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邢台地震周總理趕去：毛主席派我來看望你們！_風聞

　李克勤(jixuie)題記：人民至今稱呼毛主席是大救星，這難道有什麼問題嗎?難道毛主席不是大救星?難道人民現在説的是假話?人民現在有必要説這樣的假話嗎?毛澤東在中國歷史上開一代救災新風，他用畢生的精力開創了一套完整的救災文化。毛澤東救災文化裏面，有道，有精神，有思想，有一套意識形態;也有器，有一系列看得見摸得着的物質文化;更有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的道器變通。這樣的救災文化，只有發生了大災害時，你才會感覺到，你離不開他，你不能沒有他，他，就是那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救民於水火之中的毛澤東。毛澤東文化，其內在的必然屬性，就是救災，救民於水火之中。只要人民遇到災害，毛澤東以及他所領導的黨和軍隊，不管是奪取政權以前，還是新中國建立以後，救災，那是義無反顧，理所當然的。這和那些只會搞錦上添花，不願意雪中送炭的官場文化，是完全不同的。

　　1949年10月1日，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從此，毛澤東文化，包括救災文化，其創造和實踐、傳承，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毛澤東救災文化至今依然強烈地影響着中國。中國需要，這也是市場需要，市場最大的需要恰恰是文化上的需要。毛澤東救災文化，早就深入到中國文化中去了，經過幾次大的自然災害之後，誰還能否認呢?

　　邢台地震時，周總理指揮抗震救災的紀錄片

　　一、毛主席的救災之道：植根於受苦受難的人民羣眾之中

　　毛主席在《為人民服務》有一段經典論述：“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鬥。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儘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幹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受難，也就包括受災。

　　除非中國共產黨的幹部和黨員忘記了毛主席的話，否則，任何一箇中國人一旦受災，他一定會得到黨的關愛的，這種關愛，就是毛澤東救災文化的體現。

　　這已經成為中國人民的文化習俗，誰敢説不是呢?

　　二、毛澤東的救災之器：由道而變成的器

　　毛主席救災不是起始於物質，不是等待有了多少物質之後，有了錢之後，再來救災。用毛澤東的好學生王鐵人的話講，就是“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

　　如果説條件是看得見的器，那麼毛主席的思想就是創造任何器的來源。

　　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説，這就叫做“精神可以變物質”。

　　中國共產黨，人民軍隊，人民共和國，新中國的工業體系，農業基礎設施，國防和科學技術，一直到今天我們的所有一切物質財富，哪一樣不是以毛主席為首的紅色創業者創造出來的，有的是他們直接創造的，有的是他們留下的創造之道，人民再用此道再去創造出來的。

　　這個道，用得好，就好，用歪了，就出問題，就出現新的災害。

　　試問，一旦有大的災害，除了用毛主席的辦法，還能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

　　這難道不是真的嗎?

　　這就叫做天意。

　　天意不可違。

　　二、請聽一首經典的抗震救災歌曲

　　“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 爹親孃親不如毛主席親, 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 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愛深。 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寶, 誰要是反對它, 誰就是我們的敵人! ”

　　這是一首許多人都熟悉的歌。就是這首歌，在1960年代中期唱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長城內外。

　　這就是那首曾在邢台大地震中誕生並唱遍全國的歌曲，幾十年來，一直是邢台下屬的隆堯縣久唱不衰的“縣歌”。時至今日，在一些中老年歌詠隊中，這首歌仍在被深情地詠唱着：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孃親不如毛主席親，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

　　“這首《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當年是由劫夫作曲、隆堯災區羣眾做詞而成。”河北省隆堯縣委宣傳部白紅軍副部長説，他是從小唱着這首歌長大的。而且作曲家劫夫的名字，隆堯40歲以上的人差不多都知道。

　　當年，中央派駐震區體驗生活的文藝工作者包括著名作曲家劫夫在內，就住在隆堯牛橋中學。

　　據當時牛橋中學的學生張自發回憶，劫夫有一米七左右的個子，頭頂微禿。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奔波在地震的廢墟上，穿梭於羣眾那低矮狹小的地震棚中，細心傾聽着人們痛失親人的訴説。

　　晚上，在地震棚那昏暗的馬燈下，回憶起一位老大娘的講述，劫夫久久不能入睡。那是一個七口之家，劫難過後，只有老大娘和他三歲的孫子活了下來。“老天爺，這可怎麼活啊!”老大娘説，“解放軍來了，不但救了俺，還送來了米麪、鍋碗、衣被。還説要把俺養到老，把孫子給養大，還要培養他上大學哩!”

