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與李鴻章平分朝政？慈禧向十一國宣戰？這些都是唐德剛的謬誤_風聞

文：陳曉平

自1999年嶽麓書社推出了超級減肥版的《晚清七十年》以來，該書被無數名人非名人反覆推薦，儼然成為中國近代史的“必讀書”，唐氏也被捧上了神壇。由於“糖粉”陣容強大，批評的聲音幾被淹沒。雖然唐德剛關於北洋海軍“主炮晾衣”一説，已被海軍史研究者陳悦駁得體無完膚，多數人並沒意識到唐氏治學粗疏，是一以貫之的。從專業角度看，《晚清七十年》可説是浪得虛名之作，硬傷太多，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本文擬引用可靠史料和學界研究成果，略舉數例，暴露唐氏史學功力的不足，讀者自可舉一反三，重估該書實際價值。近幾十年晚清史研究成績斐然，史料整理和考證方面成績更加突出，已非唐氏所能想見。

本文所引《晚清七十年》原文，用的是遠流版五卷本，為免繁瑣，僅注出冊數和頁碼，如第四冊第87頁，注作“四，87”。

“李鴻章是榮祿的政敵，李之下放廣州就是受榮祿排擠而去的”？（四，87）

李鴻章和榮祿的關係，唐德剛並不瞭解。除了甲午慘敗讓榮祿對李鴻章有些微詞之外，從我所蒐集的幾百條榮、李關係史料中可以看出，兩人長期以來私交甚好，政治上緊密合作，互惠互利，理念上大體都屬“洋務派”範疇。

早在光緒三年，榮祿籌設神機營機器局，即曾請李鴻章推薦洋務人才，李也鼎力相助，推薦了著名科技專家華蘅芳。光緒十四年李鴻章在給李經方家信中，特地囑咐兒子去看望榮祿，提醒“葉[榮]仲華交好廿年，晤時問伊腳氣好否，洋醫有效否。爾須稱老伯、小侄，不作官話”。戊戌政變時奏請太后訓政的楊崇伊，既是李鴻章的兒女親家，也是政治盟友。楊崇伊事前專門到天津與榮祿密商。政變後英、日為營救張蔭桓，託李鴻章通過榮祿向太后進言，卒得減罪流放，也可見出李、榮兩人關係非同一般。關於李鴻章外放兩廣總督一事，徐一士在《凌霄一士隨筆》中分析：“當召劉譚來京，兩江總督系以江蘇巡撫鹿傳霖署理，而兩廣總督則特簡鴻章往署。蓋榮祿助鴻章得之，已預為真除地矣。”“百日維新”之前，李鴻章被光緒帝逐出總署，此後即投閒置散，沒有得到任何實缺，此時得授兩廣總督，正是求之不得。江蘇、廣東是富庶省份，晚清官場皆以兩江、兩廣總督為極優之缺。李鴻章本人也感覺到後起滿洲權貴排擠開明漢族大臣，希望離開北京是非之地。這次外放，實是榮祿鼎力相助，唐德剛居然視作“排擠”，真是南轅北轍了。

北京陷落後，榮祿暫駐保定，慈禧曾令榮祿入京作為“會辦全權大臣”參與談判；李鴻章接到榮祿通過袁世凱轉遞的密信，奏請讓榮祿回“行在”當差，一方面可通過榮祿説動慈禧徹底調整政策，另一方面也為榮祿解圍，是“投桃報李”之舉。儘管榮祿在圍攻使館過程中採取“明攻暗保”手法，向使館輸送食品，促成駐京公使與本國通電報，但他手下的武衞中軍畢竟曾參與圍攻使館，使他不適宜出任談判角色。李鴻章這個果敢行動收到明顯成效，榮祿到西安的第三天，清廷即開始大規模懲辦“肇禍諸臣”，將端郡王載漪、莊親王載勳等人革去職爵暫行圈禁。兩人配合十分默契，“政敵”之説，可以休矣！

