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峯有史以來最致命登山季之一:事故原因或許不能簡單歸結為登山門檻低和擁堵_風聞
赛车1025412779-计划1025412779群58树立品牌全网最高2019-06-20 20:50
本文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4期,原文標題《遭遇珠峯擁堵》
2019年的珠峯登山窗口期晴朗平靜,卻成了這座山峯有史以來最致命的登山季之一。截至目前,遇難人數最少達到了11人,其中9人在尼泊爾一側的珠峯南坡遇難,其中許多人有豐富的登山經驗,這讓人直覺地感到,事故也許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登山門檻過低和擁堵。今年有69名中國人申請到了珠峯南坡的登頂許可,他們全都平安下撤,我們採訪了他們當中的一部分,希望還原,在8000米以上的空氣稀薄地帶,到底發生了什麼。
登山者從珠峯大本營挺近昆布冰川,這也是珠峯南坡登頂路線最危險的一段(範波 攝)
記者/王海燕 嚴巖
史無前例的許可證數量
最早的遇難出現在4月20日,早在大規模攀登開始前。那是一名35歲的美國登山者,有人在冰裂縫裏發現了他的遺體,沒人知道他遭遇了什麼,他是單獨行動的。這樣的遇難在珠峯太常見了,幾乎不會引起任何討論,那時候,大多數的登山隊伍才剛剛開始適應大本營的生活,大家更關心何時能夠登上珠峯。
全世界的不少高山全年都可攀登,但珠峯不是,珠峯每年的窗口期只有幾天到十天不等,大部分集中在5月20日前後,5月初往往會產生小窗口。只有在短暫的窗口期內,這座山峯8000米以上的部分氣候才會相對平靜——氣温不是那麼低,風速也不那麼高,從而變得可以接近。過去的2018年是個好年份,窗口期達到了11天,各個登山隊都有充分的時間協調登頂日期,有人形容“大家都悠閒,像放假一樣就登頂了”。但這種好運氣沒有延續到2019年。
來自西安的範波是今年登頂珠峯的中國登山者之一,他和自己的10名隊友4月下旬就到達了海拔5365米的珠峯南坡大本營。在範波的隊伍前後,全世界的珠峯攀登者陸續彙集起來。大本營就在昆布冰川邊緣的碎石灘上,如同一座流淌的彩色帳篷城市,在大本營邊緣的高處,已經可以遙遙看到珠峯線條硬朗的山體。尼泊爾當地的探險公司會為大本營的所有登山者提供全套服務,包括申請登山許可、保障後勤、提供夏爾巴嚮導和救援。夏爾巴是一個常年生活在喜馬拉雅山脈4000米海拔左右的高山民族,從人類攀登珠峯開始,他們就開始為外來攀登者提供嚮導和協作服務。大本營的生活並不艱苦,這裏可以喝到咖啡,吃到新鮮水果,享受到火鍋在內的川菜,當然,並沒有什麼娛樂設施,人們靠鬥地主、看書、斷斷續續上網和互相串門打發時間。
珠峯大本營的夜晚(範波 攝)
登山者們早早到達珠峯大本營,一是為了訓練和適應高海拔氣候,二是為了等待窗口期,精確的天氣預報只會提前一週出現。今年的第一個壞消息是,尼泊爾政府發出了史無前例的381張登山許可證,每張許可證背後,除了登山者本人,一般還會有最少一名當地嚮導或協作,這意味着整個登山季會有上千人出現在南坡的登山路線上。
人人都知道,尼泊爾一側的珠峯南坡攀登人數在年年上漲,登山者是不可控的,但大多數人別無選擇。
