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在我和張維迎一次見面時，張維迎竟然激動地揚言要動手！_風聞

價格雙軌制的由來真相 

莫干山主報告起草人徐景安答本報問

 來源：香港商報 

今天，提及「莫干山會議」也許並不廣為人所知，但是，打破計劃價格堅冰的決策正是發端於此次會議。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縣莫干山，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討論會，是次會議被認為是「中國經濟改革思想史的開創性事件」。2011年11月26日，第四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授予了以華生研究組（華生、何家成、蔣躍等）、田源、張維迎為主要貢獻人的「價格雙軌制理論」。不過，作為莫干山會議的主要組織者和主報告的起草人徐景安先生卻未列其中。本報就此獨家專訪了徐景安先生，通過其描述來還原「價格雙軌制由來」的歷史真相。香港商報記者顧安安 

香港商報：您作為莫干山會議的主要組織者和主報告起草人，卻未獲得此次針對「價格雙軌制理論」作出貢獻的經濟學者的獎項，您有什麼想法？

徐景安：這個獲獎消息是別人告訴我的，我上網查了一下，華生在獲獎致詞中説：「那次會議實際上最主要的組織者，應該説是王岐山，包括做出貢獻的整個報告執筆人徐景安，印象特別深的是專門點將，總報告由他來執筆，我們當時是學生，他是國家體改委處長。」據介紹，這個獎是經過民主程序評選出來的，但不知為什麼將「價格雙軌制」討論的主要參與者都一個不落地列上，而唯獨把作為「主要組織者」和「總報告執筆者」的我遺漏了？

 香港商報：華生説，「您是被『專門點將』來起草總報告的？」

徐景安：我當時是國家體改委宏觀規劃司處長。1984年3月，由《經濟學週報》、《世界經濟導報》等單位籌備發起中青年經濟工作者討論會，代表人選按論文水平確定，從1300篇論文中確定會議代表124人。會議籌備工作由張鋼等人負責。張鋼找王岐山商量，王岐山説：「徐景安了解情況，找他參加。」張鋼找到我，我覺得，這是好事啊，我就參與了。後來，張鋼負責會務，我負責學術。會議討論分為7個專題，價格問題是我定的，會議期間，我一直在這個組，最後作為會議成果報告之一：《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報告之二：《與價格改革相關的若干問題》都是由我執筆起草的。事實上，價格組從題目確定、討論主持到報告起草都是我負責的。 

香港商報：您當時為什麼這麼關注價格問題？

徐景安：農村承包，企業改革，都講利益。有利就幹，無利不幹，這是很自然的。價格問題就越來越突出了。比如玻璃，按面積計算價格，那就大量生產薄玻璃；按重量計算價格，就大量生產厚玻璃。由於能源、原材料等基礎工業價格太低，加工工業品價格太高，結果基礎工業越來越跟不上加工工業的發展。國務院開了很多次會議，討論價格改革問題。小調解決不了問題，大調經濟承受不了。我工作就在中南海，非常瞭解當時改革的焦點就是價格問題。 

香港商報：價格改革難度很大，十分複雜，眾説紛紜。莫干山會議上價格改革就吵了七天七夜。您寫的主報告《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也就3300多字，把這麼複雜的問題説清楚了，並且得到認同，成為國家價格改革的方針。十分佩服您的功力，您能講講其中的原因嗎？

徐景安：華生説的對，「價格雙軌制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張維迎的功勞在於把「放」的思路引入了價格改革之中。在莫干山會議此前的價格改革的方案中，只是「調」，無非大調、中調與小調。維迎「放」的主張，即價格由供求關係決定，今天看這不過是市場經濟的ABC，但當時具有革命性意義。田源是「調」派，雖然也主張「與市場調節要求相適應，繼續有選擇地、適當提高或放開一部分計劃外產品價格」，但主要還是「調」。華生他們提出了「先改後調，改中有調」的思路，主張「利用工業品自銷比例擴大、價格鬆動這一不可逆轉的改革趨勢」，「進一步擴大工業品進入市場的比重」，「到幾種主要物資市價統一、平穩、下跌，就可以開始分步調價」。 應該説，他們各有側重，但都沒有形成可操作的思路，這可以理解，他們還都是研究生。而我十分了解經濟的實際運行與價格改革的難點，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思路和方案是我的強項。我的主報告《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提出：考慮到由國家計劃供應和統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煤炭佔50%、鋼材佔70%，建議除重點建設項目、重點生產企業外，由計劃分配改為市場供應。將供求基本平衡的機械、輕工、紡織的價格放開，所需的原料也由計劃價改為市場價；隨着一個個行業的放開，統配煤、鋼材的比重就會縮小，這時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價格就不會對整個國民經濟產生很大沖擊。採取這種做法，就把價格改革這個十分複雜、難以決策的大系統，分解為一個個行業、一類類產品的小系統，改革起來容易預測、決斷和施行。 9月20日張勁夫就在這份報告上批示：「中青年經濟工作者討論會上，提出的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極有參考價值。」10月10日國務院領導批示：「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很開腦筋。總題目是如何使放、調結合，靈活運用；因勢利導，既避免了大的振動，又可解決問題。廣東從改物價管理體制入手；江蘇鄉鎮企業走過的路，協作煤價的下浮；及糧、棉由大量搞超購價的結果帶來了比例價，都實質上是放、調結合的成功事例。」 

