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監控”的童年_風聞
乐乐呵呵的啊-2019-06-22 20:42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果殼(ID:Guokr42),作者:李子
如果説我的父輩是“沒什麼隱私的一代人”,那麼,我這代就可以算是“隱私萌芽”的一代。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斥“巨資”買了一個帶鎖的筆記本,開始享受一種寫下心裏話,而無需擔心父母窺探的安全感。
那時候,很多人都有類似的筆記本。漸漸的,這些人長大了、結婚了,開始為人父母,自我隱私的捍衞者會如何面對孩子的隱私?
前幾年,兒時玩得熟絡的一個姐姐有了小孩。她一邊跟我吐槽孩子不聽話,一邊給我看她的購物清單:她給快上小學的兒子下單了一個帶GPS的智能手環。她還在猶豫是否給孩子買一個帶家長模式的手機,這樣就能夠知道孩子玩了哪些遊戲,還能控制孩子玩遊戲的時間。“遊戲玩多了不好,會上癮。”
曾經設法逃離上一代“監控”的人,也開始監控下一代了。這次的主戰場,不是日記本,而是電子產品。
“到底是上學還是坐牢?”
曾先生的女兒今年已經11歲了,他對我承認,自己對女兒“養得比較大條”,然而卻依然會每天風雨無阻地接送放學。
而有一個6歲小孩的馮女士認為,身邊的家長都對自己的孩子“看得挺緊”。“畢竟一二線城市的社會環境在改變,”馮女士説,“我們那時候掛着個鑰匙就能自己回家,現在小一點的孩子,哪裏敢啊。”
徐先生並不喜歡帶着7歲的女兒去人多的地方。他承認,有好幾次女兒險些走丟,回想起來都是一身冷汗。“如果,只是如果,”他直截了當地説,“如果有技術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你為什麼不用?”
圖丨pixabay
許多家長會為自己的小孩選擇一個帶GPS定位功能的手環,而手環的市場也在指數級擴大中。根據艾媒諮詢發佈的市場研究報告,2016年中國兒童手環用户規模達0.29億人,較前一年翻了一倍,預計2019整體市場用户規模將超過1億。在淘寶上搜索“兒童智能手環”,結果超過100頁,銷量最高的一款基礎款手環月出貨量達到了5萬;某3字頭知名廠商的旗艦產品也能月銷1萬5。
不到100人民幣的智能手環,就能有結合基站的GPS定位功能,號稱“精確到米”。父母可以在自己的手機管理app上設定孩子活動的範圍,一旦偏離就會給父母發送警報。孩子不在身邊,也能隨時隨地用語音通話功能“報平安”。而幾百塊的手錶除了基礎功能以外,還能有軌跡追蹤、拍照輔助、零花錢管理、視頻通話、無痕監聽、乃至學習管理等等,幾乎囊括了小孩子從家裏到學校一切值得監控的節點。
淘寶某產品簡介截圖丨taobao.com
而且,對孩子的監控,已經突破了家長零敲碎打的個人行為的範疇,變成了一種有組織的工作。2019年年初,一家位於貴州的高新技術廠商“冠宇科技”向外界發出通稿,宣傳他們的最新產品“智能校服”,聲稱此校服在左右肩膀下縫製了條狀傳感器,植入了智能芯片,能夠“結合人臉識別、攝像頭與定位等組合應用”,實現“學校對學生的數字信息化管理”。甚至,在升級版的產品中,這款校服還能夠配合教室監控的高速攝像頭,探測到學生在課堂上是否打瞌睡。
據“界面新聞”瞭解,已經有貴州、廣西等地的數十所學校引進了此類校服。同樣的,有網友在廣州政務網站上,看到廣東廣雅中學利用“智慧校園信息化採購項目”,花上百萬元為學生採購智能手環,能夠監控學生位置、進出校園情況,還能探測上課舉手次數等。
某品牌智能校服,大打“安全”牌丨sohu.com
面對大規模監控的質疑,相關機構頻繁出面澄清,這些產品目前為止還只是“概念產品”。但是,家長和學校實際上已經通過各類電子產品,暗中掌握着孩子的一舉一動。
“安全”與“自由”的十字路口
對父母們而言,“安全”一定是最緊要的。能夠定位、具有通訊功能的手環,無論如何都能讓家長安心一點。“在大城市,車況亂,人又雜,新聞裏面又有各種聳人聽聞的消息,”馮女士對我説。她表示,這個年代,只要關係到孩子安全的技術,能讓父母“多個眼睛”,父母們的確會優先考慮。