      “李鴻章命于式枚草遺折薦袁世凱代己為直隸總督”？（四，184）

李鴻章臨終推薦袁世凱的神話，只因《李文忠公全集》《文忠公遺集》沒有收錄李鴻章遺折，以訛傳訛達一個世紀。這封遺折，在《西巡大事記》及《一士談薈》一書均有全文，沒有隻字提及袁世凱。袁世凱研究專家劉路生在前人研究基礎上作了嚴密考證，徹底排除了遺折、附片保薦袁世凱的可能。由於李鴻章事先未作安排，臨終時已口不能言，這份遺折是由其幕僚于式枚在李氏去世後草擬的，不是出於李鴻章口授，故《李文忠公全集》編者吳汝綸、《文忠公遺集》編者李國傑不予收錄。在得到李鴻章死訊後二三個小時，諭旨即命袁世凱署理直隸總督，顯示太后此前已拿定主意。如果有太后以外的因素，列強的推崇、榮祿的提攜比較關鍵，盛宣懷也出力不少，與李鴻章沒有絲毫關係。

       翁同龢****和李鴻章“平分朝政”？

該書第三冊如此談論翁同龢：“在小皇帝日漸長大，垂簾老太后預備‘歸政’之時，同龢正是當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銜的‘協辦大學士’；兩入‘軍機’，兼總理各國事務。他與那時權傾朝野的李鴻章，簡直是平分朝政。”（三，173-174）。

事實是，從來沒有存在過李鴻章和翁同龢“平分朝政”的時期。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李鴻章繼曾國藩之後任直隸總督，後兼北洋大臣，二十多年裏一直是太后深所倚畀的重臣。而翁同龢初入軍機在光緒八年（1882年）十一月，領班的是威望素著的恭親王奕訢，根本輪不到翁氏掌權。光緒十年三月，恭親王和翁同龢等全班軍機大臣同被罷免，醇親王奕譞以皇帝本生父隱執朝柄，以禮親王世鐸為傀儡，以孫毓汶擔任中樞實際辦事角色。直到甲午戰爭爆發，翁同龢再入軍機，十一月奕訢也再次出任領班，翁同龢一直未能掌握中樞大權。次年李鴻章被“留京入閣辦事”，被奪了實權。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奕訢去世，十多天後翁同龢被“開缺回籍”。翁同龢對朝政的主要影響力在財政方面（擔任户部尚書），甲午期間對光緒帝主戰起了重要作用，其他時期和朝政的其他方面，影響較小，實在談不上“平分朝政”。李鴻章長期以文華殿大學士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節制主要國防軍淮軍、直隸練軍，實際主持海軍建設和對外交涉，淮系勢力遍佈各地，論實際權勢，翁同龢望塵莫及。翁開始對大政發生重大影響時，李鴻章很快就成為“空頭大學士”。就算是在翁同龢權勢巔峯時期，軍機處有恭親王奕訢、禮親王世鐸班次在他之前，另有李鴻藻、剛毅等人分薄他的權力，光緒二十一年後軍權主要落在榮祿手上，總理衙門由奕劻領銜。“平分朝政”，從何説起？

      “翁同龢是康、梁等激進派的家長與護法”？

唐德剛説太后“首先她就把翁同龢罷官，趕出政治圈。翁是享有‘獨對’之權的光緒帝智囊。他作為享有清望的狀元老臣，也是朝中開明派的班首；更是康、梁等激進派的家長與護法。翁氏一旦被黜，光緒就失去一個首席謀臣、一箇中間橋樑和一個翼護新黨的家長。一箭三雕，翁同龢在六月十五日被‘開缺回籍’。兒皇帝也就被完全孤立了”。（三，232）

