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變了韓國_風聞

 

距離國家破產只有一步之遙

韓國政經相關問題早已成為中文互聯網上財經故事會與鍵盤政治局大批量製造誤讀和偏差的領域。文筆好一點的，就用跌宕起伏套路眾多的故事包裹一個陰謀論的內核，讓人看了之後大呼過癮，然後不知不覺接受了文中有問題的部分。

尤其是在描述財閥的時候，往往塑造出一個清白而英明的總統，與財閥勢不兩立，兩者關係劍拔弩張，充滿了戲劇張力——這種簡單粗暴的正邪對立，接受起來不費什麼腦子，往往很容易打動讀者內心對正義必勝的信念和渴望。但願我們的讀者朋友能夠把問題往更復雜的程度想一想，不要讓自己的腦袋淪為二極管！

韓國財閥控制了韓國的經濟命脈，並且與右翼政府上層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這些都不假。可是你仔細想想，即使是左翼總統，如果沒有財閥的支持，怎麼可能上台呢？其實無論左右，歷任韓國總統都和財閥有着合作與對抗並存的關係，並不能簡單地把財閥視為韓國總統的敵人——像三星這種芯片在國際上都有競爭力的企業，放在哪個國家都是極其珍貴的，搞起二元對立並不可取。

正如我們在《韓國總統命好苦》裏提到的，作為掌控軍隊的獨裁者，朴正熙可以對當時羽翼未豐的三星集團創始人直接敲打，迫使其輸送利益。後來韓國雖然民主化，總統不再是獨裁者，但權力仍然很大，可以在必要時候對財閥掌控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就任總統的金大中就大刀闊斧地進行了改革，把韓國從金融危機的泥潭裏拉了出來。

説起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我們之前在《亞洲金融危機2.0》裏就提到過，邢毓靜（1996）就於危機爆發前幾個月在《東南亞金融危機預警指標分析》裏指出，東亞和東南亞的五個新興經濟體，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韓國和泰國的經濟數據與1994年債務危機前夕的墨西哥有很多相似之處。

其中韓國的外匯儲備只連其短期債務的1.5倍都不到，如果外資突然抽貸，韓國外匯儲備將面臨大失血。

因為資源匱乏，韓國也是一個相當依賴進口的國家，但1996年韓國的外匯儲備很少，只能支撐3.2個月的進口額。

然而時任韓國前副總理兼財政經濟院長官姜慶植對韓國外匯儲備的危險程度掉以輕心，沒有采取預防對策，後來甚至一度被檢察院調查。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先是席捲了東南亞地區，此時韓國國內韓寶等大財閥面臨嚴重的財務困難，政府卻遲遲沒有救援，導致申請破產。對韓國經濟的悲觀情緒迅速蔓延，外資突然抽貸和短期債務不能展期的情況逐漸惡化，外資的大量流出使本幣大幅貶值，到1997年底，短期外債總額為638億美元，而可用外匯儲備總額僅為91億美元。韓國已經到了主權違約的邊緣，距離國家破產只有一步之遙。

別無選擇，韓國只能在1997年11月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求助。

“喪權辱國”還是“雪中送炭”？

在韓國國內輿論，包括韓國有影響力的文藝作品裏，IMF彷彿是趁火打劫，強逼韓國人低頭的霸道的境外勢力。國內不少輿論也就照搬了這種説法，甚至演變得比韓國的説法還要咬牙切齒。畢竟IMF迫使韓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為條件來借款給危機中的韓國，這種做法被廣泛解讀成讓韓國主權淪喪、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國主義行徑。

然而韓國人對IMF的激烈情緒，更像是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衰退、失業等痛苦找不到合適的宣泄口的時候，夾雜着民族主義情緒傾瀉到了IMF這個國際組織身上。考慮到IMF在緊要關頭確實給韓國財政提供了雪中送炭般的幫助，韓國人憎恨IMF頗有點得便宜賣乖甚至恩將仇報的意思——我們中國人又何必替韓國人着急上火呢？

“雪中送炭”並不是誇張，1997年12月3日與IMF達成協議後，韓國獲准立即提取的金額為56億美元。12月18日，韓國獲准再提取35億美元。而後續IMF和其他國際金融機構還有將近500億美元可以用來幫助韓國。