攀登珠峯的另一條成熟商業路線位於中國境內的西藏一側,但中國的審核和管理嚴格,攀登珠峯,必須有登頂8000米以上高峯的經驗,提前三個月向國家體育總局申請報批,基礎費用為每人45萬元人民幣,且每年會將登山總人數限制在300人以內。而尼泊爾一側的南坡門檻明顯低得多。來自中國的登山向導張俊告訴本刊,今年的價格最低已經被壓到了2萬多美元,其中包含尼泊爾政府收取的1.1萬美元登山許可證費用,而在2014年以前,光是政府收取的許可證費用就達到25000美元。尼泊爾政府雖然要求申請者必須有過6000米以上高山的攀登經歷,最好有8000米以上的經驗,但報名時只需要提交體檢表和經歷表,經歷表並沒有強制驗收,也沒有核實,部分登山公司幾乎來者不拒。
來自安徽的中國登山者汝志剛也是4月中旬到達大本營的,他是一名環球旅行家,和所有的登山者一樣,在大本營等待期間,他做過一次拉練,是和另外10多名登山者一起進行的。按照計劃,那次拉練中所有人都應該到達7300米的C3營地,但最終只有4個人完成了。而拉練沒有完成並不意味着失去正式的登山機會,汝志剛向本刊解釋,登山隊並不強制隊員完成拉練,只是為嚮導和登山者之間提供互相觀察和配合的機會,並讓他們更好地適應高海拔低氧、低氣壓的環境。
2019年第一個窗口期出現在5月16日至18日左右,準確來説,這個窗口期指的是從海拔8000米的C4營地衝頂的窗口期,而從大本營到達C4營地還有4~5天的徒步攀登路程。所有人都知道第一個窗口期出現了,但當時一是山頂風速仍然較大,更重要的是路繩還沒有修好。每一年,當地的登山公司都會集資邀請夏爾巴重新修整和固定這條唯一的安全路繩,在無法確定路繩狀態的情況下,絕大多數登山公司都不敢冒險。
也有登山隊伍考慮到可能出現的擁堵,選擇了緊跟修路隊,在第一個窗口期登頂,選擇這個激進策略的包括一支中國登山隊川藏隊和一支國際登山隊。根據媒體報道,川藏隊甚至自己帶了路繩、巖釘、雪錐,如果路繩還未被修好,就自己動手,川藏隊的所有成員最終都成功回到了大本營。
但和川藏隊幾乎同時出發的國際隊傳來了壞消息,這支隊伍裏兩名隊員遇難了。根據外媒報道,一名39歲的愛爾蘭登山者在登頂後的下撤途中,於海拔8300米左右的地方滑落,往下滑墜了500米身亡。這名登山者是一位大學教授,曾攀登過包括北美最高峯麥金利山在內的眾多山峯,40歲以前登上珠峯是他的夢想。登頂後,他給自己正在懷孕的妻子發出了最後一條短信,他説“我做到了,我要回家了”。他的夏爾巴嚮導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會脱離路繩。另一名28歲的遇難者Ravi Thakar來自印度,他同樣已經成功登頂,且返回了C4營地,按照常理,那幾乎已經意味着安全了,但在C4營地休息了一晚後,他的夏爾巴嚮導發現,Ravi Thakar已經在帳篷中停止了呼吸,他可能死於突發疾病。
範波是在5月18日得到Ravi Thakar遇難消息的,當時他已經和隊友一起準備從大本營出發了。範波認識Ravi Thakar,因為兩人所在的登山隊使用了同一家尼泊爾探險公司的服務,所以兩支隊伍的帳篷離得很近,Ravi Thakar經常到範波他們的帳篷裏找人聊天,範波記得那是個精幹的小夥子,皮膚黑黑的,外向,善談,愛笑。
