這部書就又被束之高閣了，韓國各圖書館也沒有。新總統文在寅説要徹查光州事件真相及責任人，倒不如從公開出版《五共前史》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