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中國經濟思想的對外開放_風聞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4期 作者：林重庚 

原帖：http://www.cssn.cn/zx/201906/t20190620_4920805.shtml

　　始於1978年的中國改革開放堪稱世界現代史上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或將被看作世界歷史的轉折點。儘管國內外人士對這段歷史有着廣泛而濃厚的興趣，但對具體過程卻缺乏詳盡瞭解。作為國際組織的一員，我親身經歷並參與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特別是這一過程中的前十多年。對我來説，這的確是一份難得的殊榮。

　　在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再次回顧這段歷史，分析這一偉大曆程並分享其中的寶貴經驗，對經濟學界、世界各轉型國家的經濟決策者，乃至世界上還在為快速促進本國經濟進步而奮鬥着的很多國家領導人和經濟工作者來説，都是大有裨益的。

　　我參與中國經濟改革始於1979年。那年7月，我攜家人來北京旅遊，住在北京飯店。當時，外國人來華並非易事，華人華僑也不例外。我在世界銀行東亞處工作，越南統一後不久，世行便開始了越南業務。那時的越南很封閉，抵達河內最便利的航線須經北京轉機。由於中國尚未恢復世行席位，與世行沒有業務關係，1977年至1979年間，我幾次赴河內出差過境北京，都要以主管越南業務官員的身份到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申請過境簽證。即便是這種短暫過境中國的機會，我們這些海外經濟工作者也十分嚮往。國際社會並不清楚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所以我們都極想了解中國究竟是什麼情況。

　　在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曹桂生公使的幫助下，我的家人取得簽證，與我同行，但在北京只能停留三天。抵京第二天，我意外地接到邀請，中國銀行要在前門烤鴨店設宴招待我們。到了烤鴨店我才明白，原來宴請的主人是中國銀行研究部主任林基鑫——他是中國恢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席位可行性調研團團長①，在座的還有王連生(當時在財政部地方財政司工作，隨後成為派往世行的首位執行董事)、戴乾定(當時在中國銀行研究部工作，後任中國銀行倫敦分行行長、中國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董)、張小康(當時在外交部國際司工作，後任中國駐愛爾蘭大使、中國駐新加坡大使)。作為調研的一部分，他們已經訪問了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瞭解到這兩個國家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交往經驗。

　　我從席間的討論中發現，調研團成員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從世行集團的“國際開發協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獲得軟貸款，想了解申請軟貸款的條件。當時的軟貸款是無息貸款，50年償還期。我告訴他們，任何一個國家申請世行貸款，無論是按照市場利率的硬貸款，還是無息的軟貸款，關鍵步驟是世行總部要派代表團對申請國進行經濟考察，貸款資格取決於經濟考察的結果。為此，我們主要討論了世行經濟考察的程序。

　　1980年初，林基鑫率領的調研團向中央提交了《恢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合法席位程序和安排的報告》。經國務院批准，中國銀行隨即邀請世界銀行集團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行長訪華，磋商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世行席位的相關事宜。

　　麥克納馬拉率領的世行代表團於1980年4月抵京。麥克納馬拉行長後來回憶訪華情況時説，鄧小平會見時向他明確表示，中國下決心要實現現代化、發展經濟。有世行的幫助，中國實現這些目標會更快、更有效率；沒有世行的幫助，也照樣要做，只是花的時間可能會長些。②在雙方積極配合下，談判很順利。一個月後，世行董事會批准中國恢復世行席位。麥克納馬拉行長離開中國不久，我即被任命為負責中國業務的首席經濟學家，分管中國經濟調研及政策對話工作。1985年，我被派往北京，建立世行駐中國代表處並任首席代表。這一任命直至1990年。

　　在那次意想不到的前門烤鴨店晚宴之後不到一年時間，我便身臨其境，不僅可以就勢觀察中國剛剛開始的改革開放過程，而且一定程度上親歷其中。以我當時的工作身份參與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一個主要領域自然是經濟思想的對外開放。由於參與這個過程的許多前輩已經故去，反映這一方面的資料並不多，我希望通過回顧自己的親身經歷，與大家分享當年瞭解到的相關情況。

　　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改革目標的演化可以分為幾個階段，我將按主題回顧：首先是如何理解和運用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思想。隨後是如何引進現代主流經濟學思想。我只講中國領導人和經濟工作者如何接觸外國經濟思想，以及如何與外國經濟學家和改革實踐者接觸。最後，我還會補充回顧20世紀90年代中期再次回到中國參與創辦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的經歷，以及近年來參與的中國經濟研究工作情況。

　　一、認識到引進新思想的重要性

　　重要成就通常始於思想創新。20世紀70年代改革開放啓動時，中國正走出幾十年遊離於世界之外的知識封閉狀態。儘管許多中國經濟學家非常努力、富有勇氣，也很有能力，但沒有幾個領域像經濟學界那樣嚴重地與外界隔絕。

　　中國領導人早就認識到學習外國思想及先進經驗的重要性。早在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報告中的“第十大關係”中就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③然而，事與願違。在隨後20年間，傳統的蘇維埃中央計劃體制原封不動地被照搬到與蘇聯情況千差萬別的中國。學習西方經濟思想和經驗幾乎被看成是一種政治錯誤。