康梁流亡海外，為了增強他們在海外華僑界的號召力，將翁同龢尊稱為“維新導師”，此後即以訛傳訛，真相完全被謊言掩蓋。其實只要仔細閲讀《翁同龢日記》，就不會得出這種荒謬的結論。孔祥吉通過核對原稿，已證實通行版的《翁同龢日記》並沒有太多刪改，可以放心使用。

康有為的進用，翁同龢初期出力甚多，但後來感覺康四面樹敵，又開始退縮。正當光緒雷厲風行推行維新事業之時，翁氏這種出爾反爾甚至當面抗旨的做法，令光緒十分惱火。據《翁同龢日記》載，在《定國是詔》頒佈前，光緒傳達慈禧有關變法的指示，是“今宜專講西學，明白宣示”；反而翁氏自己説“西法不可不講，聖賢義理之學猶不可忘。退擬旨一道”。結果，在他起草的《定國是詔》中，將變法綱領調整為“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大大降低了慈禧“專講西學”的激進調門，也顯示了翁同龢的保守傾向。在接待來訪的德國亨利親王時，光緒帝與之行握手禮、賜坐，遭到翁同龢極力阻撓，甚至在接見時大聲呵斥德國隨員，顯示翁氏仍固執“天朝上國”觀念，不願以平等之禮相待。

翁同龢在康有為急需支持的關鍵時刻，堅決與之劃清界線。四月初七日，光緒命翁同龢通知康有為再抄一份“進呈”圖書（《日本變政考》、《波蘭分滅記》之類），翁答：“與康不往來”；皇帝追問為何如此，翁答“此人居心叵測”；皇帝再問“前此何以不説”，翁答“臣近見其《孔子改制考》知之”。第二天，光緒又問康有為進書之事，翁還是説“與康不往來”，導致皇帝“發怒詰責”。翁同龢最初推薦康有為是出於傳統的“自強”動機，也曾欣賞康的才華，但在進一步瞭解康的為人、“託古改制”等離經叛道的想法之後，撤回了對康的支持。將翁説成“激進派的家長與護法”，與史實完全不符。

       光緒帝罷免翁同龢是慈禧太后逼迫的？

翁同龢因支持維新而被慈禧罷黜，這是康梁流亡海外時有意製造的神話，後來被不少史家全盤接受。但是，早在1957年，蕭公權先生在用英文寫成的《翁同龢與戊戌維新》長文中，即指出：“翁氏小心謹慎的變法路子與光緒無限的狂熱相沖突，光緒準備擺脱當時也已失去慈禧寵信的翁同龢。……翁損壞了多年來他所培養的與光緒之間的信任與融洽的關係。就光緒看來，翁對他不敬是很不好的；但其先鼓勵他變法，讚揚康有為，繼而突然撤回，取消前言，實在令人難以忍受。”蕭公權的研究得到了該領域主要學者後續研究的證實，如吳相湘、楊天石、孔祥吉等。翁同龢罷官出於光緒帝主動，慈禧只是順水推舟。

一般人喜歡用“帝黨”來稱呼光緒帝最信任的臣子羣體。在下《定國是詔》前後，原來帝黨中堅的汪鳴鑾、長麟、志鋭、文廷式等已遭斥逐，朝中主要帝黨人物是翁同龢和張蔭桓兩人，而張有後來居上之勢。張蔭桓因推薦康有為、辦理外交和借款受到持續攻擊，光緒希望翁同龢能站出來維護張蔭桓，翁氏不僅不配合，還極力想劃清與張蔭桓、康有為的界限，目的在於為自己洗刷。

皇帝要他力保張蔭桓，也是為了整個“帝黨”共同的利益，翁同龢的回答是“不敢阿附”，完全失去人臣之禮。以地位來説，張蔭桓僅是侍郎，身為帝師、協辦大學士、尚書、軍機大臣的翁同龢，將“阿附”這樣的字眼用在張蔭桓身上，他對張的嫉妒已顯露無遺。此舉顯示翁氏毫無風度，極端失態，等於譏諷光緒過分寵信張蔭桓，抱怨自己不受重用。