**對於安全的顧慮,正在不斷地發展成為焦慮。**在社交媒體上隨意刷新,就能被吸睛的標題、圖片、視頻輪番轟炸,拐賣、走失、欺凌等等無不讓家長揪心,類似“紅黃藍幼兒園”這樣的虐童事件,更是讓無數父母輾轉反側。這是這個年代媒體發展的必然——每一個孩子的不幸,都會被放大為所有父母的焦慮。而在家長的焦慮,以及社會的壓力下,大部分學校首要的任務一定是“不出事兒”。比起獨立、信任等等虛的東西,用密集的監控提前根除一切可能的隱患,的確更加緊要。而學校和家長的需求很有可能合流,形成“共同決策”的有組織監控。
而監控技術的商家,也十分擅長利用父母的這種焦慮。“實時追蹤,讓家長放心”“每個家長都必須給孩子配一個手環”——MIT的社會學家加里·馬克斯(Gary T. Marx)和渥太華大學的社會學家瓦拉里·史蒂夫斯(Valarie Steeves)發表的研究顯示,商家會在監控科技的宣傳中,將監控與孩子的安全以及父母的關愛掛鈎,把技術粉飾成“愛孩子、負責任的父母必須要使用的工具”。
圖丨pixabay
“社會充滿風險、孩子不可控、必須要全方位監控”的印象,在社會和資本的作用下,愈加深入人心。如果你身邊的家長都用上了手環,即使你不去買,也會有人送來。馮女士孩子的手環,就是別人送的禮品。資本、技術、社會三者合力,再“心大”的父母也很難招架。
但也有不少發展教育學和心理學的研究表明,對孩子“看得太緊”,安全是保證了,但在其他方面會產生副作用。加拿大隱私委員會的2012年的調查報告,分析了現有關於兒童的技術監控的研究之後認為,過多的監視和控制會損傷孩子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孩子會按照“是否受到懲罰”而行動,而不去思考行動本身的價值與道理。畢竟,大部分監控技術都過分地強調了孩子作為監控的對象,卻忽略了孩子作為“主體”的存在。
另外,在發展教育學中,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叫**“適應力”(resilience)**,也就是小孩在成長過程中獨立處理風險和挫折、適應四周環境的能力。澳大利亞天主教大學的教育學教授唐婭·魯尼(Tonya Rooney)就認為,如果家長和學校對於可能的危險境況過於敏感,無時無刻不將孩子置於密切觀察中、並根除一切可能的風險,那麼孩子就可能缺乏這種適應力,對成長不利。
當然,監控也並不是一無是處。2018年英國兒童委員會的報告中便指出,現有監控技術收集的數據,能夠幫助家長和父母決策,也能方便定製基於孩子個人的服務。只是越來越多的數據正在被無節制地收集,存在被濫用的危險,數據泄露或許會對孩子今後的發展產生嚴重影響。
孩子的自由和隱私當然需要尊重,這些道理,精通育兒的父母並不是不懂。不管是父母還是學校,他們在監控一事的問題上的態度,都是曖昧且複雜的。一頭是監獄式的監控與鉗制,另一頭是完全的放縱與信任,絕大部分父母都處於這兩者之間,在是否使用技術、使用哪種技術、如何使用技術上搖擺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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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的場景
專家口中“避免對孩子的過度監控”,“度”在哪裏,沒有人能夠説清。而更説不清的,**是監控實際存在的場景。**重點在安全上的監控,和重點在孩子行為規範上的監控,是一回事兒嗎?
“我還是想知道,她到底在幹什麼,到底在想什麼。”曾先生告訴我。他雖然認為自己想和女兒“成為朋友”,但面對即將進入青春期的她,叛逆的擔心的確存在,會介意自己的孩子“在看不到的角落究竟在幹啥”,女兒揹着他在被窩裏用手機和同學玩遊戲的事兒,很是讓他耿耿於懷了一陣。如果技術能幫助家長知道孩子在玩什麼、在和同學聊什麼,家長很難拒絕。
孩子是否守規矩?是否看了不該看的東西?手錶既然能定位,那順便監聽一下是否也可以?監控技術的集成,成為了對孩子的生活進行全方位安排的工具,能夠把安全在內的各類焦慮一攬子打包解決。
的確,對於家長來説,當今社會養娃的機會成本越來越高,為孩子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容不得一點失敗,所有事項都需要父母懸在空中指導,乃至親力親為,成為了所謂的“直升機父母”(helicopter parents)。很多時候,監控技術能把走失、拐賣的風險,和“看了不該看網站”的風險同等處理——反正都能通過監控實現,為什麼不用呢?