　　中國下決心啓動改革開放最重要的動力之一是：70年代後期，中國高層領導發現，世界其他國家經濟進步是那麼迅猛，相比之下，中國是那麼落後。1978年，前後共12位副總理及副委員長以上的中央領導人，先後20次訪問了50多個國家。其中鄧小平先後4次出訪，到過8個國家。他説：“最近我們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們落後。什麼叫現代化？50年代一個樣，60年代不一樣了，70年代就更不一樣了。”④

　　70年代末，鄧小平的講話主題再次重現了學習外國經濟和技術的必要性。他説：“我們要自力更生、奮發圖強來建設自己的國家，同時也要虛心學習外國一切先進的東西，學習和借鑑外國的管理經驗和先進技術”；“世界天天發生變化，新的事物不斷出現，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我們關起門來不行，不動腦筋永遠陷於落後不行”⑤。按照鄧小平的指示，在中國領導人和經濟工作者們確定改革目標和改革步驟的過程中，引進外國思想和學習外國經驗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引介蘇東改革理論和經驗

　　從思想理論到中央計劃體制，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情況與中國比較相近，而且中國的經濟工作者們自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便已對蘇東國家的改革方案有所瞭解。事實上，中國改革先驅孫冶方和顧準的改革思想與東歐早期的改革思想幾乎一致。所以，中國經濟思想的對外開放很自然地始於學習蘇東改革理論。學習活動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特別是該院的經濟研究所牽頭，所裏的主要經濟理論工作者都曾在蘇聯留學。

　　1979年到80年代初，中國與蘇東國家經濟交流活動頻繁。中國方面的出訪包括：孫冶方1978年訪問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劉國光、柳隨年1982年訪問蘇聯，廖季立1983年訪問匈牙利。蘇東方面的來訪包括：1979年，南斯拉夫經濟學家馬克西莫維奇(Maksimovich)訪華；1981年，波蘭經濟學家布魯斯(Wlodzimierz Brus)和捷克斯洛伐克經濟學家奧塔·錫克(Ota Sik)分別應邀到中國社科院講學，吸引了研究機構及政府部門眾多經濟工作者到場，會場座無虛席，他們還與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廖季立和馬洪等座談，並得到中央領導人的接見。

　　那時，中國已經恢復世行席位，我正在北京討論世行第一次經濟考察報告草稿。吳敬璉和劉國光來找我，提議請世行出面邀請一些既懂改革理論又有實際改革經驗的東歐經濟學家來華，組織一次學習蘇東經濟改革經驗的會議。我當即應允協助。這就是1982年7月在浙江莫干山一個避暑山莊裏召開的“莫干山會議”。東歐專家組由布魯斯帶隊，包括波蘭國家物價委員會前主任斯特魯明斯基(Julius Struminsky)，捷克斯洛伐克前副總理奧塔·錫克的工作搭檔考斯塔(Jiri Kosta)，匈牙利改革經濟學家肯德(Peter Kende)，蘇東經濟改革專家、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教授格蘭尼克(David Granick)等。

　　很難評價與這些蘇東改革經濟學家的交流，對中國領導人及經濟工作者到底產生了多大影響，其對中國整體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更加難以估量。根據我個人當時的體會，回想中國經濟工作者的狀況，並觀察後來中國的情況，我認為這種交流對以下三方面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⑥

　　首先，東歐經濟學家不像中國經濟學家那樣脱離國外經濟理論，因此他們可以用現代經濟理論的概念和技術分析中國的經濟情況，將對經濟問題的解釋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更重要的是，東歐改革經濟學家指出，中央計劃體制紊亂的內在根源是體制問題。中國的決策者和經濟工作者原以為很多經濟上的問題是政策失誤，然而究其根源，這些問題其實是中央計劃經濟體制下固有的、不可避免的，只有通過根本的經濟體制改革才能加以解決。

　　其次，詳盡瞭解東歐改革經驗後，中國經濟工作者加劇了對在中國使用東歐經濟改革模式的悲觀心理。雖然可以洞察中央計劃經濟的弊端，但無論是布魯斯的“有管理的市場模式”，還是錫克的“新經濟機制”，都暴露出重大瑕疵。“莫干山會議”討論了蘇東改革的新辦法，中國的改革前輩敏鋭地質疑了借用高科技，特別是靠計算機來解決經濟體制問題的可行性。薛暮橋、廖季立及中國領導人尤其質疑錫克等東歐改革經濟學家關於價格改革“先調後放”的提議，特別是根據計算機精確算出的數據調整價格的方法。即便用計算機處理眾多部門的投入產出數據，也絕不可能同時算出數以萬計的價格！

　　再次，東歐專家瞭解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之後，都認為東歐改革經驗不大適合中國，中國需要另謀改革出路。這一點同樣可以從“莫干山會議”得到證明。會上討論了中國改革應採用“一攬子”方法還是分步進行，所有與會東歐專家都強烈建議“一攬子”方法。然而，他們在會後到中國幾個城市考察，考察途中便改變了想法。中國各地情況千差萬別，貧困現象嚴重，綜合改革所需要的人才和資金匱乏，物資儲備薄弱……總之，中國總體上經濟落後，是一個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沒有犯錯誤的餘地，所以專家們最終轉而建議採用謹慎的漸進改革方法。他們認為，中國改革要有總體規劃和明確的改革目標，然後分步進行。在這一重大問題上，來自東歐、世行(包括伍德⑦和我本人)以及中方與會專家達成了共識。⑧

