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監控”的童年_風聞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果殼（ID：Guokr42），作者：李子

如果説我的父輩是“沒什麼隱私的一代人”，那麼，我這代就可以算是“隱私萌芽”的一代。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斥“巨資”買了一個帶鎖的筆記本，開始享受一種寫下心裏話，而無需擔心父母窺探的安全感。

那時候，很多人都有類似的筆記本。漸漸的，這些人長大了、結婚了，開始為人父母，自我隱私的捍衞者會如何面對孩子的隱私？

前幾年，兒時玩得熟絡的一個姐姐有了小孩。她一邊跟我吐槽孩子不聽話，一邊給我看她的購物清單：她給快上小學的兒子下單了一個帶GPS的智能手環。她還在猶豫是否給孩子買一個帶家長模式的手機，這樣就能夠知道孩子玩了哪些遊戲，還能控制孩子玩遊戲的時間。“遊戲玩多了不好，會上癮。”

曾經設法逃離上一代“監控”的人，也開始監控下一代了。這次的主戰場，不是日記本，而是電子產品。

“到底是上學還是坐牢？”

曾先生的女兒今年已經11歲了，他對我承認，自己對女兒“養得比較大條”，然而卻依然會每天風雨無阻地接送放學。

而有一個6歲小孩的馮女士認為，身邊的家長都對自己的孩子“看得挺緊”。“畢竟一二線城市的社會環境在改變，”馮女士説，“我們那時候掛着個鑰匙就能自己回家，現在小一點的孩子，哪裏敢啊。”

徐先生並不喜歡帶着7歲的女兒去人多的地方。他承認，有好幾次女兒險些走丟，回想起來都是一身冷汗。“如果，只是如果，”他直截了當地説，“如果有技術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你為什麼不用？”

圖丨pixabay

許多家長會為自己的小孩選擇一個帶GPS定位功能的手環，而手環的市場也在指數級擴大中。根據艾媒諮詢發佈的市場研究報告，2016年中國兒童手環用户規模達0.29億人，較前一年翻了一倍，預計2019整體市場用户規模將超過1億。在淘寶上搜索“兒童智能手環”，結果超過100頁，銷量最高的一款基礎款手環月出貨量達到了5萬；某3字頭知名廠商的旗艦產品也能月銷1萬5。

不到100人民幣的智能手環，就能有結合基站的GPS定位功能，號稱“精確到米”。父母可以在自己的手機管理app上設定孩子活動的範圍，一旦偏離就會給父母發送警報。孩子不在身邊，也能隨時隨地用語音通話功能“報平安”。而幾百塊的手錶除了基礎功能以外，還能有軌跡追蹤、拍照輔助、零花錢管理、視頻通話、無痕監聽、乃至學習管理等等，幾乎囊括了小孩子從家裏到學校一切值得監控的節點。

淘寶某產品簡介截圖丨taobao.com

而且，對孩子的監控，已經突破了家長零敲碎打的個人行為的範疇，變成了一種有組織的工作。2019年年初，一家位於貴州的高新技術廠商“冠宇科技”向外界發出通稿，宣傳他們的最新產品“智能校服”，聲稱此校服在左右肩膀下縫製了條狀傳感器，植入了智能芯片，能夠“結合人臉識別、攝像頭與定位等組合應用”，實現“學校對學生的數字信息化管理”。甚至，在升級版的產品中，這款校服還能夠配合教室監控的高速攝像頭，探測到學生在課堂上是否打瞌睡。

據“界面新聞”瞭解，已經有貴州、廣西等地的數十所學校引進了此類校服。同樣的，有網友在廣州政務網站上，看到廣東廣雅中學利用“智慧校園信息化採購項目”，花上百萬元為學生採購智能手環，能夠監控學生位置、進出校園情況，還能探測上課舉手次數等。

某品牌智能校服，大打“安全”牌丨sohu.com

面對大規模監控的質疑，相關機構頻繁出面澄清，這些產品目前為止還只是“概念產品”。但是，家長和學校實際上已經通過各類電子產品，暗中掌握着孩子的一舉一動。

“安全”與“自由”的十字路口

 對父母們而言，“安全”一定是最緊要的。能夠定位、具有通訊功能的手環，無論如何都能讓家長安心一點。“在大城市，車況亂，人又雜，新聞裏面又有各種聳人聽聞的消息，”馮女士對我説。她表示，這個年代，只要關係到孩子安全的技術，能讓父母“多個眼睛”，父母們的確會優先考慮。 

