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坐牢，子女的心理健康會怎樣？_風聞

編者按

關於服刑人員子女的可靠信息很難獲得，我們對他們福祉的理解也存在重大差異。本期為大家推送Davis,L和Shlafer,R.J於Journal of Adolescence上發表的Mental health of adolescents with currently and formerly incarcerated parents一文。本文旨在研究父母坐牢的青少年是否比父母沒有坐牢的青少年報告更高水平的心理健康問題，以及父母被監禁與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間的關係是否受親子關係的調節。

這是社論前沿第S1319期推送

微信號：shelunqianyan

01文獻梳理

父母被監禁對家庭和孩子來説是一個壓力很大的事件（Bocknek,Sanderson,＆Britner,2008; Kampfner,1995; Nesmith＆Ruhland,2008）。服刑人員子女經常遇到多種情感和社交困難，包括接觸父母的犯罪活動，目擊父母被逮捕和法庭訴訟，與父母分離，失去家庭收入，住房不穩定，照顧者變更，令人緊張的探監，以及與父母捲入刑事司法系統有關的恥辱感等（Murray,Farrington,＆Sekol,2012）。

Murray（2012）等人進行的一項元分析得出結論，服刑人員子女並不比對照組更能表現出不良的心理健康結果。但許多高質量研究產生的結果與元分析的結果相矛盾。例如，英格蘭的一項研究發現，服刑人員子女發生重大心理健康問題的可能性是一般兒童的兩倍多（Murray＆Farrington,2008）。美國的一項類似研究（Johnson,2009）比較了經歷過父母被監禁的兒童與作為對照組的沒有經歷過父母被監禁的兒童，並發現在控制了父母教育，父母年齡和社區質量等複雜因素後，父母被監禁的兒童比匹配對照組的孩子在11歲至16歲時表現出內化問題的可能性高出4.7倍。

青少年期的心理健康問題是服刑人員子女面臨的突出問題，可能會導致青少年問題行為和低成就、犯罪和貧窮的代際傳遞（Farrington et al.，2001）。儘管良好的親子關係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來説是一種保護因素，但在已發表的文獻中，沒有研究探討青春期親子關係的質量如何緩衝他們消極的心理健康結果。本研究通過研究目前和以前有父母被監禁的青少年的親子關係和心理健康指標之間的關係來填補文獻中的這一空白。

02理論框架

本研究主要圍繞風險與抗逆力框架。眾所周知，許多父母坐牢的家庭在司法介入之外會存在一些重大問題，其中可能包括虐待或忽視兒童，物質濫用或心理健康問題，缺乏教育和機會，貧困或種族主義經歷（Phillips, Erkanli, Costello, & Angold, 2008），對服刑人員子女的發展構成了重大威脅（Phillips,2010）。儘管存在多種風險因素，但父母被監禁的家庭也表現出相當大的適應能力。強大的家庭關係已被確定為在面對風險環境時促進抵禦能力的關鍵機制（Miller,2007）。本研究旨在調查目前和以前父母被監禁的兒童的風險（例如種族，貧困和家庭結構）與保護因素（親子關係）和心理健康之間的關係。

**1.**貧困

對於被監禁的人來説，貧窮是一個特別突出的問題。研究表明，貧困人口更有可能捲入刑事司法系統（Wakefield＆Uggen,2010）。被監禁可能會加劇或延長現有的經濟問題，這些影響將持續超過監禁期限。略多於一半的被監禁的母親和父親報告説，他們在被監禁之前為子女提供主要的經濟支持（Glaze＆Maruschak,2008）。當父母被監禁時，無論父母是否擁有監護權，家庭收入都會下降。Kjellstrand和Eddy（2011）發現，有監禁史的父母工作時間較少，家庭收入較少。由於低家庭收入與青少年心理健康狀況不佳有關（Emerson et al.,2006），因此將貧困的影響視為父母監禁對兒童心理健康影響的潛在途徑非常重要。

**2.**種族差異

2007年，黑人兒童父母被監禁的可能性幾乎是白人兒童的8倍，拉美裔兒童父母坐牢的可能性幾乎是白人兒童的3倍（Maruschak,Glaze & Mumola,2010）。種族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有重要影響。種族歧視經歷對成年人（Williams,Yu,Jackson&Anderson,1997）青少年（Fisher,Wallace&Fenton,2000,Scott，2003）都有壓力。此外，嚴重的情緒障礙在黑人和美洲土著青少年中比白人更常見（Cauce et al.,2002）。