　　當時，中國農村改革已取得成功，推動了整體經濟增長。沒有一個蘇東國家有這樣的改革經歷，中國的改革前景令東歐來訪專家受到鼓舞。布魯斯等堅信，儘管可以預見中國在城市改革中會面臨困難，但這場變革的大趨勢難以逆轉。事實上，中國經濟理論及改革發展情況已漸漸脱離了東歐改革模式，東歐經濟改革理論明顯不適用於中國，中國與蘇東在改革理論和實踐上的分歧日漸增多。1989年3月，國際經濟學會(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ssociation)在莫斯科召開“計劃經濟中的市場力量”圓桌會議，會上，這種情況表現得尤為突出。經濟學家董輔礽代表中國發言，題為《中國經濟改革中的市場發展》，詳盡介紹了中國改革的情況。他分析道，像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改革過程中會出現各種具體問題，如雙軌制，又如通過非國有部門的增長而不是國有部門私有化來形成多種所有制並存的情況，等等。我以世行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身份參會，明顯覺察到，除了已取得成功的中國農村改革外，蘇東及西歐專家對中國改革的前景明顯有所質疑。他們認定中國改革會日漸消退，最後將如蘇東一樣，以失敗告終。兩種思路從根本上支配着蘇東經濟學家：一是在中央計劃體制的框架下，改革應依靠高技術來提高計劃的效率，並在此基礎上增強市場的作用；二是在西方專家的慫恿下，後來逐漸成為主流的一種思路——全盤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以完全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取而代之，即實行全盤私有化，並以激進的政治改革與之相伴，甚至將這種激進的政治改革放在優先位置。眾所周知，在隨後20年裏，蘇東國家採取的經濟和政治改革措施既不是原來的路徑，也不同於中國的選擇。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導致了完全不同的後果，這一點有目共睹。 

　　三、世行報告引入現代主流經濟學

　　除了學習蘇東改革思想，中國還從世行的兩份經濟考察報告中認識了現代主流經濟學理論。第一次經濟考察是因為中國向世行申請貸款，第二次考察則是應中國領導人要求而進行。正當中國領導人和經濟工作者明顯發覺蘇東改革思想和經驗的侷限性時，現代經濟學在研究中國經濟問題中前所未有的應用，對中國融入主流經濟學思想理論和邁向市場經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1980年5月，中國恢復世行席位。同年7月，世行派高級代表團來華，磋商啓動中國業務事宜。作為代表團成員，我的任務是組建工作小組，來華進行經濟考察，向世行董事會提交一份考察報告，這是啓動貸款項目的第一步。我們組建了一支由世行最好的經濟學家和行業專家組成的30人考察團，按行業分組，包括經濟組、農業組、能源組、工業和交通組。考察時間是1980年10月至12月，每個小組輪流赴中國各地一個月；考察地點選擇了甘肅、湖北、江蘇、北京和上海。

　　由於幾十年的對外封閉，外國專家到中國各地考察經濟情況的安排讓負責接待的官員有些不知所措。他們心裏沒底，不知道考察團到底需要什麼信息和數據，因為這可能涉嫌泄漏“國家機密”，他們還擔心考察團“另有目的”。我心裏很明白，儘管中央領導已決定跟世行全面合作並開展這次經濟考察，但配合我們具體工作的官員仍舊顧慮重重。

　　為增強這些官員對世行考察團的信任，我們商定，由中方指派一個工作組，跟我們並肩工作，一起參加所有會議，凡是收集到的信息和數據，雙方各持一份，報告的每一稿也都請他們過目。同時，我們請中方工作組提出他們對經濟形勢的分析，並加入報告中。這一模式顯然很成功，在隨後幾十年裏，世行延續了這種做法，所有的經濟考察團都有類似的工作組。

　　與世行首次考察團一起工作的中方工作組成員包括財政部的星光、朱福林，國家計委的鄭立以及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的趙人偉。此外，各相關行業部委也派人與考察團行業小組一同工作。跟考察團工業組並肩工作的其中一位主要的中方人員來自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所，後來去了政府部門，這個人就是朱鎔基。

　　世行的這份考察報告，在“概要和結論”部分就考察目的寫道：“近年來，中國境內境外都在爭論兩個相關的問題：自1949年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在為中國人民服務方面做得如何？同時，非政府因素、政府制定的政策以及政府自身的經濟管理體制都分別發揮了什麼作用？結合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這份中國經濟考察報告將初步嘗試討論這些問題，同時探討這些問題對未來政策的影響力。”1981年3月，考察報告初稿遞交給中國政府徵求意見。報告包括主報告和多個附件，涉及統計制度、基本數據統計表、農業、工業、能源、交通、對外貿易、金融、人口、衞生和營養以及教育等多個行業。6月，題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的正式報告提交給世行董事會。根據這份報告，世行隨即批准了中國政府首筆軟貸款——大學發展項目，同時確定了中國申請世行軟貸款的條件。報告滿足了世行中國業務的需要。

　　世行第二份考察報告是應中國領導人的特別要求而準備的。1983年5月26日，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和趙紫陽分別接見由克勞森行長率領的世行訪華團，我是代表團成員之一。鄧小平向代表團講述了他對中國發展前景的想法及國家的長遠目標。他説，中國剛剛決定啓動一個發展規劃，要在1980年至2000年間實現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目標。趙紫陽説，他看了世行第一次中國經濟考察報告，很有意思，很有用。他們請世行再組織一次經濟考察，針對中國未來20年面臨的主要發展問題，特別要根據國際經驗，為達到中國上述發展目標提供一些可選擇的建議，並對這一目標做可行性研究。