對韓國的經濟體制，IMF也確實提出了苛刻的改革條件，但之前韓國的經濟體制問題嚴重，也是導致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面前不堪一擊的原因之一。之前韓國沒有主動改革，危機到來之後IMF提出改革的條件，難道不正是危機倒逼改革嗎？

1997年韓國總統大選時，民眾迫切需要一個有威望、有能力的總統帶領韓國走出金融危機的泥潭。金大中在此前屢次參選卻從沒當選過總統，這次卻在73歲高齡當選——韓國民眾對這位昔日不屈不撓反抗軍政府的老人寄予厚望，又或許是隻有在危急時候才想到他吧。

1998年初金大中就任總統的時候，韓國最危險的時候已經過去。IMF在1997年12月與韓國達成了協議，總額500多億美元的援助也是IMF當時最大筆援助之一。更重要的是，IMF與韓國達成協議等於宣告韓國之後要大力改革經濟體制，IMF的借款也為韓國提供了重要的背書。

當然，IMF提供援助也少不了美國的支持，畢竟韓國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盟（xiao）友（di），美國不可能眼睜睜看着韓國陷入衰退和混亂。換個別的國家，美國未必會如此重視。

在這個時候，在國內外都廣受歡迎的金大中上任後的任務就是大力推行改革，改善韓國的經濟體制，從而拯救韓國經濟。

整頓被財閥玩壞的金融系統

在很多網絡文章裏，韓國財閥權勢熏天，禍國殃民，但具體是怎麼禍國殃民的卻往往流於陰謀論。事實上，以往極其有利於財閥的經濟體制確實是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遭受重創的原因之一。

在《韓國總統命好苦》裏我們提到，自從朴正熙上台後，韓國政府指導大財閥發展鋼鐵、造船、石化、汽車、電子等資本密集的產業，給予其政策、税收、融資優惠。這在韓國一窮二白的年代裏是相當有用的策略，也創造出了舉世聞名的“漢江奇蹟”。

但是財閥和政府密切相關，帶來了很多不良後果。官商勾結、貪污腐敗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韓國的經濟體系也變得極端低效且不透明。

比如説起財閥家族互相勾結，狼狽為奸，這體現在財務上就是財閥之間交叉持股與相互借款十分緊密。而這種緊密的互相持股與借貸關係只不過是財閥財務混亂而不透明的一個方面。韓國財閥經營狀況不透明，這在亞洲金融危機前就已經在世界金融圈裏人盡皆知了，投資者根本不相信韓國公司的財務報告，因而不願投資於韓國公司的股票（另外，外資在韓國股市也不完全自由）。

財務造假十分廣泛，對財閥來説還有一大好處，那就是從銀行騙取貸款。而那個時候的銀行也更像是政府機構而非公司，因為它們經常按照政府意圖向大企業提供貸款，而不顧高風險和低盈利率。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銀行股東對銀行的經營狀況話語權很小，不能糾正銀行的錯誤經營行為。銀行之外的保險、證券、信託、投資等金融機構則大多掌握在財閥手中，成為它們為自己融資的工具。

這樣輕易得來的貸款，給財閥無序擴張提供了大量資金。眾多財閥進入自己原本不擅長的領域，打壓中小企業，逐漸成長為壟斷多個行業的巨型企業。

金大中上台之後，對這些經濟體系中的痼疾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企業的交叉持股與相互借款保證制度，禁止！

企業財務混亂不透明，改正！

企業擁有多個行業不相關的子公司，砍掉！

其實此時負債累累的財閥也樂於甩掉包袱。比如三星公司專注於電子、金融服務以及貿易服務業，處理掉石油化工、發電站、船用發動機以及汽車等業務領域中的子公司。

金融機構裏小股東的話語權也得到了提高，以便限制大企業通過金融機構為所欲為。類似的，企業小股東的權力也得到了提高，原來規定只有持有1%股份的股東人才享有股東權力改為持有0.01%股份的所有者都享有股東權力。