**對於安全的顧慮，正在不斷地發展成為焦慮。**在社交媒體上隨意刷新，就能被吸睛的標題、圖片、視頻輪番轟炸，拐賣、走失、欺凌等等無不讓家長揪心，類似“紅黃藍幼兒園”這樣的虐童事件，更是讓無數父母輾轉反側。這是這個年代媒體發展的必然——每一個孩子的不幸，都會被放大為所有父母的焦慮。而在家長的焦慮，以及社會的壓力下，大部分學校首要的任務一定是“不出事兒”。比起獨立、信任等等虛的東西，用密集的監控提前根除一切可能的隱患，的確更加緊要。而學校和家長的需求很有可能合流，形成“共同決策”的有組織監控。

而監控技術的商家，也十分擅長利用父母的這種焦慮。“實時追蹤，讓家長放心”“每個家長都必須給孩子配一個手環”——MIT的社會學家加里·馬克斯（Gary T. Marx）和渥太華大學的社會學家瓦拉里·史蒂夫斯（Valarie Steeves）發表的研究顯示，商家會在監控科技的宣傳中，將監控與孩子的安全以及父母的關愛掛鈎，把技術粉飾成“愛孩子、負責任的父母必須要使用的工具”。

圖丨pixabay

“社會充滿風險、孩子不可控、必須要全方位監控”的印象，在社會和資本的作用下，愈加深入人心。如果你身邊的家長都用上了手環，即使你不去買，也會有人送來。馮女士孩子的手環，就是別人送的禮品。資本、技術、社會三者合力，再“心大”的父母也很難招架。

但也有不少發展教育學和心理學的研究表明，對孩子“看得太緊”，安全是保證了，但在其他方面會產生副作用。加拿大隱私委員會的2012年的調查報告，分析了現有關於兒童的技術監控的研究之後認為，過多的監視和控制會損傷孩子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孩子會按照“是否受到懲罰”而行動，而不去思考行動本身的價值與道理。畢竟，大部分監控技術都過分地強調了孩子作為監控的對象，卻忽略了孩子作為“主體”的存在。

另外，在發展教育學中，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叫**“適應力”（resilience）**，也就是小孩在成長過程中獨立處理風險和挫折、適應四周環境的能力。澳大利亞天主教大學的教育學教授唐婭·魯尼（Tonya Rooney）就認為，如果家長和學校對於可能的危險境況過於敏感，無時無刻不將孩子置於密切觀察中、並根除一切可能的風險，那麼孩子就可能缺乏這種適應力，對成長不利。

當然，監控也並不是一無是處。2018年英國兒童委員會的報告中便指出，現有監控技術收集的數據，能夠幫助家長和父母決策，也能方便定製基於孩子個人的服務。只是越來越多的數據正在被無節制地收集，存在被濫用的危險，數據泄露或許會對孩子今後的發展產生嚴重影響。

孩子的自由和隱私當然需要尊重，這些道理，精通育兒的父母並不是不懂。不管是父母還是學校，他們在監控一事的問題上的態度，都是曖昧且複雜的。一頭是監獄式的監控與鉗制，另一頭是完全的放縱與信任，絕大部分父母都處於這兩者之間，在是否使用技術、使用哪種技術、如何使用技術上搖擺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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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的場景

 專家口中“避免對孩子的過度監控”，“度”在哪裏，沒有人能夠説清。而更説不清的，**是監控實際存在的場景。**重點在安全上的監控，和重點在孩子行為規範上的監控，是一回事兒嗎？

“我還是想知道，她到底在幹什麼，到底在想什麼。”曾先生告訴我。他雖然認為自己想和女兒“成為朋友”，但面對即將進入青春期的她，叛逆的擔心的確存在，會介意自己的孩子“在看不到的角落究竟在幹啥”，女兒揹着他在被窩裏用手機和同學玩遊戲的事兒，很是讓他耿耿於懷了一陣。如果技術能幫助家長知道孩子在玩什麼、在和同學聊什麼，家長很難拒絕。

孩子是否守規矩？是否看了不該看的東西？手錶既然能定位，那順便監聽一下是否也可以？監控技術的集成，成為了對孩子的生活進行全方位安排的工具，能夠把安全在內的各類焦慮一攬子打包解決。