　　遵照中國領導人的提議，世行第二次經濟考察於1984年正式啓動。由經濟學家及各行業專家組成的這支龐大的考察隊伍，先後兩次來到中國，共花了九周時間進行考察，地點方面同樣選擇了甘肅、湖北、江蘇、北京和上海。1985年2月，帶有六個附件(教育、農業、能源、經濟模型與預測、國際視角的經濟結構及交通)的主報告草稿被提交給中國政府徵求意見。3月，我和伍德作為報告主筆人再訪北京，與中方工作小組深入討論報告草稿，受到中央和財政部領導接見。

　　1985年5月，題為《中國：長期發展的問題和選擇》的經濟考察報告提交給世行董事會。報告嘗試根據多部門模型預測可能的經濟增長路徑，對未來經濟快速增長及20年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可行性表示認可。報告同時指出了可供選擇的發展途徑，尤其強調指出：以服務業和更有效地利用能源兩方面為基礎的途徑，與主要依靠快速工業化為基礎的途徑相比，增長速度雖然相同，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能達到更好的平衡。報告還詳盡分析了農業、能源、技術、交通、工業分佈、內外貿易、人口、教育、就業及社會等問題，包括收入差異、社會保障、住房以及社會服務等問題。

　　上述兩份報告除了滿足世行和中國政府的工作需要外，也破天荒地創造了由一個國際經濟學家團隊透徹分析中國經濟情況的先例。這標誌着中國在經濟思想對外開放和吸取國際發展經驗方面有了突破。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看待這個問題。

　　其一，兩份考察報告證明了擺脱意識形態束縛、科學客觀地進行經濟分析的可能性。報告中的分析均基於合乎邏輯的理論、統計數據及國際經驗教訓，目的不是限定或改變中國的發展目標——例如關於中國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目標，當時國內外許多人士認為這是一個不切實際的想法——而是單純地對如何更快、更有效地用較低代價實現中國經濟發展目標提出建議。

　　其二，與東歐改革經濟學家在華講學及出版論著相比，這兩份報告更多地引入了現代經濟學的概念和方法，其中既有基本的經濟學概念，又有計量經濟學、經濟模型這樣複雜的分析工具。通過兩份經濟考察報告，這些工具的使用得到廣泛傳播，讓中國經濟工作者堅信現代主流經濟學適用於中國。趙人偉後來告訴我，當年他把世行第一份經濟考察報告念給躺在病榻上的孫冶方聽，除了在西部特困地區人口移民問題上保留自己的看法外，孫冶方完全同意世行專家的意見。1985年考察報告裏提出的建議，則對中國製定第七個五年計劃發揮了作用。 

　　四、“巴山輪會議”引介宏觀調控國際經驗

　　到80年代中期，通過自身的改革經驗和對東歐國家改革失敗教訓的瞭解，中國領導人及矢志改革的經濟工作者開始認識到，中國的進一步改革必須突破蘇東框架，朝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前進。眾所周知，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改革方向，這是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一個重要轉折點。1987年，這一説法被進一步表述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1992年，最終表述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上，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改革思想已經清晰地顯現出市場經濟的輪廓。1985年9月召開的“巴山輪會議”上的討論就突顯了這一特點。

　　此次會議的召開源於中國領導人的建議。1985年初，國家體改委的廖季立約我見面。他説，體改委領導建議世行組織一次國際研討會，討論一下這些題目：(1)國家如何管理市場經濟；(2)從中央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的相關問題；(3)關於整合計劃與市場的國際經驗。我們商定，與會國際專家需要有以上三方面的知識和經驗，中方與會人員則應包括政府各部委參與制定政策的經濟工作者和研究機構的經濟理論工作者。會議不能只請國際專家做演講，而是要為中外與會者提供一個深入交流的平台。隨後幾個月裏，我、廖季立和體改委指定負責組織這次會議的秘書長洪虎多次見面，討論會議如何滿足領導的這些要求。

　　1985年8月底，外國專家應邀抵達北京。8月31日，中央領導接見與會外國專家及部分中方專家。隨後，與會人員飛往重慶，並於9月2日在那裏登上一艘名為“巴山”的長江遊輪，“宏觀經濟管理國際研討會”就在這艘遊輪上召開了，俗稱“巴山輪會議”。9月9日，會議結束，遊輪在武漢靠岸。

　　之所以選擇這樣一個特殊的會場，是為了保證與會人員一週內不受日常工作的干擾，專心開會，也是為了讓與會的知名外國專家不用離開會場就能欣賞中國最美麗的風景之一——三峽。受邀外國專家還被允許偕夫人同行。會議期間，遊輪經常靠岸，夫人們可以上岸遊覽長江沿岸的小鎮和景點，會議則照常進行。其間僅休會半天，全體與會人員下船，遊覽了“小三峽”。

　　在遊輪上開會，最大的限制是空間太小，只能容納有限人數。中方參會人數因此受到嚴格控制。最初的中方參會人員名單隻有高級領導和一些長者，經一再磋商，我們議定，與會中方人員應代表不同年齡段，遂特意預留了幾個40歲以下的青年參會名額。不能不説這是一個明智之舉，因為在隨後2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幾位青年與會者都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這樣，中方與會人員真正做到了老、中、青三結合——老年與會人員包括安志文、薛暮橋、馬洪、童大林等；中年與會人員包括劉國光、高尚全、吳敬璉、項懷誠、趙人偉等；青年與會人員包括郭樹清、樓繼偉等。