與此同時，銀行還是不得不救的，儘管已經被財閥的不良貸款玩壞了。政府不得不動用公共資金處置不良貸款，一批銀行被關閉或重組。銀行調整了貸款結構，取消了財團內部的交叉擔保貸款，信貸投向從大企業轉向小企業和個人。

加快資本賬户自由化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韓國經常賬户曾出現赤字，因此不得不鼓勵資本流入，推動資本賬户自由化。但是在韓國當時的經濟體制下，自由化並不徹底，外國人連投資韓國股票市場都不是完全自由的，那外資會以什麼方式流入韓國呢？

答案是短期貸款。原因很簡單，長期貸款要求企業詳細披露資金使用情況，作為獲得批准的條件。然而上文提到過了，韓國企業的財務狀況混亂而不透明，外國資金很難放心給韓國企業長期貸款。

與此同時，政府允許從事外幣計價活動的金融機構，尤其是商人銀行的數量迅速增加。商人銀行中很多是財閥投資的融資渠道，從海外大舉借入短期貸款，以資助財閥的長期投資項目。

這就造成了資金使用期限的錯配，為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外資的迅速抽離埋下了隱患。在銀行業，短期外債佔1996年外債總額高達61%。

金大中上台之後，一方面撤銷了絕大多數商人銀行的牌照，並對其他金融機構也進行了類似的整頓。另一方面則是加快了資本賬户自由化的步伐，在其他領域擴大開放。

比如韓國股票市場完全向外資開放，後來外資也可以投資非上市公司。允許外國人擁有商業銀行和成為銀行高管，外資參股也成為整頓金融系統的一大手段。

可能有不少人覺得，銀行被國外資本控股是喪權辱國的表現。但就以韓國當時的狀況而言，銀行業和其他金融領域急需資金注入，並徹底改變以往被財閥當做提款機予取予求的狀態。外資的進入也引進了先進的金融管理制度，促進競爭，目的還是要改變以往政企勾結、官營金融等經濟結構問題。

而且小國完全排斥外資在金融領域之外，更是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在危機期間進行改革徹底放開資本賬户自由化，也是無奈中的妙招，能夠儘量幫助韓國利用外資渡過金融危機。

大力扶持信息和文化產業

除了應對危機，進行金融領域的改革，金大中還大力扶持新型產業，促進韓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

金融危機對韓國的重創，意味着過去那種依靠財閥搞重工業的路線是低效的。為了韓國長遠的經濟發展，就要培育新興產業。

金大中把寶壓到了信息產業和文化產業上，從現在的馬後炮來看，他是押對了。

金大中政府發佈了《新知識產業培育案》，在信息通信領域中投入的財政資金達到了政府總預算的2.2-2.7%，大力培育信息產業。對新技術新產業的扶持，也培育了一批高科技中小企業，以促進韓國經濟的多樣性。

信息通信產業很快成為韓國的支出產業之一，其貿易順差規模也在1998-2001年間達到515億美元，佔據了同時期824億美元的總貿易順差的六成以上。

另外，後來風靡全亞洲乃至在全世界都有很大影響力的韓國流行文化，也是在金大中任期內快速發展的。

金大中執政前，韓國文化產業就有了初步發展，大家熟知的韓國三大經紀公司SM、YG、JYP分別在1995-1997年間成立，趕上了好時代。而1998年，金大中政府發表《國民的政府新文化政策》，提出“文化是國家發展的核心原因”，準備大力扶持文化產業。

在文化藝術領域，金大中政府的原則是“支持但不干涉”，由政府主導逐漸轉變為重視民間自律與自發。文化政策寬鬆，在文化方面也逐漸放權給地方政府和民間組織，並強化文化藝術界自律性而非強調政府管控。這與金大中本人是民主的實踐者也有相當的關係，與後來李明博、朴槿惠時期形成了鮮明對比。

政府也不是什麼是都不管，而是很重視韓國文化對海外的營銷，挖掘具有競爭力的“明星項目”並給予集中支持，打入海外市場，以便在創造高附加值的同時提升韓國文化在海外的影響力。

