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早報鄧曦澤：中美之爭的本質_風聞

發佈/2019年6月20日 3:30 AM

文/鄧曦澤

來自/聯合早報

幾乎無人否認，當前中美關係正遭遇1972年以來的最大沖突，甚至可能加劇。中美之爭的本質是什麼？本來，這一問題或可算常識，重複的歷史和常規的理論都可解答，但由於輿論場的混雜可能干擾對中美關係的判斷，所以此話題值得討論。

中美之爭是不是制度之爭

有一種觀點認為，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是因為中國不按照市場規則出牌，搞政府主導經濟模式。如果中國遵循市場規則，美國願與中國公平競爭，便不會有貿易戰等衝突。這種觀點就是將中美之爭定性為制度之爭。

如果中美之間真是制度之爭，那麼，美國就不會打壓與它制度相同的國家。但是，美國對日本的打壓便是反證。要説蘇聯和中國地大人多（1991年蘇聯人口接近3億），所以美國要打壓兩國，日本國小人少，且制度與美國相同，美國打壓它算什麼呢？只能理解為日本對美國構成了經濟威脅。

除了打壓日本，美國還打壓歐盟，尤其是打壓歐元，這跟制度、意識形態不同有什麼關係呢？另外，日本、韓國都在搞產業政策，德國也有工業4.0計劃，為什麼美國不打壓他們呢？更甚者，美國農業如此發達，政府居然還要補貼農業。所以，中美之爭，即便有制度、意識形態因素，也是次要的。

放在更長的歷史看，“修昔底德陷阱”與制度、意識形態幾乎沒有關係。儘管雅典與斯巴達的政治和文化都不同，但兩個城邦曾經長期維持和平關係，還聯合抵抗過波斯。而兩個城邦發生戰爭的真正原因不是別的，乃是雅典勢力的日益增長引發了斯巴達人的恐懼。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其實準確概念應是“爭霸困境”）提出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列舉的500年來新興大國與傳統大國（霸權國）關係的16個案例中，掉入“陷阱”即發生戰爭的12個案例，都不是因為政治制度差異，而是利益爭奪。而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最為對立的美蘇之間，卻從無直接軍事衝突。（參見艾利森：《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如果艾利森瞭解中國歷史，尤其是先秦歷史，會對霸權爭奪有更多的認識。春秋時期，中國（中原諸侯國）與周邊國家有制度和意識形態的不同，例如楚國就曾承認自己是“蠻夷”。雖然中國與周邊國家常有衝突，但這種衝突跟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沒有明顯關係。例如，楚國挑戰中國，齊桓公聯合諸侯，以軍力為後盾，與楚國和解，達成了召陵之盟。這意味着，不同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國家之間能夠和平相處。

晉文公期間，晉楚交戰一次，即奠定晉國霸主地位的城濮之戰。此後晉楚拉鋸爭霸，在80年時間中（從公元前627年晉襄公即位到公元前546年彌兵大會），兩國交戰七次（參見筆者著作《衝突與協調——以春秋戰爭與會盟為中心》），但都是兩國的戰略選擇發生了改變，與制度、意識形態無關。也因戰略改變，以晉楚兩個大國為核心，諸侯國還進行了兩次彌兵大會，第二次比較成功。截至春秋末期，晉楚兩大集團之間基本無戰事。

這意味着，不同制度且爭霸的大國也可以媾和。甚至，某些諸侯國還與被視作蠻夷的楚國聯合作戰。根據筆者統計，《左傳》記載了39次中原諸侯配合楚國征戰的戰例。所以，在國際體系中，戰爭的核心原因和目標是霸權及其背後的利益，而非制度與意識形態。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美國對華為的封殺，更可能是因為華為的中國背景，而不是華為在5G上的領先優勢。很多歐美日企業在某個領域都有對於美國的領先優勢，但美國並沒封殺他們”“因為韓國與西方國家沒有意識形態和戰略衝突”，所以“美國沒有限制、打擊三星的發展”。

這種觀點可謂前一觀點的變種。我們可以這樣組合：“中國+華為”“中國+三星”“韓國+華為”“韓國+三星”。韓國這種小國擁有華為所能發揮的效能，跟中國這種大國擁有華為所能發揮的效能，是大不相同的。

可以肯定，後兩種情形都不會被美國打壓，不管該企業是華為還是三星。原因不是韓國的制度跟美國相同，而是韓國國家實力的綜合體量太小了，故後兩種組合不會對美國構成威脅。

但是，前兩種情況對美國肯定會構成更大的威脅。所以，可以承認華為被打壓是因為它的中國背景，但需要明確這個背景到底是什麼——是國家體量構成的效能而非制度。其實，雖然中國進步不小，但平均水平還不如韓國、新加坡，但美國為什麼不渲染“韓國威脅論”“新加坡威脅論”呢？因為兩國體量較小，而很難威脅美國。強調一下，同一技術分別被大國和小國使用，產生的規模效應完全不同。

