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冷戰迄今的對華禁運_風聞

二戰結束後，由於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利益的摩擦，美國決心顛覆與分化社會主義政權，以及加強自身的經濟宰制，故除了透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對抗蘇聯陣營之外，還提出貿易禁運和管制的想法，打算從軍事與經濟雙管齊下。1947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率先對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禁運戰略物資，接着在1949年2月制定《出口管制法》（Export Control Act of 1949），正式將禁運措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從此以後美國便不時操弄國內法，作為經濟施壓的武器。

同時，美國又修改《經濟合作法》（Economic Cooperation Act），威逼“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的歐洲受援國也得對蘇禁運，否則將斷絕援助。美國政府毫不客氣地表示“應該儘可能使西歐各國接受美國安全清單”，力圖使各國按照美國標準擴大對蘇禁運。儘管東西歐之間原本有緊密的貿易往來，西歐各國尤其急需東歐的糧食、木材、煤炭等物資，但因二戰受創甚深，無力抵禦美國的軟硬兼施，最後不得不配合。結果此舉不僅加劇冷戰雙方的隔閡，還使西歐加深對美國的經濟依賴，令美國的地位更形鞏固。 但美國認為，光憑自身立法與威嚇還遠遠不足，決意串聯盟國構築更完整的經濟鐵幕。1950年1月，“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秘密成立，其總部設於美國駐法大使館內，又稱“巴黎統籌委員會”。美、英、法、意大利、荷蘭、比利時乃創始會員國，其後又有挪威、加拿大、聯邦德國、葡萄牙、日本、澳大利亞相繼加入，共同對蘇聯陣營禁運戰略物資和原子能物資，以及限制輸出工業製品，且組織的存在、活動、文件，成員國都不得對內外曝光，以佔據維護“自由貿易”體系的道德高地和避免蘇聯陣營反彈。1951年，美國又修正通過《共同防衞援助法》（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Act），規定若有任何國家向蘇聯陣營出口美國規定的禁運物資，美國將停止所有援助，以此向各國提高禁運的壓力。 至於同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國，美國早在國共內戰結束前就評估，利用對華貿易離間中蘇關係，但也明令一旦此舉失敗，將“動員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力量，通過恫嚇和直接威脅，公開與中共政權作鬥爭”，因此美國起初只實施對華武器禁運。但是當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立刻對朝鮮、中國、以及當時尚處於殖民下的香港和澳門實施出口許可證制度，同時還擴大巴黎統籌委員會的禁運清單，並又在1951年向聯合國提案通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及北朝鮮政權統治下之地域實行禁運軍械、彈藥、軍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戰略價值之運輸器材以及可用以製造軍械、彈藥軍用品之物資”決議，不再圖謀同中共改善關係。美國還宣稱“凡是一個士兵可以利用的東西”都不許運往中國，企圖堵死中國的軍事與經貿。 巴黎統籌委員會還另於1952年8月設立中國委員會，實行比對蘇聯陣營更嚴格的禁運清單。比如成員國若非得需要蘇聯陣營的某些物資，可憑“例外程序”輸出部分管制品，但對中國則嚴厲審核，形成“中國差別”（ China Differential）。美國也另對南斯拉夫聯盟實施較寬鬆的“南斯拉夫差別”待遇，甚至刻意提供援助，希冀以此分化社會主義國家。且當1954年巴黎統籌委員會將總數高達474種的管制清單調降至252種時，唯獨對中國仍有472種之多。美國政府毫不掩飾地吐露何以對華異常嚴苛：“對共產黨中國的貿易管制，不僅要阻礙其戰爭潛力本身的增長，而且還要阻礙其工業化，對歐洲蘇聯集團的貿易管制，則只是要阻礙其在歐洲戰爭潛力的增長”，凸顯其動機並非只是單純壓制中國軍力，而是全方位遏制中國發展。

