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雞“撞”金馬“，台灣電影自己親手丟掉最後的臉面_風聞

6月17日，中國電影家協會和廈門市政府聯合宣佈：第二十八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將定於11月19-23日舉行。23日這一天按慣例將上演最重要的環節--頒獎典禮。

當天大多數網友就算看到這條消息，反應不過是”哦，知道了“，一般要等於臨近開幕那段時間，才會掀起一波紅毯熱浪，慢慢抓住大家的眼球。

但不是所有人都如此淡定，台灣省當天的反應是：”好氣哦！被撞了！“

《柿油時報》，三粒新聞網等綠營媒體立刻上綱上線，大肆進行政治議題炒作，將金雞百花電影節的時間安排説成是”抵制“金馬獎，因為金馬獎是在11月23日舉行。

綠媒還説，撞期就是要逼藝人們選邊站，明星們只能選擇廈門或台北，因此這就是杯葛金馬獎。

金馬獎真的很了不起嗎？除了台灣省內將它當成至高無尚的文化品牌，對明星來説只是增添身價，增加曝光度的場所，拿獎固然好，陪座也不失風光。

其實兩岸電影人都知道2018年金馬獎頒獎禮上發生了什麼？一位省內紀錄片女導演在發表得獎感言時，公然摻雜進了”台獨“私貨，希望台灣變成一個”國家“。

綠營當時不但不指責她將金馬獎當成挑釁”一中“的場所，反而讚揚其柔弱但有”勇氣“。

台獨這股妖氣一旦侵蝕到金馬獎，等於宣告金馬獎正在走進墳墓。

金雞百花電影節的時間安排不是問題。問題是台灣媒體炒作這個話題有意義嗎？

説對撞顯得激烈了一些，準確地説，應當是金雞百花電影節不想再刻意避開金馬獎。

給你讓道是情面，走自己的路是道理。臉是金馬獎自己丟掉的，去年如此囂張，今年又何必扮可憐？

實際上，丟掉的不僅是金馬獎的臉面，而是中國台灣電影最後的臉面。

金馬獎，既然民進黨團隊要將它政治化，那就不妨説説台灣的政治與電影。有許多掩蓋在歷史塵埃中的事物，已經很少為人所知。

90高齡的台灣著名導演李行，在台灣文化部門18日為其舉行的祝壽儀式上突然發飈，他説中國電影協會不自量力，金雞百花獎根本拚不過金馬獎，呼籲大陸金雞百花獎主辦單位改期，趁現在還來得及，我聽到這個消息非常生氣！

大陸電影界對李行是十分尊重的，5月25日”李行電影展“剛剛在大陸舉辦，李行自己也從台灣趕來，講了一些得體的話。沒過幾天，李大爺就動了肝火。對他我不想過多評價，只能説他老糊塗了。

金馬獎，李行是第一批受益者，1962年蔣經國設立金馬獎，時間定在10月30日，因為31日是蔣介石生日，名曰文化電影界為老蔣暖壽。金馬非馬，而是從金門，馬祖兩地各取一字，以示反攻之意。

1963年李行拍了第一部國語片，1964年他憑着《養鴨人家》獲得第3屆金馬獎最佳導演獎，一舉成名。

但1964年這一屆金馬獎卻沒有舉行典禮。這段歷史曲折，幾乎就是金馬獎不可説的秘密，差點有人人頭落地。

我喝口茶先，再慢慢寫這件往事……

李行是1930年出生於江蘇，1948年隨父去了台灣，當時比他更能資格成為台灣電影旗手的是女導演崔小萍。但兩人在1964年金馬獎風波之後，命運有了天地之差，一個成為影界紅人，一個被判重刑。

崔小萍1922年1月10日生於山東，才女一枚，能編能導能演，台灣光復後，1947年她隨上海劇團去台灣巡演，並留在台灣發展，1949年進入”中國廣播公司“擔任導播，1959年拿下亞太電影節最佳女配角，同時要為台灣各重點藝校擔任教職工作，併成為電影導演，像瓊瑤的《窗外》（黑白片）就是她執導的。

1964年6月12日，馬來西亞華僑，香港電影大亨陸運濤率團前往台灣參加”亞太影展“，這是台灣首次得到該影展舉辦權，全省上下極為重視。陸運濤的國泰電影公司是東南亞最大電影公司，他還擁有香港的電懋電影製片公司，資金極為雄厚。

