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派報告】希望的田野：蘇維埃愛沙尼亞時代集體農莊的記憶碎片_風聞

眾所周知，波羅的海三國自1989年獨立並引發蘇聯解體之後，一直對蘇聯時代的過往持負面態度，以大量的影視文學作品批判蘇聯時代的鎮壓、流放和清洗，立法禁止出現蘇聯時代的符號，禁止美化蘇聯的言論。拉脱維亞公審老游擊隊員、愛沙尼亞搬遷蘇軍公墓銅像，而就在今年，立陶宛法院剛剛判處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和數十名俄羅斯公民犯下“戰爭罪”，指控其在1991年對立陶宛的獨立運動進行了鎮壓。不過隨着時間的流逝，人們也可以聽到波羅的海三國對於蘇聯時代發出了不同的聲音。在一些人看來，蘇聯時代的回憶似乎並不是一邊倒的黑暗與恐怖……

愛沙尼亞塔爾圖大學民俗學學生埃沃·珀呂埃爾（Aivo Põlluäär）在撰寫畢業論文時，以薩雷馬島上的維克托·金吉謝普集體農莊為研究對象，有趣的是，這裏正是他的父母相識並相戀的地方。

在90年代初期，愛沙尼亞人回憶蘇聯時代的典型説法都是負面的。蘇聯時期被認為是打斷了愛沙尼亞的自由獨立。

在珀呂埃爾進行相關研究之前，他本來也相信那個時代愛沙尼亞經過了種種苦難，克格勃、中央指令性經濟以及連篇累牘的宣傳，那個時代不能討論，也沒人願意討論。然而，在那個時代的愛沙尼亞人其實也在正常的生活，日復一日，有着自己的喜與憂。

儘管蘇聯時代確實有種種負面的現象，不過從珀呂埃爾的碩士論文也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的回憶仍然有温情。這無關政治，而是一代人的青春。當然不會有人嚮往被佔領的時代，但仍然會懷念青春。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愛沙尼亞人願意去分享那個時代的記憶，他們的回憶並不像長期以來某些人的説法，給蘇聯時代貼上恐懼的標籤。而更讓人驚訝的是2017年9月，愛沙尼亞總統克爾斯季·卡柳萊德（Kersti Kaljulaid，愛沙尼亞首任女總統）在演講中提到，她為很多人懷念在蘇維埃愛沙尼亞時代的童年生活而感到困惑。

（50年代的愛沙尼亞蘇維埃共和國）

愛沙尼亞第一個集體農莊

1947年8月23日，愛沙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在愛沙尼亞蘇維埃共和國境內設立第一個集體農莊，根據種種條件將地點定在了薩雷馬島薩克拉（Sakla）村。薩克拉村委會主席赫爾曼·庫寧（Herman Kuning）決定移交村裏的土地，此前該村的土地屬於愛沙尼亞科學院和島上的一座軍事基地。

薩雷馬黨委會認為，這個集體農莊將成為愛沙尼亞境內的“示範性”農莊，對其他愛沙尼亞人起到教育的作用。當然黨委會還強調加入集體農莊要堅持自願原則。

9月6日，在瓦庫農場召開了會議，確立了集體農莊的章程，選舉了農莊代表大會、主席以及審計委員會的人員，並且確定了集體農莊的名稱：維克托·金吉謝普集體農莊。

維克托·金吉謝普，是愛沙尼亞著名的共產主義者，1888年出生，1906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長期在納爾瓦工作。十月革命之後，金吉謝普曾擔任愛沙尼亞革命戰爭委員會副主席，後進入契卡。1918年11月金吉謝普潛入愛沙尼亞開展地下工作，至1922年被愛沙尼亞安全警察逮捕，後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殺害。金吉謝普成為愛沙尼亞共產黨最為著名的烈士，因此後來蘇維埃愛沙尼亞時代的許多地名、街道都以金吉謝普命名，包括他青少年時期生活過得薩雷馬島首府。

（1950年愛沙尼亞民眾紀念金吉謝普的活動）

加入集體農莊是否是自願的？

動員村民加入集體農莊的工作落在了赫爾曼·庫寧身上，一年前庫寧曾在Lööne Bog村參加過集體勞動，後來以這次活動為基礎創作的一首歌曲《薩雷馬華爾茲》，在愛沙尼亞膾炙人口。

首先是為建立集體農莊展開了一場宣傳活動，整個薩雷馬島有近800民眾參加，活動上有樂隊，有演出還有冰激凌，還展開了社會主義競賽。

出席活動的還有愛沙尼亞共產黨第一書記尼古拉·卡羅塔姆姆（Nikolai Karotamm），他在講話中呼籲愛沙尼亞人民以薩雷馬島羣眾為榜樣，強調集體農莊的建立對於建設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重要性。庫寧和第一書記卡羅塔姆姆保持着良好的關係，並負責建立第一個集體農莊。為此愛沙尼亞官方考慮了許多地點，但最終選擇的是庫寧父親的老家薩克拉村。

為了説服農民加入集體農莊，官方在農場舉行集會，還有私人談話，如果這些工作都還沒有達到預期，就會派出更高級別的官員繼續做工作。

在這樣一番工作中，庫寧扮演着調解人的角色，他試圖為當地人獲得更有利的談判條件。儘管如此，仍然有村民反對加入集體農莊，比如説有些村婦不許丈夫和庫寧談話。然而，憑藉聰明才智加上偶爾的威脅手段，願意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達到了所需要的數目，愛沙尼亞第一個集體農莊正式成立，由庫寧擔任農莊領導。

