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光亮：江户幕府時期日本對華觀的矛盾現象一一以日本對清朝的軍事情報活動為中心_風聞

【內容提要】 江户幕府時期的日本，其對華觀呈現出十分明顯的矛盾現象：一方面賤視清朝，視清朝為“夷狄”，堅持拒絕與清朝通交的立場；另一方面，卻又特別重視清朝，視清朝為日本主要的威脅。日本江户幕府雖然與清朝沒有官方交往，但卻利用其周鄰外交和唐船貿易的信息渠道，在蒐集清朝“三藩之亂”、乾隆帝南巡等政治情報的同時，尤其重視蒐集輿地、軍政、武備技術等清朝軍事方面的情報。賤視清朝，主要是從文化心態層面出發的，江户幕府主政官員深受儒家“華夷觀”的影響；重視清朝，則是從現實層面出發的，畢竟當時的日本國力較弱，並不具備與清朝抗衡的軍事實力。如此看似矛盾的對華觀，也正是江户幕府時期日本涉華行為的特徵。

1603年，德川家康任日本徵夷大將軍，在江户建立起幕府統治。1614年，德川幕府為消滅豐臣遺族，決定禁止天主教及其教徒活動。1636年，德川幕府開始實行“鎖國令”，禁止日本商船從事海外貿易。另外，又將渡日的中國商船和荷蘭商船貿易集中於長崎。1644年，清朝入關並逐漸建立起對全國的統治。對於統治中國的滿清王朝，江户幕府視其為“華夷變態”①，視其為“夷狄”，始終拒絕與清朝開展政治往來。與此同時，江户幕府對於清朝的軍政信息與情報的蒐集，卻給予了特別的重視。關於這一問題，日本和中國學界已經有所研究②，但卻集中於“三藩之亂”、乾隆帝南巡等政治情報方面，而對更為關鍵的軍事情報的問題，卻未有專題探討。為此，本文擬從江户幕府時期日本對清朝的軍事情報活動進行細緻考察，由此入手對日本當時一方面賤視清朝，另一方面卻重視清朝這一矛盾的對華觀現象，進行初步分析。

一、日本江户幕府的清朝觀

　　 清朝建立之初，就以中國傳統的“朝貢”模式來構建以自己為中心的宗藩關係體系。1637年，清太宗武力迫使朝鮮在南漢山城締結城下之盟，同時敕諭朝鮮，“日本貿易，聽爾如舊，但當導其使者來朝，朕亦將遣使與彼往來也”③。日本乃島國，國力亦較朝鮮強大許多，這決定了正處於明清對峙中的清朝無法以軍事手段克服日本。出於維護自身政權安全與減輕統一大業阻力的目的，清朝欲以朝鮮為中介，通過和平的手段將日本納入其宗藩體制之下。然而朝鮮出於自身利益考慮，認為清日兩國“絕不可通也”④，並未轉告日本。不過，1638年日本代表對馬藩藩主宗義成還是通過釜山倭館獲知了此事。日本方面認為，“中原，天子國；彼虜，小丑也”，“今使館倭移接於(釜山)城中，多儲器械則雖有意外之變，與貴國相機周旋，豈非上策乎”⑤。由此可見，日本視清朝為“虜”，非但毫無通交之意，更有聯合朝鮮對抗之心。

　　 1644年，日本越前國人漂流至中國，清朝不但對他們實施救助和優待，攝政王多爾袞還專門接見他們。次年，清朝通過朝鮮送還日本漂流民，並要求朝鮮向日本轉達順治帝的敕諭：“今中外一統，四海為家。各國人民，皆朕赤子，務令得所，以廣同仁，前有日本國民人一十三名，泛舟海中，漂泊至此，已敕所司，周給衣糧，但念其父母妻子遠隔天涯，深用憫惻，茲命隨使臣前往朝鮮，至日，爾可備船隻轉送還鄉，仍移文宣示，俾該國君民共知朕意。”⑥1646年10月，日本向朝鮮派出針對漂流民事件的答謝使，但所攜文書卻稱清朝為“韃靼”⑦，全無讚美清朝之意。朝鮮代送漂民事件也使日本得出朝鮮“與韃靼為一”的結論，認定“韃靼已得北京，送此漂人，正欲誇大”⑧。1647年，順治帝頒詔海外：“東南海外琉球、安南、暹羅、日本諸國，附近閩浙，有慕投誠、納款來朝者，地方官即為奏達，與朝鮮等國一體優待，用普懷柔。”⑨但日本對其“詔諭”未作任何回應。清朝統一台灣後，開放“海禁”，允許本國商民出海貿易。1685年，福建總督王國安、靖海侯施琅受康熙帝之命派遣武官江君開、文官梁爾壽赴日貿易，江户幕府雖然允許了此次貿易，但要求二人轉告清廷“此後勿再派遣官府之人”⑩。

　　 上述數例，表明了日本江户幕府對清朝的賤視和拒絕通交立場。究其原因，約有三端：一是江户幕府主政官員深受儒家華夷觀的影響。滿族原是中國東北地區一少數民族，日本以華夷標準定格其為“夷”，稱之“韃靼”、“韃虜”、“奴兒部”、“奴酋”。清朝定都北京時，江户幕府官員認為，“虜之貪戾，據燕京。自取之，不歸”(11)，對清朝的不屑溢於言表。自古帝王君臨天下，皆“中國”居內以治“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內華外夷”的秩序為包括日本在內的儒教世界共同信守。對於中國明清易代，日本視為“華夷變態”，“三藩之亂”爆發後，幕府官員更是發出“若夫有為夷變於華之態，則縱異方域，不亦快乎”的感嘆(12)，期待中國“華”“夷”復歸本位。在儒家華夷思想影響下，日本江户幕府賤視清朝，始終不能接受清朝坐居天下共主之位。理想中的“華”與現實間的矛盾促使整個東亞的華夷觀走向多元化。在日本，即使大唐亦不如日本完美，唯有日本才確實可稱“中國之地”的思想順勢而生(13)。日本開始以儒家先進文明的代表自居。