　　臨走，老大娘拉住李劫夫的手説：“同志，你記住俺的話，天大地大也趕不上共產黨的恩情大，爹親孃親也比不上毛主席親啊!”

　　感人的歌曲來自感人的事例，而老大娘那發自肺腑的話，不就是最生動的歌詞嗎?劫夫的靈感來了，一首抗震革命歌曲在牛橋中學誕生了。那優美的旋律，鏗鏘有力的節奏，一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立即紅遍全國。

　　劫夫當年跟周總理感慨地彙報説，“正是全國人民發揚‘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精神，才凝鑄出了這首抗震救災大合唱。”

　　四、周恩來是毛澤東救災文化最忠實的實踐者

　　劫夫的那首歌，就是周恩來引導創作出來的。而周恩來又是毛主席派來的，毛主席則是不折不扣受他自己定下的道，救災之道，所指引的，並且身先士卒，以身作則的。這就是路線，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

　　如此完美的救災體系，當然離不開兢兢業業，任勞任怨，一絲不苟的人去做，正是以周恩來為傑出代表的共產黨員，去踏踏實實地幹，才會有毛澤東救災文化的形成、實踐和發揚光大。

　　有人就是不服氣，好像周恩來是為毛澤東個人做事情似的。

　　這樣的思維其實很愚笨，很荒唐，很可笑。

　　有這樣的思維者，根本不懂什麼叫做信仰，什麼叫做同志，什麼叫做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當做自己信仰的同志!

　　你這樣愚笨的大腦，怎麼可能看懂周恩來的大智慧，怎麼悟得出來毛澤東文化的精髓?

　　人物照片：周恩來總理在邢台地震災區

　　周恩來作為國務院總理，時刻心繫人民，急羣眾之所急，憂羣眾之所憂。1958年黃河發生特大洪水，他親臨現場指揮抗洪搶險。1966年，河北邢台發生強烈地震，他置個人安危於不顧，冒着餘震的危險，趕赴災區視察慰問。哪裏有災情，哪裏羣眾有困難，他就及時出現在哪裏。

　　周恩來在1966年邢台大地震時，在3月9日、10日和4月1日三次親臨現場指揮救災，他的言行，以及震區人民的行為，是毛澤東救災文化的具體反映，我們不妨解讀一下週恩來那時講的10句經典話語：

　　1、沒什麼，繼續吧。

　　——1966年3月9日(地震的第二天)深夜，考慮到周總理的安全，有人提議讓總理離開瓦礫遍地的現場，周總理撣了撣身上的土，堅定地説。這是面對危險的大義凜然，可想而知周恩來給了身邊的黨員幹部什麼樣的信心呢?當這些幹部來到羣眾中的時候，信心不就傳遞開了嗎/那可是真正的以身作則啊!

　　2、你們受災了，毛主席派我來看望你們!

　　——周恩來不是以個人身份，而是以毛主席的代表身份出現，這就是黨的力量，這就是毛主席共產黨的神奇力量。災害再大，有毛主席共產黨的力量大嗎?這不是對災害的最好的，最有力量的蔑視嗎?一旦有了這樣的心態，什麼困難不能克服呢?有人總喜歡拿“人定勝天”説事，他們根本就不懂什麼叫人定勝天，人定，才能勝天。毛澤東救災文化總能夠讓人心定下來，讓人從內心深處產生克服困難的信心和決心，從而戰勝各種苦難，這不就是戰勝自我嗎?人最大的敵人不就是自己嗎?不就是自己的弱點嗎?這樣的話，難道不是人定勝天嗎?

　　3、人民遭了災，我們要及時站在人民中間，幫助他們克服困難，渡過難關。

　　——3月9日，周總理趕到隆堯縣。晚上，在縣委院內震裂的二層小樓一樓會議室裏，聽取地縣和駐軍的同志關於災情和救災工作彙報。彙報結束時，周總理深情地説了這句話。這難道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生動體現嗎?

　　4、鄉親們受驚了，遭災了，我來遲了!

