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 宏：“傷痕文學”不是社會主義文學思潮_風聞

 （來源：崑崙策網）

近日，在上海召開的“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座談會上，某大學教授發表演講，演講的題目是《五四精神與中國現代文學》。該教授將“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傷痕文學”並列起來，認為盧新華髮表的小説《傷痕》，如同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開啓了控訴“文革”烙在人們肉體上、心靈上以及精神上的種種“傷痕”的文學思潮，再次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吶喊。

教授發言結束以後，有人當面提出質疑：

從現在瞭解到的情況看，所謂“傷痕文學”的概念是由美國人提出來的。如果我們按照美國人提出來的標準，研究中國文學創作和文學思潮，這合適嗎？

顯然，該教授將“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所謂“傷痕文學”相提並論的觀點，並不為人們認可。

座談會對該教授提出質疑是有根據的。據介紹，有名為“邊芹”的作者，於2016年3月22日發表了名為《“傷痕文學”話語框架竟然還有美國策劃》的文章，介紹了“傷痕文學”這一命題和概念的來歷：

《傷痕》作者盧新華在接受“鳳凰網”採訪（見“年代訪——我們年代的心靈史”第29期）時説，“傷痕文學”這個命名並非當時中國人自己做出來的，而是他的小説發表後，“美聯社”播發報道，首次用了“傷痕文學”的概念。

邊芹在獲知這一歷史真相時，頗有感慨：

“我看了這段專訪，為無意中撞到這一證實，給拼了許久的圖找到缺失的一角而欲喜還憂。‘傷痕文學’這一至今影響中國文壇的概念——可以説開創了一個文藝時代，果然是有來頭的，而誰都以為這是個自生概念。每個時代的思潮都是在各種概念的推助和引導下展開的，概念在人們的思想裏起着劃定線路、鎖定方向的作用，就像發麪的引子，看起來似有可無的一小撮粉末，卻是整大團面膨脹的基礎。”

實際上，看到邊芹這篇文章，我也感到震驚，感到不可思議，但細思之下，又感到這沒有什麼不好理解的。就象現在的網絡世界，美國要想對中國做出一些“小動作”，不僅輕而易舉，而且不易覺察，幾乎就在不知不覺之間，使對方進入自己設計好的道路和方向，這是完全有可能的。

《傷痕》是一篇什麼小説呢？據小説作者自己介紹，《傷痕》取材於“文革”運動，以主人公王曉華與母親在“文革”中的遭遇，寫出了她們所遭受的苦難。作品在最後，借王曉華之口説：

“親愛的媽媽，女兒永遠不會忘記您和我心上的傷痕是誰戳下的”。

1978年8月11日，小説在《文匯報》發表，隨即引起轟動，不僅被各地報刊轉載，而且引起廣泛反響，甚至“全中國的讀者淚流成河”，被評為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

作者盧新華當時是復旦大學中文系一年級學生，他創作這篇小説的構思來源於許壽裳評論魯迅《祝福》的一段話：

“人世間的慘事，不慘在狼吃阿毛，而在封建禮教吃祥林嫂。”

於是形成了《傷痕》的思想主題，即主人公王曉華代表受到文革毒害摧殘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形象，王曉華媽媽是被文革迫害致死的老幹部形象。作品就是以家庭悲劇深刻地揭露文革留給中國人民在肉體、精神、心靈上的“最深的傷痕”，力圖表現的不止是一個家庭的悲劇，還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一個民族的悲劇。

小説的發表，正是一個極其敏感的時期，甚至影響到了當時的上山下鄉運動。以小説主人公王曉華的“知識青年”身份，自然就連帶着涉及到對上山下鄉運動的臧否。就當時形勢而言，小説的社會應激作用顯露得十分突出，以文學創作的形式對羣眾思想和社會情緒的刺激與左右也表現的十分充分。譬如發生在雲南的農場知青要求“返城”的事件中，就存在這樣一種情緒的宣泄，不但使人們理解和同情農場知青的過激發難，而且對逼迫中央放棄剛剛在全國上山下鄉工作會議上制定的有關“統籌兼顧，逐步解決”的政策，以“大潰敗”的方式終結上山下鄉運動，也採取了退讓和默認的罕見態度。

一篇“應運而生”的短篇小説，居然會發生如此巨大的社會能量，確實是人們始料不及的。

當然，在人們的眼裏，所謂“傷痕文學”僅僅是侷限在文學藝術界的、是文學創作的一種思潮表現。“傷痕文學”並不是正面的、積極向上的文學思潮，而是負面的、控訴社會陰暗面、情調悲慼的文學創作。用現在的話來説，就是大揭社會主義“傷痕”、控訴社會主義“人道災難”的文學思潮。

請看1986年出版的國家級工具書《中國大百科全書》記載的兩段對“傷痕文學”的評語： 

這些作品不獨再現許多悲劇性的歷史畫面，而且燃燒着對邪惡勢力的痛恨和對光明必將戰勝黑暗的堅定信念，這正是“傷痕文學”所以可貴的價值所在。

……而社會主義新時期的“傷痕文學”，被作為揭露悲劇性年代的非人境遇和批判現實殘存的封建餘毒的思想武器。

從上述的兩段評語，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傷痕文學”面對的所謂“邪惡勢力”、“非人境遇”究竟暗喻着什麼，或許只有在這個時候，“傷痕文學”才終於撕下了“悽悽慘慘慼戚”的假面，暴露出“必將戰勝黑暗”、“批判現實殘存的封建餘毒”的猙獰面貌，他把矛頭對準了誰？這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