香港商報：我注意到，您的報告提的是「調放結合，先放後調」，怎麼後來説成是「價格雙軌制」呢？

徐景安：在莫干山會上是調放之爭，而不是「雙軌制」與「單軌制」之爭，所以我在起草《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的報告中，就沒有提「雙軌制」。但放調的結果形成一種產品兩種價格的雙軌制。後來人們就把這項改革稱為價格雙軌制改革。 

「價格雙軌制由來」的爭議

香港商報：張維迎在其《價格、市場與企業家》一書中寫道，「1984年4月，我寫成了《以價格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一文，第一次比較系統地提出了以『放』為主的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在莫干山會議上，一開始就形成『調』、『放』兩派，田原是『調派』的代表，我是『放派』的代表。最終，我的觀點説服了大多數人，會議組織者以政府領導人『容易聽進去』的方式將我的觀點作了一些修正，向國務院提交了這次會議上提出的價格改革新思路，受到國務院領導的重視，『雙軌制』由此成為中國價格改革的官方政策。」您對他這種説法如何評價？

徐景安：曾有人對此寫過「北大校長助理張維迎盜名雙軌制」的網文，説：「張教授參加了價格問題的通宵辯論會，只不過他的主張是一步放開價格的休克療法，根本不是雙軌制。提出雙軌制並與他展開辯論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生華生、何家成、高粱和張少傑以及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生蔣躍。在會上，張教授一步放開價格的激進主張並不被大家接受，雙軌制思路則得到廣泛共鳴。因此，大會派出代表下山去向當時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負責人張勁夫彙報時，自然也沒有張教授。」這就是雙軌制價格改革由來問題上發生的爭議。2007年9月24日，維迎給我來函説：「現在以訛傳訛的事很多，更有人賊喊捉賊，你本來是最有發言權的，但好像你自己記的也不清楚，我現在把手頭保留的《專家建議（三）》掃描給你，白紙黑字，我不知道誰還能找比我這篇文章更早更清楚地論述雙軌制改革思路的文章」，「我希望你能幫助還歷史一個本來面目，人的記憶有限，但白紙黑字的東西我們總該承認吧？否則有什麼公道可言？」

 香港商報：這件事在經濟理論界鬧得沸沸揚揚，您作為主要當事人是應該説清楚，還歷史本來面目。

徐景安：維迎把1984年4月21日寫的文章掃描傳給我了。這是在莫干山會議之前寫的，刊登在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出的《專家建議三》。第一、文中提出「價格體系改革的具體辦法，可以參照農副產品價格改革的辦法，實行雙軌制價格，舊價格用舊辦法管理，新價格用新辦法管理，最後建立全新的替代價格制度。」他應該是最早提出價格雙軌制的。第二、文中對怎麼實行雙軌制，提了幾條如：「核定原牌價定量供應範圍」，「開放所有產品的議價市場」，「對原牌價與市場議價相差過大的產品可以實行分階段放，或先調後放」。這説明維迎的主張不是「一步放開價格的休克療法」。第三、文章指出：「調整價格並不是價格改革，它只是舊體制解決問題的辦法。價格改革是要解決價格制度的弊病」，「價格的問題在於僵化的價格制度切斷了供給與需求的關係，使得價格不成其為價格。」這些見解擊中了舊價格制度的要害，為價格改革引入了新的理念。所以，維迎在我國價格改革上功不可沒。

 香港商報：那麼，張維迎怎麼成為莫干山會議上「放」派代表，華生他們成為「雙軌制」代表？

徐景安：當時，田源是「調」派，維迎主要是與他辯論，闡述「放」的主張，他就成了「放」派。華生綜合了他們的見解，提出了「改調結合」。我受了他們的啓發，着重在如何「放」的操作層面上提出了辦法。 

