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亂：一場19世紀的光棍戰爭_風聞

作者：魯大師

編輯：戴老闆/楚團長

聽聞《寄生蟲》在戛納替韓國電影拿到“世界冠軍”的一瞬，筆者想起的是去年與“金棕櫚獎”擦肩而過的另一束鄰國之光——《燃燒》。在那部懸念叢生、隱喻遍地的劇情片裏，八年磨一劍的導演李滄東把他的鏡頭對準了以往鮮遭涉及的一樁現實議題：底層青年的性匱乏。

讓我們先來了解下《燃燒》裏那段別開生面的三角畸戀。

李滄東《燃燒》2018年，奉俊昊《寄生蟲》2019年

主人公韓國青年李鍾秀獨自生活在父親留在鄉下的老屋裏，他的偶像是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但他的工作卻是上街扛大包。李鍾秀雖説餓不死，但直到他與突然遇到的小學同學申海美髮生關係後，才忽然發現自己一直以來都很缺女人。

申海美是那種毫不吝惜以色相來換取富足的女孩，她的職業技能是在街上舉牌子，牌子舉累了，她便切換到“窮遊”模式：先用身體來養靈魂，再用靈魂來説服身體。用直男癌的話講，申海美“有錢就能泡”，但問題就在於，李鍾秀沒錢。

一次非洲之旅過後，申海美帶回了李鍾秀難以競爭的情敵——貼心又多金的Ben。生性敏鋭的李鍾秀，很快就從自言工作是“遊手好閒”的Ben身上嗅到了另外的危險氣息，拋開嫉妒心，他也無法相信這個突然出現的神秘男人會認真對待海美。

李鍾秀無法證明的預感是對的。對Ben來説，海美不過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獵物，且隨處可見。Ben幾乎玩膩了這種感情遊戲，只有將每個短暫交往的女孩騙到家中秘密殺害，才能滿足他日漸瘋長的變態需要。

《燃燒》最悲哀之處就在於李鍾秀早已洞悉一切，卻苦於缺少讓受害者相信自己的籌碼，因而無法阻止悲劇的發生。他所能做的，似乎只是在申海美失聯後不斷地徘徊在那條尋找她的路上，神經質地頑抗那道“永失吾愛”的宿命。

海美是小鎮青年鍾秀可望難及的心上人，但在富二代Ben那裏，海美只是一件無聊消遣的工具，就像亟待燒燬的塑料大棚一般廉價，這引出了一道比“弱肉強食”更殘酷的邏輯：富人不是搶了窮人的糧食吃掉，而是搶了窮人的糧食扔掉。

在無產者李鍾秀那裏，最大的生存困境不是“餓肚子”，而是“填飽了”之後的呆板與無趣。在這場堅實的階級衝突個案中，比匱乏更讓人難以忍受的是匱乏感，為了消除這種匱乏感，李鍾秀最終選擇了對Ben揮刀相向。

用“性”來充當社會議案的註腳，或許不是最深刻的，卻一定是最直觀乃至最赤裸的。

01.  慾念

讓眾多男性沒有妻子不只是不平等，而是危險。

 ——〔美〕羅伯特·賴特《道德動物》

伴隨着響徹骨髓的森然詩意，《燃燒》觸及的是人類社會結構的一種恆常真相，在精神崩潰後面動了殺機的李鍾秀，作案動機與其説是慾壑難填，不如説是作為“人”的基本需求難以滿足。

如果“性”也可看作一種資源，李鍾秀與Ben在資源佔有上的懸殊對比亦可視作馬太效應的極端化。李滄東對“也許我們現在就生活在Ben的世界”的警惕，頂層邏輯恰與人類學家的新發現不謀而合——資源稀缺性和獲得這些稀缺資源的不平等性，是各種紛爭的核心因素。

藝術家的焦慮在現實中不乏數據支持。國家統計局官網今年1月份顯示：截至2018年年末，大陸男性人口為71351萬人，女性人口為68187萬人，總人口性別比為104.64：100（男：女），而正常值是100:100（男：女），差異由社會年齡結構、死亡結構和跨國流動性等因素造成。

現階段大陸男性比女性多出的3164萬是根據總人口得出的，而新生兒性別比的失衡，還在總人口性別比之上。雖然自2006年以來，我國出生人口的高性別比在政府的不斷努力下呈現逐步放緩的趨勢，失衡比例已經連續12年下落，但男性人口相對過剩仍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比例失衡的溢出效應，必將對正常的婚配市場造成衝擊，那些收入微薄、文化水平低下、家庭條件較差的男性，極有可能在未來長期落單，更遑論去結婚生子、組建家庭了。

在“門當户對”與“男高女低”的婚嫁模型之下，人類學家狄克曼（Mildred Dickermann）提出過三條定律：一，顯赫之家難嫁女兒；二，中產之家易為子女安排婚姻，無須顧慮地位受損；三，底層之家根本無法為兒子找到妻子。

