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關係40年：回顧與展望_風聞

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1期 作者：張藴嶺 

原帖：http://www.cssn.cn/zx/201906/t20190623_4922082.shtml

　　作者簡介:張藴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際研究學部主任,山東大學特聘教授。

　　關鍵詞:改革開放/ 大變革/ 和平發展/ 引領者/ 新時代/

　　內容提要:中國決定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是一場大變革。中國之所以成功,得益於指導思想的轉變、經濟體制的轉變和對外政策的轉變。中國對外關係發展的重要經驗是,始終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堅持發展是硬道理,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積極有為,發揮新型大國的建設性作用。如今,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僅是原有國際經濟機制越來越重要的參與者,而且是新機制的倡議者和引領者,中國在世界市場開放、世界經濟發展以及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發揮的作用大大增強。未來的幾十年,中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時代,是中國進一步發生深刻變化、取得更為輝煌成就的時期,其中對外關係的變化和成就會更為引人注目。中國現代化的路還很長,到實現中華民族復興之夢,真正建成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還需要幾十年的時間。其中,既有來自內部的挑戰,也有來自外部的挑戰。在對外關係方面,最嚴峻的挑戰是如何發揮新型大國作用,在穩定和平的環境中推動新型國家關係與國際秩序的建設,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不斷取得進步。

　　一 引言

　　1978年,中國決定實施改革開放政策,這無疑是一場大變革。迄今,改革開放走過了40個年頭,取得的成就不僅出乎中國人自己的預想,也令世界震驚。在短短几十年的時間裏,中國擺脱了貧窮,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二,對外貿易、外匯儲備、製造業規模均列世界第一。這不能不説是奇蹟。

　　中國之所以成功,得益於實現了三個重要轉變。一是政策指導思想的轉變——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二是根本經濟體制的轉變——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是對外政策定位的轉變——轉向開拓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①

　　指導思想的轉變是根本。從“文化大革命”結束到1978年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中國仍沒有從“文革”的漩渦中擺脱出來,國內政治仍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延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對外政策仍深陷在與蘇聯的對抗之中,動員資源,準備與蘇聯打仗,內鬥與外患讓中國經濟陷入“破產邊緣”。從這個角度説,把工作的重點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既是自身生存發展的現實需要,也是對未來發展的一種長遠佈局。當然,在與蘇聯嚴重對抗的情況下,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也是基於對形勢大局的判斷。即大戰一時打不起來,可以集中精力發展經濟,這不但是一個具有戰略膽識的判斷,也是一種長期戰略的設計。②

　　經濟體制轉變是基礎。此前,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而計劃經濟體制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沒有商品交換,農村實行的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首先破除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兼容的傳統認知,把構建市場經濟運行體系作為改革的方向與目標。搞市場經濟就要發展商品經濟,讓市場發展起來,對內這是推動經濟體制的根本性改革,對外則是構建與世界市場聯繫的機制,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和吸收外來投資,加入國際生產分工體系。經濟體制的轉變和擴大對外開放是推動中國經濟實現快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對外開放具有雙重含義:一是解決“當務之急”,即為經濟發展進行融資、創建平台和為商品尋求外部市場。當時的中國要發展經濟,沒有資金和技術,主要是靠大力吸引境外資本進來投資,政府為外資提供政策優惠,包括創建先行開放和提供優惠待遇的經濟特區、出口加工區等,發展兩頭在外的加工業。而開拓外部市場主要是為加工產品找出路,通過出口賺取外匯。二是轉變發展理念,不再堅守自力更生的封閉型思維方式,而是通過對外開放加入國際生產分工體系和世界市場體系,利用內外兩個資源、兩個市場加快發展自己,實行開放發展的政策和建立開放發展的經濟體制。應該説,實施開放發展戰略是中國決策者的一個重大認識轉變,對中國的發展具有重大和長遠的意義。③

　　經濟上的對外開放必然對中國的對外關係產生重要影響。實施改革開放需要良好的外部環境,這不僅是減輕外部壓力的需要,也是開拓國際市場和構建新的對外關係的需要。改革開放後,中國從以中蘇對抗為中心的戰略定位中擺脱出來,大力改善與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關係,抓住和平與發展這兩大主題,開展全方位外交。由此,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得到重大改觀。以此為基礎,中國通過創造性地構建基於合作的夥伴關係,積極參與和推動全球和地區合作平台與機制建設,主動地創建有利於發展的和平與合作環境,並且在其中發揮積極的作用。④ 