四月初十日，恭親王奕訢薨逝，翁同龢失去了朝中最後一個靠山。二十六日，光緒到頤和園見太后，顯然有所請示；第二天即頒下親筆硃諭令翁同龢“開缺回籍”。清代制度，皇帝“上諭”一般是口述後由軍機大臣傳知軍機章京繕寫，重要機密由軍機大臣親自繕寫，都用墨筆；只有最重要的內容，才會由皇帝親自用專用的硃筆書寫。硃諭中特別提到“每於召對時，諮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無常，詞色漸露，實屬狂妄任性”，這都是皇帝此前召見翁同龢時情景的真實寫照。如果是太后強迫光緒書寫，而光緒依然寵信翁同龢的話，斷難寫得如此具體生動。

       榮祿打算“殺袁而並其軍” ？（五，90）

書中對榮祿的描寫很多都純粹出於想象，毫無史料依據，例如説榮祿在光緒二十二年“有心找個藉口，殺袁而並其軍”，簡直就是小説家言。榮祿作為後起“軍事洋務派”代表人物，因國家財力不足，暫時擱置海軍，大力主張用西法訓練陸軍，袁世凱正是榮祿物色到的得力練兵人才。甲午戰敗後，袁世凱得到李鴻藻推薦，先在榮祿負責的督辦軍務處效力，接下來創辦新建陸軍，出任山東巡撫，到繼李鴻章之後出掌直隸，幾乎都是榮祿一手栽培。可以説，沒有榮祿，就沒有袁世凱；榮祿權傾朝野，也得到袁世凱實力的支撐。唐德剛居然想象出榮祿想殺袁世凱這樣的天方夜譚，我就不想再饒舌了。

“告密”辯誣

​袁世凱“告密”導致戊戌政變發生，長期以來似乎已成定論。這種説法甚為不妥，完全站在康、梁一方説話。唐德剛也不加分辨地沿用了“袁世凱告密”的説法。站在中立的立場，袁世凱身為前任直隸按察使、候補侍郎、新建陸軍統領，向中央政府報告叛亂密謀，是他應盡的責任。事實上，按照大清律例，任何普通臣民都有報告謀逆密謀的義務，何況他是掌握軍權的二品大員。經過茅海建的精密研究，光緒不認可他本人知悉“圍園錮後”密謀。光緒四歲即入宮由太后撫養，在慈禧積威之下，加之長期以來“以孝治天下”的傳統，不太可能同意這種犯上作亂的激進主張。可以説，“圍園錮後”密謀，是在皇帝不知情的情況下策劃的。袁世凱揭露密謀，本是份內之事，何必一定要用“告密”這種含有貶義的詞語。

“袁世凱那時所統率的‘新建陸軍’七千餘人，兵力為諸軍之冠”？（三，236）

這是治史很不用心的人才會鬧出來的笑話。據台灣學者劉鳳翰的精密研究，當時在京畿地區三大國防軍中，宋慶的毅軍12000人，聶士成的武毅軍15000人，都是經歷過甲午陸戰的百戰之師；董福祥的甘軍12000人，也是長期在西北作戰的勝利之師。此外，直隸淮軍與練軍有26100人，慶親王奕劻統率的神機營19510人，端郡王載漪統帥的虎神營約10000人。僅就人數來説，“新建陸軍”不僅不是“諸軍之冠”，連第5名都排不上。

有人或許會以為，“新建陸軍”雖然人數較少，但經過德式訓練，或許實力最強。這也是極大誤解。“新建陸軍”由胡燏棻初步訓練的“定武軍”改編而成，由袁世凱接手，這支新軍根本沒有實戰經驗，而宋、聶、董三軍都是身經百戰的將領，所部是有豐富實戰經驗的精鋭之師。新建陸軍從來沒有打過什麼硬仗，而聶、宋兩軍在天津保衞戰中曾讓八國聯軍吃盡苦頭。