擠壓的結果若投射到15-35歲的男性族羣，在電影裏，是李鍾秀揮向Ben的白刃與烈焰；在現實中，則是相關學者所言的高犯罪率、社會動盪甚至戰爭危機。

在《光棍危機：亞洲男性人口過剩的安全啓示》一書中，人類學家瓦萊麗· 赫德森（Valerie M.Hudson）與安德莉亞· 鄧波爾（Andrea M.denBoer）便將19世紀中葉爆發於清帝國統治之下的那場“捻亂”，作為探討性別失衡導致社會暴力的案例典型。

在喜好劫掠的捻軍與逼上梁山的“鍾秀”之間，究竟存在怎樣的等式與化學反應，這無疑是於當下社會仍具借鑑意義的一件命題。

02.  洗劫

男人之中的長期競爭環境最終可能是造成強烈需要剩餘資源——而不只是生存——的重要原因。

 ——〔加〕威爾遜，達利《競爭、冒險與暴力》

起於淮北，波及皖、豫、鄂、魯、蘇、陝、晉、冀等省18年之久的捻軍運動（1851-1868）與太平天國運動（1850-1864）處於同一時期，二者的關係既是平行與交叉的，又是重疊與延續的。在其合力之下，帝國分解為一個個地域單位，並隨着辛亥革命的爆發而滑入軍閥混戰的深淵。

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為代表的中興名臣“剿發（太平軍）捻（捻軍）”的過程，因對戰雙方均存在不加節制的血腥拉鋸，基本可以歸納為一個“滅霸打響指”的故事。

這兩場相鄰叛亂造成的7000萬的人口鋭減，竟相當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球死亡人口的總和，難怪歷史學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會用“世界上最具災難性的內戰”來形容19世紀中葉清廷治下的舉義行徑。對當時中國的4億人口來説，這兩場災禍是一劑馬爾薩斯式的中和藥。

儘管人口鋭減改善了倖存者的基本生活，但從故事中看出事故、從記錄中考據殘忍、從平復中丈量代價，才是人之為人的悲憫底色。

在對“捻亂”進行回顧的時候，複雜的不是戰爭經過，而是對捻軍的定性，後者至少涉及兩點重要倫理：一，被傳頌的是壯士還是魔鬼？二，悲劇是否能從根本上避免？不誇張地説，意識形態在“捻亂”定性上的爭奪，激烈程度絲毫不亞於這場戰爭本身。

“捻”在皖北方言中是“一股”“一夥”的意思，“捻子”用於形容聚而不散的團體，其活動特點“出則為捻，居則為民”翻譯成時下的話便是猥瑣發育、堅決不浪。

無論將“捻黨”定義為失學惡少與無業奸民組成的烏合之眾，還是把其籠統歸入農民戰爭的沿革序列，論調一旦沾上階級意識，便無助於後人清晰認知這支本以劫掠為業，後在華中與華北進行大規模軍事活動的武裝集團。

騎馬持矛者為捻軍復原形象

民國湖北省志提到捻軍，仍側重於他們是“民”，“豫南汝寧、光州、南陽諸地，民風狂悍，地方無賴結為土黨，劫掠勒索，人稱捻子”。漢學家易勞逸（Lioyd E.Eastman）則判定捻軍屬於“兵匪”——沒有養活自己的土地和技能，卻懂得怎麼用好手中的槍。

“以習武強身始，以叛亂奪權終”的兵匪是鄉土中國在季節性土匪（情勢所迫）與全職匪幫（天性兇殘）之外的暴力元素，主要由光棍、走私者、強盜這三類屬性重疊的年輕男子組成。捻軍最盛時有20萬光棍，活躍於皖、豫、鄂、魯、蘇五省，在安徽巡撫1862年的奏報中，淮北的捻軍碉堡至少有2000個，每處均有1000-3000個居民，控制了200-600萬人。

漢學泰斗孔飛力（Philip Kuhn）與裴宜理（Elizabeth Perry）都將捻軍視為地方軍事力量的變種，認為其已從清政府那裏獲得了某種程度的自治，從事各種犯罪活動，並在太平軍叛亂所導致的政治崩潰中進一步發展成公開反叛。

換句話説，捻軍不是烏合之眾，也非散兵遊勇，它是有組織的。且不是臨時組織，而是長期組織。如此一來，既符合了“一莊有捻一莊安，一族有捻一族幸，莊有捻則外捻不入”的相關記載，又解釋了捻軍在起事之初便具備的強勁的組織力與戰鬥力。

真實歷史中的捻首，大都有圩寨、梟匪與宗族勢力作為背景，要槍有槍，要地有地。這些覬覦權力的野心家，在察覺到王朝虛弱帶來的可乘之機後，迅速以武力作出回應。其退有劫掠之心，進有割據之意，並非皆是階級史觀炮製的那種苦大仇深、苗紅根正的英模人設。

有趣的是，上世紀20年代末，南京政府為同樣起於南粵、對抗清廷的太平軍頒佈文件，勒令知識界停止對其“妖魔化”的彼時，卻對捻軍未加理睬。由此可見，“捻亂”只是一次李自成、張獻忠式的舊式暴亂，與烏托邦主義的太平天國相比，它甚至連一個“在日後的歲月中塑造或改變中國的新力量”的軀殼都不存在。