　　 二是江户幕府受到明朝遺民及朝鮮力量的影響。清朝入關正值日本鎖國之初，江户幕府對清朝的瞭解主要源自明朝遺民及朝鮮。明末清初，赴日華商大多來自廣東、福建等南方地區，他們或直接隸屬反清的鄭氏集團，或受鄭氏保護，抵日後自稱“唐人”，並不認同自身的清人身份。換言之，此期的華商多為明朝遺民，他們對清朝帶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偏見。明朝遺臣更是痛恨清朝，為匡復明室，不斷赴日乞師、乞資，求援文書有曰：“蠢爾韃虜，乘機恣毒，羶污我陵廟，侵凌我境土，殘害我生靈，遷移我重器，天怒人怨，惡貫滿盈。”(14)竭盡侮辱言辭，極力渲染“韃虜”殘暴。他們對清朝的態度直接影響着江户幕府清朝觀的形成。另外，朝鮮是日本的“通信國”，其對江户幕府的影響也不可忽視。滿族政權兩次入侵給朝鮮人心理上造成巨大的傷害：屈從於文化程度遠遠落後於自己的滿族，這對尚文輕武的朝鮮來説一時無法接受；忠君事大思想在朝鮮社會中根深蒂固，放棄數百年的“事大事業”而轉侍“蠻胡之羣”，朝鮮人對此更是耿耿於懷。朝鮮蔑視、敵視清朝的態度也是影響江户幕府對清觀形成的因素之一。

　　 三是江户幕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元日關係歷史的影響。江户幕府視滿族與蒙古同種，滿族崛起使其想起四百年前曾經入侵日本的“元寇”。因清朝對日本的態度與“當年蒙古征服高麗並試圖納日本為藩國，當日本拒絕後，便發兵入侵的態度頗為相似”(15)，故而江户幕府害怕他們會像“元寇”那樣給日本帶來戰爭。另一方面，江户幕府又為祖先擊敗強大的元朝感到自豪，正如《通航一覽》將清朝救助日本漂民解讀為清對日本的畏懼那樣(16)，江户幕府對清疑懼的同時亦心存蔑視。

二、江户幕府對清朝軍事情報的蒐集

　　 日本江户幕府始終未與清朝開展政治往來，卻一直視其為潛在威脅。出於國家安全考慮，日本江户幕府利用一切可能渠道積極蒐集清朝軍事情報。

　　 (一)對清朝輿地情報的蒐集。國家輿地信息直接涉及領土安全問題，始終被納入在國家之間軍事情報蒐集範圍之內，江户幕府主要通過審訊日本歸國漂流民和問詢赴日華商兩條渠道獲取清朝輿地情報。

　　 江户幕府禁止國民渡航海外，漂流民的行動亦被視為違反幕府禁令。漂流民歸國後，幕府皆會進行詳細審訊。1644年，上文所提之日本越前國人漂流至中國東北琿春，倖存者在當地官吏保護下來到盛京，後與清朝遷都隊伍一起進入北京，1646年，輾轉朝鮮返回日本。返日後，國田兵右衞門、宇野與三郎作為漂流民代表被帶至江户，接受幕府老中中根平十郎的訊問。訊問記錄《韃靼漂流記》中載有大量琿春至盛京、盛京至海、盛京至北京、北京至朝鮮都城間的交通信息。例如，其中對琿春至盛京的交通狀況記曰：“自日本人被殺害地方至韃靼都城，三十五日路程，全無耕田。一如日本，沿途皆為山路，間有高山”，“高山之外是長滿葦子的山野，山間亦有開闊地。自出發地五日路程間，確無道路，盡須穿越茅草甸子。沿途無旅店，故多露宿山上”，“距都城三日路程的前方起，路旁方有百姓家”；關於盛京至北京的交通寫道，“道路頗為平坦，山亦有之”，“路寬七八間至十間，修築頗好”，“三十五六日路程，其中，沿海路程約有一日。其間有小的河川，但皆不需渡船。北京前方曰通州，此處有河，寬約兩町，築有碼頭”(17)。其中所記清朝輿地情報，既包括兩地間的路程遠近，又包括沿途山川、道路狀況。此皆為日本漂流民在清朝的親身經歷，這對鎖國的江户幕府而言，重要性毋庸置疑。

　　 江户時代，赴日清人雖為商人，但其中亦不乏閲歷豐富、知識淵博之人，問詢赴日華商是江户幕府獲得清朝輿地情報的另一渠道。1725年，德川吉宗命荻生觀擬定問目，通過長崎向清商朱佩章詢問中國事情。朱佩章曾隨下級軍官薛謙若征戰南北，屢立軍功，“南至海洋十字門，北至張家口外，中華之地往來十省”(18)，成為江户幕府問詢的理想對象。在被問及何處為防禦日本要塞時，朱佩章曰：“防禦日本，有數處要地，山東、江南、浙江、福建沿海及島嶼各處，設有備倭台，建立哨堡，構築炮台，屯駐官兵。”(19)在被問及何處為中國防禦外國侵略之重地時答道：“上海、崇明、舟山、廈門、台灣州、雷州極為重要，西北則數山海關、張家口、殺虎口、寧夏、甘肅等地。”(20)另在回答中國古今所傳要害之地時，對清朝所轄之北京、盛京及其外十三省的重要府、縣一一作了列舉(21)。因接受此番問詢，朱佩章“蒙賞賜白鏹”(22)。江户幕府針對清朝的風説調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例行風説問詢；二是專門風説調查(23)。接受例行風説問詢乃唐船入港長崎的必經環節，江户幕府並不支付任何酬報。與此相反，專門風説調查的針對性更強，幕府選擇問詢對象並賜予銀錢以示褒獎。部分清商國防意識淡薄，江户幕府通過此種方式輕易獲取了清朝輿地情報。