　　二 對外關係的重大轉變

　　回顧和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的對外關係,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展開:一是中國對外經濟關係的發展變化;二是中國對外政治安全關係的發展變化;三是中國國際地位和作用的發展變化。這三個方面緊密聯繫,互為因果,但也各有特徵,具有不同的結構、程式和含義。

　　中國實施的對外開放主要是經濟的對外開放,即向外打開國內市場,利用國際市場,發展對外貿易,吸引外來資金和技術,加快自身的經濟發展。進一步而言,則包括參與國際生產分工,參與國際經濟機制和在國際經濟關係與體系的構建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時,中國發展的瓶頸是缺資金、缺技術、缺市場,但中國擁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土地資源和強政府。因此,對外開放的首要目標是彌補發展短板,發揮自身優勢,擺脱貧窮落後,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應該説,中國通過政府主導,創建沿海經濟開發區、經濟特區、出口加工區,大力引進外資,發展加工製造業,實現設定目標,即外資投資中心和加工製造中心,最終成為對外貿易大國和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

　　中國通過引進外資、發展加工出口產業,培訓了大量擁有技能的勞工隊伍和管理人員,學會了現代企業經營管理方法,開拓了國際市場空間。中國企業通過在國際市場上打拼,參與國際生產分工,進而提升了參與競爭的能力。因此,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既是學習過程,也是培育過程,中國的研發和製造能力也在實際的參與過程中得到培育,從而為實現由加工製造到創造製造的轉變奠定了基礎。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是在開放的基礎上,通過參與國際分工、融入國際市場實現的。因此,中國的經濟從結構和運行上都與世界經濟生成越來越密切的關係,成為世界市場和經濟運行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隨着經濟總量的增長,中國成為世界經濟中越來越重要的組成部分,對世界經濟的發展發揮着越來越大的影響。中國不僅是原有國際經濟機制越來越重要的參與者,而且是新機制的倡議者和引領者,在世界最大和最有活力的大公司羣體中,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在越來越多的領域成為開拓者和引領者。⑤

　　中國對外關係的最大成就是逐步實現由被動向主動的轉變,國家間關係得到全方位發展,政治與安全環境得到根本性改觀,中國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發揮的作用大大增強。⑥在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時,中國與許多國家的關係還處於非正常狀態:一是與蘇聯處於緊張的對抗,與同蘇聯關係密切的一批國家的關係都不正常;二是與美國未建立正式外交關係,與一些同美國關係密切的國家關係不正常或者沒有正式外交關係。因此,擴大國家間關係正常化,是中國創建改革開放外部環境的必要之舉。中國通過艱苦的談判與美國建立了外交關係,⑦接着與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建立外交關係。冷戰結束以蘇聯解體為標誌,中國迅速與俄羅斯和從蘇聯獨立出來的新生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與越南、老撾、柬埔寨、印度尼西亞關係正常化並與韓國建交。至此,中國實現了與所有西方國家特別是周邊國家的關係正常化。⑧儘管關係正常化並不能解決國家關係中的所有問題,但畢竟為中國與其他國家發展關係,特別是處理相互間的問題、解決爭端和應對突發事件提供了正常的環境和協商與合作機會。

　　在實現國家關係正常化的基礎上,中國主動推動歷史遺留的邊界爭端談判,先後與曾為此發生衝突和戰爭的俄羅斯和越南簽署了陸地邊界劃定協議,與印度就穩定邊界局勢、開展劃界談判達成基本共識。對於海上和島嶼爭端,中國提出了擱置爭議的原則倡議,不過,由於海上問題具有很強的敏感性且化解難度更大,不僅擱置困難,而且不時成為熱點,成為發生爭端和衝突的因素。

　　應該説,隨着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中國被侵略的危險已成為歷史,主要的安全威脅來自大國戰略博弈,海上爭端衝突,近鄰地區可能的生亂、生戰以及非傳統安全領域發生的突發事件。⑨中國選擇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做新型大國,不稱霸、不擴張,構建不衝突、不對抗、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推動基於協商合作、共同安全的新安全機制建設。由此,儘管存在諸多矛盾和問題,但總的來説,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觀。