　　在與會外國專家的選擇上，除了日本的小林實是中方直接邀請的以外，其他專家均嚴格按照中方領導提出的三個題目，有針對性地邀請。

　　關於國家如何管理市場經濟。在這方面既有豐富理論知識又有實踐經驗的有三位專家：美國經濟學家詹姆斯·託賓(James Tobin)，時任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幾年前因論證金融市場與消費/投資決策、生產、就業及物價關係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論述穩定和增長政策理論與實踐的《十年來的新經濟學》一書的作者；英國著名政府官員、國際公務員阿萊克·凱恩克勞斯爵士(Sir Alec Cairncross)，經濟政策領域知名學者，曾任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應用經濟學教授、英國政府經濟顧問、英國政府首席經濟學家、牛津大學聖彼得學院院長；德國著名國際貨幣政策經濟學家奧特瑪·埃明格爾(Otmar Emminger)，多年擔任德國中央銀行行長，該行是發達國家中最獨立的中央銀行。

　　關於從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的相關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凱恩克勞斯和埃明格爾分別在英國和德國負責放開價格管制及市場復興工作，而且對在短缺經濟條件下制定反通脹措施及解除價格管制方面有着直接的經驗；波蘭經濟學家布魯斯和匈牙利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János Kornai)是社會主義中央計劃體制問題的專家，他們的任務主要是講解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的微觀經濟要求。

　　關於整合計劃與市場的國際經驗。邀請的專家有：法國前國家計劃辦公室主任米歇爾·阿爾伯特(Michel Albert)；南斯拉夫穩定委員會、政府經濟改革委員會成員亞歷山大·巴伊特(Aleksander Bajt)；美國經濟學家裏羅爾·瓊斯(Leroy Jones)，他專門研究韓國經濟，曾在韓國財政體制改革委員會工作過，這次會議沒有直接從韓國邀請專家，後面我還會談到。

　　今天，大家公認“巴山輪會議”是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轉折時刻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很多中方與會者撰寫了文章，談論自己的感受和召開這次會議的意義。根據我自己的親身經歷，在此補充幾點。

　　第一，糾正一下外界的錯誤印象，如前所述，並非世行主動提出組織這次會議。實際上，會議的組織，包括遊輪會場的選擇，都是遵照國家體改委領導指示進行的。會上安排了全體會議、小組討論，也有一對一的會談，無論哪種形式，都能進行到夜裏。在世行工作多年，我的親身體會是，討論政策問題最奏效的方式是由需求驅動，進而專為滿足主辦國的需求而策劃討論活動。在我看來，“巴山輪會議”是由需求驅動的傑出案例。

　　第二，儘管在1984年已經決意突破中央計劃體制的限制，但中國領導人對市場經濟及其運作方式缺乏瞭解，他們尤其對市場經濟中出現的盲目競爭和非指導性增長充滿顧慮，並且不可避免地想到經濟迅速增長期之後的大蕭條。“巴山輪會議”上的討論清楚地表明，宏觀經濟管理的理論與實踐已從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的自由放任政策發展到了80年代的總需求管理及宏觀經濟的積極應對政策。很多討論圍繞着通過財政、貨幣和收入政策等工具管理總需求，以間接方式管理市場經濟等議題進行。

　　第三，國家體改委領導提議召開這次會議的另一個原因，或許是1984年下半年到1985年上半年出現了嚴重的經濟過熱。如果中央大幅推進改革，很可能造成地方政府爭相增加投資項目，企業設法提高工資和獎金，結果加劇通貨膨脹壓力。因此，宏觀經濟形勢管理成為“巴山輪會議”的一個重要議題，具體包括診斷經濟過熱、使用財政和貨幣工具應對問題等。託賓、凱恩克勞斯和埃明格爾三位專家來自三個不同國家，儘管對宏觀經濟管理的見解不同，各自代表着經濟理論的不同派別，但他們一致認為，中國應該採取堅決措施應對經濟過熱問題。從這三位具有豐富宏觀管理經驗的經濟學家到熟悉發展中國家經驗的世行經濟學家(伍德和我本人)，再到東歐經濟學家布魯斯與科爾奈，在分析中國這個問題的緣由和應該採取的政策措施方面，都持有同樣的觀點。這顯然表明現代經濟學有一個核心特點，那就是它並非個人的或政治的解釋。