　　 以上兩種渠道的清朝輿地情報皆為語言情報，從情報內容上看，清商提供的情報更具系統性，情報視野較為開闊；漂流民情報多為漂流沿途的地理信息，帶有一定侷限性，但現地性極強。另一方面，此期中日貿易興旺，這為江户幕府提供了隨時根據所需進行問詢的機會；而漂流事件不可預見，漂流民情報帶有較強偶然性。

　　 (二)對清朝軍政情報的蒐集。軍政情報是國與國之間軍事情報蒐集的重點內容之一。清朝統一中國後，逐步建立起一個龐大的軍事帝國，這引起江户幕府對清朝軍政的關注。

　　 中日長崎貿易中，除一般貨品外，亦有中國書籍經不法清商之手流入日本。雖然在貨物中所佔比重極低，但江户時代確有大量中國書籍流播日本。中國船隻抵達長崎後，所載書籍須經書籍檢查官——“書物改役”、“書物目利”的嚴格審查後方准入境，江户幕府為了解中國對日本的看法，要求“書物改役”摘錄中國書籍中有關日本的記載並上報江户(24)。由此可見，中國書籍不但起到了傳播中國文化的作用，亦成為江户幕府獲取清朝情報的情報源。

　　 清朝法典性文獻是江户幕府獲取清朝軍政情報的主要情報源。18世紀20年代，德川吉宗以向清商訂購的方式獲得兩部《大清會典》後(25)，隨即組織深見有鄰、荻生觀、大學頭林信充等幕府儒者展開深入研究。深見有鄰，明末赴日中國人高壽覺之孫，對《大清會典》卷八十一至卷一○八的兵部內容的大意作了整理，並彙集成冊(26)。荻生觀，與室鳩巢並稱吉宗兩大智囊，所做工作尤為突出：通過對《大清會典》的研究，作《清朝官職目錄》，使幕府對清朝在京武官及直隸、盛京、江南、江西、福建等各地所駐武官的官職名稱、品級、俸祿、人數及兵力配備有了清晰的認識(27)；又作《大清會典兵部考》，對《會典》兵部內容或加註訓點，或作解説，使幕府對清朝武選司、職方司的相關制度有了深入瞭解(28)；此外，亦另利用《集政備考》與《則例全書》，對清朝兵部與明朝兵部進行比較，不但詳細論述了最具清朝軍政特色的八旗制度，同時指明瞭“清朝武官亦有蔭敍之事”、“清朝武舉既有會試亦有殿試，勝者為武進士、武狀元”等清朝軍政與明朝軍政的不同之處(29)。參與研究的儒者漢學造詣頗高，這保證了所獲情報的準確性。江户幕府通過此種方式，獲得了完整的清朝軍政情報。

　　 (三)對清朝武備情報的蒐集。武備乃軍隊戰鬥力的重要保障，日本江户幕府利用一切可能渠道展開了對包括馬匹、武具在內的清朝武備情報的蒐集活動。

　　 冷兵器時代，馬匹屬國家武備的重要組成部分。1715年，日本頒佈《正德新例》，規定了以信牌進行貿易的新方式，江户幕府有效利用這種新的貿易方式，多次以“御用”名義命令長崎奉行購入清朝馬匹及馬具。1718年，寧波船船頭林達文因接受馬具的訂購，獲得當年臨時戊戌牌，成功地將二套馬具帶至日本後，又被授予庚子牌(30)。1719年，南京船船頭伊韜吉因承接良馬的訂購，獲得當年臨時己亥牌；次年，其弟伊孚九搭載二匹清朝公馬抵達日本，離日時不但取得了新增辛丑牌，而且得以領取褒獎銀(31)。唐船歸國時，日方一般皆會授予次年信牌，授予當年信牌意味着給予一年二次赴日貿易的機會，此對清商而言，乃莫大恩典。增發臨時信牌、授予褒獎銀成為江户幕府誘使清商販運馬具、馬匹的有效手段。“御用”名義亦使其軍事情報活動更具隱蔽性，降低了情報提供者的警惕意識，提高了情報蒐集的成功率。自1722年開始，幕府又將褒獎銀的數額大幅提高，由日本銀兩枚增至五枚，有時為七枚，最高可達十枚(32)。清商為利所驅，成為江户幕府蒐集清朝軍事情報的代理人。

　　 清朝嚴禁馬匹販往境外，對江户幕府而言，購入清朝馬匹並非易事。1723年，丘永泰欲將將軍所求之長毛馬即“韃靼馬”牽渡日本，因清朝關卡嚴格盤查未能成功，隔年後的再次嘗試亦因受人告發而失敗(33)。長崎受阻後，江户幕府並未放棄購入“韃靼馬”的計劃。對馬藩與松前藩同為江户幕府“四口”之一，整個江户期，宗氏和松前氏各自以家業形式承擔幕府對朝鮮、蝦夷事務，作為獨自承擔對外事務的保障，兩藩亦各自贏得了與朝鮮、蝦夷貿易的獨佔權。1725年，幕府老中松平乘邑向對馬藩江户留守居家老原宅右衞門下達了購入“韃靼馬”以作“御用”的命令：“設法從朝鮮購入韃靼之馬獻上，遲延無礙，一二匹亦可。”(34)名為“御用”，“去勢之馬不可”的要求充分暴露了江户幕府欲借清朝馬種改良外形矮小、戰力不足的日本馬匹並最終提高日本軍馬戰鬥力的目的(35)。對馬藩藩主宗義誠多次通過釜山倭館與朝鮮交涉，1726年4月，朝鮮倭學譯官致書倭館館守曰：“韃馬之求貿則絕不可為者也，韃馬本非我國土產，而在中國大宛，故即今清皇帝多聚其種以為戰馬，因令天下立法不得出送他國。”(36)朝鮮歷來被納入在中國朝貢體系之中，近世雖為日本“通信之國”，但始終對其懷抱防範之心，加之“韃靼馬”被清朝視為高級軍事機密，對馬藩的購馬要求終為朝鮮所拒。同年9月，松平乘邑再就同一事項詢問松前藩主松前邦廣，兩個月後，邦廣告之曰：“因松前與韃靼間並無通路，韃馬之事難以承應。”(37)對馬、松前兩藩並未成為江户幕府獲取清朝軍事情報的有效渠道。購入“韃靼馬”的計劃最終未能實現。