　　隨着中國綜合實力的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發生了重要的轉變,成為立於世界前列的大國。這樣,中國的利益、中國的關注、中國的意見、中國的主張、中國的倡議、中國的方案和中國的行動等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對國際事態的發展和走向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當初,中國申請恢復在關税貿易總協定(GATT)的席位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經歷了艱難的歷程,既有自身開放能力的原因,也有外部限制的因素。當時,有外部施壓、讓中國多讓步的問題,也有自身擔心過快開放市場造成衝擊的問題。其實,對外開放是個雙向通道,一是讓人家進來,二是自己走出去。讓人家進來,就有對外來產品和投資佔領市場的擔心。國內對外資控制中國市場的議論一直不斷,比如,在中國加入WTO之時,國內充斥關於外國產品會衝擊國內市場的警告,結果是中國利用獲得外部市場的機會,實現了對外貿易的飛躍,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當年,中國申請加入亞太經濟與合作組織(APEC),也經歷了不少的曲折;⑩如今,中國成為積極參與區域合作、主動推動構建區域合作機制和組織並在其中發揮引領作用的國家。當前,面對逆全球化潮流湧動,中國成為維護和推動多邊貿易開放體系的中堅力量。同時,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發展銀行等的成立,得到眾多國家的支持,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的新型發展合作模式成為新的國際共識。(11)

　　在國際政治和安全領域,冷戰結束後,美國大力推行西方價值觀,甚至以軍事手段干預和改變別國政治制度,利用人權問題向中國施壓。在此情況下,中國一則旗幟鮮明地反對強權干預、反對動用武力,二則積極支持聯合國在維護和平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針對一些地區和國家出現的動盪或者衝突,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領導下的維和行動,如今成為派遣國際維和部隊人數最多的國家。中國地位和作用變化的例子可以列出一個長單,它表明,中國在提升包括軍事力量在內的綜合能力以維護自身安全的同時,決意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維護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中國通過自身的積極參與和承擔責任逐步重新回到國際舞台的中央,這種轉變不僅對中國本身的發展,也對地區和世界帶來重大的影響。(12)

　　值得重視的是中國的影響力不僅體現在具體的行為上,同時也體現在思想、文化上。中國發展的成功,讓諸如“北京共識”“中國道路”“中國經驗”等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巨大影響,中國提出的“新安全觀”“合作共贏”“和諧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思想越來越成為具有世界意義的重要共識。這無疑是中國對外關係中最具深遠意義的變化。(13) 

　　三 對外經濟關係的變革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對外關係,變化最大的是中國的對外經濟關係,主要體現在中國的對外經濟體制、中國的對外貿易和投資以及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上。

　　中國對外經濟關係最大的變化是什麼?應該説,首推經濟體制的變化。對外開放,首先是自己市場的開放,實施開放發展的政策。中國在開放市場方面採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比如,主動降低關税和非關税壁壘,建立先行開放的經濟開發區、經濟特區、自由貿易區,對外來投資提供特別優惠政策等;申請加入WTO,逐步建立與多邊開放體系相對接的國內市場開放體系;積極主動構建自由貿易區,把推動自貿區建設作為大戰略等。重要的是在開放環境下,通過貿易、投資、金融和人員流動,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建立起越來越緊密的聯繫,在運行上形成越來越密切的聯動,在政策法規和經濟管理上越來越與世界經濟體系對接協調。由此,中國經濟的體制具有越來越強的國際性特徵。應該説,在改革開放的前期階段,主要是外部機制推動中國經濟體制的改變,逼迫中國經濟體制與外部接軌。如今這個過程還在延續,但是,隨着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提高,對世界經濟運行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中國國內經濟政策、體制和結構調整與變化對外部的影響也不斷提升,外部與中國經濟的對接性增強。中國基於自身發展的經驗所提出的意見、倡議與行動議程也越來越具有影響力,在很多情況下,促使其他國家與中國進行對接。如今,中國經濟與外部經濟在體制雙向對接、政策法規相互協調和運行的互動都變得非常明顯。