**3.**家庭結構

服刑人員子女可能會在家庭結構和照顧方面發生變化（Glaze＆Maruschak,2008;Mumola,2000; Myers et al.,1999）。研究表明，與父母沒有坐牢的孩子相比，父母被監禁的孩子更有可能生活在單親家庭中（Kjellstrand＆Eddy,2011）。當父親被監禁時，孩子的母親通常會照顧他們，但是當母親被監禁時，只有約四分之一的父親保留監護權（Johnson＆Waldfogel,2002; Mumola,2000）。服刑人員子女可能會被安置，與祖父母或其他親屬住在一起（Glaze＆Maruschak,2008），他們往往資源有限，而且存在多種現實需求，如慢性病問題（Burton,1992; Butler＆Zakari,2005）。

**4.**親子關係

對於被監禁的父母而言，在被拘留期間與兒童保持聯繫是一項特殊的挑戰（Shlafer et al.,2015）。許多囚犯在距離家人數百英里的地方服刑，而監獄往往位於難以到達的農村地區（Nesmith＆Ruhland,2008）。此外，訪問區域對兒童和家庭也不友好（Nesmith＆Ruhland,2008; Poehlmann et al.,2010;Shlafer et al.,2015）。

關於積極的親子關係與服刑人員子女社會心理結果之間關聯的研究很少。學者們已經研究了服刑人員子女的依戀關係和兒童福利之間的關係，但這項工作主要是在非常年幼或學齡兒童中進行的（Murray＆Murray,2010; Poehlmann,2005,2010）。然而，在高風險背景下，對強親子關係的看法被認為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保護因素。Kandel和Davies（1982）的研究證明，父母較低的抑鬱情緒與自我報告中感受到的與子女的親密程度有關。同樣地，Amato（1994）發現在年齡大一點的青少年樣本中，較低的心理困擾程度與自我報告的親子親密程度相關。也有研究表明，與父母的親密程度和高風險青少年的抑鬱和自殺嘗試有關（Zweig,Phillips,＆Lindberg,2002）。

03研究結果

本研究表明，父母監禁與青少年較高比例的心理健康問題密切相關。此外，即使在控制瞭如種族，貧困和家庭結構的等社會人口學風險因素之後，父母監禁與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間的關聯也很明顯。這些結果支持了父母被監禁是兒童心理健康受損的風險因素的觀點（Murray＆Farrington,2008;Wildeman et al.,2013）。該研究還發現，少數族裔兒童比白人兒童更有可能表現出心理健康問題，然而，這些孩子比白人孩子更不可能因被診斷出患有精神、情緒或行為問題而接受適當的治療。

本研究的獨特之處在於，將目前和以前父母被監禁的兒童與沒有經歷父母被監禁的兒童進行比較表明，父母被監禁的兒童精神健康狀況不佳的風險大大增加，並與不限於父母被監禁的時間。這一發現強調，服刑人員子女存在的嚴重的健康差異可能會持續到成年期（Fergusson＆Woodward,2002），並導致社會不平等的代際傳播（Wakefield＆Uggen,2010）。

此外，雖然與父母的親密關係能部分緩解因父母坐牢引起的心理健康問題，但在風險最高的情況下，親子關係的保護作用似乎最弱。儘管與父母的親密程度與所有兒童的心理健康問題呈負相關，但這種聯繫的強度對於那些父母沒有監禁史的兒童來説是最大的，其次是那些以前父母被監禁的兒童，然後是那些現在有父母被監禁的兒童。因此，儘管強烈的親子關係對心理健康問題具有保護作用，但在更嚴重的逆境下，這種作用似乎並沒有那麼明顯。

結語

服刑人員子女是弱勢羣體，他們應繼續成為旨在支持個人和社會資源的干預措施的目標。被監禁父母的教育計劃通常包括在特定監獄與子女溝通的策略，但目前尚不清楚這些計劃的有效性以及有多少囚犯可以使用這些資源。另一個有希望的干預途徑可能是支持被監禁父母的心理健康和親子依戀，這可以作為改善其子女心理健康的機制。

本研究也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目前和以前父母被監禁的子女對心理健康服務的需求水平，以及較高的心理健康問題發生率，這些羣體也更有可能生活在貧困中，是少數族裔羣體的成員。因此，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識別這些人羣應並進行適當的干預應是政府和社會服務組織的優先事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