壞消息還不止這些,從4月下旬到5月中旬,喜馬拉雅山系多座8000米以上的雪山之上都有人遇難,至少包括:8586米的干城章嘉峯,2名;8516米的洛子峯,1名;8563米的馬卡魯峯,3名;8201米的卓奧友峯,1名。範波所知道的一名馬來西亞登山者Wui Kin-chin,登頂8091米的安娜普爾納峯後,下撤途中在海拔7700米處遭遇危難,獨自生存40多個小時後獲救,但回到新加坡後依然不治身亡。和珠峯不一樣,這些都是沒有成熟商業攀登路線的雪山,遇難的大多都是更專業的登山者。這些遇難對珠峯的攀登者來説,是壞消息,但不是陰影。
登山者在海拔6400米C2營地看晚霞(範波 攝)
短暫的窗口期
根據天氣預報,新的窗口期出現在21日至23日,只有三天。往常窗口期長的時候,夏爾巴之間會用公共頻道協調,讓各個登山隊錯峯出行,但今年的窗口期太短太短了,鬆散的協調失效。登山隊之間各自行動,多數都選擇了氣温相對最高、風速相對最低的中間這一天,即21日從C4營地出發,22日衝頂。汝志剛與範波所在的兩支隊伍也選擇了這一天,他們分別在18日凌晨1點和2點出發,考慮到可能出現的擁堵,他們的一些隊友準備了8瓶氧氣,這些氧氣會由夏爾巴事先運到山上,存放在不同的節點位置,根據過往經驗,實際上正常情況下只配備6瓶。
第一段路程是從珠峯大本營到達6400米的C2營地,其中最艱難的部分就是經過昆布冰瀑,這條冰瀑長約4公里,又被稱為恐怖冰川,冰川中心每天都在發生位移,使得這裏經常發生冰崩,到處都是破碎的冰舌、傾斜的冰塔、深達幾十米甚至深不見底的冰裂縫,在沿着路繩過一些垂直的冰壁和冰裂縫時,已經需要排隊等待了,一些不熟練的登山者需要花很長時間攀爬,跨過梯子。汝志剛記得,他路過昆布冰瀑時,遠處還發生了雪崩,巨大的轟隆聲和滾滾白霧讓所有人的神經都變得緊張,隊伍的整體行進速度並不慢,大多數隊伍都在18日午間到達了C2營地,並將在那裏休整一天。
一個説法是,在世界著名的雪山攀登中,珠峯並不難。一名登山愛好者告訴本刊,他經常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又成功登頂珠峯了,這會給他一種感覺,“我明明比他強,為什麼他都可以,我不可以?”但汝志剛在完成登頂後的感受是,如果從攀登技巧的角度評論,攀登珠峯的確不是最難的,這裏有成熟的攀登路線,一些冰壁看起來非常陡,但踩的人多了,後來者順着腳印上下就可以走。汝志剛自己可以熟練地使用上升器、下降器這類攀登工具,他的夏爾巴嚮導比他更熟練,大多數時候,這類操作他會讓自己的夏爾巴嚮導代勞。但另一方面,和很多的攀登者一樣,他很快就發現,因為垂直距離上升快,路途遙遠,作為世界最高的山峯,珠峯對攀登者體能的消耗和考驗是其他很多雪山不能相提並論的。
到達C2營地後,所有登山隊會就地修整一天。汝志剛所在的隊伍是20日凌晨4點從C2營地出發前往海拔7315米的C3營地,途中從海拔6900米攀登洛子壁開始,攀登者開始使用氧氣。洛子壁是一片45~55度之間冰冷雪坡,它會一直延續到海拔接近8000米的C4營地。在汝志剛看來,從C2到C4中間,洛子壁幾乎是整個攀登中最難受的一段,他開始喘起來,氧氣閥開着,但感覺跟沒開一樣,冰爪磨在岩石上會發出尖利刺耳的聲音,令人狂躁。珠峯也看不見了,那個目標隱沒起來,攀登變得極度枯燥。範波則在攀登洛子壁的後半段感覺雙腿像灌了鉛一樣,他需要艱難地向前挪動。因為人多,行進隊伍依然是緩慢的,但緩慢甚至讓很多人感到相對舒適,因為可以停下來喘口氣。當時,他們都認為擁堵依然在預料的範圍內,應該不會出現太大問題。