這場戰爭的整體經過並不複雜，以首義領袖張樂行身死為界分成兩個階段，前期（1851-1863）以運動戰為主，總指揮是張樂行；後期（1863-1868）以游擊戰為主，首領則是賴文光與張宗禹。

1855年秋，趁太平軍將清廷攪得焦頭爛額之際，張樂行在盤踞已久的老巢——淮北亳州雉河集（今安徽渦陽）召開了一場聚義大會，各路捻軍以五種顏色的旗幟統一編制，張樂行領黃旗、龔得（龔得樹、龔瞎子）領白旗、侯士維領紅旗、韓老萬（韓奇峯）領藍旗、蘇天福領黑旗，在五位總旗主之下還有不計其數的分旗主。

僅從捻軍這次會盟來看，態勢似乎更接近武俠小説中的嘯聚情節，與“組織嚴密、架構清晰”是完全扯不上邊的，至於“建元改制”的名目，亦不過是徹頭徹尾的鬧劇。捻軍內部始終無法健全的指揮體系，無疑是比“清妖”更致命的敵人。

但至少在與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聯合作戰的前期，縱橫皖北、豫南、蘇北等地的捻子還未顯露頹勢，而捻首張樂行雖然接受了太平天國“沃王”的加封，他麾下的部署對洪秀全卻是“聽封不聽調”，仍保持着他起事前私人武裝的屬性。

張的家鄉亳州既是民性彪悍的“三不管”地區，又是淮鹽與盧鹽交界處，販私鹽活動猖獗。張樂行本人即是當地販私鹽的保鏢首領“鹽趟主”，手下保運私鹽的隊伍常年縱橫鄉里，好勇鬥狠、射術精準，號稱“十八槍手”。

讓這些人去組織日常工作，“兵、匪”“團、捻”的判別便要發生轉化位移，什麼劫掠商鋪、販賣私鹽、勒索贖金、焚燒寺廟，自是家常便飯。即便捻眾一開始的“裝旗、磨彎、打捎”（打糧行為）是飢寒所迫，後面嚐到甜頭的流寇作風就直讓人洗無可洗！

可輪到清算“革命成果”或“造反劣跡”的時候，卻又是一筆無盡的糊塗賬。一方面，捻軍是社會下層被鎮壓的對象，在庇佑“正統”的文字記載中，其形象不是面目模糊，便是面目全非；另一方面，階級史觀指導下的流水賬材料基本只顯示清廷戰損，敍事混亂不説，邀功筆法更是層出不窮，讓人難以採信。

但毋庸贅言的事實是，捻軍的確嚴重威脅到了時局的安定，並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令包括湘淮軍在內的正規軍精鋭束手無策。“捻亂”的潘多拉魔盒究竟是怎麼打開的，又是為什麼合不上的，這當然是個問題？

03.  魔盒

父母以為沒有女嬰，他們的收入和安全性就會增加，但長期來看，反而造成了年輕男性的過剩，徒然為盜匪集團增加新血。

——〔美〕李丹《理解農民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的案例研究》

弄清“捻亂”的成因就像搞清楚所有歷史真相一樣複雜，按照清史大V譚伯牛的觀點，歷史有兩個組成部分，一個是歷史事實，一個是歷史真相。

好比A一刀捅死了B，它無論是發生在十年前、百年前還是千年前，後人都可以把事實弄清楚。但A為什麼要捅死B，這樁具體的謀殺之間跟當時的時代是一種什麼關係，一旦涉及“真相”，麻煩就接踵而至。因為真相其實是一面鏡子，只從鏡子裏尋找歷史，大概率看到的都是自己。

首先來看湘軍領袖胡林翼的觀點，這位平叛者對捻軍的分析，竟部分具備着與國內的馬克思主義史家相一致的“坦誠”——胡認為“捻亂”的觸發因素是腐敗，而先決條件則是莠民，後者早有反意，缺的只是煽動叛亂的契機。

孔飛力則意見不同，他敏鋭地指出，雖然清政府的官僚政治毫不在意將自身那漫不經心的剝削與轄區的天災相互摻合，但將災難誘因片面歸於“道德”是標準的儒家做派，沒有跡象表明19世紀皖北地方官吏的腐敗程度遠超以往，以至於單獨構成了社會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

雖説19世紀上半葉的淮北平均3-4年便會經歷一次洪澇或乾旱，可在自然災害與揭竿而起之間，階級史觀業已蓋棺的“定論”明顯遺漏了幾道重要環節：比如人口給資源帶來的壓力、失衡的人口性別比例以及膨脹人口的具體生存狀態，以上或許才是“捻匪”愈發難以忍受現實政治的關鍵。

人口壓力問題中的關鍵因素就是人口與可耕地的比率。在19世紀40年代，一種剝削性的土地佔有關係使得階級衝突進一步撕下了血緣關係的面紗。

在河南東部和安徽、江蘇北部的淮北沖積平原，傳統農業始終佔據着主導地位，人多地少的局面加劇了財產所有者分家後的沒落速度，其後代多淪為債務人與佃農。在裴宜理的研究中，皖北易遭洪水的“生態脆弱性”是導致該地劫掠風氣及缺乏嚴格而持久的社會分層的主要因素。

