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早報鄧曦澤:中美之爭的本質_風聞
逗你玩-2019-06-20 21:35
發佈/2019年6月20日 3:30 AM
文/鄧曦澤
來自/聯合早報
幾乎無人否認,當前中美關係正遭遇1972年以來的最大沖突,甚至可能加劇。中美之爭的本質是什麼?本來,這一問題或可算常識,重複的歷史和常規的理論都可解答,但由於輿論場的混雜可能干擾對中美關係的判斷,所以此話題值得討論。
中美之爭是不是制度之爭
有一種觀點認為,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是因為中國不按照市場規則出牌,搞政府主導經濟模式。如果中國遵循市場規則,美國願與中國公平競爭,便不會有貿易戰等衝突。這種觀點就是將中美之爭定性為制度之爭。
如果中美之間真是制度之爭,那麼,美國就不會打壓與它制度相同的國家。但是,美國對日本的打壓便是反證。要説蘇聯和中國地大人多(1991年蘇聯人口接近3億),所以美國要打壓兩國,日本國小人少,且制度與美國相同,美國打壓它算什麼呢?只能理解為日本對美國構成了經濟威脅。
除了打壓日本,美國還打壓歐盟,尤其是打壓歐元,這跟制度、意識形態不同有什麼關係呢?另外,日本、韓國都在搞產業政策,德國也有工業4.0計劃,為什麼美國不打壓他們呢?更甚者,美國農業如此發達,政府居然還要補貼農業。所以,中美之爭,即便有制度、意識形態因素,也是次要的。
放在更長的歷史看,“修昔底德陷阱”與制度、意識形態幾乎沒有關係。儘管雅典與斯巴達的政治和文化都不同,但兩個城邦曾經長期維持和平關係,還聯合抵抗過波斯。而兩個城邦發生戰爭的真正原因不是別的,乃是雅典勢力的日益增長引發了斯巴達人的恐懼。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其實準確概念應是“爭霸困境”)提出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列舉的500年來新興大國與傳統大國(霸權國)關係的16個案例中,掉入“陷阱”即發生戰爭的12個案例,都不是因為政治制度差異,而是利益爭奪。而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最為對立的美蘇之間,卻從無直接軍事衝突。(參見艾利森:《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如果艾利森瞭解中國歷史,尤其是先秦歷史,會對霸權爭奪有更多的認識。春秋時期,中國(中原諸侯國)與周邊國家有制度和意識形態的不同,例如楚國就曾承認自己是“蠻夷”。雖然中國與周邊國家常有衝突,但這種衝突跟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沒有明顯關係。例如,楚國挑戰中國,齊桓公聯合諸侯,以軍力為後盾,與楚國和解,達成了召陵之盟。這意味着,不同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國家之間能夠和平相處。
晉文公期間,晉楚交戰一次,即奠定晉國霸主地位的城濮之戰。此後晉楚拉鋸爭霸,在80年時間中(從公元前627年晉襄公即位到公元前546年彌兵大會),兩國交戰七次(參見筆者著作《衝突與協調——以春秋戰爭與會盟為中心》),但都是兩國的戰略選擇發生了改變,與制度、意識形態無關。也因戰略改變,以晉楚兩個大國為核心,諸侯國還進行了兩次彌兵大會,第二次比較成功。截至春秋末期,晉楚兩大集團之間基本無戰事。
這意味着,不同制度且爭霸的大國也可以媾和。甚至,某些諸侯國還與被視作蠻夷的楚國聯合作戰。根據筆者統計,《左傳》記載了39次中原諸侯配合楚國征戰的戰例。所以,在國際體系中,戰爭的核心原因和目標是霸權及其背後的利益,而非制度與意識形態。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美國對華為的封殺,更可能是因為華為的中國背景,而不是華為在5G上的領先優勢。很多歐美日企業在某個領域都有對於美國的領先優勢,但美國並沒封殺他們”“因為韓國與西方國家沒有意識形態和戰略衝突”,所以“美國沒有限制、打擊三星的發展”。
這種觀點可謂前一觀點的變種。我們可以這樣組合:“中國+華為”“中國+三星”“韓國+華為”“韓國+三星”。韓國這種小國擁有華為所能發揮的效能,跟中國這種大國擁有華為所能發揮的效能,是大不相同的。
可以肯定,後兩種情形都不會被美國打壓,不管該企業是華為還是三星。原因不是韓國的制度跟美國相同,而是韓國國家實力的綜合體量太小了,故後兩種組合不會對美國構成威脅。
但是,前兩種情況對美國肯定會構成更大的威脅。所以,可以承認華為被打壓是因為它的中國背景,但需要明確這個背景到底是什麼——是國家體量構成的效能而非制度。其實,雖然中國進步不小,但平均水平還不如韓國、新加坡,但美國為什麼不渲染“韓國威脅論”“新加坡威脅論”呢?因為兩國體量較小,而很難威脅美國。強調一下,同一技術分別被大國和小國使用,產生的規模效應完全不同。
因此,將制度之爭作為中美之爭的本質,是天真幼稚的。
中美之爭的本質是什麼?