早在1964年，劉鳳翰《袁世凱與戊戌政變》一書已經刊行；1978年，劉鳳翰又出版了900頁專著《武衞軍》，對榮祿統率下的宋慶、聶士成、董福祥、袁世凱各軍有極為詳盡的研究。劉鳳翰是台灣著名的軍事史學者。以唐德剛和台灣學界的聯繫，這種疏忽絕不應該。

   “袁氏在小站防制革命黨滲透新軍”？（五，88-89）

這是典型的“關公戰秦瓊”式笑話。唐德剛説：“袁軍中無日本留學生。其原因蓋有二端。日本軍制原襲自德國。袁軍既亦採德制，延有德國教習……又何須作日本的再傳弟子呢？再者，日本留學生原為革命之淵藪，為防制革命黨人滲透北洋新軍，乾脆不用留日學生”（五，88）。前半段沒什麼錯誤，後半段就純屬胡説。

袁世凱開始在小站訓練“新建陸軍”是光緒二十一年十月（1895年12月）。這一年雖發生廣州重陽之役，香港興中會人數極少，用的主力是出錢招募的遊勇，孫中山、楊衢雲此時被通緝剛開始流亡，在日本根本就沒有跟留學生接觸。革命黨跟留日學生大規模結合，是1905年日俄戰爭以後的事。況且在光緒二十一年，並無中國學生在日本學習軍事。甲午戰前，清廷派學生到英國學習海軍（嚴復等），到德國學習陸軍（段祺瑞等），當時中國人眼裏哪有日本？中國學生到日本學習軍事，是戊戌前後日本放寬限制、並通過做張之洞的工作而達成的。

     “慈禧太后向十一國宣戰”？

1900年列強和清廷開戰，其原因至為複雜。但具體到“宣戰”這個細節，事實是極端清楚的。慈禧太后從來沒有向列強宣戰過。人們可能會説，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不是有個《宣戰詔書》嗎？其實，那天發佈的上諭（“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是頒給國內臣民的。上諭歷數道光以來中國“一意拊循”、洋人“益肆梟張”的事實，關鍵在於指出“昨日公然有杜士蘭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認為是列強“自取決裂”；緊接着頒發的另一道上諭則指出“洋人肇釁猝起兵端”。可見，這個上諭無論如何都不能稱為“宣戰詔書”或“宣戰照會”。第一，上諭認為已經開戰，發動戰爭的是“洋人”，也就是説，這個命令是應戰；第二，上諭明確提到“杜士蘭照會”，明明知道無論是宣戰還是提出要求，在國際慣例上是以照會形式向對方提交的。而這份上諭，從來沒有提交給駐北京或天津的外交官，而是對國內臣民的戰爭動員令。

發佈這個上諭的前提，是雙方已經開戰，即處在實際的戰爭狀態。正如太后五月二十一日御前會議上親口所説：“現在是他開釁，若如此將天下拱手讓去，我死無面目見列聖！就是要送天下，亦打一仗再送！”説雙方此前已處在實際戰爭狀態，有很多證據：一、各國駐天津領事推法國領事為代表，在五月二十日發出“杜士蘭照會”即最後通牒，要求大沽炮台守軍在第二天凌晨二時撤出。這份最後通牒實際上到二十一日清晨五點鐘才到達直隸總督府，而大沽戰鬥已經打了幾個小時。五月二十日，“西摩聯軍”與董福祥甘軍姚旺部在廊坊也已展開激戰。更早一天，天津河東陳家溝洋兵攻擊義和團，“制台竟傳令開炮……水師營開炮幫打。”很明顯，在五月二十五日上諭發佈前的五、六天，已發生中國正規軍與列強軍隊之間較大規模的戰鬥，何勞過了這麼多天再來“宣戰”？這份上諭，只是一份給國內臣民的戰爭動員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