結合羅威廉（William T.Rowe）對——捻亂重災區——湖北麻城展開的跨度長達七個世紀的系統觀察，農業人身奴役及精英對勞動力成家生子的控制至少是樁明代遺留問題。明中期的地方官曾通過激進的税收改革緩解“富者田多税少、貧者傾家蕩產”的土地兼併趨勢，但直到1927年，一種隱蔽而堅硬的農業奴隸制仍在當地存在。

奴僕制度對底層男性結婚率及生育權的強行控制，不僅造成了光棍現象的常態，還嚴重影響了居民的性別選擇——淮北農民的應對方式是殺女嬰，保留男孩。考慮到當地並非一個拓荒者及男性旅居者為主的社會，19世紀它那129:100（男：女）的總人口比例無疑是長期溺殺女嬰的明證。

淮北地區形成重男輕女的極端局面，問題不全在封建心態，根本上是由勞力密集的農耕經濟決定的，一份來自公元9世紀巴黎聖日耳曼-德普萊農村的税收記錄顯示：可耕地面積與性別比例關聯甚密，耕地越多產量越高的農場，性別比例越正常；耕地面積與產量若不足（捻軍起源地就是），性別比例就會呈現男多女少。

在捻源地，單一的經濟體系決定了農耕弱的女性不會是財富的主要生產者；脆弱的生態體系決定了戰力弱的女性難在財富的保存與掠奪上起到關鍵作用；固化的階級體系使得出生人口比亦向男性傾斜，以上三點均導致女嬰被溺殺。

招致“捻亂”的惡性循環就這樣令人窒息地開啓，殺女嬰造成的男性人口過剩，不僅是社會不安的因，也是社會不安的果。美國漢學家伯頓·沃森（Burton Watson）認為，正是那些人數眾多且無家庭紐帶的男性羣體，以及他們獨特的暴力行為傾向，共同構成了帝制晚期和民國時期的“光棍亞文化”。

淮北地區這個環環相扣、相互影響、以“人口激增”與“耕地縮減”為變量的邏輯鏈條可作如下表示：

經濟結構——奴僕制度——生態災變——性別選擇——光棍危機——捻軍起義

量產的光棍無疑充當了日後動亂的主力，且動機堅實。根據歷史學家大衞·歐恩比（David Ownby）的觀察，“窮人的結婚年齡往後推了6年，25%的男人根本無法成家……在中國人的眼中，未婚男人不算是真正的成年人”，在“反抗的男性氣概”的催化之下，無法滿足女性期待的男人只好採取“更激烈的行為來證明自己是個男人”。

光棍比其他男性更可能投入包括身體侵害、吸毒酗酒、搶劫、性犯罪在內的淫亂與暴力活動，底層光棍在生理上比中產光棍更具侵略性與暴力性。聖約翰大學教授西奧多·坎伯（Theodore D.Kemper）亦曾強調，社會地位低下的未婚男性幾乎沒有機會掌握重要位置或引人關注，只得鋌而走險地謀求轟動效應。

嚴重的性壓抑讓捻軍變得暴戾，他們跨越家鄉山界後便會縱情發泄、為所欲為，因此只會招致受害地區民眾的恐懼、敵意與怨恨，而非愛戴、追隨與投靠。

《投名狀》中別開生面的晚清戰爭場面

迄今為止，大銀幕上對這一歷史時期還原最佳的電影，還是香港導演陳可辛2007年公映的那部《投名狀》。在電影的開篇，有膀子力氣的趙二虎（劉德華飾）與姜武陽（金城武飾）帶着一眾光棍伏擊了一支行軍中的“長毛”，雖然太平軍不是捻軍，但以上情節已經足夠表現底層民眾對那類所謂的“農民起義軍”的真實態度。

另一個角度去看，趙姜二人拉扯起的那批人馬本身就有“入捻”的潛質，即便是他們被龐青雲（李連杰飾）的勇營收編為清軍，動員大會上喊出的口號一下子就暴露了人性底色——“進舒城，搶錢、搶糧、搶地盤。”

這處細節尤為值得一提，在電影的原版台詞中，“山字營”那800多號光棍喊的是——“進舒城，搶錢、搶糧、搶娘們！”

04.  傾覆

他們（底層男性）可憐的社會經濟處境和對後代的期望使得他們長年熱衷於侵略擴張和軍事叛亂，或許希望能借此取得較高的社會地位。

——〔美〕詹姆斯·伯恩《前工業化國家的親代投資與精英家庭結構》

淮北是中國曆代軍人的兵源地，那裏的光棍通常選擇兩個“活法”：從軍或外出務工。當他們從軍中退伍，因缺乏生存技能而淪為乞丐、遊民或廉價勞工便會是大概率事件。在鴉片貿易破壞了農業中國財政平衡的19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不斷對傳統倫理進行衝撞，底層難民藉助非法途徑尋求依附，愈發成為常態。

