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饑荒孤女”血淚史：愛爾蘭大饑荒後漂泊澳洲的苦命女性_風聞

文：趙一鳴

1848年到1850年間，超過4000名愛爾蘭女性被送到澳大利亞。她們大多數年齡在14到20歲之間，經過幾個月的海上顛簸，她們抵達悉尼、墨爾本和阿德萊德，告別苦難深重的故土，在他鄉迎接未知的命運。

飢餓的愛爾蘭

1848年，第一艘運輸愛爾蘭女孩的船隻到達澳大利亞。此時的愛爾蘭本土已經遭受可怕的大饑荒蹂躪長達三年多。自從1845年以來，馬鈴薯晚疫病橫掃以馬鈴薯為主食的愛爾蘭，引發了這次愛爾蘭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饑荒。

當時的愛爾蘭還處在英國統治下，但處於鼎盛期的日不落帝國在救災時表現得非常冷漠。愛爾蘭居民多為天主教信徒，在信奉新教的英國人看來，他們懶惰、道德敗壞，饑荒是上帝在表達對愛爾蘭人的不滿。而英國當權者則固守亞當·斯密的教條，認為應通過自救來緩解愛爾蘭饑荒，儘量少干預自由市場的運作。

饑荒前，大部分愛爾蘭人的生活已經十分貧困。1800年到1841年，愛爾蘭人口從約450萬暴漲到800萬。人口密度增大，可耕作的土地越來越少，貧窮的農民不得不租種小塊地種植馬鈴薯。社會貧富差距很大，沒有中產階級，只有作為社會領袖的少量教士和地主，以及大量赤貧的、依靠馬鈴薯養活自己的農民。愛爾蘭的經濟匱乏已經發展到了以物換物的地步。

這種普遍貧困使英國固有的自由經濟教條失效。最初英國的政策是取消所有輸入英國和愛爾蘭的保護性糧食進口關税，以降低市場上的麪包價格。這一政策對同樣遭受了馬鈴薯晚疫病衝擊的英國本土是有效的——哪怕英國最窮的階級也吃得起除了馬鈴薯之外的其它主食。然而對於愛爾蘭的窮人來説，他們是無論如何都買不起麪包的。

英國的其他救災措施和取消糧食進口關税一樣，是建立在“愛爾蘭窮人能在市場上具有購買糧食的能力”這一假設前提上的。當權者謹慎小心地不直接向愛爾蘭民眾提供食物，害怕這樣做會壓低市場價格，從而導致商人不敢向市場投入食物。然而愛爾蘭人已經買不起市場上的食物了，只能忍飢挨餓，直到饑荒爆發後半年多，政府才主動進行了一次開倉售糧，幾乎引發饑荒民眾的騷亂。

英國還嘗試了其他救濟措施，但這些措施仍顯出很大的不足。一項措施是通過公共工程提供就業，讓災民獲得收入來購買救濟委員會提供的糧食，這一措施參與的人羣及其家屬可達到70萬人左右。另外，愛爾蘭濟貧院最多能夠容納十萬人，除此之外，還有140萬人左右並沒有受到任何程度的救濟。

愛爾蘭都柏林街頭的大饑荒受難者雕像

“饑荒孤女”

1848年，饑荒造成的死亡人數已達100萬，其中五分之一是死在條件很差的濟貧院裏。濟貧院人滿為患，環境惡劣，傷寒、霍亂、壞血病等疾病叢生。時任殖民地大臣的格雷伯爵決定將愛爾蘭濟貧院裏的女孩送到澳大利亞。他期望這項計劃能一舉多得：年輕的女孩們能免於饑饉，在新的土地上生活；原本擁擠的濟貧院環境可以得到緩解，而澳大利亞在作為罪犯流放地數十年後女性緊缺，急需年輕女性來繁衍人口、勞作和照管家務。

在這項計劃中，女孩們來自濟貧院，她們至少有一位雙親去世，或是被遺棄、流落街頭。被選中的女孩必須年輕、單身、聽話、健康並對天花免疫。她們在澳大利亞的記載中被稱為“饑荒孤女”（famine orphans）。

當時還有為數眾多的愛爾蘭人因饑荒逃難至北美，窮人們乘坐最廉價的船隻橫跨大西洋，而這種船隻條件極差，只給乘客們提供少量的水、食物和空間，乘客們的死亡率往往高達30%。與她們前往北美的同胞們相比，饑荒孤女們在旅程中幸運得多。得益於都柏林的愛爾蘭濟貧法委員會、倫敦殖民地土地和移民委員會和澳大利亞當局等政府機構的密切監管，以及多年向澳大利亞運輸罪犯的經驗，孤女們在遠航中的死亡率不到百分之一。

然而孤女們的到來引發了當地居民的強烈敵意。

隨着定居澳大利亞的自由移民越來越多，澳大利亞定居者們開始反對英國向澳大利亞運輸罪犯。向除了塔斯馬尼亞島之外的澳大利亞運輸罪犯最終於1840年停止，而格雷伯爵曾提出重新開始向澳大利亞運輸罪犯，這招致了當地人對他的不滿，他向澳大利亞運輸孤女們的措施也就引起了當地居民的恐懼。