　　——3月10日下午2時30分，3架直升機，帶着太陽的瑞氣，降落在距打穀場不遠的地方。那架銀色直升飛機剛停穩，螺旋槳旋起的塵沙還在飛揚，飛機的艙門就打開了，門口出現了人們熱情盼望的親人——周總理。當時，田野上還蒙着殘雪，風冷颼颼的。周總理只穿一身青色呢子服，沒戴帽子，雙鬢斑白，顯得衣着樸素而又過於單薄，他大步地走向羣眾。羣眾迎上來。周總理緊握着他們的手，連聲説：“鄉親們受驚了，遭災了，我來遲了。”人們眼含熱淚，潮水般地湧了過來。周總理先用手勢讓前面的人蹲下，還把一個亂跑的小孩抱給蹲在前面的人，叮囑人們不要擠着娃娃。然後，他站在有秩序的羣眾面前，當他踮起腳尖眺望發現自己還望不到外圍的一些人時，便問身邊的人能不能找個什麼東西，讓他站在上面。部隊的一個同志跑到就近的帳蓬外，搬來兩個運送救災物資的空箱子。周總理站在上面，望着扇面形的會場，大聲説：“同志們，鄉親們，你們遭了災，受損失很大，黨中央、毛主席讓我來看望大家。”這聲音，像洪鐘響在無垠的原野上，震撼着人們的心扉，上千名羣眾揮淚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這難道不是文化的力量，文化就是人的自然，身處一種文化中的人，該幹什麼，不該幹什麼，那是自然的。

　　5、發揚愚公移山的精神，下定決心，排除萬難，戰勝災害，重建家園。

　　——這難道不是恰到好處運用毛澤東的思想嗎?

　　6、死了人都很難過，但是不要低頭。在社會主義，天塌下來也不怕;有黨中央毛主席的關懷，什麼困難都能克服。

　　——當得知老黨員王老齊在地震中失去了兒子、兒媳時，周總理雙眸濕潤，閃着淚光安慰他。周恩來用來安慰受災羣眾的精神，難道不實在嗎?難道是空洞的嗎?

　　7、不行啊，同志。我在講台上講，避風、方便，可羣眾呢?讓幾千名羣眾迎着風!

　　——4月1日，老天颳起凜冽的西北風，周總理又一次來到邢台地震重災區鉅鹿縣何寨公社。周總理發現羣眾面對西北風而坐，就問鉅鹿縣縣委書記張玉美：“風沙這樣大，怎麼讓大家迎着風沙呢?”原來周總理到來之前，縣委組織人用沙篙和席片、木板搭了個坐北朝南的背風講台。周總理堅持改變佈置，讓羣眾背風。誰為誰服務?還用多説嗎?

　　8、不要緊張。這座樓像是新蓋的，它要是倒了，那羣眾的小屋不都得平了!

　　——3月9日晚上10點鐘，周總理在隆堯縣委會議室聽取地、縣負責同志的彙報，突然發生五六級的餘震，大家立刻站起來，讓總理出去避一下。周總理安祥、鎮靜地坐在會議室裏，聽報告、作部署，直到夜裏11點多離開邢台。救災，只能是救災，而不是增加災害。如果領導人只顧自己的安全，那麼就必然會增加災區人民的負擔。在生死攸關之時，只有真心實意為人民的幹部，才會臨危不亂。

　　9、鄉親們，大家要把生產搞好，把日子過好。過幾年，我一定再來看望你們!

　　——這是總理告別災區的“演説詞”。人們滿含熱淚揮手告別敬愛的總理。4月3日，周總理在魏縣漳河大隊對那裏的幹部羣眾認真地説：“邢台有一種高粱叫分支大紅穗，耐澇高產收益大，你們要嗎?我幫助買種籽，至少種十畝，試一試，與別的高粱一樣種、一樣用肥，一樣看待，十畝高粱高產了，明年推廣。”

　　從那以後，邢台地震災區的人們，年年植樹，年年打井。何寨等許多村鎮成了平原植樹造林的先進單位。他們希望周總理再來時，行走在濃綠裏，談笑在樹蔭間。

1966年邢台地震災區人民生產自救，在地震後第三天就開始上工

　　周恩來還推廣了一樣東西。在邢台抗震救災的一次座談中，周總理發現了坐在角落裏、滿面塵沙的音樂家劫夫，便叫着他的名字説：“你寫的歌曲羣眾很愛唱。災區的人民需要精神鼓舞。希望你能為他們寫出好歌子來。我不會唱，可以為你推廣。”