地方安全程度的下降，倒逼鄉村以修建圍牆和興辦團練構築防禦體系，從邊界到內陸，越來越多的人捲入準軍事行動。隨着以村社、宗族為基礎的團練單位的激增，淮北逐漸成為一個“高度軍事化、遍地堡壘、集體暴力長期存在”的非常之地。

曾國藩與胡林翼是最早嘗試用“政府授權、精英主導”的方針來收編那些準軍事組織的明眼人，他們一致發現，户籍整理制度（保甲）的強制程度和地方軍事化（團練）的密集程度雙高的地方，一個負責本地防禦的複合組織在“正統”與“異端”上，並無共同而明確的政治傾向。

換句話説，這些已經成型的地方勢力，將來是敵人還是下屬，全看自己去不去爭取。除了地方主義盛產的“忠君”意識站在曾胡這邊，在形式上將他們全面納入官僚體制，實際也是給這些經濟困窘的家庭開了一條出路，此所謂“集一鄉有用之貲財，養一鄉難馴之壯丁，即以定一鄉不測之禍患”。

而對於難以拉攏或者性價比低的異端氏族，則堅決就地消滅。

捻匪正是這種“異端”，一點重要的常識在於：營圩建壘的前期捻軍在規模掠奪之前，其實是以不離開定居地的防衞與自保活動為主的，聯結他們的紐帶，在下是“人慾”，在上則是“宗族”。

1857年末六安那場“劉餓狼事變”，無疑是宗族問題從幕後到台前的一次亮相。“餓狼”劉永敬與“小白龍”劉天台是兩名藍旗旗主，他們入捻後迅速在家鄉蓋起獨立王國，反對南下聯合太平軍作戰。在張樂行的授意下，龔得處死了二人，卻無法阻止大批捻眾自此脱離了張的隊伍。

問題不在於集團內部受“狹隘的政治眼光、鬆散的組織紀律、容易滿足的經濟慾望”的影響，而是捻軍本身就是無數宗族武裝、村社團練、圩寨兵匪的結合體，對於相當一部分每天都在思考“革命為了啥”的光棍們來説，領頭人都説回“高老莊”，“西天”自然是不必去了，畢竟實現“極樂”的辦法不是隻有金鑾殿，還有女兒身。

“一個人的名字也許會起錯，但外號絕不會叫錯”，古龍這話套在“劉餓狼”身上是合適的。有人説他叫“餓狼”是因為好色，“搶人拿人的，見了女人就不行”；還有人説是因為嗜殺，“劉餓狼的心腹山貓，與他是同族，因弄了幾個女人，不願幹（捻子）了，餓狼就把他殺掉”。

在曾被捻軍俘虜80多天的柳堂的回憶中，入捻者與其他百姓的生活界限分明，通婚存在困難，捻軍外出劫掠時，姦淫婦女確為慣常現象。

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剿捻“的馬隊在雨夜和霜風中銜枚疾進的時候，柔軟的牀幃變成了張樂行等人新的戰場。對感官之慾的集中兑現，嚴重地透支着“義軍領袖”們的身體、道德，以及“鍛造一個新世界”的理想。他們每一次的輕攏霓裳都在消解這場革命的嚴肅性，伴隨着“香囊暗解、羅帶輕分”的嫺熟動作，“江山變色”的福音亦在遭遇不可逆的喪失。

與此同時，張樂行那些“零存整取”的部眾，正陷在淮南山區裏惶惶不可終日。光棍們參加革命的唯一收穫，或許是手中多了一杆同樣光禿禿的利刃，它能刺穿胸腹，亦會引來刀鍘。

“有槍的人總是先死”——這無疑是個無比認真的玩笑！

然而，總旗主死後“捻亂”不僅未平，還在原太平天國遵王賴文光的領導下掀起過更大的高潮。天京失守（1864年7月）前夕，曾與捻軍協同作戰的賴文光在豫南將張宗禹（張樂行族侄）的捻軍殘部與己部進行整編，以“誓同生死，萬苦不辭”的口號繼續着抗清事業。

相對於賴文光領導下“易步為騎”的後期捻軍，以村社為單位固守圩寨的前期捻軍實際更好撲滅，前期鬥爭之所以存續時間更長，只是因為清廷在太平天國戰爭中焦頭爛額、無暇他顧。

1955年由鄭君裏與孫瑜聯合執導的黑白電影《宋景詩》，寫意地展現過捻軍被山東知府潘駿文概況過的戰術分野——“蓋昔日之捻，裝旗有時，眾皆烏合；今則飄忽無定，習於鬥爭。昔日之捻，多屬徒行，又鮮火器；今則熟於騎戰，且多洋槍。昔日之捻，尚亦鄉井，飽掠則歸；今則不據巢穴，流竄靡已。”