香港商報：這確實是一次完美結合。

徐景安：維迎把「雙軌制價格」的功勞歸於他一人，這是挑起爭論的起因。我當時回信給維迎：「我覺得你在這件事的處理上是有缺陷的。不提華生，是不對的。對我的評價，我一直沒有計較。但對你來説，在書中這樣描述，難道沒有可改進的地方？你現在説：『我從來不否認你的貢獻。事實上，沒有您的貢獻，這個思路不可能發生那麼大的作用。』可書中卻不是這樣寫的啊？我的作用不僅僅使雙軌制『容易聽進去』，而是具有了可操作性。」但維迎並沒有接受我的意見，相反大動肝火。在我們一次見面時，他竟然激動地揚言要動手！ 

香港商報：為什麼事，他這麼失態？

徐景安：這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價格雙軌制」成為國策，我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這使他的研究實現了應有的價值，也因這篇文章他調入體改所，我當時是副所長。他在來函中説「能遇到你這樣的領導是三生有幸」，我不需要他感恩，但應該有起碼的尊重。他之所以動怒，是我説了這句話：「維迎，究竟是我的主報告抄你的，還是你抄了我的？」這使他怒不可遏。

 香港商報：您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徐景安：我寫的主報告就如何「放」，提出「將供求基本平衡的機械、輕工、紡織的價格放開」。而維迎在2006年出版的《價格、市場與企業家》書中提出「先從長線產品（牌價接近市價甚至高於市價的產品）放起」。當時我看了覺得有些疑惑，究竟是我的主報告參考了他的提法，還是他按我的主報告作了修改？當我收到他發來1984年4月21日寫的文章掃描件，才發現2006年書中發表的《以價格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一文，儘管題目與原先一樣，但內容作了大量修改，特別是加了第五節「價格改革與放活市場」，是一個完整的雙軌制價格改革方案。而1984年4月21日的文章寫的是「對原牌價與市場議價相差過大的產品可以實行分階段放」，2006年的文章與此相反，改成從「牌價接近市價」放起了，顯然是按我寫的主報告作了重大修改，其目的是證明，他不僅是雙軌制價格改革理論的發明者，還是雙軌制價格改革操作方案的設計者。維迎在理性問題的研究上造詣頗深，但以「利益最大化」作為價值目標的理性人，往往會失去理性。 

改革理論創新非經濟理論創新

香港商報：華生和張維迎都承認您對「雙軌制價格」理論的重要貢獻，為何卻把您排除在獲獎名單之外？

徐景安：這您可以去問評獎的主辦單位。但我猜測有一個原因，我不算是經濟理論圈的人。1989年薛暮橋在我的《經濟發展與體制改革對策研究論集》的序中指出，「我們的經濟研究工作，過去偏重於理論研究，忽視應用研究，特別是忽視對策研究。中國的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中有許多重大問題需要解決，經濟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對規律、特徵、體系、概念的研究和推理上，還要研究解決實際問題的方針、政策、步驟和方法。有些看不起對策研究，認為缺乏理論性，沒有學術性。其實，研究對策，不僅需要很高的理論水平，還要了解經濟生活的實際運行。在我們國家，對策研究是一個非常薄弱的環節，需要加強，需要提倡。」「關心實際，瞭解實際，從實際工作存在的問題出發，深入研究，提出見解，不唯書，不唯上，這是經濟研究工作者應有的風格。我認為，這也是徐景安在經濟研究上取得成績的重要原因。」「價格雙軌制」與其説是「經濟理論創新」，不如稱「改革理論創新」。「價格雙軌制」，既不符計劃價格理論，更不是市場價格理論，這算什麼「經濟理論」呢？一種物資兩種價格，為倒賣倒買大開方便之門，產生了改革進程第一次大腐敗，所以曾被經濟理論界批得狗屎不如。理論的特性是追求徹底，改革則需要妥協，當時需要從計劃、物資、價格連環的計劃體制中打開缺口，而又不引起經濟生活大的震盪。價格雙軌制，穩定存量，改變增量，又從供求平衡的行業放起，縮小存量，擴大增量，這不僅化解了價格改革的系統風險，還帶動了計劃、物資體制的改革。這是對計劃經濟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中國商品經濟制度的基礎。 

香港商報：我十分贊同您的觀點，「價格雙軌制」很難説成是經濟理論創新，實際上是改革技巧、改革方法、改革藝術的一個創造。

徐景安：中國改革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結合中國實際闡述市場經濟原理是十分重要的，否則就會失去方向。但這不能算是理論創新，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已很完備，只是如何應用的問題，這就是改革的理論和方法。比如維迎講的「放」，對當時中國價格改革很重要，起了啓蒙作用，但不是理論創新。關鍵在於怎麼「放」，一次性放開的休克療法不適用於中國，莫干山會議的貢獻就在於集中大家的智慧，找到了「調放結合、先放後調、以放為主」以及從供求平衡的行業放起的改革思路與操作方案，這很快就成為國務院的決策而推行。我國的改革實際上都是走雙軌制道路，成為中國的漸進改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