　　第四，“巴山輪會議”還有一份意外收穫，這份收穫很少有人談起，但在我看來，它對後續的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學理論發展都有重要意義。在“巴山輪會議”上，與會國際專家有機會與中國青年經濟工作者交流，聆聽他們對中國改革問題發表見解。凱恩克勞斯爵士對此尤為用心，他認為，這些年輕人在中國未來經濟改革中將大有作為，中國的經濟改革需要懂得現代經濟學的年輕一代。回國後，他向牛津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提議，在該中心專門為中國設立“經濟培訓項目”，培訓青年經濟學家。針對中國經濟改革的需求，他們共同設計了以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為特點的現代宏觀經濟管理課程。1986年至1994年，每年有五名至七名具備經濟學專業背景和綜合潛質並已參與改革實踐的年輕人，由國家體改委、國家計委、中國社科院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單位推薦，經世行中國代表處官員面試，在世行、聯合國開發署、福特基金會等機構的聯合資助下，到牛津大學學習現代經濟學課程，其中包括到英國政府部門、研究機構或投資銀行實習，為期一年。幾名學員隨後繼續留在牛津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該項目共為中國培訓了約50名學員，他們絕大多數學成回國，投身於中國經濟改革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巴山輪會議”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例如對於韓國這樣有代表性的發展中國家如何在市場經濟中實施經濟計劃的討論就不太深入。所以，兩年之後，世行再次應國家體改委提議，組織了一次題為“計劃與市場”的研討會。會議地點選在曼谷，目的是方便從韓國邀請高級代表團參會，時間是1987年6月。韓國代表團團長是前副總理兼韓國發展研究院(主管韓國戰略規劃事務)院長金滿堤(Kim Mhhn-Je)。有意思的是，這次會議竟讓印度代表團受益匪淺。印度代表團團長是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時任印度計委常務副主任(主任由總理兼任)，副團長是阿盧瓦利亞(Montek Singh Ahluwalia)，當時的總理經濟顧問。在會上，這兩位印度資深經濟學家被中國矢志從根本上推行經濟改革的決心所打動。20世紀90年代初，印度啓動改革計劃，總策劃人就是改任財政部部長的曼莫漢·辛格，阿盧瓦利亞是他的副手。曼莫漢·辛格後被稱為“印度改革之父”，並於2004年至2014年任印度總理。

　　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國際會議一直是中國政府官員和經濟工作者學習國際改革和發展經驗的主要途徑，會議主題則從宏觀的戰略改革問題逐漸轉移到更加具體的職能部門問題上，例如世行與國家體改委於1986年聯合召開的“金融體制改革國際研討會”和1987年的“國有企業管理和組織國際研討會”等。

　　從90年代到現在，中外經濟工作者、實踐者的交流和對話越來越多。與以往不同的是，這些活動都是由中國國內機構與不同的外國機構、以不同的層次及多種多樣的形式組織的。其中的一次重要會議是1993年6月在大連舉行的“中國宏觀經濟管理國際研討會”，也被稱為“大連會議”。這次會議給我提供了再次參與中國改革的機會，也成為我重返中國的一大契機。 

　　五、組建中金公司，助推國企和金融改革

　　1990年，我離開世行中國代表處回到世行總部，負責西非各國事務。20世紀70年代，我曾作為世行經濟學家常駐尼日利亞拉各斯。我遺憾地發現，在這之後的近20年時間裏，尼日利亞和大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生活水平不但沒有明顯改進，有些領域反而呈現倒退情形。此外，我在世行工作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外常駐，已不大習慣世行總部的文化氛圍。這一切都令我十分懷念在中國的工作。

　　1992年底，老朋友劉國光在華盛頓和我見面，我向他透露了心事，他聽後對我大加鼓勵。回國後的12月5日，他向朱鎔基副總理寫信，轉述了我對中國金融改革的想法。朱鎔基副總理在信上批示了四個字：“是件好事”。這對我無疑是莫大的鼓勵。

　　1993年3月，世行安排我去哈佛商學院參加“高層管理課程”(Advanced Management Program)。三個月的學習讓我大開眼界。尤其是瞭解到資本市場和金融機構，比如投資銀行，可以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時，我異常興奮。事實上，90年代初，中國已有不少經濟工作者在探討發展資本市場的可行性。與此同時，許多外國金融機構也正千方百計地進入中國市場。我當即萌生了重返中國的念頭，期盼着自己能在中國金融領域的迅猛發展過程中有所作為。在不少中國朋友的建議和支持下，完成哈佛商學院的管理課程之後，5月28日，我寫信給朱鎔基副總理，提出在中國設立一家合資投行的想法，並請求面談。80年代考察中國經濟時我便與朱鎔基副總理相識，後來他擔任上海市市長時，與世行代表處也有業務往來。

　　6月10日至12日，世行中國局邀請我以觀察員身份參加“大連會議”，這對我來説可謂恰逢其時，因為很可能有機會面對面地向朱鎔基副總理説明我的想法和建議。果然，會議結束前一天，我接到來自北京的通知，朱鎔基副總理同意見我。於是，我啓程前往北京。

　　6月13日，在與朱鎔基副總理的會見中，我們談到了企業重組和兼併，討論瞭如何用市場機制而不是像計劃經濟時期那樣用行政手段來推動這項工作。我們還談到了中國需要外國資本發展基礎設施，以及如何通過資本市場運作為基礎設施建設融資，談到了投行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朱鎔基副總理説，合資投行可以提高內資和外資的配置效率，有助於改善整體市場經濟中的投資決策。會見結束時，他鼓勵我試着在中國創建一家合資投行。

　　此次會見後不久，我毅然決定重返中國，幫助組建一家合資投行。我的想法得到世行總部的支持，特准我停薪留職兩年。12月17日，我向朱鎔基副總理遞交了設立一家合資投行的申請。文中説：“希望在中方的支持下，聯合外方一些機構，借鑑國際經驗，建立一個符合國際標準和慣例的投資機構。這個機構不僅可以在國際上募集鉅額資金，更可以推動和幫助國有企業改革，為國家金融改革和人才培育做出示範。”這份申請由中國人民銀行陳元副行長轉呈。