在聯合國與巴黎統籌委員會的禁運下，中國不但無法自西方獲得武器、石油、橡膠等戰略物資，大幅拖累現代化進程，連望遠鏡也沒法購得，只因其本身用途和內含的光學玻璃可能被用在軍事用途。中國的對外貿易結構也因此遭徹底扭轉，從中共建政之初同西方仍保有一定貿易額、到最後幾乎全倒向蘇聯與東歐國家。1955年，與蘇聯的貿易額就佔了中國對外出口的47.4％與進口的64.5％，無形中加深中蘇間的羈絆。此外，退守至台灣地區的國民黨政府，亦在封鎖中共上出了很大力氣，其自1949年6月開始展開“關閉政策”，干擾大陸沿海與對外貿易，劫掠外國駛往大陸地區的貨輪油輪，甚至還企圖提供東南亞華僑的商業網絡給日本，以配合美國將日本與東南亞經濟掛勾、拉離中國大陸市場的戰略意圖。 然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年）任命的參謀長會議聯席主席雷德福德（Arthur William Radford，1896-1973年）卻還對此不滿足，叫嚷“從嚴密的軍事觀點來看，任何緩和中國差別的舉動，都將招致太平洋沿岸島嶼鏈落入共產黨控制之下的嚴重後果”；助理國務卿羅伯遜（Walter Robertson，1893-1970年）甚至鼓吹若放鬆對華管制，反而會增強中國對蘇聯談判的籌碼，拿到蘇聯更多好處，因此得使出最大限度的壓力，才能分化中蘇同盟。這種“極限施壓”的心態與做法，至今仍體現在美國外交上，但往往招來反效果，顯見美國從未記取歷史教訓。 儘管日後由於美國經濟的衰退，以及無力繼續提供軍事與經濟援助換取盟國的配合，使得西歐各國先後要求放鬆對蘇對華貿易管制。英國和日本亦率先於1955年發難、要求廢除“中國差別”，畢竟當時英國還據有香港與馬來亞等殖民地，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時美國又未照顧英法的利益；日本也迫切想恢復對華貿易消弭入超，美國建議的東南亞根本缺乏貨物集散與運輸設施，沒法滿足日本經濟需求，故不得不同中國開展經貿關係，其餘巴黎統籌委員會成員國也有類似不滿。美國對此雖極力阻止，但仍擋不住成員國於1957年紛紛聲明緩和對華管制，英國代表更宣稱“對華差別禁運只是應戰爭的需要實行的短期措施，不是阻止中國工業和科學進步的長期政策”，最後“中國差別”被美國以外的成員國廢除，僅剩美國繼續單方面實施。 不過該注意的是，“中國差別”遭取消，僅代表西方對華禁運清單降至與蘇聯類似的水平，尖端科技與戰略物資仍舊限制出口，渠等只是想借有限地開拓中國市場滿足自身利益，並非真心期盼中國崛起。因此當冷戰結束後，雖然巴黎統籌委員會不得不因蘇聯的解體而在1994年解散，但美國很快又於1996年發起《瓦聖納協定》（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提出一份管制軍用民用高科技物資的列表，規定締約國須通報向非締約國出口的清單內物品，中國、利比亞、伊朗、伊拉克、朝鮮等國俱屬受限對象。這使中國在部分領域的科技發展始終與西方有一定代差，如半導體、光譜質譜儀器、精密模具等皆是，造成“卡脖子”的致命傷，令美國得以靠斷供芯片就震懾中國。

為了擺脱西方封鎖的不利局勢，中國大陸長年以來奮力不輟地自主創新，並在改革開放後堅持繼續擴大開放，就是希冀避免閉門造車的曠日廢時，以及加深同全球的整合，以免經濟與科技壁壘再度被利用來打擊中國。而美國一度想透過跨太平洋貿易協定（TPP），打造以己為尊的貿易體系保持對華優勢，但自從特朗普（Donald Trump）上任後，便改採更粗暴的方式。於是，美國又是發起貿易戰、又是封殺華為、又是限制中國學者交流，更極力向世界各國渲染“中國威脅論”，企圖令全球產業鏈“去中國化”，進而便於孤立中國、削弱中國。但這些舉措除了倒逼中國加速研發之外，對深度仰賴中國市場與資金的全球貿易無疑是種傷害。光是在意識形態衝突嚴重的冷戰時期，美國都無力號令所有盟國一致行動，而今又如何説服各國逆着經濟需求共同反華？因此美國發動的這場封殺惡戰，註定無法維繫太久，更沒法獲致民心。 …轉自多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