的確，對於家長來説，當今社會養娃的機會成本越來越高，為孩子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容不得一點失敗，所有事項都需要父母懸在空中指導，乃至親力親為，成為了所謂的“直升機父母”（helicopter parents）。很多時候，監控技術能把走失、拐賣的風險，和“看了不該看網站”的風險同等處理——反正都能通過監控實現，為什麼不用呢？

但這樣的一攬子解決方案是有問題的。“幾年前兒童拐賣案在微博熱炒的時候，曾經有人提議給所有的新生兒植入芯片，”馮女士告訴我，“然而在這個場景下適用的技術，在別的場景可能會有問題，萬一被用在跟蹤和尾隨之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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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當然沒有條件給所有的孩子植入芯片，但現有的技術正在向那個方向靠攏，不斷豐富着監控的技術場景，最大化監控的可能性。可穿戴的硬件價格在過去幾年急速降低，智能終端外加雲端平台的技術架構也已非常成熟。除了信息的實時收集之外，直接的控制也變得容易起來——擁有家長功能的手機在市場上已經普及；定製帶有信息監控的手機也並非難事。有多個信源透露，國內某手機廠商正在打造“學生定製版手機”，能夠通過統一的管理平台，實現時間和地點的使用控制，記錄並攔下學生的“越界”行為。

而另一方面，在這個年代，不管是父母和孩子，都有着對於技術手段的青睞乃至依賴——孩子整天黏着平板上的遊戲，想要和小夥伴用手機聊天，那麼家長和學校自然就“有機可乘”，通過手機和平板上的功能觸及到孩子的動向與行蹤。

監控無論在什麼時代都是剛需，但不爭的事實是，今天的技術現狀，已經給予了監控近乎無限的可能。所以，技術的隱憂，或許不僅僅是傷害了孩子的隱私本身——沒有人想故意傷害孩子的隱私；而是**在社會普遍的安全與成長焦慮中，某一個應用場景會被技術的能力所放大，抹殺我們對於“度”的判斷力，讓它變得無孔不入。**而家長們擔心的根源，恐怕是技術無法解決的。

圖丨pixabay

​更“智能”，能否解決問題？

監控手段的繁複，和實際監控的使用是兩回事。很多時候家長也明白，技術產品也並不能掃除安全障礙，只是給焦慮的父母提供一個心理安慰而已，畢竟再精確的GPS追蹤，也無法幫你掃除路上的危險；而技術如何使用，很多時候也要求父母投入密切的關注。比如，現在很多幼兒園和學校都能夠為家長提供監控錄像，但曾先生告訴我，自己更沒有那麼多精力去盯。“一開始還有熱情，但後來意識到，根本看不過來。”至於手環，學校老師是不準學生在課堂上用的，怕打擾孩子學習。

那麼，人們是否在追求更有效、更無打擾的監控？依靠更豐富、更全面的數據提供更精準的判斷——甚至，細到孩子不認真聽課的表情都能識別？

技術的確在變得更好。隨着人工智能與機器學習的發展，大量的數據在不斷被生產着，監控結合智能管理平台，能夠對行為數據進行收集，並在此基礎上對各種各樣的行為和表現進行權重計算，得出一個以概率為基準的結論。

圖丨PR Newswire

例如，配合高速攝像頭，教室裏的智能監控能夠監測到孩子是否打盹、走神、分心；而課堂表現也能納入Gaggle和ClassDojo這樣的“智能平台”，課堂和課後的作業通過系統提交，師生乃至孩子之間的交流都通過軟件達成——自然，也會有一套智能的判定系統，通過收集孩子的行為數據，判定一個孩子是否守規矩、聽話、表現好，並探測**“危險的動向”**，並及時向老師和家長報告。

這樣的技術看似方便，也能通過技術的手段解決“看得太緊”或者“看不過來”的問題，但本身是有問題的。南澳大學的三個教育學研究者在最新發表的一篇論文中，認為這種基於行為和數據的技術監控會導致一種**“表演文化”（cultures of performativity）**，一切都流於數據所定義的表面行為，親子關係、師生關係演變成監控和反監控在行為數據上的拉鋸。

技術為家長、為學校提供了了解一個孩子行為的工具。然而，很多時候，這也是一種“懶政”。它放大了行為本身，讓一切都數據化、可查看、可干涉，通過技術客觀量化，並進行糾正和控制；而在這個過程中，背後的溝通被忽略了，原因和動機也被忽略了。