因此，將制度之爭作為中美之爭的本質，是天真幼稚的。

中美之爭的本質是什麼？

中美之爭的本質是霸權之爭，它可以具體表現為科技之爭、經濟之爭、軍事之爭、貨幣之爭、文化之爭等。國家也是經濟人，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國家利益是最高利益。在國際社會中，國家謀求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就是霸權。

霸權即世界主導權有什麼好處？其最基礎的好處是在國際社會中享有不平等且有優先權的交換關係，簡言之，就是國際特權。美國霸權為美國帶來了許多好處。典型者，如美元霸權其實是對他國財富的一種掠奪。

不過，國際特權古已有之。《左傳》記載，晉國在當霸主期間，因晉平公的母親是杞國人，晉國居然命令諸侯為杞國築城牆（公元前544年），而這顯然不是諸侯的義務。並且，晉國還責令其他國家向它進貢。由於霸權有巨大好處，所以，霸權不是一個國家想不想要、該不該要的問題，而是能不能要的問題。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理論對此其實有比較成熟的研究，它能較好地解釋國際關係。

按照中國古代政治觀念，有王道、霸道和亡道之別（《荀子 王霸》）。霸權之爭屬於現實主義，也屬於霸道，而理想主義則屬於王道。第一強國的行為模式決定了天下秩序的基本格局。在為世界建立秩序和提供公共產品方面，雖然美國功不可沒，但它也享有不少國際特權，不乏霸道行為，故當今世界也就是霸道的世界。不過，霸道不是最差的，亡道才是。按照荀子的觀念，蘇聯走的大概就是亡道路線。

中美之爭，要在霸權。但這不是説中國已經要挑戰美國的霸權了，而是美國認為它的霸權受到了威脅。從美國的角度看，中國的確是最有挑戰美國霸權的實力和潛力的。用通俗的話講，老大永遠是防範和打壓老二的。單位中如此，江湖、黑社會中也是如此。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看待當前中美之爭（目前中國處於守勢），倒不必有太多意氣、動機和道德色彩。如果中國處於美國的位置，也可能打壓老二。當然，如果中國繼續強大，能否走出一條現代王道，或可期待。

中國對待中美關係當持何種理念

認清了中美之爭的本質，可以確立對待中美關係的幾個基本理念。

第一，拒絕幼稚主義。不要認為，中國改變了制度，美國就不會打壓中國了。

第二，拒絕義和團思維。幼稚主義的另一極端是義和團思維。不能因為美國可能成為中國的長期性、戰略性、對抗性的對手，就仇恨美國，抵制美國，不認可和學習美國的優點。意氣對解決問題沒有任何幫助。

在國際關係甚至更廣泛的人際關係中，關鍵不在於對方的動機，而在於對方的實力和潛力。每個人都想獲得更多利益，這就是動機，無甚差別，但並非每個人都有實力獲得更多利益。動機可以談，但要少談。凡是與中國有利益衝突的國家都企圖削弱中國，但它們未必有這個能力。

美國對待中國，關鍵不在於它有遏制中國的動機，而在於它有遏制中國的能力，雖然未必能成功。因此，即便美國像某些人説的那麼壞（其實至少比蘇聯好），中國也應少糾纏“美國為什麼那麼壞”這樣的問題，應該多研究“美國為什麼那麼強大”這樣的問題。（參見筆者於2019年4月5日在《聯合早報》發表的《新義和團：從反美國到反現代》）

第三，主動深化改革開放。儘管中國改革制度不會使美國放棄對中國的遏制和打壓，但是，這不是中國不改革的藉口。中國是否應該真正深化改革開放，跟美國無關，只跟自己有關。中國深化改革開放，應該是主動性的，而非被動性的。

第四，繼續學習美國。美國仍比中國先進很多，有許多優點值得中國學習。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基本思路，仍未過時。

第五，超越霸道，走向王道。目前，美國對中國及其他國家都有不少霸道行徑。中國當然應該“有理、有利、有節”地回應。但是，回應不是簡單的以牙還牙。中國應該更加開放，團結更多國家，與他們共享利益。雖然正義未必勝利，但若實力接近，正義一方必勝。

由於中國的實力還遠不如美國，如果中國跟美國一樣霸道，其他國家為什麼要支持中國呢？如果兩個國家在道義上相當，其他國家的理性選擇顯然是支持強者。

（作者是四川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