大多數人在C3營地休息一整晚後,於21日下午到達C4營地。在必須經過的洛子峯C4營地下方和左側,包括來自中國的登山向導張俊和範波在內的很多登山者都看到了兩具遺體。遺體看起來是近期逝者的,其中一具已經被塑料裹好,等他登頂回來時,已經不見了,另一具直到他們下山,依然躺在雪地上。
範波(右)與他的夏爾巴嚮導在珠峯頂(範波 攝)
範波的一名女性隊友德吉梅朵在C4營地放棄登頂了,她從C2營地開始就嚴重缺乏睡眠,到C3營地時又逢生理期,花了11小時才到達C4,如果她繼續衝頂的話,意味着她只能休息2個小時,又要開始長達20個小時左右的攀登和下撤。她有10多年的攀登經驗,成功登頂過四姑娘山三峯、雀兒山、慕士塔格峯、尼泊爾島峯等雪山,她為這次攀登珠峯已經做了多年準備,她並不認為自己沒有能力登頂,但她當時的身體狀態她自己清楚,她必須有勇氣選擇放棄,事後來看,德吉梅朵的這個決定無比正確。只有經歷過的人才知道,在珠峯,放棄,永遠是比衝頂更難做出的選擇。
因為從C4營地到珠峯頂,就是真正的最後衝刺了,從這裏往上,垂直爬升距離接近900米,行走距離超過4公里,這裏的空氣只有海平面的1/3,真正的擁堵也開始了。張俊所在的隊伍原先準備在晚上8點出發,如果按照往年路上的情況,他們可以帶着客户在早上五六點鐘到達峯頂,但考慮到今年人多,他們決定把時間提前到7點半。結果等他們7點半收拾好從帳篷鑽出來時,才發現一條蜿蜒的燈帶流淌到他們前面很遠了,那是更早出發的攀登者們的頭燈組成的燈帶。
汝志剛比他早一點,7點鐘就出發了。差不多是從C4開始,他開始感到強烈的身體變化,在大本營時,他的帽子明明是合適的,但現在,帽子開始頻頻往下掉,他的肚子上如同有人用繩子在勒着,使得他的腹部快速和後腰貼近,他並不餓,缺乏氧氣和低氣壓讓他的消化系統幾乎停止了工作,但他需要能量,他的肌肉和脂肪在快速流失,他的臉和肚子都乾癟下去。他感到很難受,要彎着腰走,但他知道,他還能感受到自己的身體變化,這是好現象,更多的人則會變得麻木,除了疲憊,可能根本無法察覺自己的身體發生了什麼。
從C4營地出發,攀登者需要先經過一段30度左右的雪坡,45度左右的雪巖冰岩混路,隨後到達8400米左右的陽台,幾乎所有登山隊都會在那裏放置備用氧氣供置換。陽台過後沿着南峯山脊,汝志剛發現,幾乎每一個地方都堵,如果C4營地之前大家只是走動緩慢,那麼到了最後的衝頂階段,很多地方都挪不動了。但即使站着,氧氣流量也需要開着,最多調小一點,這意味等待的每一分鐘,氧氣都在流逝,而在8000米以上的地帶,氧氣等於生存機會。
汝志剛花了整整10個小時才到達著名的希拉里平台底部,這是一段通往珠峯峯頂的的岩石斷面,高約12米,近乎垂直,一側是陡峭的巖壁,另一側是深不見底的懸崖,攀上希拉里台階,珠峯頂就觸手可及了。汝志剛到希拉里台階底部的時候,已經有更早登頂的人在返程了,他發現自己完全動不了了。
因為上行和下行的人需要用同一根路繩,大家必須交替使用,使用的方式是,一個人緊貼着路繩不動,另一個人先解開自己身上的兩個安全鎖釦中的一個,繞過對方的身體,掛到另一邊的路繩上,然後回頭解開前面一個安全鎖釦,然後幾乎以擁抱的姿勢跨過對方。希拉里台階很難上,很多攀登者很久都無法使用上升器把自己拉上去,希拉里前後的路又太窄了,有的地方僅容一隻腳站立,那些上不去的人無法得到幫助,他們艱難操作的時間裏,其他人只能等着,另外,人羣混亂地交錯上下也極其浪費時間,那種情形如同一條單行道上發生了雙向堵車。