　　不過,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還在行進之中,作為發展中國家,其現代經濟體制的構建還存在很多難點。中國地域廣闊,各地區發展的水平差別很大。市場的開放、對國際市場的參與和利用以及體制的建設都難以實現同步,特別在構建高度開放與高效的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只能先試點、後推廣,先較為發達的地區、後欠發達的地區。比如,在新的時期,中國政府決定先在上海等7個地方建立符合高標準開放的可複製的自貿試驗區,在與他國構建自貿區時,中國採取了比較穩妥和務實的方式,實行有序、漸進的方式,特別在與發達國家構建自貿區時,也是儘可能爭取較長的過渡期。在與東盟國家構建自貿區時,創造了“早期收穫”、分步談判(貨物貿易協定—服務貿易協定—投資協定分步談判)和差別對待(對東盟欠發達國家成員給予較長的開放過渡期安排)以及漸進升級(談判升級版協定)的“發展中方式”。迄今,中國仍在與美國和歐盟進行投資協定談判,達成協議的難度不小,但相信好事多磨。

　　當然,構建開放的經濟體制,並非意味着市場的完全開放。沒有市場保護的經濟體制並不現實,市場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沒有任何限制和干預的“最好的”市場也不存在。全球化發展的現實表明,市場開放也會產生問題,包括市場失衡、產業空心化、區域發展不平衡、結構性失業等。這既需要政府強有力的市場平衡政策、產業支持政策、區域發展政策、就業創造政策等,也需要在市場開放步驟上的有序性和漸進性。(14)開放經濟體制的根本特徵是開放框架、政策和規制對接、相互承認標準和便利化措施等。從原則上説,普惠和非歧視性的多邊開放體系提供了最好的安排,而雙邊或者諸邊開放對非成員是歧視性的,要與多邊規則一致才可以維護世界市場的總體開放架構。

　　當前,貿易保護主義上升,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經濟增長放慢,但也與市場開放管理缺失所產生的諸多失衡有關。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需要開放的國際市場環境,在此情況下,中國應繼續深化開放,構建更加完善的開放經濟體制。同時,與其他國家一道,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維護世界經濟的開放體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經濟關係變化最大的是對外貿易的發展。中國由一個對外貿易小國成為一個進出口總量居世界首位的國際貿易大國,其變化是驚人的。

　　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首先體現在量的增長。1978年,中國的進出口總量只有206億美元,而到2016年已經達到3.7萬億美元。中國對外貿易高速增長的“秘訣”可以歸納為:(1)借船出海,優先發展加工出口產業。在國內市場需求很小、市場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建立沿海出口加工區,實行“兩頭在外”的出口導向政策,吸引境外資本投資。(2)利用廉價勞動力、土地供給和政府優惠政策的比較優勢,營造特殊競爭環境,發展規模經濟。(3)通過“三來一補”“來料加工”“貼牌生產”等方式直接嵌入國際分工產業鏈,形成加工生產中心。(4)利用日本、“四小龍”產業升級所提供的產業轉移機會,發展接替型加工產業,逐步成為面向世界的加工出口中心。儘管此前中國的台灣、香港地區和韓國都走過這條“捷徑”,但是,它們都沒有中國大陸這樣的特殊比較優勢和規模效應。

　　當然,這樣的“搬來主義”方式也帶來很多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是污染轉移。落後的加工工序造成了水、空氣、土壤的嚴重污染,且隨着對外貿易規模的迅速擴大,污染不斷加劇,一些地區已經難以承受。同時,規模擴張的加工出口也阻礙了技術升級和勞動力技能的提高,加工出口產品長期處於低端水平,當更低成本國家加入加工出口序列時(如越南、印度等國家),中國的出口競爭力就大幅度降低了,從而導致企業破產倒閉,外資撤走。

　　儘管中國經濟的發展基於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但改革開放後經濟的快速起飛主要得益於外來投資和以此為基礎建立的出口加工產業羣,形成了對外貿易驅動的結構。由於外向型產業成為增長最快的部分,因此,對外貿易的快速增長成為拉動整個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從這個角度來説,中國經濟具有鮮明的外向型特徵,特別是沿海地區的外向型特徵更為突出。

　　中國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出口拉動是不可持續的,因為隨着經濟的發展,中國自身的低成本加工製造競爭優勢逐漸喪失,低端產業必然向其他低成本國家轉移。同時,生產要素過度向出口部門集聚,尤其是向低端加工業和沿海地區流動,導致經濟增長的結構性失衡,一方面抑制了創新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加劇了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因此,推動經濟結構的調整,創新驅動和內需拉動的結構轉型是中國經濟在新發展時期的內在需求。(15)