　　“我這次就住下來，力爭完成總理給的任務。”劫夫説。

　　“好啊，你可以就地創作，就地教羣眾唱嘛!”參加座談的人，對總理和音樂家的對話，報以熱烈鼓掌。以後，在地震災區乃至全國流行的《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等歌曲的第一個音符，就是在這帳篷裏孕育的。

　　你看周總理又抓精神，又抓物質，不就是典型的“抓革命，促生產”嗎?

　　10、羣眾是主人，凡事要多和他們商量;要抓典型，多表揚抗震救災中出現的先進。

　　——周恩來時刻不忘走羣眾路線，同時時刻也不忘糾正幹部的缺點錯誤。面對大名縣縣委幹部對打井的情況不甚瞭解，一向和藹的總理一下子來了氣，他説：“我在北京不曉得，你在楊橋也不曉得?”

　　試想，周總理對幹部作風時時刻刻緊抓不放，那麼一級一級傳下去，全黨的風氣才會形成。

　　五、救災必須時刻不忘抓黨風

　　如果不對黨風常抓不懈，那麼就會再次產生劉青山張子善那樣的人。

　　劉青山張子善的腐敗正是在救災上出現的。1950年至1951年他們在擔任天津地區領導期間，盜竊地方糧款289151萬元(注舊幣1萬元合新幣1元)、防汛水利專款30億元(還10億元)、救災糧款4億元、幹部家屬救濟糧款14000萬元，剋扣修理機場民工供應補助糧款54330萬元，賺取治河民工供應糧款37473萬元，倒賣治河民工食糧從中漁利22億元;此外還以修建為名騙取銀行貸款60億元，從事非法經營。以上共計1554954萬元。他們還借給機關生產名義，進行非法經營，送49億鉅款給奸商倒賣鋼材，使人民資產損失14億元。還派人員冒充解放軍，用救災款從東北套購木材4000立方米，嚴重影響了災民的生產和生活。在獲非法暴利、大量貪污之後，任意揮霍，過着極度腐化的生活。劉青山甚至吸食毒品成癮。經調查，劉青山貪污達1.84億元(舊幣)，張子善貪污達1.94億元(舊幣)。

　　1951年11月，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會議揭露了劉、張的罪行。同年12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決議，經中央華北局批准，將劉青山、張子善開除出黨。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舉行公審大會，隨後河北省人民法院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處劉青山、張子善死刑。

　　毛主席領導全黨並非就只是解決了這兩個人，就萬事大吉了，而是時刻不忘抓黨風，抓幹部，並且形成風氣。

　　“正確的路線確定以後，幹部就是決定性的因素。”

　　毛澤東的救災文化，歸根結底，能否產生，能否流傳下去，還是要有幹部，一大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幹部來推行毛主席的思想，來實踐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否則，再好的文化也會遭受侵蝕的，人變了，文化也會變的。

　　因此，我們不得不認清楚什麼是值得保留的好的文化傳統，千萬不要把毛主席那麼好的救災文化傳統給慢慢扔掉了。

　　扔掉了好的文化傳統，是會遭報應的，老天爺——上帝會生氣的，上帝是誰，毛主席説，上帝就是人民。

　　毛主席1963年5月在修改《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時增寫了一段話，後來人們稱為《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裏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

　　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羣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

　　人們在社會實踐中從事各項鬥爭，有了豐富的經驗，有成功的，有失敗的。無數客觀外界的現象通過人的眼、耳、鼻、舌、身這五個官能反映到自己的頭腦中來，開始是感性認識。這種感性認識的材料積累多了，就會產生一個飛躍，變成了理性認識，這就是思想。

　　這是一個認識過程。這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第一個階段，即由客觀物質到主觀精神的階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階段。這時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論、政策、計劃、辦法)是否正確地反映了客觀外界的規律，還是沒有證明的，還不能確定是否正確，然後又有認識過程的第二個階段，即由精神到物質的階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階段，這就是把第一個階段得到的認識放到社會實踐中去，看這些理論、政策、計劃、辦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預期的成功。