《宋景詩》正式海報 保加利亞，1955年

捻軍後期放棄根據地、變兵團戰為游擊戰的做法為自己贏得了戰略上的主動權，再加上吸納了太平軍的戰術經驗與先進裝備，表面上還是烏合之眾，實際上已經鳥槍換炮、不容輕視。

周世澄《淮軍平捻記》與葛士達《剿捻十議》中這樣概述捻軍“千里急行設伏殲敵”的用兵方針：“捻軍以善走為長技，以避兵為老謀，既不據城，又不守寨，賊走於前，兵尾於後，終歲不得數遇”；“而此截彼竄，橫行側出，賊路不窮，我力必有時而窮，迨日久追逐疲憊，為賊所乘，往往一蹶不振。”

久經沙場的蒙古親王僧格林沁便栽在這份“一蹶不振”之下。

1865年5月，急於復仇而日夜尾追捻軍，被繞得人困馬乏到“手疲不能舉繮索”的僧王，于山東菏澤西北部的高莊集中了捻軍主力的埋伏。7000多清軍精騎陷於深壕高塹，被手持長兵器的捻軍步卒剁成肉泥。

僧格林沁，這位曾於大沽口和八里橋抵禦外侮的“國之柱石”，在麥田裏被一個名為張皮綆的捻軍小兵斬殺，時年55歲。

朝野譁然一片，剛剛裁撤湘軍的曾國藩不得不擔任剿捻總指揮，他一改僧王“狂奔窮追”的做派，設定出“重點設防”“佈置河防”“查圩”等方針：一在安徽臨淮、山東濟寧、河南周家口與江蘇徐州等地設置戰區；二在大河沿線建立由點到線的封鎖線；三效仿胡林翼在湖北麻城嚴格實施的保甲策略，堅壁清野，推行連坐。

打臉的是，賴文光的捻軍很快就突破了清軍的防禦圈，在魯、豫等地鬧出了革命的新形勢。在“縻餉兩年、匪勢益張”的聲討之中，曾國藩走下神壇，李鴻章的淮軍接過時運。

然而，“禍兮、福之所倚”，此一節未嘗不在曾國藩的心願單上。

即便“白髮捻回”在帝國版圖上狼奔豕突，清廷關心的仍是平衡機制被“興辦團練、招募鄉勇”打破後，地方精英對於中央權力的僭越。曾國藩此刻將指揮棒交到學生李鴻章手裏，與其説是對“剿捻”力不從心，毋寧説是接受了“功高蓋主不得好死”的歷史教訓——憂讒畏譏並非怯弱，功成身退才是本事。

趁着清軍換帥，驕縱漸生的捻軍為聯合“西北迴亂”，自己搞了個分兵計劃：賴文光部留在中原，此為東捻；張宗禹部前進甘陝，此為西捻。後世回顧東捻的敗北，常會提到“捻軍分兵”、“1867年初的尹隆河大捷”、“洋槍隊加入剿捻”這幾個重要節點，卻並未提煉出捻軍走向滑鐵盧的真正要素。

人們只看到了曾國藩一期剿捻的“失敗”與李鴻章的二期剿捻的“成功”，忽略的卻是李鴻章完全繼承了前者制定的圍堵方略，也忽略了時間才是這場持久戰的最大變量。不過對曾國藩來説，能從“功高蓋主”的加急單上把自己的名字抹掉，遠比“出師必捷”的虛名要緊得多。

小人書裏的捻軍故事

後面的戰事對清廷來説，就像代練玩家在遊戲裏消滅電腦人一樣按部就班。1868年1月，最後一支東捻被淮軍吳毓蘭部團滅，賴文光被押至揚州凌遲。同年8月，回師馳援東捻的西捻殘部在山東荏平被清軍徹底擊潰，突圍後的張宗禹亦消失在歷史深處。

在賴文光、張宗禹的流動作戰時代，捻軍仍常以搶劫來維持軍隊給養，所以即便曾李沒有切斷捻子和居民的聯繫，捻子的做法也是自絕於人民的。階級史觀在總結失敗教訓時顯然忽略了這點，而是強調捻軍受歷史和階級條件所限，沒有提出鮮明的政治要求，沒有設計制度的需求，沒有發展成全國運動云云。

兩個字：迂腐。

05.  歧路

性慾是人類最強烈的力量。

——〔丹麥〕拉斯·馮·提爾《女性癮者Ⅱ》

致使餓殍載途、白骨盈野的“捻亂”無疑是中國歷史乃至人類歷史上的巨大悲劇。然而，僅在書面上承認它的“悲慘”，無助於根除相似劇情在後世死灰復燃；只有抽絲剝繭地理清“悲哀”的現實之源，才有可能使黑格爾的名言——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不再應驗。

當我們選擇擱置階級史觀的“壓迫説”與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天災説”，更耐心而誠懇地面對淮北民變的邏輯鏈條（見於前文第三章），便不得不將目光再次聚焦到那個長期被學界忽略，但實際上可能是引起質變的重要環節——當地人長期溺殺女嬰的後代性別選擇。

