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天時地利人和的商榷_風聞

今天《觀察者網》刊登“鄢一龍：中美大戰略博弈，天時地利人和大勢在我”文章，由於鄢一龍先生有“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的副院長”名譽加持，文章出來後，對他超出常規的讚譽，我感覺鄢一龍先生不勝任這篇文章的觀點。他只知道人云亦云古人名句，根本不明白鬥爭的原理和精髓。假如中國被這種人觀點左右，在中美你死我活的爭霸中，中國危險了。“天時地利人和”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皆出於孟子孟老先生。這是千古名言，説的也好像是那個道理。不信，人家可以滔滔不絕的説出很多的事例，來驗證這一公式成立。

我可以這樣説，是我們的成見矇蔽了雙眼，只相信我們相信的東西，錯誤的把這一不是公式的東西當做了公式。鄢一龍先生就是上當中的一位，可悲的是，他還在以訛傳訛，繼續把這一有先決條件的公式，繼續傳播。

團體、民族、國家的競爭分三部分，一為經濟、二為政治、三為軍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只有有錢，經濟源源不絕，軍事和政治必定能夠建立起來。

最為尖鋭的競爭就是經濟和軍事。尤其是軍事，更是其中的集大成者。軍事垮台，經濟和政治不垮的好像沒有。但政治和經濟其中一個垮台，其他兩個支柱完好，苟延殘喘的還比比皆是。所以説，軍事是一個國家最大資源保障，其他經濟文化輿論，都是他的附屬物而已。

之所以説孟老夫子迂腐，他不明白軍事在一個國家的分量。片面的認為“天時地利人和”都在我，就可以社稷千古了。

在大爭之世，能夠保護社稷不滅的只有軍事實力。國強兵強，國弱兵弱，這是相輔相成的關係。之所以説孟子推行“仁義”迂腐，是由於他不明白大爭之世，只有軍事才可能保障社稷安全，保障國家推行“仁義政策”安全。

大約在孟子時代的後面，楚國一個鄰國國君，被説客孔孟那一套説動心，實行“仁政”。幾年後，國家還真的有所變化，附近幾個諸侯來附。楚王一看，好傢伙，還想和老子口裏搶食，命令軍隊討伐此國，不多日，那個國家就被楚國消滅了。

毛主席説，政治就是把自己人弄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

人的選擇都是利害導向的，人大都是好押寶勝利方，若不是獨大的一方，或者鬥爭雙方勢均力敵，想把自己自己的幫手弄得多多的，是非常難的。倒是美國那種打南聯盟、阿富汗，“強權即真理”，幫手多多才更可能。今日中美貿易戰，很多國家之所以在中美之間中立，是由於中美勢均力敵，騎牆在中美之間才能獲得最大的好處。否則壓錯寶，後悔藥害怕沒有地方買。

素來戰爭勝利一靠團結向心力，二靠領導人高超的軍事素養，三靠源源不絕的後勤補養。在這三個條件中，領導人高超的軍事素養遠比其他兩個選項重要。

並不出眾的魏國在吳起軍事領導下，突然雄起，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其餘雖沒有全勝，但也達到了戰爭的目的。魏文侯死後，武侯繼位，君臣猜忌，吳起去魏之楚。魏國軍事實力即刻一落千丈，楚國成為翹楚。共產黨開國的歷史，也是一樣，有毛澤東主席，戰爭從勝利走向勝利，沒有毛澤東主席指揮，就是敗仗連着敗仗。

社會學家説，高超的領導人能夠把有限的軍事資源，合理的分佈在鬥爭最需要的地方，從而讓對方軍事資源無法發揮出應該發揮出的能力，掐滅對方是潛力，從而從勝利走向勝利。

俗話説，秦檜還有三個相好的。團體、國家民族間的鬥爭，都會有一批死忠分子。這批死忠分子無論對方出多高的價錢，都無法讓他們粉轉黑的。你需要的就是消滅他們，打垮他們，讓他們從此再無能力對你構成威脅。

當軍事不能消滅對手的時候，經濟就是摧毀對方的最大利器了。畢竟沒有經濟供給，跟隨他的最外圍人，畢竟苟合的有利益關係，沒有生死關係，最基本的生存的“利”沒有了保障，他們會做“鳥獸散”的，而且這種思想會傳染，會負反饋幾何級放大。也就是所謂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但只要團體能夠給他們“名利”，根本就不會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説的。比如滿清政府南下中原；比如二戰後美國對南聯盟阿富汗的轟炸和滅國。

國家想長盛不衰，能夠依靠、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人，其他都是錦上添花。

任正非説，華為之所以成功，是由於自己不做守財奴，願意和大家分享成功。

成功的團體領導人，都是“分利”高手，人家之所以願意跟隨你，是感覺跟你流血流汗，可以為他們帶來名利。你把名利都佔為己有了，別人覺得付出和收入不成比例，就會離你而去的。

**我一直詬病中國宣傳的改革艱難之説。好的制度其實就是好的“分利”**制度。改革難個屁啊！説難，不過是既得利益集團不願意和新生階級分享利益而已。

好的制度就是好的“分利制度”。團體內的人，願意付出自己的所有。更願意分裂、開拓出更多的向心力團隊。這樣源源不絕的向心力團隊前仆後繼，就能夠戰勝對方。

我這樣説也許你會迷茫了，這不就是“天時地利人和”嗎？不，這樣的團隊是科學的“分利”團隊，是以戰鬥力做底藴分裂出來的向心力團隊，不是烏合之眾糾結在一起的團隊。這是有本質區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