　　改革試點想取得成功，中外機構能否有效合作至關重要。因此，在公司的股權設計方面，我們決定中外雙方各持股50%，這樣不會一方獨大。在數月的斟酌以及多方、多輪談判後，摩根士丹利最終成為外方大股東，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和香港名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為外方小股東。中方大股東是中國建設銀行，小股東是財政部與經貿委下屬的中國經濟技術投資擔保公司。經過近兩年繁複的籌備、多輪的複雜磋商，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CICC，簡稱“中金公司”)終於在1995年6月25日得到中國人民銀行的批准，獲得中國首份中外合資投行營業執照。

　　成立至今，中金公司無疑取得了成功。作為發起人之一，我為自己當年在哈佛課堂上萌生的念頭和隨後的決定深感欣慰。我在投行領域毫無實踐經驗，在這之前的職業生涯也從未涉足商業企業。中金公司成立後，我的作用不再明顯。擔任首任總裁僅幾個月後，世行特准我兩年的停薪留職期限也到了，我完成了重返中國的使命，於1996年1月返回世行，直接到新德里，主管世行印度業務。

　　中金公司創業的功績主要得益於首任董事長王岐山領導下的中方管理團隊，他們的共同努力為公司後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為獲得頂級國際投行技術，公司起初三年全權委託摩根士丹利進行業務管理(後延至五年)，這在當時是個大膽的舉措。事實證明，這一安排對實現徹底轉讓投行管理實務和技術是完全必要的。為確保公司長足發展，在合規、風險管理、員工薪酬和激勵等方面，中金公司採取了符合最先進國際慣例的市場化做法。

　　回顧這一歷程，作為改革試點的中金公司可以説是中國金融改革中的一次思想對外開放。當時的中國正致力於建立符合市場經濟的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體系，投行是新生事物，更何況這是一家中外合資投行。中金公司在國企改革中也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大大提升了國有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融資的能力，還培養了一大批投行專家，成為中國投行界的“黃埔軍校”。從成立到現在，中金公司有千餘名員工到海內外其他金融機構工作，公司早期管理團隊成員均成為中國主要金融機構的高管。由此可見，中金公司在申請成立文件中描述的願景已經基本實現。

　　如前所述，鄧小平曾在20世紀70年代末號召“虛心學習外國一切先進的東西，學習和借鑑外國的管理經驗和先進技術”。中金公司的創立和發展很好地體現了這一精神。在2005年的“中金論壇”上，首任董事長在論及中金公司的發展歷程時總結道：“改革開放激發的經濟社會的巨大發展對資本市場提出了要求，中金公司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應運而生。中金公司既體現了中國資本市場運作過程中的組織創新，也體現了它的制度創新。中金公司起到了試點、探索和‘帶頭羊’的作用”。 

　　六、新世紀的理念和思想引進

　　2002年，我從世行退休。彼時，中國經濟改革已經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也面臨新的挑戰。吳敬璉等幾位老朋友積極鼓動我繼續為中國做些政策研究，像以前一樣，引介經濟發展的國際經驗和前沿經濟思想，我欣然答應。非營利、非政府、非機構化的“中國經濟研究和諮詢項目”(China Economic Research and Advisory Program)就這樣誕生了。

　　項目研究的工作由一個顧問小組指導，顧問們都是當年與我共事過的經濟學家。他們的作用是確定研究課題，確保研究內容與中國優先考慮的經濟發展問題相關。課題確定後，我們根據實際需要，邀請一組相關領域的國內外最著名的專家組成研究團隊。研究方式是：中方專家介紹相關情況，外方專家介紹相關國際經驗，雙方並肩工作，共同完成課題報告。該項目旨在通過研究中國經濟問題，促進中外學者、官員之間的交流，從國際視角為中國經濟政策的制定提供建議；通過與國外知名經濟學家和研究人員合作，提高中國經濟學者、研究機構及其人員的經濟政策分析、研究能力。

　　在中金公司董事、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鄭國枰的積極推動下，項目的前期課題研究主要由新加坡政府資助。後期研究工作則主要由北京凱恩克勞斯經濟研究基金會提供資金和行政支持。這個基金會是“巴山輪會議”之後牛津大學“經濟培訓項目”的產物，是該培訓項目師生為紀念凱恩克勞斯爵士發起成立的，宗旨與我們的研究項目恰好一致。

　　“中國經濟研究和諮詢項目”的首個研究課題“中國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是在全體顧問一致建議下啓動的。2004年10月，課題報告《中國的社會保障改革：問題及對策選擇》完成。報告及政策建議提交到國務院後，課題組受到温家寶總理的親切接見。接見會上，大家一致認為，下一個課題應研究“中國與世界經濟的關係”。2006年6月，這一課題的報告《中國與全球經濟：面臨的問題和選擇》完成。在項目顧問的提議下，我們隨後着手研究中國城市化問題，《中國的城市化：面臨的政策問題和選擇》課題報告於2007年5月遞交到中財辦。

　　各項研究成果適時地以不同方式得到推廣，達到了預期目的。此後幾年，中財辦的關切成了我們的研究方向，項目顧問鼎力支持據此確定的研究課題。例如為制定“十二五”規劃，受中財辦和國家發改委聯合委託，項目組開展了中國中長期經濟發展問題研究，30餘名中外著名專家參與，聽取了眾多專家學者和政府官員的意見，2010年春節前完成了課題報告《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和轉型：國際視角的思考與建議》，並於2011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該報告還榮獲2016年度第十七屆“孫冶方經濟科學著作獎”。2011年至2012年，我們繼續開展了在新時期進一步深化中國經濟改革的研究……

