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找尋音樂價值的落日飛車,如今終於找到了答案_風聞
北方公园NorthPark-北方公园NorthPark官方账号-流行文化里真正值得被谈论的部分2019-06-21 16:46
文章首發於公眾號:北方公園NorthPark
採訪:木村拓周、老月亮
作者:老月亮
攝影:餘俊
追問落日飛車是很有意思的。
他們是在草東沒有派對之後,又一個在內地一票難求的台團,他們一整年都在世界遊蕩,看似接受了聽眾”聽落日飛車,睡到心上人“的評價,把票價定為214元。
金桔希子,香草,在宇宙夢遊的半熟王子,迷幻,藍調,抒情搖滾……用來形容落日飛車的詞模糊得很繾綣。
北京是他們的最後一站,電子樂開場,演唱新專輯《香草度假村》……一場演出嫺熟地完成了,主唱曾國宏只在報幕時露出了一絲慌亂,他問“大家平時蹦迪嗎?”,台下反應平平,他又重複了一遍,“蹦迪,我新學的詞”,調笑自己,每次來大陸巡演,説話前都要自我審視一遍。
當然,上演了不止一次的情節,《My Jinji》響起時,全場齊刷刷立起來的相機,和觀眾熾熱的目光一樣明亮,女孩靠在男孩肩上,肩上沒有女孩的男孩,屏幕上是一個一個羣發的小視頻。
走出台灣之前,落日飛車還是個一場100人的演出裏,有99個都是老朋友的地下樂團,曾經“門票用送的都沒人要”,而現在,站在糖果三層的舞台,放眼望去,擠在一起的都是年輕又陌生的面孔。
曾國宏問過自己:音樂的價值就在於此嗎?浪漫了,然後呢?
當我們也用同樣的問題來追問他時,曾國宏已經找到了答案。
今年是落日飛車成團的第十年。
十年前,曾國宏還是個在“地下社會” livehouse 混跡的小年輕,他的愛好是跟一幫朋友去小公園,看到騷擾女性的白人醉漢,就拿着酒瓶直接衝上去幹一架。
小公園的對面就是這家 livehouse,這個地方就像它的名字一樣,是潛伏在台北的另一個世界。
曾國宏把這個地方跟紐約的 CBGB 酒吧做過類比,CBGB 裏走出了 Ramones 和 Talking Heads,是朋克和新浪潮音樂的自留地,而這個 livehouse 裏有台灣第一個女子朋克樂團瓢蟲,也有 1976、拷秋勤、飛兒樂團……
他們幫新樂團 DIY 自己的唱片,再交給獨立廠牌水晶唱片發行,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體系。
擁擠混亂的表演、台上台下的瘋狂,一羣蓄着長髮、手裏夾着煙的音樂人和樂迷,他們曾經説:“我們就是一羣 Loser,一羣社會的邊緣人,而 livehouse 就像我們的家一樣。”
他們在表演結束後不會回家,喝酒到天亮,哪一天醒來時心血來潮,湊在一起想出了團名,一個新的台團就誕生了。
曾國宏就是在那裏遇見了鼓手尊龍,又拉上幾個共同好友下水,用 Photobooth 裏的濾鏡當名字,組成了落日飛車。
他們當時的作品《Ah-Ah》被收錄在《歡迎來到地下社會現場合輯》裏,第一句就是大黑嗓,撕心裂肺的嚎叫中聽不清唱詞,躁得不行。這首歌在內地的音樂平台上還能找到,首評是“這他媽能睡到心上人我就去撞牆”。
這樣的躁動維持不到半年就變成了一種黑色幽默。在落日飛車的第一張專輯《Bossa Nova》中拼盤了很多音樂元素,甚至直接將歌曲命名為“Punk”、“Blues”,而點了播放鍵,聽到的卻是另一種風味。
曾國宏説,這張專輯跟後來的作品不同,沒有什麼特別的故事。
有樂評人説落日飛車“只會混搭而沒有深層的中心思想”,他們就開玩笑説,對,我們就是一個樂風的婊子。
非要説什麼深層的中心思想,埋在《Bossa Nova》裏的是諷刺。
2011年前後正是台灣原創音樂發展的新階段,在五月天、蘇打綠出現之後的十年裏,大大小小的樂團在校園、街頭生長開來,風格多樣,層次不齊,其中也不乏“什麼帥就跟風玩什麼的小朋友”。