　　2000年以後,中國的對外貿易在經濟中佔比過大,甚至一度飆升到近70%。儘管目前有較大幅度回落,但仍然偏高。從全球角度看,由於內部市場有限,一些對外貿易比重很高的國家大都規模較小。因此,經濟的發展高度依賴外部市場。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高的主要原因是結構性的:一是經濟高增長與加工出口型產業擴張形成相互助力的動力機制,資本投入增多,產能擴張加速,加上外部市場環境寬鬆,讓加工製造業呈現虛高繁榮;二是地方政府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激勵,讓投資擴張有很高的預期。由此,導致低端加工出口過度膨脹。由於資源向低端產業集聚,使得研發和創新產業部門的發展受到擠壓,造成無論是外部市場環境變化(需求減少,或者競爭優勢降低),還是內部市場環境轉變(去產能調整,環境治理),原有的結構都必須改變,但要付出更為痛苦的代價。由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的轉型需要很長時間,需要“脱胎換骨”。已經開始的轉型進程不僅具有內部轉變貿易結構,降低出口導向的動能,也促使企業走出去,到外部市場構建產業鏈,發展當地製造產業,讓中國經濟以更深的方式與外部聯繫,使中國企業轉換身份,由參與產業鏈到構建產業鏈。(16)

　　在鉅變的對外經濟關係中,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快速提升是最令人矚目的。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經濟總量很小,以至於鄧小平説面臨被“開除球籍”的危險。2010年,中國以國內生產總值(GDP)衡量的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擁有最大的實體經濟規模和外匯儲備額,200多種工業產品的生產量居世界第一位。在有些重要領域,如鋼鐵、水泥等,產量甚至佔到世界總產量的一半。2010年,按美元計算的GDP總值,中國超過日本不多;但到2016年,已經是日本的2.5倍。據預測,到2040年或更早,中國的經濟總量有望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17)這將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經過百年努力,中國經濟將重新走上世界之巔。

　　中國經濟總量的增長不僅與對外聯繫的擴大呈正相關,而且與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成正比。其影響力主要體現在:(1)中國經濟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動力,一些年份甚至是全球經濟新增量的一半。當然,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也對世界經濟增長產生很大影響,不過,即便如今進入新常態,還是能保持中高速增長。因此,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貢獻仍然至關重要,尤其在大多數國家的經濟處於緩慢增長的時期。(2)中國的需求變動對世界市場的影響凸顯,因為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是與對外部資源需求的增長成正比的,特別是對原材料、能源的需求加速增長,對外部市場的影響最為強烈,是拉動世界能源、資源價格上漲的主要因素。而由於結構調整原因,中國的需求大幅下降時,世界市場能源與資源產品的價格則大幅度下降。(18)(3)中國公司通過貿易、投資和其他經營活動擴大在國外市場的影響力。在世界500強大公司中,出現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有些還位居前列,如華為、阿里巴巴等新技術公司,業務擴及世界各地。(4)隨着收入的提高,中國人開始走向世界,出國學習、到國外投資的人越來越多,特別是中國出境旅遊的人數出現爆發式增長,吸引中國遊客成為拉動當地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2016年,中國出境遊的人(次)數超過1.22億,在國外開支超過1000億美元。今後的規模還會增大,這種規模效應非其他國家可比。(19)

　　當然,儘管中國的經濟總量獲得大幅度提升,但由於巨大的人口規模,人均水平還不高,處在世界平均水平的中下位。因此,全面提高人均福利的路還很長。即便GDP總量躍居世界第一,人均排位還在中等水平。就經濟發展的綜合水平而言,“發展中”的特徵還很突出,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還很大。引進投資和低端出口拉動經濟增長遺留下的諸多問題,如環境、技術水平、產業結構等,都需要花大氣力和需要較長時間來解決。按照設想,到21世紀中期,中國才可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即便此後,提升現代化水平的任務也還很艱鉅。對此,需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中國的對外開放是以加入現有國際經濟體系、參與現有國際生產分工、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為基礎的。因此,中國經濟越發展,其對外經濟關係與現有的國際經濟體系,國際生產鏈和與國際市場的聯繫就越緊密。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加入、參與和利用進程還要繼續下去,還會不斷深化。從這個角度來認識,中國不會像一些人擔心的那樣,一旦經濟發展起來,就會另起爐灶,破壞現有的經濟體系和機制。