但這樣的一攬子解決方案是有問題的。“幾年前兒童拐賣案在微博熱炒的時候,曾經有人提議給所有的新生兒植入芯片,”馮女士告訴我,“然而在這個場景下適用的技術,在別的場景可能會有問題,萬一被用在跟蹤和尾隨之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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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當然沒有條件給所有的孩子植入芯片,但現有的技術正在向那個方向靠攏,不斷豐富着監控的技術場景,最大化監控的可能性。可穿戴的硬件價格在過去幾年急速降低,智能終端外加雲端平台的技術架構也已非常成熟。除了信息的實時收集之外,直接的控制也變得容易起來——擁有家長功能的手機在市場上已經普及;定製帶有信息監控的手機也並非難事。有多個信源透露,國內某手機廠商正在打造“學生定製版手機”,能夠通過統一的管理平台,實現時間和地點的使用控制,記錄並攔下學生的“越界”行為。
而另一方面,在這個年代,不管是父母和孩子,都有着對於技術手段的青睞乃至依賴——孩子整天黏着平板上的遊戲,想要和小夥伴用手機聊天,那麼家長和學校自然就“有機可乘”,通過手機和平板上的功能觸及到孩子的動向與行蹤。
監控無論在什麼時代都是剛需,但不爭的事實是,今天的技術現狀,已經給予了監控近乎無限的可能。所以,技術的隱憂,或許不僅僅是傷害了孩子的隱私本身——沒有人想故意傷害孩子的隱私;而是**在社會普遍的安全與成長焦慮中,某一個應用場景會被技術的能力所放大,抹殺我們對於“度”的判斷力,讓它變得無孔不入。**而家長們擔心的根源,恐怕是技術無法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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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智能”,能否解決問題?
監控手段的繁複,和實際監控的使用是兩回事。很多時候家長也明白,技術產品也並不能掃除安全障礙,只是給焦慮的父母提供一個心理安慰而已,畢竟再精確的GPS追蹤,也無法幫你掃除路上的危險;而技術如何使用,很多時候也要求父母投入密切的關注。比如,現在很多幼兒園和學校都能夠為家長提供監控錄像,但曾先生告訴我,自己更沒有那麼多精力去盯。“一開始還有熱情,但後來意識到,根本看不過來。”至於手環,學校老師是不準學生在課堂上用的,怕打擾孩子學習。
那麼,人們是否在追求更有效、更無打擾的監控?依靠更豐富、更全面的數據提供更精準的判斷——甚至,細到孩子不認真聽課的表情都能識別?
技術的確在變得更好。隨着人工智能與機器學習的發展,大量的數據在不斷被生產着,監控結合智能管理平台,能夠對行為數據進行收集,並在此基礎上對各種各樣的行為和表現進行權重計算,得出一個以概率為基準的結論。
圖丨PR Newswire
例如,配合高速攝像頭,教室裏的智能監控能夠監測到孩子是否打盹、走神、分心;而課堂表現也能納入Gaggle和ClassDojo這樣的“智能平台”,課堂和課後的作業通過系統提交,師生乃至孩子之間的交流都通過軟件達成——自然,也會有一套智能的判定系統,通過收集孩子的行為數據,判定一個孩子是否守規矩、聽話、表現好,並探測**“危險的動向”**,並及時向老師和家長報告。
這樣的技術看似方便,也能通過技術的手段解決“看得太緊”或者“看不過來”的問題,但本身是有問題的。南澳大學的三個教育學研究者在最新發表的一篇論文中,認為這種基於行為和數據的技術監控會導致一種**“表演文化”(cultures of performativity)**,一切都流於數據所定義的表面行為,親子關係、師生關係演變成監控和反監控在行為數據上的拉鋸。
技術為家長、為學校提供了了解一個孩子行為的工具。然而,很多時候,這也是一種“懶政”。它放大了行為本身,讓一切都數據化、可查看、可干涉,通過技術客觀量化,並進行糾正和控制;而在這個過程中,背後的溝通被忽略了,原因和動機也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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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孩子在玩什麼?手機監控告訴你。不知道孩子去了哪裏?戴個GPS手環。不知道孩子在課堂上學了什麼、是否認真?調看智能監控和課堂管理工具,他/她每一次不安分的移動都會記錄在案。
這是最方便的,也是最“管用”的。然而,行為背後的**“為什麼”**,你或許就不需要關心了。
這恐怕才是技術帶來的最大隱憂,它甚至不是任何實質性的傷害,但卻比傷害來得更深、更持久、更隱蔽,讓人覺得這“明明是正常操作”——用倫敦城市大學社會學教授伊梅林·泰勒(Emmeline Taylor)的話説,人們對技術的信賴,將技術下的監控“常態化”了。
然而,**你通過監控越瞭解孩子,也就越不瞭解孩子。**同樣的,到處亂晃、沒日沒夜打遊戲的小孩,他們缺的又真的是更嚴格的監控嗎?