根據媒體報道,有夏爾巴試圖維持尋找更高效的解決辦法,比如先上30個,再下30個,但方案失敗了,沒人遵守。當然,有些人可能完全沒有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一名中國的登山者因為在希拉里平台處等待時間過長,完全陷入了意識模糊,在長達10多分鐘裏對周圍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那是缺氧造成的。汝志剛在希拉里台階堵了快一個半小時,才最終上到峯頂,他登頂的時間是7點20分。
範波跟汝志剛登頂的時間差不多,在路過到達希拉里台階底部之前,因為一支印度隊伍剛從希拉里台階下撤,讓範波得到了“超車”的機會,他記得自己在那裏超過了3個人,他無意中關注了一眼,事後才知他就是美國登山者Donald Cash,從外表當時對方看不出任何異樣。但根據外媒報道,54歲的Donald Cash在8點過後登頂珠峯,很快出現抽搐,他的兩個夏爾巴立即為他實施了心肺復甦,增加氧氣供給,之後嚮導將他帶下了希拉里台階,但兩個多小時後,他還是沒能醒過來。珠峯是Donald Cash“7+2”挑戰項目(登上七大洲最高峯和南北極徒步)的最後一站。
汝志剛和他的夏爾巴嚮導
更重要的是登頂後活着
汝志剛在珠峯頂拍了很多照片、視頻,但他在那裏待了半個小時後,就匆匆下撤了,下撤途中,他再次在希拉里台階處被堵了一個半小時。那時候路上已經開始接連出事了,在8700米左右的位置,汝志剛看到一個身穿黃色登山服的印度女隊員,坐在路繩結點處,嘟噥着説胡話,來回比劃雙手。汝志剛差點踩到她,但對方完全沒注意到。
從印度女隊員身邊剛剛過去,汝志剛就聽到後面傳來一聲大叫,隨即有什麼東西朝下方的汝志剛這邊滾來,他下意識地跳了起來,發現從他腳邊滾過的正是那個印度女隊員,她在前方被繩結攔住了。那個女隊員拖着路繩,把同在路繩上的汝志剛也絆倒了,汝志剛的羽絨服還被她的冰爪劃破幾個洞,羽毛飄飛。汝志剛向上看,發現她的兩個夏爾巴嚮導還在上方,顯然也被嚇到了,趕緊下來。在後來汝志剛拍攝的視頻中可以看到,兩名嚮導拉着印度女隊員的左手試圖往上拽,但女隊員的身子直往下滑,雙腿和右手在雪中掙扎了幾下,看起來已經沒有一絲力氣了。
第二天,汝志剛回到C2營地休息時,聽説那名印度女隊員已經遇難了,他不太確定遇難者的身份。實際上,在今年的珠峯南坡9名遇難者中,有4名印度籍遇難者。除了5月17日遇難的Ravi Thakar,還有兩名女隊員Anjali S Kulkarni和Kalpana Dash,其中Anjali S Kulkarni是和丈夫一起前來攀登珠峯的,在登頂後下撤到陽台附近體能耗盡遇難,遇難時,她的丈夫Sharad就在她50米以外,但無能為力,他的夏爾巴嚮導不得不把Sharad拽走,否則他也將在山上遇難。為了準備這次珠峯攀登,這對夫婦雙雙辭職一年了。
另一名印度籍遇難者Kalpana Dash是一名律師,2008年曾登頂過珠峯,也是印度少數民族奧裏雅組首位登頂珠峯的女性,根據維基百科,她遇難的地點在8400米陽台更上方的某處,汝志剛遇到的印度登山者有可能就是她。