　　當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國際經濟體系既有不合理性(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壟斷),也有不適應性(發展中國家羣體崛起)。因此,需要調整和改革。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無論是從其本身的利益,還是從世界整體發展而言,都是推進現有國際經濟體系和機制調整與改革的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構建更加合理的國際經濟體系和秩序是理所應當的。筆者曾經把中國的這種作用形象地描述為“修廟、建廟、不拆廟”,即中國推動對現有國際經濟體系的調整改革,推動構建適應新發展和需求的新機制,不做現有國際經濟體系的破壞者。(20)

　　在現實的發展中,我們看到,中國一方面積極參與現有的國際經濟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另一方面大力推動它們的調整改革,特別是增加發展中國家的權重和高層任職。面對反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浪潮,中國利用各種機會、平台支持全球化大趨勢,支持開放發展的方向。(21)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G20機制,承辦杭州峯會,推動聯合國制定的2030發展議程。在世界經濟進入低增長“平庸期”的當口,提出基於新型發展合作的“一帶一路”倡議,牽頭建立解決發展融資困境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設立絲路基金等。同時,通過積極推動中非合作、中拉合作、中國—東盟合作、東亞合作等,務實推動地區和世界經濟的發展,通過增加開發援助,改善發展中國家的綜合發展環境。

　　作為一個大國,儘管仍處在發展中階段,中國在各個方面積極作為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中國作為世界經濟中越來越重要的部分,影響力自然也會不斷增大。但是,與美國二戰後構建由其主導的國際經濟機制不同,中國是在不斷加深融入的基礎上得到發展提升的。因此,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構建僅僅利己的新體系。就像“一帶一路”倡議,由中國提出並且大力推動,其所遵循的是共同參與、共同建設、共享成果的新發展合作原則,是一種開放的合作平台,並非排他性的,無論是規劃還是建設,都不是中國一家説了算。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以新的理念推動世界的發展,即構建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構建更加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這既是理想,也是努力的方向,更需要各國的共識和努力。(22)

　　當然,就中國本身的發展而言,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是重中之重和當務之急。大國經濟實現轉型是很不容易的,既需要國內的正確對策,也需要國外的創新環境。從發展的階段看,中國正在進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期。從世界發展的經驗看,後起發展中國家真正越過“陷阱”的並不多。中國具備跨越的優勢條件,但是從外部環境看,不利的因素不少,不僅需要中國花更大的氣力去應對,而且需要有不同以往的舉措。(23) 

　　四 對外政治與安全關係的變革

　　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政治與安全關係的最大變化有兩點:一是構建和維護了改革開放所需要的和平發展環境,(24)二是中國主動構建對外關係和把握大局的能力不斷提高。這樣的變化意義重大,它表明中國扭轉了長期以來被動應對外部安全威脅的局面。當然,這樣的變化是基於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綜合實力的提高。中國實施以發展為中心的大戰略,把對外關係的重點轉向構建和平發展環境,同時通過發展提升構建和平發展環境與秩序的能力,二者良性互動。

　　為改善改革開放的外部環境,中國首先努力推動與他國關係的正常化。對中國來説,實現對外關係正常化並不容易,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與制約,比如冷戰和中蘇對抗的影響、歷史遺留問題以及現實的矛盾和衝突、台灣問題等。這些因素使得中國與美國及其集團長期沒有外交關係、中蘇由盟友變成對手。此外,中國還一度與個別國家關係惡化,甚至兵戎相見。

　　改革開放之初,以中美關係正常化為抓手,中國政府打開了與西方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大門。冷戰結束後,中國與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等一些新生國家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並且與陷於關係中斷狀態的一些國家恢復關係正常化。到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建立了外交關係,特別是與不丹以外的周邊國家全部實現關係正常化。對中國來説,實現這樣的巨大變化很不容易,具有深刻的歷史性意義,因為它標誌着中國對外關係的一個歷史性的轉變,即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由不正常到正常化的轉變。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外部環境複雜多變。中國先是加入蘇聯陣營與美國陣營對立,後發生朝鮮戰爭,中國舉起抗美援朝的大旗,再後發生中蘇分裂、中蘇對抗,中國支持世界革命等。因此,對外關係難以實現全方位的正常化。改革開放後,中國開始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提出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來決定親疏、好惡,發展全面的對外關係,這既是基於改革開放現實需要的調整,也是對外關係思想觀念的轉變,而正是這種轉變使中國的對外政治關係進入一個全面發展的新時期。