你們喜歡的小哥哥小姐姐其實都要供金大中為自己的守護神。

值得一提的是，在設計文化戰略的時候，文化產業一項重要的任務是促進半島統一，所以某些關於半島兩國文化一致性的內容也是在近十幾年裏能經常見到的。

浴火重生的韓國經濟

多年以後看金大中主持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他是成功了，把韓國從金融危機的泥潭中拖了出來。

在金融領域，金大中政府的改革基本達到了目的：加強法律和監管，重建金融機構，減少道德風險，促進資本賬户自由化，加強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

在新產業領域，韓國的信息產業和文化產業在21世紀也蒸蒸日上。

看經濟增長率，在金大中任期內，韓國僅在危機嚴重的1998年面臨經濟負增長，之後幾年的經濟增長還是可圈可點的。

哪怕讓韓國人恨得咬牙切齒的­­IMF，韓國也只欠了不到四年錢，只動用了195億美元的貸款，在2001年8月金大中任內就把欠款還清。

對韓國來説相當幸運的是，世紀初正值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韓國本身就是個出口導向型國家，對華出口量逐漸增加。金大中卸任總統後一年的2003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韓國最大出口對象。與中國的經貿往來也對後來韓國的經濟繁榮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促進作用。

金大中領導韓國走出金融危機的影響，也離不開韓國人民的支持。為了湊外匯，1998年韓國民間掀起了捐獻黃金的運動，民眾紛紛拿出自己的金首飾拿去出售或者無償捐獻，以換取寶貴的外匯。據稱運動開始後短短三天時間內，全國交售金首飾者就達20萬人，共收購黃金首飾25噸，價值約2億美元。

除此之外，韓國民眾還付出了相當沉重的代價——短期失業率飆升，而且這是體制性的。這是因為戰後韓國類似於日本，實質上實行的是終身僱傭制，但在改革之後，轉為自由僱傭制，企業可以解聘員工。這在韓國職場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其實金大中改革的實質就是把韓國原來由政府主導的財閥經濟體制轉向美國式的自由主義經濟體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也帶來了自由主義經濟體制的一些問題，比如上面提到的自由僱傭制導致失業上升，以及貧富差距拉大，民眾失落感增大等。

韓國財閥對韓國經濟的掌控力經過改革也有所下降，沒有了以往對金融體系的有力控制。但是韓國財閥本身體量仍然很大，仍然控制着韓國的經濟命脈，與政壇還有着密切聯繫。當然，經過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後，韓國大企業的管理模式比以往要先進多了。

大企業和政府之間不清不楚的關係仍然存在，哪怕是在新世紀成長起來的三大經紀公司SM、YG、JYP也存在類似問題。韓國的貴圈之所以看上去比中國的貴圈會玩得多，也和他們的幕後老闆位階更高有關。

儘管如此，金大中的改革還是讓美國式自由主義經濟體制在韓國紮下根來，也幫助韓國走出了亞洲金融危機。

金大中早年作為反抗軍政府獨裁的勇士，常年遭遇拘禁和流放，為韓國的民主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晚年臨危受命擔任總統主導了危機中的改革，徹底扭轉局勢，改變了韓國的經濟體制。任內除了經濟方面的貢獻，他還大力精簡政府機構，訪問朝鮮緩和半島局勢。

其實説到這裏，你應該也看出來金大中這個人物在改善我們思維方面能夠做出的貢獻了。

傳統上説，他是一位左翼總統，但是他乾的事情，卻是讓政府和關係密切的財閥撤出經濟圈，力主進行了一系列西方保守主義者力推的改革措施。而這一套組合拳的結果，也不像很多左翼政府的決策一樣，單純保護勞工和小企業，而是讓大家在短期內產生了陣痛，卻最終讓韓國軟硬實力雙豐收。

所以用某一種立場標籤去定義這樣一個人是不合理的。當他承擔起了人民賦予的帶領韓國走出泥潭的重任，最終就只能是用最合適的方法巧妙地化解各種矛盾，把人們帶上正軌。

和那些陰謀論公眾號渲染的悲情比起來，這樣的一個歷史人物，形象變模糊了，但他卻真正改變了韓國。

2009年，為韓國奮鬥一生的金大中逝世，死後備極哀榮，受到了民眾的緬懷，繼朴正熙之後成為韓國第二位舉行國葬的總統。

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