國民黨如果能與他合作，將大大提升國民黨當局在東南亞的文化號召力，所以他抵達中國台灣後，陳誠為他設接風宴，蔣介石夫婦與他會面。

陸運濤父親陸佑是南洋富商，一直資助孫中山，政治立場親國民黨，所以雙方合作沒有什麼障礙。

6月20日影展結束，陸運濤夫婦與多位港台電影大佬前往台中霧峯參觀暫時保管於此的故宮國寶。同時，發出六百張請柬，邀請台灣要人到台北圓山飯店赴宴，以答謝地主款待。

由於趕時間，陸運濤一行人搭乘飛機去台中，看完國寶後，再坐5點35分飛機趕回台北，結果在回來途中，飛機升空五分鐘便墜毀，機上50多人無一生還。

這起悲劇徹底打亂了國民黨在東南亞及全球華人地區的文化戰佈局，而香港的邵逸夫則擺脱了最大的競爭壓力，陸運濤和他手下的電影大佬們如果在香港，邵氏無論是財力人力，政治資源都難以與之抗衡。

邵逸夫是幸運的，當天他也是要跟電影大亨們一起去台中看國寶，結果臨時有事先回了香港，6月26日又回到台灣，不過，參加的是一場葬禮。

1964年第三屆金馬將因此停辦。

台灣情報部門，警備總司令部，地方警察全部投入調查起案，國民黨不相信這是一場意外。

突然有人向台灣當局寫了一封信告密，信中指出是崔小萍在飛機上安放了炸彈，而且據多年觀察，崔小萍是卧底在台灣電影界的共產黨員。

這封信提供的材料足以置她於死地，而此人必是崔小萍電影界同行和好友，因為它十分了解崔小萍的歷史和生活細節。

國民黨特務沒有立即抓捕崔小萍，而是讓她繼續拍攝《窗外》，暗中收集證據。

飛機墜毀案現在也是撲朔迷離，比較可靠説法是當時是有國民黨軍官要劫機投奔大陸，造成機艙槍戰，飛機墜毀，龍應台也持此觀點。

1968年5月27日，國民黨情報人員突然逮捕了家喻户曉的電影明星崔小萍，高壓審訊到6月8日，把四年來收集的”證據“一一擺在她面前。

崔小萍承認自己在1936前與中共有聯繫，領導她的中共黨員叫劉厚生，1947年帶劇團來台灣演出也是劉厚生。當時在台北演了《雷雨》《萬世師表》《續絃夫人》等反映階級鬥爭的劇目，顯然是為”匪“宣傳。

崔小萍幸運的是任何實證，全部是旁證，佐證，如前夫的，同事的，朋友的。而劉厚生人在大陸，國民黨無法前去對質，以證明存在組織關係，這樣，崔小萍雖然受盡折磨，但逃過死罪。1970年6月30日。台就警總判處她14年徒刑，全部財產充公，1977年特赦，直到1998年才推翻此案。

崔小萍本來應當是那些年的金馬獎舞台主角，卻因為通共被捕，無論如何辯解，都必須判刑。借她一案，台灣電影人個個服服帖帖。

金馬獎也徹底成為文化戰的工具，1987年解嚴後，金馬獎藝術氣息得到了更多顯現。但台灣當局自恃經濟發達，市場廣闊，仍然以電影作為政治工具，逼港台電影明星不得與大陸接觸。

輕則取消片約，重則徹底封殺，如梁家輝因為到大陸合作拍戲，直接被斷了生路，只好擺地攤謀生。

2017年3月11日，崔小萍在台北去世，已經德高望重的李行（右邊握手者，左邊是孫越，今年去世）以她最好的朋友身份出面召集治喪委員會。

李行等人還活在八十年代那種優越感中，2018年大陸總票房是609.76億，而2018年台灣票房冠軍《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是2.2億台幣(約4900萬人民幣)，全部加起來不到10億人民幣，約為大陸60分之1。

到底是誰自不量力？給臉不要臉，非要把”台獨“請上頒獎台？

電影是一個資本密集型產業，台前是明星風光，幕後皆是投資方利益博弈。哪家公司敢冒着被踢出大陸市場的風險派出自己的當紅明星去金馬獎走秀？

所以説李行糊塗了，他是在刻舟求劍，電影市場發生了無法逆轉的變化，而且兩岸差距會越來越大。

金馬獎真正價值就是文化品牌，打造它要幾十年，毀掉它只需要一次頒獎禮。

台灣的文化心態是極度扭曲的，大陸電影界以前積極參加金馬獎，結果台媒抱怨大陸得獎太多，是文化侵略。

現在好的，你們關起門來自己玩吧，再玩個幾年，金馬將也該跟着兩蔣壽終正寢了，這本來就是他們的東西，民進黨何必一邊痛恨，一邊繼承？

吳老師一部戲抵台灣十年票房，好氣哦！

時代正在走向嶄新的明天，井底之蛙再怎麼躲着陽光，井蓋總有被撬開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