　　 江户幕府在輸入清朝馬匹的同時，也積極蒐集清朝的武具情報。1722年10月，幕府腰物奉行三宅彌一郎因“御用”之故，招薩摩藩江户留守居家老佐久間九右衞門登城，稱“幕府於長崎調查大清之官服、平服、鎧甲、兵器事，然將軍認為，相異之處或有之”(38)。長崎作為鎖國時代日本唯一的對中通商口岸，是江户幕府蒐集清朝軍事情報的首選之地。清朝原則上禁止商船搭載武器，為保障海上航行安全，1728年後方允許赴東洋、南洋貿易的船隻配備少量防禦性武器。清商所能提供的武具信息，因受其自身軍事認識水平制約，不可避免地帶有模糊性和片面性。鑑於此，幕府向薩摩藩提出了經由琉球王國蒐集相關情報的要求：“清朝若有類似日本《訓蒙圖匯》般附有該國武器、官服繪圖的書籍，務必設法求之；如無此類書物，命琉球人據其北京所見，將各級官員之官服繪製成圖，素日便服，若有等級之分，亦須如此；清人之鎧甲、戈、戰刀等武器的製法及着鎧甲之清人模樣，亦命琉球人依其所見繪製。”(39)琉球與朝鮮同為江户日本“通信之國”。整個江户時期，薩摩藩主島津氏因1609年“征服”琉球立功，遂以家業的形式承擔幕府對琉球事務。薩摩藩接到命令後，隨即展開蒐集活動：在琉球在番親方(40)協力之下，不久後便獲得了附有清朝官服繪圖的書籍；1723年4月，薩摩家老島津將監致書琉球在番奉行(41)種子島彈正，命其令赴清琉球人現地調查有無詳解清朝武具方面的書籍(42)。薩摩藩為顯示其在幕府外交體系中的重要地位，積極應幕府之需經由琉球蒐集清朝軍事情報。

清朝時期，琉球每兩年遣使清朝朝貢，使團歸國之年，復派接貢船入清，即事實上每年皆有琉球船隻往來清琉之間，兩國交往密切。歷時數月、途經數千裏的赴京之旅為琉球貢使提供了全面、深入瞭解清朝的機會。1719年，薩摩藩主島津吉貴應幕府將軍之命，向琉球參府使節中有赴清經驗者詢問清朝情形，並向幕府老中户田山城守忠真提交了一份中國見聞報告。據大庭修的觀點，此報告內容雜亂無章、毫無關聯，重要所在是其第一條所示信息，即就中國的法律處置問題，呈上琉球人在中國刊刻的《六諭衍義》一書(43)。但從情報學角度來看，報告書為江户幕府提供了大量清朝武備情報。報告書共三十四條，其中第五條、第九條、第十四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三十三條共計七條為清朝武備情報，涉及武器、軍需物出產等多個方面。如第二十一條雲，“火銃較日本火銃長，弓乃短弓”；第二十二條雲，“鎧甲之鐵，厚如杉原紙，鏈條聯之，上以布裹，亦有填塞厚棉以紗綾裹之樣式”(44)。琉球人或從樣式，或從製法方面對清朝火銃、弓箭、鎧甲作了説明，同時兼有與日本武器的比較。此等清朝武備情報皆為琉球使節滯留清朝期間的親歷親聞，現地性極強，情報質量甚高，對長崎情報起到了補充、完善的作用。早在1678年，琉球向薩摩藩派遣耳目官通報赴清朝貢使節歸國之事成為定例(45)，這意味着薩摩藩經由琉球獲取清朝情報的渠道正式形成。換言之，江户幕府可隨時利用薩琉間的支配與被支配關係，經由琉球蒐集所需之清朝軍事情報。

　　 (四)江户幕府大量購入中國兵書。清朝入主中原後，江户幕府曾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擔心清朝入侵。當時活躍於日本的名儒熊澤蕃山甚至預測危機近在眼前，建議幕府囤積兵糧，擬定兵法，做好應對準備，其在談及日本是否具備抵禦清朝的兵法時稱：“北狄若以下策來攻，應速與其合戰，若此，今日本兵家之能者，或稍能抵擋；北狄若以上策來犯，今日本兵家無抵禦之法也。”(46)獲取當時頗為先進的中國兵學理論，提高幕府軍隊技戰術水平，在日本統治者眼中乃迫切之需。長崎輸入的漢籍中不乏兵學書籍，購入中國兵書是江户幕府獲知中國兵學理論的主要手段。

　　 長崎書籍檢查官任職之時，提交任職誓文乃是定例。1671年，書物屋次右衞門、山形屋吉兵衞始任“書物目利”，二人任職誓文中寫道：“兵書之類及載有基督教內容之書籍，自不待言，一旦發現或聽聞珍異書籍，必迅速上報。”(47)1838年，向井雅次郎任“書物改役”，任職誓文中亦包含同樣的內容(48)。由此可知，書籍檢查官擔負奏報輸入漢籍中所含兵書的職責。江户幕府嚴禁基督教，嚴防相關書籍流播日本，中國兵書並非禁書，但被置於與嚴查基督教書同等重要的地位，可見江户幕府對中國兵書的重視。從二件誓文年代上看，蒐集中國兵書並非出於某代將軍的個人喜好，而是江户幕府的一貫政策。