圖丨pixabay

不知道孩子在玩什麼？手機監控告訴你。不知道孩子去了哪裏？戴個GPS手環。不知道孩子在課堂上學了什麼、是否認真？調看智能監控和課堂管理工具，他/她每一次不安分的移動都會記錄在案。

這是最方便的，也是最“管用”的。然而，行為背後的**“為什麼”**，你或許就不需要關心了。

這恐怕才是技術帶來的最大隱憂，它甚至不是任何實質性的傷害，但卻比傷害來得更深、更持久、更隱蔽，讓人覺得這“明明是正常操作”——用倫敦城市大學社會學教授伊梅林·泰勒（Emmeline Taylor）的話説，人們對技術的信賴，將技術下的監控“常態化”了。

然而，**你通過監控越瞭解孩子，也就越不瞭解孩子。**同樣的，到處亂晃、沒日沒夜打遊戲的小孩，他們缺的又真的是更嚴格的監控嗎？

誠然，對於日益忙碌的家長，乃至希望避免一切風險的學校，技術提供的數據與信息，毫無疑問填充了家長的不安。家長們在監控中起碼能夠獲得安心，放下對安全的顧慮，或者讓他們認為自己瞭解了孩子的一切。**技術和數據給學校、給組織、給家庭提供了一種“控制感”，**這種權力關係如此強大、如此明顯，有時甚至能蓋過友愛、信任、交流等關係的其他方面。

這不是技術的領域，也沒有技術手段可以根本解決——再智能、再完備、再密集的監控，也無法監視孩子的內心。在密集的監控下，與孩子的安全與行為相關的所有數據都收集在了那裏，家長可以選擇看與不看。而**更重要的選擇，或許並不是看與不看、用與不用，**而是看了、用了之後怎麼辦。

圖丨pixabay

 馮女士告訴我，身邊某個同事向她推薦過有家長控制功能的手機，能夠查看孩子的瀏覽記錄。“如果你的孩子長到了十幾歲，你還需要通過查看他的瀏覽記錄來控制他，這又有什麼用呢？”她搖搖頭。 

“總有一天，他會離你而去的。”

我們都知道，孩子總有一天會離我們而去。我們不願看到的，只是他們以某種我們不希望的方式離我們而去——不管是被拐賣，還是在密集的控制下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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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rx, G., & Steeves, V. (2010). From the beginning: Children as subjects and agents of surveillance. Surveillance & Society, 7(3/4), 192-230.

[2] Kerr M. and H. Stattin. 2000. What Parents Know, How They Know It, and Several Forms of Adolescent Adjustment: Further Support for a Reinterpretation of Monitor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6(3): 366-380.

[3] Rooney, T. (2010). Trusting children: How do surveillance technologies alter a child’s experience of trust, risk and responsibility? Surveillance and Society 7(3/4):344-355.

[4] Rooney, T. (2012). Childhood Spaces in a Changing World: exploring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children and new surveillance technologies. Global Studies of Childhood, 2(4), 331-342.

Manolev, J., Sullivan, A., & Slee, R. (2019). The datafication of discipline: ClassDojo, surveillance and a performative classroom culture. Learning, Media and Technology, 44(1), 36-51.

[5] Taylor, E. (2014). Surveillance schools: Security, discipline and control in contemporary education. Place of publication not identified: Palgrave Pivot.

[6] Nadesan, M.H. (2010) Governing Childhood into the 21st Century: biopolitical technologies of childhood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7] 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of Canada. (2013, March 14). Surveillance Technologies and Childre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riv.gc.ca/en/opc-actions-and-decisions/research/explore-privacy-research/2012/opc_201210/

[8] Longfield, A. (2018). Who knows what about me? Children’s Commissioner Repor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hildrenscommissioner.gov.uk/publication/who-knows-what-about-me/ 

[9]https://www.vox.com/the-goods/2018/12/5/18128066/children-data-surveillance-amazon-facebook-google-apple 

[10]https://theoutline.com/post/7289/are-the-kids-all-right-these-school-surveillance-apps-sure-want-to-tell-you 

[11]手機中國網：《中學花485萬購智能手環監控學生？校方稱為替代一卡通功能》，2019年3月7日。

[12]界面新聞：《智能校服進校園，實時定位監控等功能引發隱私爭議》，2019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