（亞歷山大·納卡（Aleksander Naak）是第一個遞交申請要求加入集體農莊的村民）

關於加入集體農莊是否是基於自願這個問題，似乎沒有明確的答案，但當地民眾回想起來，當時的氛圍還是比較積極的，據説最早還有個農民因為在薩克拉村加入了集體農莊而在1949年倖免於被流放出境。

可以説這確實是事實，集體農莊拯救了許多可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人，正如一名1960年出生的村民回憶，就我所知，在集體農莊成立之後就沒聽説有人被流放了。

成立初期的困難

農用牲畜、設備、庫存和生產設施都是集體所有的。在集體農莊進行更多和播種都是根據更高級別下達的指導方針進行的，並且承諾國家統購統銷，還有規定的農業生產技術。

然而這些指導方針並未考慮到該地區的實際情況，導致不能按照規定給國家交付足額的糧食，許多人從集體農莊跑到了城鎮裏。

一位1940年出生的村民説，對於那些自己有牲口的村民來説，這是巨大的損失，因為這些牲口全都會被帶走。

對婦女來説情況更為困難，她們不但要在集體農莊勞作，還要料理家務。

直到1979年之前，當地婦女幾乎都不可能在家裏陪伴孩子，婦女也要在集體農莊勞動，除非是瀕臨生產。產婦可以在家休息兩個月，也就是“哺乳期”，但是要考慮到她們在生孩子之前的崗位難以保留，就算是回到工作崗位，也很難找到保姆。

一位1943年出生的婦女説，我的兒子當時只有兩個月大，但是我必須去穀倉工作……只能把孩子留在家裏。

（愛沙尼亞農民在Lööne Bog集體勞動期間拍攝的照片，時間為1946年6月9日，這次集體勞動是《薩雷馬華爾茲》這首歌取材的原型）

緩慢的改革

雖然有很多困難，不過民眾的生活水平還是在逐漸提高。從1964年開始，集體農莊開始用現金支付農民的工資，一年之後，莊員可以有休假的機會。越來越多的農民離開自己的家，出去“娛樂”，旅行、看戲、看電影。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蘇聯時代的集體農莊（Kolkhoz）和國營農場（Sovkhoz）是兩個概念，國營農場的工人有比較穩定的工資收入，而集體農莊作為集體性的勞動組織，莊員的收入要根據收成來定。蘇聯政府的遠期計劃是所有集體農莊最後都會變為國營農場。

一名1937年出生的婦女説，當時薩克拉就沒有一塊荒地，都種上了。有排污水的管道，也有引水的水渠，真是應有盡有！

但在集體農莊初期和末期，沒有現金工資，可人們不管怎麼樣都要活下去。

飼料和資金短缺意味着要在許多方面展開工作，人們開始從集體農莊偷東西，這才能保證牲畜吃飽。因此盜竊甚至不被視作犯罪。集體農莊本身就是莊員的集體財產組成的，他們認為自己就是“股東”，對於這些農民來説他們似乎享有分享集體財產的權力。當然，實際上每個人都會試圖掩蓋自己的盜竊行為，因為這畢竟還是會受到法律制裁。

一名1947年出生的婦女説，要是不偷的話在集體農莊連牲口都喂不飽。

年青一代的美好生活

珀呂埃爾的家人也與維克托·金吉謝普集體農莊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的祖父和叔叔在那裏工作，他的父母在這裏相遇、相識並相愛。珀呂埃爾自己就出生在集體農莊的家庭裏。但無論好壞，他對集體農莊的記憶都很模糊了，只能依賴別人的記憶。

2013年，電視台在薩克拉拍攝了一集《Maahommik》（愛沙尼亞電視台的真人秀節目），主持人問一位以前的文化工作者，是否對集體農莊時代的生活不感到羞愧，他們回答説，這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是很多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薩克拉村還開辦了一個集體農莊博物館，這可能更證明了當地村民的觀點。

（本文作者埃沃·珀呂埃爾的爺爺倫比特珀呂埃爾在1975年到1981年間是集體農莊的拖拉機手，該照片拍攝於1978年。）

收穫節

集體農莊的成立週年慶典也是受到民眾歡迎的節日。雖然50週年紀念典禮被稱為集體農莊的葬禮（1987年），不過60週年慶典受到了媒體的廣泛報道。雖然最開始這次所謂的慶典，不過是對蘇聯時代集體農莊收貨節的拙劣模仿，愛沙尼亞Kanal 2電視頻道在播出中全程用一種嘲諷的語氣描述這次活動。

當時的薩克拉村社團主任琳達·拉達後來寫道，這次節目關於薩克拉的內容含有侮辱性的內容，提到薩雷馬島居民時使用“非常怪異”這樣的詞彙。薩克拉村的村民以及其他參與這次活動的農民認為，他們並不是為了哀悼集體農莊體制和那個已經過去的時代，只不過是一些集體農莊的莊員想用一次精彩的紀念活動來回憶過往的生活。“

集體農莊已經成為這些愛沙尼亞人青年時代的記憶，對他們來説這次慶典就像是老同學畢業聚會一樣。薩克拉村現在仍然是非常有活力的村莊，這裏的俱樂部被翻修一新，成了集體農莊時代的紀念館，舉辦各種社團、舞蹈活動，許多工作仍然是按照集體勞動的形式展開的。

蘇聯時代在愛沙尼亞不可避免的成為一個敏感話題，作為蘇維埃愛沙尼亞時代的第一個集體農莊，薩克拉在蘇聯時代留下的烙印並不是恐懼乃至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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