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職級套改，我能説的都在這了_風聞

文：風蕭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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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圖/大唐 文/風蕭蕭

“假如有一天要離開部隊，你希望自己是以怎樣的姿態開始新生活？”

壹

如果説作為一個軍人，參軍是人生的第一次職業選擇，是從零開始，完全是一張白紙，隨處都可以成為起點。

那麼，轉業安置就是你的第二次職業選擇。因為到了這個時候，職務、工齡、福利待遇等等都被打上了社會積累的烙印。

即將站在新的起點。但在擺渡中，我們每個轉身的人，都需要社會的認可，此時的每個軍轉幹部，無一例外都希望自己不要被絆倒在轉業線上，或者是社會資本被打折。

2019年6月1日，《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規定》的施行，又再次撥動軍轉安置幹部這根神經線，引起了一些熱議和反響。也許有人在網上滿天飛的消息中已經看到，有人説關於職級套改的方案或被推遲，原因是套改起算時間還未統一意見。

有些問題，還需要一點時間，進一步理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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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據悉，有些地方已經小範圍組織召開了一些座談會，儘可能細緻地來聽取軍轉安置幹部代表的意見。

那麼，職級並行套改中的痛點到底在哪?

國家制定公務員職級並行政策，是為拓寬公務員晉升通道，優化隊伍結構，創建健康向上的政治生態。為什麼會在軍轉安置幹部引起如此強烈反響呢？

據瞭解，軍轉安置幹部對於職級並行套改反映的主要問題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職務認可問題。軍轉安置人員多為部隊副團、營職幹部，轉業時軍隊職務與地方行政職務對接時許多地方都存在被降級接收現象，按照正科、副科行政待遇處理。而新的職級規定要求有一二三四的主任科員明確區分度，這樣一個正科是套一級還是二級呢，是就高套轉還是就低套轉呢？

筆者所在單位一個1974年出生，曾服役於裝甲部隊副營職幹部，2016年10月轉業時按照副科安置的，2017年11月職級套改中被定為四級主任科員，直到2018年4月累積計算軍齡被定為三級主任科員。

二是軍齡認可問題。軍轉安置幹部在部隊大多服役都十餘年，因為在營連職務上升渠道狹窄，只好轉業了，許多幹部在營連職務都幹了五六年，在套改時軍齡如何遞推又是問題。比如有人反映，一位服役近二十年的正營職軍轉，雖享受正科待遇，但定級為科員，且在套改後變成“一級行政執法員”（相當於一級科員），而其新的職級起算時間也只能按照轉業時間即2018年起算，相當於在部隊的20年服役時間被“一鍵清零”。雖為對此進行考證，但若真的如此認定，那麼對於挫傷其到新單位後的未來的職業發展和工作積極性是可想而知的。

三是專業技術幹部職級認可問題。高級專業技術幹部的轉業安置對於地方政府一直是很尷尬的問題，專業技術幹部在部隊因為不受比例晉升（技術五級以前）的限制，技術級別晉升一般較快，七級八級專業技術幹部到行政級別較低的單位很不好處理，所以地方政府都不願接收高級專業技術幹部，實行職級並行後更不好或不願認同其職級。

聽説，某轉業的專業技術七級幹部，在工資上享受二級巡視員待遇，但在行政級別又定為一級主任科員，落差之大確實讓人難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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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那麼問題來了，在職級並行套改中，我們為何會感到陣痛？

都知道職級並行是項新政策，新事物總要有個適應過程，過去的職級政策一旦被要求明細化時，歷史一些遺留的問題也會沉渣泛起，成為職級並行套改執行難的誘因。

一是軍轉安置政策解讀上有區分度。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對軍隊轉業幹部安置工作歷來重視，2001年1月聯合頒佈《軍隊轉業幹部安置暫行辦法》(中發[2001]3號)，2007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印發〈關於進一步做好軍隊轉業幹部安置工作的意見〉的通知》（中發[2007]8號）。