毫無疑問，“傷痕文學”是以“羣眾運動”作為批判對象產生的，所以它毫不留情地指斥“羣眾運動”就是“邪惡勢力”，就是“悲劇年代”。

一直以來，對“文革”的批判及評價，從來就沒有人談及“文革”運動其實就是一場轟轟烈烈的“羣眾運動”。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任何社會變革都是羣眾運動的結果；沒有人民羣眾的參與和支持，實現社會變革的努力都將是無法想象的。正如馬克思在《黑格爾哲學批判》一書中説的：

“不是國家制度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國家制度。”恩格斯也説：“甚至資產階級的最光輝燦爛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爭得的，而是平民大眾，即工人和農民為它爭得的。”

在毛澤東的一生中，他從來就是相信羣眾，組織羣眾，依靠羣眾，武裝羣眾，他説：

“善於把黨的政策變為羣眾的行動，善於使我們的每一個運動，每一個鬥爭，不但領導幹部懂得，而且廣大的羣眾都能懂得，都能掌握，這是一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藝術”（《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

毛澤東在晚年談及為什麼發動“文革”運動時説：

“我多次提出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羣眾，不能讓他們走回頭路”（《毛澤東傳》對建國以來幾個重大歷史問題的研究《黨的文獻》2006年第2期）。

如何對待羣眾運動，不僅是態度問題，也是立場問題，更是檢驗真假馬克思主義者的“試金石”。在馬克思看來，羣眾運動是最基本的革命形式，他在《共產黨宣言》寫道：

“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

“羣眾”或“人民羣眾”這個概念是具有特定內涵的，它首先指向的是“勞動階級”。馬克思説：

“自從階級產生以來，從來沒有過一個時期社會上可以沒有勞動階級而存在。”

因為只有勞動階級才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才是維持社會生活穩定發展的主體，才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動力。然而，也應該看到，“羣眾”不是純粹的，它所包容的羣體成分不僅複雜多樣，也表現出不同程度的經濟利益訴求，甚至可能出現與運動目的相背離的干擾狀況。因此，對於任何羣眾運動，我們都應該看到它的本質與主流，而決不能將非本質、非主流的現象擴展誇大，以至歪曲和醜化羣眾運動，從而改變革命的性質，將革命引入錯誤的方向。

從小説《傷痕》的構思，創作及發表，再經過美國媒體的一番策劃，別出心裁地冠名“傷痕文學”，成為追溯文革記憶的文學思潮的代名詞，並由此發端，“傷痕文學”也成為此後中國文壇的主流。“傷痕文學”是以上山下鄉作為題材背景的，而“文革”時期的上山下鄉運動出現了許多問題，遭人病詬，甚至毛澤東也説“此類問題甚多，容當統籌解決”的話，就已經知道人們對上山下鄉怨言頗多。而這種情況，也成為毛澤東的“晚年錯誤”，成為蓄意攻擊和徹底否定上山下鄉的“鋭利武器”。僅在知青界，以“傷痕文學”為起始，又派生出諸如“蹉跎文學”、“悲劇文學”、“亡靈文學”、“苦情文學”、“孽債文學”等等，這些文學創作完全背離了社會發展的方向，背離了文學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宗旨，表現出與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完全不相融合的負面影響。

原來，“傷痕文學”就是假“否定文革”之名，行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共產黨領導之實，是與歷史虛無主義思潮遙相呼應的包藏禍心的文學思潮。

通過該教授的演講，讓我們看到在文學理論界中，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流毒不僅頑固存在，至今沒有受到批判，而且在各種場合中反覆宣講，誤導聽眾，貽害青年。

首先，該教授混淆了不同時代、不同社會制度的性質區別，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與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混為一談，甚至把魯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吶喊與“傷痕文學”的所謂“救救孩子”等量齊觀，無非就是從所謂的“人權道義”角度提升控訴文革“殘暴”的力度，達到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共產黨領導的目的。

其次，“傷痕文學”違背了社會主義文學藝術創作的基本原則，不是站在工人、農民及廣大勞動羣眾的立場上，以積極向上的精神面向未來，體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而是大揭所謂的“傷痕”，渲染社會陰暗面，與境外反華勢力串通一氣，狼狽為奸。從這一點上説，“傷痕文學”就是“全盤西化”打開“潘多拉魔盒”釋放出來的第一個“魔鬼”，至今仍有很多人抱持着所謂“傷痕”觀念不放，這與“傷痕文學”的流毒危害有很大關係。

**再次，黨中央一再強調，“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後三十年，也不能用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要把新中國建立以來的七十年看作一個整體，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實踐。而小説《傷痕》恰恰就是“用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文學作品，從它的出籠就違背了黨中央這一基本精神，成為“用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先聲。

最後，“傷痕文學”本身也是一種文學創作實踐，我們應該本着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辯證地研究分析這一文學思潮的作用及價值，既不能盲目肯定，也不能簡單否定。它的出現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但也會隨着歷史的進程暴露出它的原本性質，並接受人民的選擇和歷史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