　　 原紅葉山文庫(幕府將軍御用書庫，後由內閣文庫接管)中，共有漢籍兵書105部，其中101部購自中國。現將17、18世紀的購入量分年代列表如下(49)：

由表1可見，江户幕府前一百年間大量購入中國兵書，購入量因時代的不同有所波動。17世紀40年代，清朝定鼎中原，江户幕府開始大力購入中國兵書。50年代，南明政權更為頻繁地乞師、乞資，這愈發刺激了江户幕府原就緊張的神經，購買中國兵書達到高潮，十年間購入22部，與最初四十年的購入量相當。1640年至1659年間，江户幕府共計購入36部，約佔整個江户期購入總量的40％。60年代，清朝呈現短暫穩定，江户幕府中國兵書的購入量急劇縮小，僅為4部。60年代，中國爆發“三藩之亂”，剛趨穩定的清朝再次陷入動盪，江户幕府中國兵書的購入量較60年代又有較大幅度提高，回覆至40年代的水平。80年代，清朝平定三藩並乘勢統一台灣，江户幕府中國兵書的購入量雖稍有降低，但基本與70年代持平。90年代，清朝國內局勢漸趨穩定，購入量再次明顯減少，降至60年代的水平。18世紀，整個東亞穩步進入和平安定時期，如表2所示，江户幕府幾乎不再購入中國兵書，雖20年代的購入量稍有回升，亦僅維持在兩三部的水平。由此可見，中國局勢緊張之時，江户幕府中國兵書的購入量上升，中國局勢穩定之時，購入量則隨即下降，江户幕府中國兵書的購入量與中國局勢呈現出同比變化態勢。雖不能完全排除武家政權對兵學的興趣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對清朝的警惕是江户幕府購入中國兵書的主要原因。

　　 華船載至日本的中國兵書，既有兩三年前的新版，又有數十年前的舊版(50)。此等書籍皆為中國商人在出港地購得，全部都是當時中國市場上的流通物。換言之，幕府所購中國兵書中的內容皆是當時中國正在流行的兵學理論。中國兵書經由商船貿易渠道流入日本，擁有優先購買權的江户幕府同期獲取了中國先進的兵學理論。

　　 (五)江户幕府招募清朝武官。利用赴日清商招募清朝武官，這是江户幕府蒐集清朝軍事情報活動中採取的最為大膽且直接的手段。

　　 滿人以騎射為本，對弓馬技藝尤為重視，入關後，清朝軍隊仍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持着騎射優勢，正因如此，弓馬技藝亦成為江户幕府蒐集清朝軍事情報時的重點關注對象之一。1725年，江户幕府復以“御用”名義向長崎奉行下達了招請擅長騎射的清朝武官的命令。從對騎射之人武官身份的要求可見幕府此舉的真實目的。朱佩章接受了此項任務，次年2月歸國之時得以其子朱允傳名義獲得該年廣東臨時午牌，但因私載武人出境有違清朝律法，11月再次赴日時，所約之人並未同船前往，朱佩章亦因此未能獲得日本方面的貿易許可，數月後被迫返航(51)。朱佩章返航七日後，騎射之人陳採若、沈大成分乘二艘唐船登陸長崎，《唐馬乘方補遺》中所收“騎射並馬醫唐人陳採若、劉經先、沈大成之渡來經緯”記載：1727年，朱佩章之弟朱來章聽聞其兄貿易受阻後，派弓馬俱佳之沈大成與陳採若及馬醫劉經先搭乘二十番鍾覲天之船抵達長崎；另二十一番船船主陳良選應先前朱佩章之再三懇請，改稱陳大成，秘攜沈大成同日抵達(52)。為博取日方信任，清商竭盡所能招募騎射之人，貿易信牌再次彰顯出巨大作用。

　　 江户幕府對陳採若、沈大成二人的到來十分重視，專門派遣富田又左衞門奔赴長崎，記載清朝弓馬技藝情報的書面報告被源源不斷地送往江户。二人1731年方隨唐船回國，滯留日本四年(53)。滯留期間，二人不但教授了馬的治療法、飼養法、相法等方面的知識，而且傳授了中國武術中的雙刀功夫和一馬一箭、一馬三箭、蘇秦背劍三門騎射之術(54)。這三門騎射術乃清朝武舉考試中最難科目，亦為清朝八旗、綠營之強項。關於二人的個人信息，“渡來經緯”中寫道：陳採若，三十五歲，九歲師從正紅旗同山之官董爾泰，學習弓馬之術，曾任陝西西安府中營千總，尤善教授弓馬，有弟子三十人，因當差年滿，歸故鄉杭州；沈大成，三十二歲，二十歲時師從台州府守備趙天祥，後歷任把總、千總，教授部下弓馬七年，去年當差年滿，隱退閒居(55)。大庭修對見載於中日雙方史料中的清商姓名進行了比定研究，結果表明，沈大成實為楊姓之人冒頂，陳採若乃1723年浙江武鄉試第五名武舉張燦若之化名(56)。所謂清朝退職武官之説實為清商首尾相合的捏造之言。從陳採若、沈大成在日本的活動來看，二人真實身份雖非清朝武官，但在弓馬騎射上造詣頗高，亦可謂江户幕府所求之理想人選。