　　排除了意識形態、制度差別的障礙,中國實現與別國特別是周邊國家關係正常化的嚴峻挑戰是如何處理爭端、解決爭端。領土爭端是歷史遺留的大問題。中國與20多個國家接陸連海為鄰,與多個國家沒有劃定陸地邊界,而海域劃界更是新問題。特別是近代中國衰落後,遺留不少邊界爭端難題。面對這樣複雜的狀況,中國政府採取務實的策略,一則積極推動陸地邊界的談判,二則提出擱置爭端,發展全面關係。經過艱苦的談判,中國先後與俄羅斯、越南這兩個曾因邊界爭端兵戎相見的國家簽訂了陸地邊界協議。(25)鑑於與印度的領土爭端涉及面大、問題複雜,雙方在開展協商談判的同時,就穩定邊界和開展談判達成共識。同時,中國與不丹也就簽署邊界協議一直協商談判。可以説,除印度和不丹外,中國與周鄰國家的陸地邊界勘定基本完成。這樣,中國也就有了一個基本穩定的陸地國界線。海上劃界涉及兩類問題:一是海上的島嶼領土及與其相連的領海;二是由聯合國海洋法所賦予權利的專屬經濟區。與日本的島嶼爭端,主要是釣魚島,涉及中日的歷史,也涉及二戰後的地區秩序,解決起來很有難度。為了推進中日關係的正常化,中國提出了擱置爭議的原則。鑑於推動中日關係正常化是大局,擱置爭議顯然需要服從這個大局。(26)對於南海爭端,涉及的問題更為複雜,其中有島礁爭端,也有專屬經濟區劃定,且涉及多個當事國。中國提出了“主權歸我、擱置爭議、聯合開發”的原則,並且堅持雙邊談判主權問題,通過與東盟合作穩定南海地區局勢。事實證明,擱置爭議這個原則對於中國實現與周鄰國家關係正常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當然,任何爭端都難以長久擱置,如果不能有後續的共識和解決辦法,衝突在所難免。比如釣魚島問題,隨着中國綜合實力提升,日本必然擔心中國會憑實力奪回,而中國也必然會把主權問題提到議事日程。基於法理與歷史的原因,中國不會在主權問題上讓步,而日本也會拼力保住現有的“控制權”。(27)關於南海問題,儘管中國與東盟發表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承諾和平解決爭端,維護地區形勢和平穩定,但相關國家為了保住或者爭得更大利益還是不斷採取行動。好在中國與東盟基於大局共識,基本穩定了局勢,避免了衝突,以此為基礎,在“南海行為準則”框架的制定上取得了進展。事實上,只要把握住南海穩定的大局,堅持和平解決爭端,通過談判達成協議的原則,就可以避免讓南海成為爆發衝突的火藥桶,繼續發展中國與東盟的合作關係。

　　其實,最棘手的是朝鮮半島問題。冷戰結束後中韓建交,形成了中國與朝鮮半島南北雙方並行發展關係的新均衡格局。應該説,中國走出這步棋,是具有戰略轉變意義的。從長期的發展看,既有利於中國,也有利於半島和平。但是,朝鮮半島問題複雜多變,有戰爭遺留的問題和現實政治安全關係等問題。更重要的是美朝對抗加劇,朝鮮執意發展核武器,提升遠程導彈發射能力,大大增加了發生大規模衝突甚至戰爭的風險。儘管中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作為受到諸多限制與制約,但鑑於其緊鄰中國,在阻止朝鮮發展核武器、防止在朝鮮半島生戰、促進談判化解矛盾、推動構建長期和平機制等方面,中國是責無旁貸和不遺餘力的。對此,中國堅持的基本原則是明晰的,主要體現在推動談判,構建符合各方利益和長遠和平發展的新關係和新機制,反對朝鮮擁核和發展遠程導彈,參加和實施聯合國框架下的對朝制裁,反對單方激化局勢的行為,反對動用武力,盡力止亂、止戰。應該説,儘管朝鮮半島問題的根子在美朝對抗,中國的勸阻有時影響有限。但是,沒有中國的止亂、止戰努力,局勢會變得失控。朝鮮半島局勢仍在高風險區,無論是戰爭還是核擴散的危險與危害都是巨大的,涉及中國的重大利益。應該説,朝鮮半島考驗着崛起中國的對外關係能力、智慧與作為。(28)