除了對格雷伯爵本人的積怨外，當地居民對大量——儘管不是全部——信仰天主教的、來自愛爾蘭的女性湧入澳大利亞心生警惕。澳大利亞的報刊媒體、上層和中產階級譴責這些到來的孤女，認為她們不道德、無用、未接受訓練，無法成為合格的女僕，只會浪費公共支出。由於該計劃在最理想狀況下，每月能讓700名孤女抵達悉尼，當地居民還擔憂這項計劃會造成天主教人口的大量湧入。

《悉尼先驅晨報》評論稱：“這不是幾百名，而是數千名女孩到來。她們也不單單是孤兒，而是淹沒我們的愛爾蘭貧民浪潮。”帶有更強烈仇視和歧視意味的評論來自《墨爾本阿格斯報》：“我們的資金並沒有花在體面、合格、有教養的女孩身上，卻被浪費在一羣無知的生物身上，這簡直是赤裸裸的搶劫！她們對家務的知識只有如何分辨土豆皮和土豆仁。她們迄今為止的主要職業的確包括了一些運用智力的場景呢，比如偶爾跑過沼澤去追回一頭逃跑的豬。我們的錢理當花在帶着紅潤面頰的英格蘭女孩身上，或花在美好的蘇格蘭女孩身上，而不是浪費在這些粗糙的、無用的生物身上。她們有着矮胖的、生長不良的身材，腰粗、腳踝笨拙，對維多利亞州未來殖民者的體質有着很壞的影響。”

在澳大利亞的反對聲中，這項計劃的最後一艘運輸船於1850年8月1日停靠在悉尼。計劃實施的兩年以來，共有4114名孤女從愛爾蘭的濟貧院送上前往澳大利亞的運輸船。

愛爾蘭孤女們剛到達悉尼時被安置在海德公園軍營，這座軍營在2010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她們的命運

一個典型的饑荒孤女應該是個天主教徒、識字、父母雙亡。到澳大利亞2年半以內，她在19歲左右結婚。她的丈夫很有可能是個來自英國的第一代移民，比她年長十歲左右。與她天主教的信仰不同，她的丈夫很可能是個新教徒。如果她幸運地在多次分娩後存活，她將生育9個孩子。孤女們有着更高的生育率。如果她生活在新南威爾士和維多利亞兩處殖民區，她可能會在到達後再活四十歲，而如果她生活在昆士蘭，她的壽命會更長一些，會在到達澳大利亞後再活50歲左右。由於她的丈夫比她要大十歲左右，她可能會面臨長達二十年以上的寡居生活。

孤女們的丈夫多數出身工人階級，以農場僱員、警員、伐木工、魚販子、鞋匠等工作為生。這也讓她們中的大多數人過上了那個年代典型的澳大利亞工人階級的生活。她們每隔兩三年就要生一胎，在一個只有兩個房間的小屋內養育一個大家庭。

除了上述較為常規的人生軌跡之外，還有少數孤女有着悲慘命運，或實現了階級躍升。

不幸的孤女們有着各自的不幸。有人在到達澳大利亞不到一年後的16歲時，懷上了僱主的孩子，絕望中在墨爾本投河自盡。有人被女僱主錘擊面部，失血昏迷，在鄰居的干涉下才逃離兇惡的僱主。還有人嫁給了具有酗酒和暴力傾向的男人，因丈夫毆打而五度流產，最後死於流產引發的傷寒和腸炎。

少數孤女們嫁給了有資產的人，或是幸運地與丈夫一起發財。埃倫·帕克斯，來自貝爾法斯特，嫁給了倫敦出生的喬治·克拉克，後者在悉尼經營餐廳。受困於早年的營養不良，埃倫在分娩時困難重重，不過她還是成功地生下了九個孩子。等到她去世的時候，她能給尚在世的六個孩子留下一筆豐厚的資產。另一名孤女，瑪格麗特·布萊爾，嫁給了一名鞋匠，約翰·哈德格雷夫，他們一起奮鬥，在新的家園上積攢財富，到1908年瑪格麗特的丈夫去世的時候，她繼承了一處價值9,450英鎊的不動產，這在當時也是一筆不小的財產了。要知道，剛到澳大利亞的時候，一個孤女做女僕每年的工資只有大約11英鎊。

隨着時間的流逝，孤女們的故事也逐漸塵封在澳大利亞的檔案和各種記錄裏。只有她們為數眾多的後代，在這個互聯網時代，偶然間發現他們的女性祖先，居然還有過這樣一段不可思議的經歷。有些孤女的後代甚至成為了澳大利亞的著名人物，比如前新南威爾士州長麥克·貝爾德。

20世紀九十年代，在愛爾蘭政府和澳大利亞政府的推動下，紀念愛爾蘭孤女的活動不斷增多。1999年8月，在澳大利亞總督威廉·迪恩爵士主持下，大饑荒紀念雕塑在孤女們最初落腳的悉尼海德公園軍營開幕。此後每年，包括孤女們的後代在內的人來到這裏，靜靜地望着那面寫滿孤女名字的玻璃幕牆，想起那段遠去的歷史。

簡·麥克唐納，1848年18歲的她被運往澳大利亞時已經父母雙亡，同年嫁給了比她大12歲的丈夫約翰·伯恩。生育了13個孩子，其中四個幼年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