地方各級政府每年為做好軍人安置工作付出巨大的心血，因為中央關於軍隊轉業幹部安置政策採取宏觀性指導，賦予地方政府政策解讀相當大的自主權，地方政府往往會因地制宜或遵循習慣或者參照其他單位做法執行職級套改，“約定俗成”的慣性做法缺乏客觀依據，具有一定的隨意性和主觀性，導致每年軍轉幹部定職定級變數較大，給職級套改工作留下了隱患。

二是軍轉安置羣體偏大難以精細考量。軍隊每年轉業安置幹部雖然總量並不大，但不是平均分配到各個省市地區，部分省市安置轉業幹部數量較大，而且大部分轉業安置幹部要求安置在省會城市或經濟發達城市，造成了軍轉安置地方冷熱不均。

筆者所在省直機關，大多數單位軍轉幹部的數量都超過了50%。轉業幹部每年向地方單位湧入的“插隊”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單位藉助職級套改建立合理的隊伍梯隊設想，所以有些單位在職級並行中對軍轉幹部採取就低不就高，避免職級上升通道現井噴現象，在職數受限的職級上出現惡性競爭。

三是個別軍轉自身素質的良莠不齊影響了套改。軍隊和地方因為各自所在工作環境不同，所以對人員素質要求差別較大，不少軍隊轉業幹部到地方單位後無法適應業務性工作，只能幹些日常事務活，無法滿足地方單位的崗位需求；還有些年齡較大軍轉幹部在單位只問福利不做奉獻、論資排輩的“躺贏”做法，抹黑了軍轉幹部形象。

這些多多少少都影響了地方單位對軍轉幹部素質的判斷，甚至會產生身份的區隔和歧視，認為軍轉幹部不如社會招考的公務員，先天的誤判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後天的職級並行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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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所以，如何妥善釋放職級並行套改之中產生的痛，如何妥善解決大家最憂慮、最在意的問題，恐怕才是重中之重。

目前，職級並行套改工作正在進行，我們再次提醒，軍轉幹部要通過合理的方式、合法程序反映合理的訴求，讓地方單位在社會價值上認識軍人職業的重要性，在情感上理解軍人轉業的艱辛和無奈，在政策上給予軍轉幹部公平公正，實現利益最大化。

一是政策要落細落實。每年安置軍轉幹部，尤其是國防和軍隊改革期間，地方政府的安置壓力尤其大；軍轉幹部的“空降”，影響了各單位人才引入、培養的部署及行政職務的安排，所以客觀地講地方政府對軍轉工作還是有一定看法。如此以往，地方政府對軍轉幹部關心就趨於淡化，在職級並行中也無暇顧及軍轉幹部利益。新成立退役軍人事務部要從政策尋根、從規定入手、從上層設計上精細軍轉政策，抹平制度留下的 “坑”，不讓地方單位打政策的“插邊球”，讓軍轉幹部的服役奉獻縮水。

二是直面問題對症施策。各地退役軍人事務廳是退役軍人的“孃家”，要主動作為，以問題導向追蹤軍轉幹部的痛點，發現他們生活的難點，解決熱點問題。

如果軍轉幹部在職級並行中利益受損，那麼後繼者是否會繼續勇往直前呢？軍轉幹部不僅要“光榮牌”的面子榮耀，更需要裏子的光亮，拒絕身份的輕視，更拒絕福利待遇的降格，他們需要的是實實在在尊重，去抵禦離開部隊的孤獨和寒意。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務必依法依規申述。在法治化、民主化的現代社會，許多軍轉幹部越來越學會藉助法律的武器為自己維權，在現有政策的話語中尋找保護自己利益的理論依據，這是軍轉幹部思維轉型，適應制度保障的表現。

學會用政策説話、按規定辦事才能建立公正公平的社會環境，才能杜絕官本位思想和權力當家作主的“家長式”作風，才能讓每個軍人享受尊嚴的轉業，感受軍人職業的榮光。

以上所述，對於士官戰友來説，同樣需要引起關注。轉身後，他們也同樣面臨職級和工齡認定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