　　 海國雖有易禦敵於國門之外的優勢，也有易遭外敵入侵的弱點，江户幕府前期，日本在加緊巡防海岸要塞和修築沿岸炮台的同時，積極蒐集清朝水師情報。1718年，幕府老中大久保佐渡守常春曾向平户藩藩主松浦篤信詢問“我國之船與唐船之利弊”及“防禦異國船一事”(57)。清朝前期，水師主力船艦—趕繒船、艍船在船型、船體構造上與赴日民間商船並無大的不同。通過此番詢問，江户幕府對清、日水師船艦的優劣有了粗略認識。另據1728年李衞奏摺，清商“薦引一廣東長鬚年滿千總，不知姓名，每年受付數千金，為之(日本)打造戰船二百餘號，習學水師”(58)。重金招募清朝武官打造戰船、教習水師，無疑使江户幕府對清朝水師的船艦性能、水軍操練等有了更為全面、直觀的瞭解。

　　 江户幕府對《射史》、《射學正宗》、《武經入學第一明解》、《紀效新書》等中國兵書皆曾作過深入研究，成果報告中不僅詳細敍述了射手心理、射手對器物的調試與選擇、一馬一箭、一馬二箭、一馬三箭等中國射術理論，亦較為完整地介紹了水兵編伍及操練的方法(59)。然而，文字情報的抽象性導致理論研究無法完全實現技術性情報的獲取，江户幕府通過招募清朝武官的手段，實現了技戰術情報抽象性與形象性的結合，使其真實瞭解且切實掌握了清朝軍隊的技戰術，此可謂其蒐集清朝軍事情報活動中的一大成功。

三、江户幕府賤視與重視清朝的矛盾現象分析

　　 日本江户幕府未與清朝建立官方關係，但卻利用各種信息渠道，蒐集清朝的輿地、軍政、武備技術等方面情報。所獲情報種類多樣，既有語言情報、文字情報，又有實物情報。就其蒐集渠道而言，唐船貿易渠道最為重要。江户幕府實行鎖國政策，僅開長崎一港對外通商，而且除荷蘭外僅允許中國商船赴日貿易，這充分顯示出其對清貿易的重視。唐船貿易的存在亦使長崎成為江户幕府清朝情報的主要源地，但因其部分情報的片面性和模糊性，長崎情報無法完全滿足幕府需求。薩摩藩的清朝情報多為琉球赴清使節的親歷親聞，現地性極強，對長崎情報起到補充、完善的作用。日本漂流民的情報雖然帶有較強偶然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彌補了幕府清朝現地性情報的不足。對馬、松前兩藩雖未成為其獲取清朝軍事情報的有效渠道，但兩藩確曾展開對清朝的軍事情報活動。鎖國體制下，日本江户幕府對清朝情報活動在整體上是被動的，但無論是其對貿易信牌的有效利用，還是不同情報蒐集渠道上的連動表現，皆顯示出其蒐集清朝情報的極高的主動性，此亦恰恰表明日本江户幕府對清朝的重視。

　　 日本江户幕府如此重視清朝，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日本江户幕府看來，清朝是其政治上、軍事上的重要對手。日本原本即為華夷秩序中的極不安分因子，16世紀末開始數度挑戰中國在華夷秩序中的中心地位。豐臣秀吉於1592年、1597年兩度入侵明朝屬國朝鮮並欲假道朝鮮征服大明，宣稱“席捲明朝四百餘州，以為皇朝之版圖”(60)，甚至決定了征服明朝後的“大唐關白”人選(61)，試圖取代中國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華夷秩序。1609年，江户幕府建立後不久，薩摩藩獲幕府授意武力征服明朝屬國琉球，迫使琉球納貢稱臣，再次挑戰中國。出於經濟利益考慮，江户幕府一度試圖恢復明日勘合貿易，但其已將明朝頒發的“勘合”和日方頒發給海外貿易船的“朱印狀”置於同等的地位，同時宣稱，日本“化之所及，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羅、呂宋、西洋、柬埔寨等，蠻夷之君長酋帥，各無不上書輸賓”(62)，內心期望建立“日本型華夷秩序”的目標並未改變。17世紀30年代，日本江户幕府在恢復勘合貿易無望的情況下，建立起以朝鮮、琉球為兩翼的“大君外交體制”，獨立於中國朝貢體制之外。“大君外交體制”的建立標誌着所謂“日本型華夷秩序”的形成，日本最終脱離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滿族興起打破了東亞原有的軍事平衡，建立起較明朝更為強大的清朝，並逐步成為東亞華夷秩序新領袖。崛起過程中，清朝顯現出強大的軍事衝擊力和政治顛覆力，江户幕府由是擔心其精心構建的“日本型華夷秩序”為清朝所顛覆，日本再次淪至華夷秩序的從屬地位。鑑於此，日本江户幕府始終視清朝為政治上、軍事上的重要對手。

　　 其次，清朝是日本江户時代經濟貿易上的重要夥伴。日本每年經由商船貿易渠道進口大量中國商品，包括生絲、紡織品、砂糖、藥材、礦物、染料、皮革、文化用品等。1683年，進口中國商品種類高達142種(63)，足見貿易覆蓋面之廣。僅就生絲和砂糖而言，據推算，18世紀初，西陣織造業的從業人口約佔京都總人口數的21％，而西陣織所用原材料——生絲的57％則依靠中國進口(64)；1721年，中國砂糖的主要產地之一台灣爆發朱一貴起義，新井白石聽聞後，即預言當年砂糖價格必將上漲(65)。中國商品對日本國內社會生產、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於此可見一斑。清朝不僅是日本江户時代主要進口來源國，亦是其最主要出口商品——銅的最大出口市場。清朝前期中國銅產量嚴重不足，每年皆需購入大量日本棹銅以保證鑄造制錢所需銅料的供應。1674年至1700年間，清朝年均購入棹銅3058741斤，是同期赴日荷蘭船年均購銅量的1.3倍(66)。後隨雲南銅山的開發，清朝銅供給不足的狀況得到緩解，但因滇銅質量較差，清朝仍然每年大量購入日本銅。據任鴻章統計，1684年至1851年間，清朝購入日本棹銅總量高達三億三千萬斤(67)。江户幕府時期，清朝是日本最大貿易對象國，國家經濟利益亦是促使江户幕府重視清朝的原因之一。