中美之爭的本質是霸權之爭,它可以具體表現為科技之爭、經濟之爭、軍事之爭、貨幣之爭、文化之爭等。國家也是經濟人,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國家利益是最高利益。在國際社會中,國家謀求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就是霸權。
霸權即世界主導權有什麼好處?其最基礎的好處是在國際社會中享有不平等且有優先權的交換關係,簡言之,就是國際特權。美國霸權為美國帶來了許多好處。典型者,如美元霸權其實是對他國財富的一種掠奪。
不過,國際特權古已有之。《左傳》記載,晉國在當霸主期間,因晉平公的母親是杞國人,晉國居然命令諸侯為杞國築城牆(公元前544年),而這顯然不是諸侯的義務。並且,晉國還責令其他國家向它進貢。由於霸權有巨大好處,所以,霸權不是一個國家想不想要、該不該要的問題,而是能不能要的問題。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理論對此其實有比較成熟的研究,它能較好地解釋國際關係。
按照中國古代政治觀念,有王道、霸道和亡道之別(《荀子 王霸》)。霸權之爭屬於現實主義,也屬於霸道,而理想主義則屬於王道。第一強國的行為模式決定了天下秩序的基本格局。在為世界建立秩序和提供公共產品方面,雖然美國功不可沒,但它也享有不少國際特權,不乏霸道行為,故當今世界也就是霸道的世界。不過,霸道不是最差的,亡道才是。按照荀子的觀念,蘇聯走的大概就是亡道路線。
中美之爭,要在霸權。但這不是説中國已經要挑戰美國的霸權了,而是美國認為它的霸權受到了威脅。從美國的角度看,中國的確是最有挑戰美國霸權的實力和潛力的。用通俗的話講,老大永遠是防範和打壓老二的。單位中如此,江湖、黑社會中也是如此。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看待當前中美之爭(目前中國處於守勢),倒不必有太多意氣、動機和道德色彩。如果中國處於美國的位置,也可能打壓老二。當然,如果中國繼續強大,能否走出一條現代王道,或可期待。
中國對待中美關係當持何種理念
認清了中美之爭的本質,可以確立對待中美關係的幾個基本理念。
第一,拒絕幼稚主義。不要認為,中國改變了制度,美國就不會打壓中國了。
第二,拒絕義和團思維。幼稚主義的另一極端是義和團思維。不能因為美國可能成為中國的長期性、戰略性、對抗性的對手,就仇恨美國,抵制美國,不認可和學習美國的優點。意氣對解決問題沒有任何幫助。
在國際關係甚至更廣泛的人際關係中,關鍵不在於對方的動機,而在於對方的實力和潛力。每個人都想獲得更多利益,這就是動機,無甚差別,但並非每個人都有實力獲得更多利益。動機可以談,但要少談。凡是與中國有利益衝突的國家都企圖削弱中國,但它們未必有這個能力。
美國對待中國,關鍵不在於它有遏制中國的動機,而在於它有遏制中國的能力,雖然未必能成功。因此,即便美國像某些人説的那麼壞(其實至少比蘇聯好),中國也應少糾纏“美國為什麼那麼壞”這樣的問題,應該多研究“美國為什麼那麼強大”這樣的問題。(參見筆者於2019年4月5日在《聯合早報》發表的《新義和團:從反美國到反現代》)
第三,主動深化改革開放。儘管中國改革制度不會使美國放棄對中國的遏制和打壓,但是,這不是中國不改革的藉口。中國是否應該真正深化改革開放,跟美國無關,只跟自己有關。中國深化改革開放,應該是主動性的,而非被動性的。
第四,繼續學習美國。美國仍比中國先進很多,有許多優點值得中國學習。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基本思路,仍未過時。
第五,超越霸道,走向王道。目前,美國對中國及其他國家都有不少霸道行徑。中國當然應該“有理、有利、有節”地回應。但是,回應不是簡單的以牙還牙。中國應該更加開放,團結更多國家,與他們共享利益。雖然正義未必勝利,但若實力接近,正義一方必勝。
由於中國的實力還遠不如美國,如果中國跟美國一樣霸道,其他國家為什麼要支持中國呢?如果兩個國家在道義上相當,其他國家的理性選擇顯然是支持強者。
(作者是四川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