根據本刊採訪的多位中國登山者的印象,近幾年珠峯登山這種最多的就是印度籍,一個原因是印度軍方從多年前就開始支持印度軍人、警察的珠峯探險活動,還組建過女子攀登隊。範波説,在攀登對的隊伍中能夠很明顯地看出哪些是印度軍人、警察,他們不光着裝一致,在擁堵路段,還明顯地列隊整齊;另一個原因是,印度人向尼泊爾官方支付的許可證費用比其他國籍的登山者更低,這件事沒有官方信源,探險公司也否認了這件事,但數位互不認識的登山者都向本刊證實,印度人拿到許可證的費用的確更低,雖然不清楚具體數額,但營地許多人包括夏爾巴都知道這件事,這可能也是印度籍登山者越來越多的原因。除了珠穆朗瑪峯,今年喜馬拉雅山系其他雪山登山遇難者當中,印度籍登山者也是最多的。
另外,這次珠峯攀登的遇難者當中,無論南北坡,除了尚未登頂就在昆布冰川遇難的美國登山者以外,所有人都是登頂後在下撤途中遇難的,有媒體直接將之形容為“傻子都能登上珠峯,關鍵是要活着回來”。一名中國登山者於水向本刊描述自己的感受:“你知道在山上死多舒服嗎?你往那一坐,曬着太陽,睡一覺,你就死了,死比活容易太多。”因此,在下撤的途中,她絕不敢讓自己睡着,有的時候,她的夏爾巴嚮導坐在一邊休息,她都會站着等對方,她甚至不敢坐下去。
範波、汝志剛和於水都是22日比較早從山下就往下撤退的,張俊晚一些,他的客户王金霖年紀比較大,向上攀登時速度較慢,因此,下撤時,他們幾乎已經是當天的最後一波攀登者了,那時實際上不到上午9點。張俊説,在他過去兩次珠峯登頂的經驗裏,有時直到中午12點都還有人登頂,但今年因為考慮到擁堵情況,所有人都出發得很早,並早早完成了登頂。因為缺氧,王金霖在下撤時出現了視力模糊,張俊緊急叫了山下的領隊派出夏爾巴上來救援,同時攙扶着張俊緩慢往下。
在海拔8400米左右的地方,張俊聽到有人呼喊的聲音,前面一個登山者已經躺下了,後面一個男性登山者在呼喊。張俊聽不懂對方在喊什麼,只能勉強分辨出其中夾雜的“help”這個單詞,根據對方的登山服,他猜測他們應該是來自印度的登山者。當時周圍已經幾乎沒有登山者了,張俊確定對方是在向自己呼救,王金霖讓張俊去救他們,張俊説,“我連你都救不了。”
實際上,張俊第一年攀登珠峯時,曾在8600米左右的位置實施過救援,準確的説法是,當時他和自己的客户都狀態良好,不需要夏爾巴的協助,因此讓自己的夏爾巴去援救了兩個已經昏迷十來個小時的尼泊爾人和巴基斯坦人。但這一次,他做不到,因為他發現王金霖的意識已經有些渙散。更糟糕的是,他們當時趕上了同隊中的另一個隊友,那名隊友的狀態同樣不容樂觀。如果張俊的猜測信息無誤的話,向他呼救的可能正是那對印度夫婦。
根據張俊的經驗,那個向他們呼救的登山者如果能堅持往下走,還有希望活下來,在下撤的路上,每往下挪動一米,生的機會就多一分。但他不抱樂觀態度,那個登山者身邊雖然還有隊友,但只有一個夏爾巴了,並且沒有多餘的氧氣。“一個人在上面垮掉了,沒有四個人帶不下來。”這句話成立的前提是依然有氧氣,並且,帶下來的意思是,那些關鍵的部分,都需要登山者靠着自己的意志力拼過去,比如垂直高度超過10米的希拉里台階,比如兩側都是萬丈深淵暴露感極強的南峯頂,比如8600米處覆蓋着冰雪的巨大岩石。自己拼過去了,別人才能幫到你。張俊説,王金霖的性格里挺剛的,他拼過去了。
這讓人想起《進入空氣稀薄地帶》裏面的一句話:“雖然幾小時之後我們將作為羣體離開營地,然而在攀登的過程中我們卻是作為個體去行動的,既不通過登山繩也不依靠深厚的忠誠與他人聯繫在一起。每個人都將為自己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