　　當前，中國經濟學無疑早已結束遊離於世界之外的狀態，理論和實踐上都步入了現代經濟學的主流行列。這應該被看作是中國在經歷曲折之後恢復正常狀態。

　　這裏有必要區分改革和開放。經濟改革並不是一種新的提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中央計劃經濟的弊端就已經逐漸顯現，蘇聯、東歐國家和中國都做了種種努力，試圖克服這種弊端。與此相對照，40年前中國對全球經濟和外國思想制度的開放卻是一項意義深遠的舉措，它扭轉了幾個世紀以來的“閉關鎖國”政策。

　　歷史上，中國曾經是一個開放和具有技術創新活力的國家。唐宋時期，在600多年的時間裏，中國在藝術、文學、科學和經濟技術等領域都是最具創造力的。在這個時期，中國社會也是世界上最富有文化和技術能力的社會，經濟發達，技術先進。可是，14世紀之後，中國沒能通過自身的技術變革和對國外先進技術的有效利用來保持經濟增長。實際上，在20世紀後期之前的500多年裏，中國拒絕並抵制外國的思想和制度，自明朝後期以來，變成了一個以內向型為主導的經濟體。1800年前後，歐洲大部分國家在技術上超越中國。在接下來的150年裏，這種差距日漸擴大。1850年前後，日本經濟與中國經濟大約處在勢均力敵的發展階段，但100年以後，日本已經把中國遠遠地甩在了後面。20世紀中期，中國和印度(另一個歷史上發達而現代經濟落後的國家)位於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列。

　　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鄧小平和其他中國領導人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啓了改革開放的歷程。當時，既沒有任何國家從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成功經驗可資借鑑，也沒有轉型的宏偉藍圖作為引導。因此，這樣一種改革面臨着巨大的風險和挑戰，對經濟、政治和社會穩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所有試圖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在轉型過程中都遭受了經濟重創，大部分東歐和中亞國家經歷的經濟衰退甚至比20世紀30年代早期的“大蕭條”更嚴重和持久。中國是唯一一個在改革過程中能夠取得持續和快速增長的國家，在這個意義上説，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人類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成就。

　　中國領導人和經濟工作者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展現了過人的勇氣和遠見，他們吸收國外新的經濟理論和經驗，根據中國國情將之轉化並應用於實踐。在沒有任何成功經驗可以借鑑的情況下，他們採取了“摸着石頭過河”的策略和“試錯”的方法，這一點最明顯地體現了他們的遠見卓識。幾乎沒有任何國家的領導者能夠如此成功和明智地把國外新的經濟思想轉換為如此具有歷史意義的經濟政策。

　　在中國過去40年的改革過程中，國外新的經濟思想、發展理念、國際經驗和教訓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天，為了全面建成經濟更加發展、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的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乘勢而上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第二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中國正在繼續深化改革。在這一過程中，依然有很多國際經驗和教訓值得中國學習和汲取。同樣，也有許多國家能從中國40年的改革開放中學到經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及其經驗教訓已經成為當前世界經濟增長和發展思想的重要元素。

　　在這40年裏，我以國際組織官員和經濟學者的角色，經歷和觀察了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過程，較為完整地參與了這一過程中的思想開放，這是我職業生涯中極為重要的一段經歷，也將成為我人生中難忘的記憶，我感到無比榮幸。從個人角度來説，作為一名海外華人蔘與和體驗這一過程，我覺得意義尤為不同。

    （作者簡介：林重庚，英國籍，世界銀行駐華代表處首任首席代表，中國首家中外合資投資銀行——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首任總裁）

　　(本文收錄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編《見證重大改革決策——改革親歷者口述歷史》，該書即將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2008年6月，林重庚應邀為《中國經濟50人看三十年——回顧與分析》(吳敬璉等主編，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年)作序，為此接受了蘇國利等人的專訪。在此基礎上，2018年3月，蘇國利、吳素萍進一步專訪林重庚，修改整理成本文。

　　①中國在1945年即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創始成員國，1949年後席位一直被台灣當局佔據，直至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1971年至198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與中國均無業務往來。

　　②麥克納馬拉晚年經常提起，通過1980年那次與中國領導人的簡短會晤，他堅信，中國不僅把世行當作資金來源，而且要充分利用世行席位帶來的所有機會。

　　③《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頁。

　　④張樹軍：《小平在1978》，《南方人物週刊》2004年第14期。

　　⑤張樹軍：《小平在1978》，《南方人物週刊》2004年第14期。

　　⑥這段時間，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趙人偉(後任經濟所所長)大量參與接待外國經濟學家的活動。1979年布魯斯來華講學期間，他全程陪同；1980年世行第一個經濟考察團考察期間，他是中方工作組成員；1985年，他是“巴山輪會議”與會人員。林重庚沒能親身經歷的一些情況，均通過趙人偉得知。

　　⑦在世行首批中國工作團隊裏，主管經濟學家是伍德(Adrian Wood)。從1981年到1985年的兩次經濟考察報告，從1982年的“莫干山會議”到1985年的“巴山輪會議”，伍德一直與林重庚並肩工作。1985年，伍德離開世行，回到英國，在牛津大學任經濟學教授，現已退休，仍然堅持從事中國經濟研究。

　　⑧薛暮橋、劉卓甫、廖季立在1982年8月10日關於“莫干山會議”的報告中介紹了相關情況。參見《薛暮橋文集》第9卷，中國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268—2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