《香水》的主人公就是被扔在魚市上的棄嬰

就像法國電影《香水》的片首一幕，殺嬰是人類史的常態而非例外。在中國，18世紀的傳教士每天都能在北京街頭髮現幾千個像垃圾一樣被遺棄的嬰兒；在歐洲，禁止殺嬰的法律直到16-19世紀才陸續確立。在這個問題上，更值得探尋的環節不是殺嬰本身，而是殺嬰時的性別選擇——為何倒黴的總是女人？

首先，保護族羣不至於滅亡，就需要更多可作戰的男性；其次，為保護女性不被擄掠或強暴，勢必會犧牲更多男性，所謂“女性越多團體越弱”，為減少這種犧牲，便乾脆先犧牲女性；第三，當族羣的男性被殺，女性很可能會從包括入侵者在內的外族中尋求婚姻對象，這會令那些為族羣戰死的男性蒙羞，進而傷害族羣的“身份”。

《賽德克·巴萊》中，原住民婦女為方便族羣男性與日軍作戰，集體自殺

這些殘酷乃至荒誕的生存策略，對應的無不是“代價”與“效率”之類的叢林法則。退一步看，我們無須苛責那些生活在叢林時代的遠古人，真正應當為性別選擇負責的，是“開化”年月中那些自詡合理的社會觀念與經濟制度，是人類本身的短視與侷限。

印度1997年的一份研究顯示，重男輕女在國內各個年齡層、教育水平的人羣中都存在，理由包括宗教信仰、社會風俗（嫁妝、宗族祭祀、親屬關係等）、經濟利益（照顧年老的父母）。結合19世紀英國殖民者對印度溺嬰情況的調查，在拉其普特人、賈克人和古賈爾人等較高階層的族羣，父母為避免女兒下嫁帶來的金錢外流，便選擇不讓女嬰存活。

反倒在社會底層，由於婚姻的主要交易模式是聘金而非嫁妝，父母可以靠“賣女兒”獲利，這個階層的性別比例比更能代表“文明階級”的上層還正常。

可以這樣講，歧視女性的形式根植於早期侵略史，卻最終在一個建立在權力地位世襲、階層鴻溝分明、婚姻模式特殊（一夫多妻制）及經濟動機純粹（女人及嫁妝的價值）的基礎上的複雜社會體系中成型。它確有“可憐”之處，但更多的是“可恨”之處：

印度教認為兒童在2歲前沒有靈魂，那時死亡不是人的死亡，不至侵瀆宗教；中國文化也認為，1歲以下或牙齒長滿前的嬰兒，都不能視為完整的人；在既非穆斯林又非印度教徒的孔特人看來，嬰兒出生7天后才是家族成員，在之前殺掉就不算罪過；16世紀末的意大利傳教士還説，中國父母認為殺女嬰是為了讓她轉世投胎到富裕之家……

縱觀人類歷史，我們不難發現：當社會集體意識準備例行殘忍，就一定先有畸形的觀念在前鋪路，使惡果得以招搖過市、通行無礙。人類歷史之所以看上去永遠是文明的，不是因為它真的文明，只是因為它符合文明。關鍵詞不是寫在牆上的“文明”，而是捏在手裏的“符合”。

在中國，殺嬰入刑是在溺（女）嬰公開化的12世紀，從宋代江西贛州的法令來看，女孩遭殃的原因除了日益興盛的理學在發揮作用，還有就是經濟賬：無法承傳姓氏、無法祭祀祖宗、出嫁需要嫁妝、成人要付人頭税。宋之後，元、明、清皆有懲治措施出台，康熙帝甚至在1697年下詔禁止殺嬰，均無法撼動來自民間的性別選擇。

究其原因不過是，“殺嬰被視為產後的墮胎，父母藉此選擇後代的人數、次序及出生性別，以配合自身的短期經濟狀況及長期的家庭計劃”。在性別選擇傳統源遠流長的亞洲人口大國，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着性別檢測費用的降低，科技也淪為了選擇性墮胎的幫兇，一位印度作家形容，“連沒有水電的地方都有胎兒性別檢驗診所”。

性別選擇的初衷是為了限制資源的消耗，但由於人類無節制地進行性別選擇，這些“消失的女性”反倒增加了對資源的競爭。極度的性別失衡和性別歧視，最終直接導致了資源的毀滅。

在南美委內瑞拉南部的雅諾瑪莫部落，印第安人殺女嬰是因為他們認為男性終會長成獵人及戰士，但他們卻未能預見，殺女嬰使得戰士們最後都得打光棍。當族羣的“性壓抑”被酋長的“一夫多妻”激化後，雅諾瑪莫的光棍大軍只好頻頻襲擊鄰近村莊，強擄女性為妻。

相似的情形亦出現在18世紀的中國江蘇。溺殺女嬰及富人納妾之風盛行後，大量貧窮的男性失去了“找女人”的可能，當地官吏發現，社會流氓會擄走年輕的寡婦為妻，由此可見低階層男性成家已經非常困難。

在病因相同的高性別比社會，這些處於社會最底層、缺乏談婚論嫁的籌碼、從事危險、重勞力或季節性工作的過剩男性，不僅失業概率高，且多半會孤獨終老。為了緩解寂寞，無依無靠的光棍們彼此影響，漸漸形成一個以放浪形骸和及時行樂為標誌的亞文化羣體。