　　 再次，地緣上的臨近與自己安全利益高度相關。清朝政局上任何大的變動、對外政策上任何大的調整皆會波及周邊鄰國，甚至直接危及周邊鄰國的國家安全，作為東亞社會一員的日本亦不例外。1646年，清軍攻陷福州，隆武政權滅亡。江户幕府聽聞後，擔心大陸動盪外溢，害怕清朝乘勢攻擊日本，迅即向西國大名下達了警戒外國船隻、加強海防的命令(68)。1673年，“三藩之亂”爆發，戰事席捲大半個中國。消息很快傳至日本，大老、老中等幕府高層齊聚一地聽取了林春常的解讀(69)。江户幕府雖未被直接捲入，但最終亦因靖南王遣使琉球求取硫磺而被牽扯其中(70)。“三藩之亂”後，清朝愈發重視中琉關係，對外政策的制定亦盡顯對琉球的優待。鑑於琉球在清朝朝貢體系內地位的上升，江户幕府要求薩摩藩主妥善處理薩琉關係，同時密切留意清朝動向，並於1719年最終確立了對清朝隱蔽日琉關係的政策(71)。近世琉球中日兩屬，江户幕府始終擔心琉球問題引發清日間武力衝突而使日本陷入危險境地。江户幕府期的日本，國力較為弱小，尚不具備與清朝抗衡的實力，地緣上的臨近使其始終抱有強烈的國家安全意識。

　　 江户幕府一方面賤視清朝，另一方面卻又重視清朝。表面上看似乎很矛盾，但賤視清朝是從文化心態層面出發的，重視清朝則是從現實層面出發的。如此看似矛盾性的對華觀，正是江户幕府時期日本涉華行為的基本特徵。

註釋：

　　 ①[日]林春勝：《華夷変態序》，[日]林春勝、林信篤編：《華夷変態》卷一，東京：東方書店，1981年，第1頁。

　　 ②關於江户幕府的清朝情報研究，日本及歐美學者的代表性成果有：[日]浦廉一：《華夷変態解題—唐船風説書の研究》，[日]林春勝、林信篤編：《華夷変態》卷首，第176頁；[美]勞納魯德•託比(Ronald P.Toby，日文譯名ロナルド•トビ)：《近世日本の國家形成と外交》，[日]速水融、永積洋子譯，東京：創文社，1991年，第95-135頁；[日]細谷良夫：《三藩の亂をめぐって—呉三桂の反亂と楊起隆、朱三太子事件—》，歷史學研究會編：《戦爭と平和の中近世史》，東京：青木書店，2001年，第111-144頁；[日]松浦章：《海外情報からみる東アジア》，大阪：清文堂，2009年。中國學者涉及此問題的代表性成果有：華立：《“唐船風説書”與流傳在日本的乾隆南巡史料》，《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王勇、孫文：《〈華夷變態〉與清代史料》，《浙江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

　　 ③《清太宗實錄》卷三十三“崇德二年正月戊辰”，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④[韓]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仁祖大王實錄》卷三十九“十七年七月丙辰朔”，漢城：探求堂，1982年。

　　 ⑤[韓]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仁祖大王實錄》卷四十“十八年五月乙未”。

　　 ⑥《清世祖實錄》卷二十一“順治二年十一月己酉”，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本。

　　 ⑦《備邊司謄錄》“丙戌十一月初六日”，漢城：民族文化社，1982年。

　　 ⑧[韓]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仁祖大王實錄》卷四十七“二十四年十一月辛亥”。

　　 ⑨《清世祖實錄》卷三十“順治四年二月癸未”。

　　 ⑩[日]林春勝、林信篤編：《華夷変態》卷十，第498頁。

　　 (11)[日]日野龍天編：《鵞峯林學士文集》，東京：ぺりかん社，1997年，第509頁。

　　 (12)[日]林春勝：《華夷変態序》，[日]林春勝、林信篤編：《華夷変態》，第1頁。

　　 (13)朱謙之：《日本的朱子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1頁。

　　 (14)[日]林春勝、林信篤編：《華夷変態》卷一，第11頁。

　　 (15)[日]中村榮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年，第502頁。

　　 (16)[日]林韑編：《通航一覧》第六冊，東京：國書刊行會，1913年，第117頁。

　　 (17)[日]石井民司編：《漂流奇談集》卷首《韃靼漂流記》，東京：博文館，1900年，第1-12頁。

　　 (18)朱紳：《偶紀序》，[日]大庭修編：《関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三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二》，京都：關西大學出版部，1995年，第3-4頁。

　　 (19)《清朝探事》，[日]大庭修編：《関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三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二》，第113頁。

　　 (20)《清朝探事》，[日]大庭修編：《関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三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二》，第115頁。

　　 (21)《清朝探事》，[日]大庭修編：《関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三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二》，第116頁。

　　 (22)[日]菅俊仍：《和漢寄文》卷三，[日]大庭修編：《関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二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一》，京都：關西大學出版部，1986年，第230頁。

　　 (23)牛建強：《從風説書看日本德川幕府對對清朝形勢的關注》，《鄭州大學學報》2008年第6期。

　　 (24)[日]大庭修：《江户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戚印平、王勇等譯，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83頁。

　　 (25)[日]大庭修：《江戸時代の日中秘話》，東京：東方書店，1980年，第131頁。

　　 (26)[日]荻生觀等：《名家叢書》中冊，京都：關西大學出版部影印，1981年，第458-480頁。

　　 (27)[日]荻生觀等：《名家叢書》下冊，京都：關西大學出版部影印，1982年，第385-511頁。

　　 (28)[日]荻生觀等：《名家叢書》下冊，第513-527頁。

　　 (29)[日]荻生觀等：《名家叢書》下冊，第231-233頁。

　　 (30)《信牌方記録》，[日]大庭修編：《関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二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一》，第33、38頁。