曾國宏想胡鬧一下,“<Bossa Nova>就是跟風玩團最具體的表現,飛車有這種幽默感,特別是我個人,我喜歡講一些我自己覺得很好笑,但是別人抓不到點的笑話。”
在專輯發行當年,的確沒有太多的人 get 到笑點。倒不是曲高和寡,畢竟那首對標 Pavement 的“白爛搖滾”《I Know You know I Love You》也在裏面。
新台團的影響力還僅僅存在於那個圈子內,“社羣性很強,我去表演的場地有一百人,我大概認識90個人”,曾國宏説。
落日飛車也只是曾國宏玩的樂團之一,他和鼓手尊龍還有一個樂團“FORESTS森林”,貝斯手弘禮在南瓜妮歌迷俱樂部裏,還有 Angel Baby、來吧!焙焙!……台北太小了。
《Bossa Nova》發行的第二年,地下社會因為相關部門的稽查被勒令關停。
五月天、脱拉庫、旺福等樂團聚在了立法院門口,吶喊着“原創音樂不能丟”,音樂圈掀起了“為 livehouse 正名”的運動,社交網絡、線下集會甚至金曲獎舞台上,都有音樂人在發聲。
當局者似乎看得更清。創辦人何東洪在接受媒體“Blow吹音樂”採訪時,沒有太多對於管理制度的怨懟,反而提到了樂團文化的變遷:
“隨着官辦的免費聖誕節演出、免費跨年晚會、酒駕法規漸趨嚴謹,以及 livehouse 如 The Wall(2003 年)與華山 Legacy(2009 年)的開幕,去過「好場地」的觀眾、音樂人對硬體、聲音更懂得要求……等多重因素,地社那樣不修邊幅、有稜有角的樂團文化,已逐漸成為過去式。”
掙扎了一年,地社這家livehouse還是消失了。落日飛車早早就休了團,曾國宏成了一名樂手。
“台北很厲害的一點是,這十年完全沒有變”。
《10-Year-Taipei(matured’17)》是曾國宏送給在台北一起長大的朋友們的,他在歌裏寫道:“We’re feeling fine, just getting old”。
這十年來,他見到的人,遇到的事,路過的街道,好像都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跟朋友們聚在一起,聊天的內容基本也大同小異,“就是主語換了,語法的邏輯是一樣的,大部分都是誰誰誰又分手,誰誰誰結婚了這樣”。
大家都不知道未來要去哪兒,做得好沒有明天,做得不好也沒有明天,那我就只能做做自己。”
説到這裏時,曾國宏提起了草東沒有派對、 Deca Joins 和那我懂你意思了。跟地社livehouse出來的樂團不同,這三個樂團的作品並不單刀直入地發泄憤怒,都帶着一股厭世的喪氣。
草東的蒼涼, Deca Joins 的温馨,那懂的悲傷,正好在不變的台北,為年輕人們送上了新鮮的安慰劑。
巧合般的,他們都來自台北藝術大學,曾國宏是草東的學長,還曾經做過他們的助教,給他們批改作業什麼的。
台北藝術大學坐落在山區,周邊都是荒蕪一片,出去吃個飯都得騎摩托車下山,曾國宏説,他們學校裏的人,要麼是一副養老的姿態,輕鬆又愜意,要麼就跟草東他們一樣,會比較傾向於頹喪的創作。
學長曾國宏恰好就夾在這兩種狀態中間,像是“matured”了:“時代就是這個樣子,我的好奇在於,如何在這樣一個時代中超脱,建立起一種創作的美感。”
曾國宏的尋找美感的方法是穿越。
在給張懸做了三年多的巡迴樂手後,曾國宏召集了老朋友重新開始創作。
離開了livehouse,他們的聽眾不止那熟知的90個人,面對更高的市場要求,落日飛車的歌不再是打打鬧鬧的玩笑之作,故事開始了。
《金桔希子》中,男主人公因為對愛情的渴望而開啓了穿越時空的能力,時空隧道會在落日時打開,Jinji 有時是古文明中的公主,有時站在未來,讓愛情成為人類得以超脱的解藥。
而幾乎同時完成的《半熟王子》,卡薩諾瓦穿過貪心的曖昧,在午夜獨舞,在古老的東方流亡,在動物園等待紅月升起,終於在那首《10-Year-Taipei(matured’17)》中,半熟王子成熟了。
他們自稱“成人抒情搖滾”,曾國宏穿針引線,將6、70年代的音樂混入其中,為年輕人們編織可供休憩的迷幻蟲洞。