　　一般的説來，成功了的就是正確的，失敗了的就是錯誤的，特別是人類對自然界的鬥爭是如此。在社會鬥爭中，代表先進階級的勢力，有時候有些失敗，並不是因為思想不正確，而是因為在鬥爭力量的對比上，先進勢力這一方，暫時還不如反動勢力那一方，所以暫時失敗了，但是以後總有一天會要成功的。人們的認識經過實踐的考驗，又會產生一個飛躍。這次飛躍，比起前一次飛躍來，意義更加偉大。因為只有這一次飛躍，才能證明認識的第一次飛躍，即從客觀外界的反映過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論、政策、計劃、辦法等等，究竟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此外再無別的檢驗真理的辦法。

　　而無產階級認識世界的目的，只是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無別的目的。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覆，才能夠完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現在我們的同志中，有很多人還不懂得這個認識論的道理。問他的思想、意見、政策、方法、計劃、結論、滔滔不絕的演説、大塊的文章，是從哪裏得來的，他覺得是個怪問題，回答不出來。

　　對於物質可以變成精神，精神可以變成物質這樣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飛躍現象，也覺得不可理解。

　　因此，對我們的同志，應當進行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於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克服困難，少犯錯誤，做好工作，努力奮鬥，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偉大強國，並且幫助世界被壓迫被剝削的廣大人民，完成我們應當擔負的國際主義的偉大義務。

　　Where do correct ideas come from? Do they drop from the skies? No. Are they innate in the mind? No. They come from social practice, and from it alone; they come from three kinds of social practice, the struggle for production, the class struggle and scientific experiment. It is man’s social being that determines his thinking. Once the correct ideas characteristic of the advanced class are grasped by the masses, these ideas turn into a material force which changes society and changes the world. In their social practice, men engage in various kinds of struggle and gain rich experience, both from their successes and from their failures. Countless phenomena of the objective external world are reflected in a man’s brain through his five sense organs  —  the organs of sight, hearing, smell, taste and touch. At first, knowledge is perceptual. The leap to conceptual knowledge, i.e., to ideas, occurs when sufficient perceptual knowledge is accumulated. This is one process in cognition. It is the first stage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cognition, the stage leading from objective matter to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from existence to ideas. Whether or not one’s consciousness or ideas (including theories, policies, plans or measures) do correctly reflect the laws of the objective external world is not yet proved at this stage, in which it is not yet possible to ascertain whether they are correct or not. Then comes the second stage in the process of cognition, the stage leading from consciousness back to matter, from ideas back to existence, in which the knowledge gained in the first stage is applied in social practice to ascertain whether the theories, policies, plans or measures meet with the anticipated success. Generally speaking, those that succeed are correct and those that fail are incorrect, and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of man’s struggle with nature. In social struggle, the forces representing the advanced class sometimes suffer defeat not because their ideas are incorrect ! but because, in the balance of forces engaged in struggle, they are not as powerful for the time being as the forces of reaction; they are therefore temporarily defeated, but they are bound to triumph sooner or later. Man’s knowledge makes another leap through the test of practice. This leap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previous one. For it is this leap alone that can prove the correctness or incorrectness of the first leap in cognition, i.e., of the ideas, theories, policies, plans or measures formulated in the course of reflecting the objective external world. There is no other way of testing truth. Furthermore, the one and only purpose of the proletariat in knowing the world is to change it. Often, correct knowledge can be arrived at only after many repetitions of the process leading from matter to consciousness and then back to matter, that is, leading from practice to knowledge and then back to practice. Such is the Marxist theory of knowledge, the dialectical materialist theory of knowledge. Among our comrades there are many who do not yet understand this theory of knowledge. When asked the sources of their ideas, opinions, policies, methods, plans and conclusions, eloquent speeches and long articles they consider the questions strange and cannot answer it. Nor do they comprehend that matter,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consciousness and consciousness into matter, although such leaps are phenomena of everyday life.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educate our comrades in the dialectical materialist theory of knowledge, so that they can orientate their thinking correctly, become good at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and at summing up experience, overcome difficulties, commit fewer mistakes, do their work better, and struggle hard so as to build China into a great and powerful socialist country and help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oppressed and exploited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fulfillment of our great internationalist du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