　　 (31)《信牌方記録》，[日]大庭修編：《関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二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一》，第39、46、49、50頁。

　　 (32)《信牌方記録》，[日]大庭修編：《関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二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一》，第60頁。

　　 (33)《信牌方記録》，[日]大庭修編：《関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二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一》，第63、70、75、83頁。

　　 (34)[日]佐伯弘次編：《分類紀事大網Ⅰ—対馬島宗家文書資料集1—》，果川：國史編纂委員會，2005年，第64頁。

　　 (35)[日]佐伯弘次編：《分類紀事大網Ⅰ—対馬島宗家文書資料集1—》，第75頁。

　　 (36)[日]佐伯弘次編：《分類紀事大網Ⅰ—対馬島宗家文書資料集1—》，第78頁。

　　 (37)[日]松前町史編集室編：《松前町史　史料編》第一卷，北海道：松前町教委，1974年，第78-79頁。

　　 (38)[日]鹿兒島縣維新史料編輯所編：《鹿児島県史料　舊記雑録追録3》1485號，東京：嚴南堂書店，1973年，第593頁。

　　 (39)[日]鹿兒島縣維新史料編輯所編：《鹿児島県史料舊記雑録追録3》1486號，第593頁。

　　 (40)琉球於鹿兒島設置琉球假屋，每年派遣親方級官員常駐，負責薩琉間的聯絡。

　　 (41)薩摩於那霸設置薩摩假屋，任命家臣為琉球在番奉行，監視首裏王府，雖被禁止干預琉球內政，但負有對琉球的中國朝貢貿易進行監督和武器管理之責。

　　 (42)[日]琉球王國評定所文書編集委員會編：《琉球王國評定所文書》第一卷，那霸：ひるぎ社，1988年，第139-140頁。

　　 (43)[日]大庭修：《中華之儀ニ付申上候覚解題》，[日]大庭修編：《関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二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一》，第360頁。

　　 (44)《中華之儀ニ付申上候覚》，[日]大庭修編：《関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二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一》，第5頁。

　　 (45)《中山世譜附巻》，[日]橫山重編：《琉球史料叢書》第五卷，東京：鳳文書館，1990年，第25頁。

　　 (46)[日]後藤楊一、友枝龍太郎校：《日本思想大系30―熊沢蕃山》，東京：巖波書店，1971年，第427頁。

　　 (47)[日]林韑編：《通航一覧》第四冊，第120頁。

　　 (48)《聖堂文書》(抄本)，長崎縣立圖書館渡邊文庫藏。

　　 (49)表格製成參閲[日]上野正芳之：《江戸幕府紅葉山文庫舊蔵唐本兵書の輸入時期について》，關西大學史學•地理學會編：《史泉》第52號，1995年。文中對紅葉山文庫所藏各部中國兵書的出版年及幕府購入時間作了實證性考察。101部中國兵書中，除表1與表2中所記之93部外，1部購於1805年，另有7部購入時間不明。

　　 (50)[日]上野正芳之：《江戸幕府紅葉山文庫舊蔵唐本兵書の輸入時期について》，關西大學史學•地理學會編：《史泉》第52號，1995年。

　　 (51)《信牌方記録》，[日]大庭修編：《関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二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一》，第85、93頁。

　　 (52)《唐馬乗方補遺》，[日]大庭修編：《関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三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二》，第352-353頁。

　　 (53)[日]田邊茂啓編：《長崎文獻叢書》第一集，長崎：長崎文獻社，1973年，第246頁。

　　 (54)《唐馬乗方聞書》，[日]大庭修編：《関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三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二》，第207-233、235-289頁。

　　 (55)《唐馬乗方補遺》，[日]大庭修編：《関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九ノ三　享保時代の日中関係資料二》，第353頁。

　　 (56)[日]大庭修：《江戸時代の日中秘話》，第198-199頁，第203頁。

　　 (57)[日]崛田正敦編：《寛政重修諸家譜》第4輯“松浦篤信”條，東京：榮進社出版部，1917年，第136頁。

　　 (5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13冊，李衞奏摺，雍正六年八月八日，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48頁。

　　 (59)[日]荻生觀等：《名家叢書》下冊，第38-127、249-255頁。

　　 (60)張聲振、郭洪茂：《中日關係史》第一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3頁。

　　 (61)[日]福尾猛市郎監修：《日本史史料集成》，東京：第一學習社，1980年，第160頁。

　　 (62)[日]京都史蹟會編：《林羅山文集》，京都：弘文社，1930年，第130頁。

　　 (63)[日]巖生成一：《近世日支貿易に関する數量的な考察》，史學會編：《史學雜誌》第62編第11號，1953年。

　　 (64)[日]ロナルド•トビ：《鎖國という外交》，東京：小學館，2008年，第149頁。

　　 (65)[日]宮崎道生：《新井白石の洋學と海外知識》，東京：吉川弘文館，1974年，第265頁。

　　 (66)[日]巖生成一：《近世日支貿易に関する數量的な考察》，史學會編：《史學雜誌》第62編第11號，1953年。

　　 (67)任鴻章：《近世日本と日中貿易》，東京：六興出版，1988年，第313頁。

　　 (68)[日]國史大系編修會編：《徳川実紀》第二編“正保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東京：吉川弘文館，1913年，第850頁。

　　 (69)[日]林春勝、林信篤編：《華夷変態》卷二，第68頁。

　　 (70)[日]林春勝、林信篤編：《華夷変態》卷四，第159-164頁。

　　 (71)[日]紙屋敦之：《幕藩制國家の琉球支配》，東京：倉書房，1990年，第226、2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