誠然,對於日益忙碌的家長,乃至希望避免一切風險的學校,技術提供的數據與信息,毫無疑問填充了家長的不安。家長們在監控中起碼能夠獲得安心,放下對安全的顧慮,或者讓他們認為自己瞭解了孩子的一切。**技術和數據給學校、給組織、給家庭提供了一種“控制感”,**這種權力關係如此強大、如此明顯,有時甚至能蓋過友愛、信任、交流等關係的其他方面。
這不是技術的領域,也沒有技術手段可以根本解決——再智能、再完備、再密集的監控,也無法監視孩子的內心。在密集的監控下,與孩子的安全與行為相關的所有數據都收集在了那裏,家長可以選擇看與不看。而**更重要的選擇,或許並不是看與不看、用與不用,**而是看了、用了之後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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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女士告訴我,身邊某個同事向她推薦過有家長控制功能的手機,能夠查看孩子的瀏覽記錄。“如果你的孩子長到了十幾歲,你還需要通過查看他的瀏覽記錄來控制他,這又有什麼用呢?”她搖搖頭。
“總有一天,他會離你而去的。”
我們都知道,孩子總有一天會離我們而去。我們不願看到的,只是他們以某種我們不希望的方式離我們而去——不管是被拐賣,還是在密集的控制下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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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rx, G., & Steeves, V. (2010). From the beginning: Children as subjects and agents of surveillance. Surveillance & Society, 7(3/4), 192-230.
[2] Kerr M. and H. Stattin. 2000. What Parents Know, How They Know It, and Several Forms of Adolescent Adjustment: Further Support for a Reinterpretation of Monitor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6(3): 366-380.
[3] Rooney, T. (2010). Trusting children: How do surveillance technologies alter a child’s experience of trust, risk and responsibility? Surveillance and Society 7(3/4):344-355.
[4] Rooney, T. (2012). Childhood Spaces in a Changing World: exploring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children and new surveillance technologies. Global Studies of Childhood, 2(4), 331-342.
Manolev, J., Sullivan, A., & Slee, R. (2019). The datafication of discipline: ClassDojo, surveillance and a performative classroom culture. Learning, Media and Technology, 44(1), 36-51.
[5] Taylor, E. (2014). Surveillance schools: Security, discipline and control in contemporary education. Place of publication not identified: Palgrave Pivot.
[6] Nadesan, M.H. (2010) Governing Childhood into the 21st Century: biopolitical technologies of childhood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7] 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of Canada. (2013, March 14). Surveillance Technologies and Childre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riv.gc.ca/en/opc-actions-and-decisions/research/explore-privacy-research/2012/opc_201210/
[8] Longfield, A. (2018). Who knows what about me? Children’s Commissioner Repor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hildrenscommissioner.gov.uk/publication/who-knows-what-about-me/
[9]https://www.vox.com/the-goods/2018/12/5/18128066/children-data-surveillance-amazon-facebook-google-apple
[10]https://theoutline.com/post/7289/are-the-kids-all-right-these-school-surveillance-apps-sure-want-to-tell-you
[11]手機中國網:《中學花485萬購智能手環監控學生?校方稱為替代一卡通功能》,2019年3月7日。
[12]界面新聞:《智能校服進校園,實時定位監控等功能引發隱私爭議》,2019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