按照美國經濟學家喬治·吉爾德（George Gilder）的觀點：“一夫一妻的婚姻中，個人的價值比單身時要高。”光棍被與其格格不入的主流社會歧視，這並非一個新的現象，猶太經文裏講：“葡萄園若是沒有圍牆，必遭毀壞；人若沒有妻子，也就成了沒有家室的人。誰會相信這種男人呢？”

終於，在19世紀的中國淮北，“無人相信”的光棍在突破了忍耐的極限後，一致選擇以特殊暴行改變命運，無論帶領他們的是宗族遠親發展而成的奴隸主、鹽販子、裁撤鄉勇還是盜賊。在《光棍危機》的作者看來，葡萄牙的“收復失地運動”、印度殖民地前期的奧德及清朝統治前期的台灣，亦可作為“捻亂”之外光棍引發社會動盪的案例。

中世紀的葡萄牙實行長子繼承製，且性別比極高。無論貴族或平民，次子以下子嗣均無財產可繼承，底層婦女也不願嫁給底層男性，光棍們聚集成軍隊，藉助騷亂、內戰與領土擴張釋放“力比多”。在國王眼中，大量光棍的存在本身使得轉移矛盾成為必須，在社會失序、政權顛覆與發動戰爭、禍水外移之間，顯然後者更划算。

心理學家克里斯蒂安·馬奎達（Christian G.Mesquida）與尼爾·維納（Neil I.Wiener）對於“光棍戰爭”亦曾有過解釋——“未婚的年輕男人，聚眾生事、掠取資源，主要目的就是要找女人……統治階級很有可能不樂見這羣貧無立錐之地的人，為了爭奪資源而對他們進行集體攻擊，所以乾脆採取擴張主義或殖民主義來把他們送走。”

奧德（今烏塔普拉德汗）和清朝統治前期的台灣均因高性別比例而陷入過長久的社會危機，這兩處地域進行後代性別選擇的習慣甚至延續到了今天，一同被延續下來的，還有傳説中盛行不絕的暴力基因。

那麼，希望在哪兒？

06.  通途

毛澤東於20世紀30年代早期在江西宣佈，革命將解放所有的小妾，她們此後將可自由婚嫁。

           ——〔美〕茱蒂絲·史黛西《父權制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

《光棍危機》寫於本世紀初，兩位人類學家對2020年印度的“剩男”進行了一個保守估算，得出至少2800萬-3200萬的數據。在印度光棍已經邁過4000萬門檻的今天，現實的腐壞杜絕了“保守意見”的市場，專家的預言大體應驗，卻絲毫不能使人收穫“押中”的快意。

對中國的性別問題，專著作者卻始終持樂觀態度，這不僅是由於她們對性別平等——共產主義革命的主要訴求之一——的銘記；不僅是由於“在1949年起草的《婚姻法》中，納妾、討嫁妝、殺女嬰、賣女兒、娼妓行為及歧視婦女，都被嚴格禁止”；更在於她們清晰地意識到，“與印度不同的是，在中國，教育會減少性別歧視及對女性的傷害”。

印度社會有極為不平等且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影響了後代性別選擇，而一個受過教育的中國母親則較為尊重女性和同為女性的女兒。換句話説，通過文化教育短期內讓性別比例迴歸正常，在印度非常困難，但在中國不僅有理論可能，而且已經成為事實。

赫德森與鄧波爾記錄了中國政府在緩解性別比例上進行的鮮為人知的努力：上世紀90年代中期，作為試點，浙江省政府開始發放老年津貼，以改善父母重男輕女的心態。“隨後的一些年，該省的新生兒性別比正逐漸正常化。這項試驗證明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能影響父母對後代性別的選擇，改善前者，就會改變後者”。

除此之外，鼓勵男性向境外流動、鼓勵女性向境內流動、開墾邊疆、改善女性社會地位、提供激勵措施，均是緩解性別比例的靈丹妙藥。當然，上述工作必須與政府對於一夫多妻現象的繼續禁止相結合，“女性人數不足已經夠糟了，如果有錢有勢的男人還去壟斷為數不多的女人，像是包二奶，會讓情況更加惡化”。

如人類學家芭芭拉·米勒（Barbara Miller）所言，正常的性別比例是“公共物品”，這句提綱挈領的論斷，曾經卻要耗費無數慘痛的代價才能得出。18世紀曾被清廷派去解決台灣“光棍危機”的藍鼎元與閩浙總督高其倬均在奏摺中指出：

“如果他們有老婆，內外生活就會有所不同，就不會有困擾和失序；如果他們要養活老婆，就要戒掉喝酒和賭博的惡習；如果他們要守護各自的家庭，劫掠事件自然會減少。”

讓“他們”有伴侶，就要先孕育出、挽留住、養育好“他們”的伴侶，而不是把“她們”拋棄在命運的起跑線之前。

保護女性，就是保護一個民族的未來。尊重女性的社會，才是可持續發展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