曾國宏的手腕上是一枚卡西歐舊手錶,錶盤上陳列着方方正正的數字鍵,可以用來記電話號碼,他很喜歡老舊的東西,對古典有着無數美好的想象。
曾國宏像是活在電影《午夜巴黎》,不停走向穿梭時空的馬車,永遠沉迷於將美好,任意投射於某一個時代之中。
巡演之餘,曾國宏會看一些科幻小説,在北京看的是庫爾特·馮內古特的《第五號屠宰場》。他有時甚至會幻想,自己一覺醒來回到了13歲,帶着31歲的腦袋的他,就能夠考上最好的高中,更早地開始練吉他,追到年級最漂亮的女神……
一説起天馬行空的事,曾國宏就變得神采奕奕,如果不是《香草度假村》,他在我們筆下,可能只是一個愛好科幻文學、天真爛漫的 chill boy。
《香草度假村》的封面選擇了簡單潔淨的淡粉色,三首歌聽起來都很“落日飛車”,浪漫,温柔,明暗中閃爍憂愁。
曾國宏不説,怕是沒有人能夠讀懂這個故事的殘忍:一個外星人喜歡上了地球上的女孩子,為了讓她喜歡它,外星人制作了化學噴霧劑,讓女孩子誤以為它很帥,而外星人實際上是一個異形。
而看似唯美的香草度假村,其實只是外星人的巢穴,它將女孩子綁架到了那裏,用於繁殖後代。
至於為什麼要將故事的外衣鋪陳得如此精美,曾國宏開玩笑道:我不想嚇着90、00後的小妹妹們,等她們長大了之後再慢慢發現這個驚人的事實吧。
寫這張專輯的時候,他們在世界各地巡演,一年下來,每個樂隊成員的演出都破百場。
曾國宏把落日飛車在大陸的爆紅形容為“匪夷所思”,一開始看到“聽落日飛車,睡到心上人”一類的評價時,他也和很多揹負標籤的創作者一樣,希望聽眾更關注作品本身,而現在,他似乎能夠坦然接納這一切了:
“飛車在大陸,好像就是年輕人的浪漫,就像情侶在交往的時候,有時候你愛的不是真的對方,而是你在他身上投射的想象力。因緣際會之下,大家的想象力投射在了我們身上。不過,我還是希望我們的音樂能夠伴隨聽眾成長,把他們都當作成熟的人,進行一個理性的對話。”
曾國宏明白,自己如果寫的東西很深沉,沒有人能夠聽懂,這些年輕人也許就不會再聽落日飛車了,而有這樣一層糖衣包裹,他就可以將真誠的表達、隱晦的細節藏好,要是有人願意咀嚼,也許就能嚐到一絲酸苦。
他把自己的音樂比喻成了一座漂亮的門,門把很滑溜,好開,落日飛車負責帶領大家進門,“就像大衞·鮑伊,他是一個做流行文化的典範。
流行文化最重要的是整合和溝通,大衞·鮑伊把小圈子裏擴散力很低的前衞藝術整合到了音樂中,在大眾與小眾中找到了甜蜜點,讓大眾接受,再讓大眾成長。”
這樣温和的表達,在一些大陸滾青看來是不夠硬、不夠酷的,這不僅是落日飛車自覺選擇的結果,也與兩岸青年的精神面貌有關。
大陸經常跟落日飛車一起被提到的,還有盤尼西林。
曾國宏説,盤尼西林之所以會被覺得像台灣樂隊,可能是因為台灣樂隊看起來色彩比較豐富,而盤尼西林剛好也比較繽紛,不過他聽起來的話,盤尼西林本身的氣質是很硬的。
在台北,一個年輕人可以從19歲開始,每天假裝自己是一個搖滾樂手,永遠演5、60人的場次,演完了就開始喝酒,一直到50歲。而大陸的青年,可能會給自己一個期限,兩三年出不了頭就去找一份工作。
而在表達上,大陸的創作者會有一道自我審查,寫什麼、如何寫,表達相對迂迴,曾國宏反而覺得,這樣多一層的思考,寫出來的東西能夠更深刻、經得起咀嚼。
有的台灣音樂人甚至會換一個生活壓力更大的地方,試圖逼自己一把,寫點什麼。
曾國宏沒有強求這樣的壓力,只是用心在學習做一個主唱。
以前在哪裏都要喝到嗨,瘋玩一場的他戒了酒,變得自律起來。沒有靈感的時候,就聽歌,看書,把吸收的東西消化到自己資料庫中,等創作模式開啓時,再好好拿出來用。
躁動與浪漫之後,31歲的曾國宏為自己找到了新的動力,他們在今年夏天開始了歐洲之旅:
“是時候讓亞洲藝術在世界的潮流裏扮演至關重要的一個角色了,我很積極地去在創作上提升,希望可以在這部分,稍微證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