　　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中國面臨巨大的壓力,面對的挑戰是中國向何處去。面對突變的形勢,當時的中國領導人制定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大方針,同時,拓展“朋友圈”,廣泛構建夥伴關係。夥伴關係的基本含義是做朋友,不做敵人,對話協商,尋求合作,這首先是中國抵禦美國及西方國家對中國製裁的積極應對措施,而從根本上説,這是中國對外關係思想的體現,即尊崇和諧與合作,反對強權與霸權。(29)隨着對外關係的發展,中國與其他國家構建了具有不同特徵、不同定位的夥伴關係。應該説,構建夥伴關係是中國對外關係的一個創新,它不同於美國領銜的結盟對抗關係。結伴而不結盟,合作而不對抗,這是新型國家關係的內核。如今,夥伴關係似乎成為一種被普遍接受,並且得到推廣的國際關係準則。一些人對夥伴關係頗有微詞,認為這種不具有實質性約束的關係定位並不能防止衝突和對抗。(30)其實,夥伴關係是政府間的政治約定,是有道德與法律約束性的,夥伴關係需要培育,需要共謀和共建,它所確立的是一種基於共同利益的共識與行為指導原則,在這種共識與指導原則下,所推動的是互利合作與共擔責任。

　　夥伴關係發展的基礎是互信。在一些情況下,夥伴關係之所以顯得失效,是因為互信缺失,而互信缺失要麼是因為一方行動不為對方所接受,要麼是因為即便有對話和協商,分歧依然存在,難以採取協調一致的行動。中國綜合實力的快速提升和影響力增強本身就容易使其他國家對中國的意圖與未來行為產生疑慮,為此採取“兩面下注”的應對策略,或者拉入第三方勢力平衡中國的影響,對中國的行為形成制約。夥伴關係是開放的,不像同盟那樣具有排他性,因此,大多數國家都會與多方結伴,構建利益平衡框架。對此,中國自身也需要以開放的心態看待一些國家“腳踩多隻船”的現實和利益基礎。

　　中國綜合實力快速提升,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遇到的重大挑戰是如何處理與美國的關係。冷戰時期,中美曾因應對蘇聯有過戰略合作,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也讓中美關係拉近。但是,冷戰結束後,蘇聯威脅沒有了,美國要建立“美國治下的和平”,大搞武裝干涉、“顏色革命”。由此,與中國的矛盾開始上升,發生了一些極具危險的事件,如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支持李登輝訪美、南海撞機等。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包括軍事力量在內的綜合實力大幅度提升,使美國認定中國是其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美國專家提出了中美必有一戰的“修昔底德陷阱”論,政府推出了旨在遏制中國影響力的“重返亞洲”和“亞太再平衡”戰略。面對這樣的形勢,中國堅持不衝突、不對抗、推進合作的大方向,致力於構建不同於傳統的大國爭霸的新型大國關係。(31)中國清楚,美國不會情願與中國構建這樣的平等關係,但在中國力推之下,美國似乎也願意“順水推舟”,與中國開展對話與尋求合作。長期以來,中美關係一直矛盾叢生,有時甚至劍拔弩張,但是,由於避免衝突也符合美國的利益,總是可以“化險為夷”,讓雙方的關係迴歸正軌,即對話與合作的大方向。

　　對於中國來説,與美國的關係具有特殊的含義:一是兩個最大的國家之間的關係具有全局性;二是美國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市場;三是美國是霸權國家,對中國的外部安全環境有着重大的影響。無論從哪個角度説,作為後起的發展中國家,創建有利於和平發展的大環境,都需要與美國不衝突、不對抗,協商對話與發展合作是聰慧之舉。如今,中美利益相互交織,不僅在雙邊,而且在地區和全球範圍,應該説,已經到了不因領導人更替而發生逆轉的地步。新型大國關係的構建是“改寫歷史”,即改變大國必爭的歷史(“修昔底德陷阱”);也是創造歷史,即撰寫大國協商合作的新關係史。

　　當然,既然是和平地改寫歷史和創造歷史,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無論從哪個角度説,無論從哪方來定位,走新型大國關係之路是明智的選擇。

　　冷戰時期,中國被夾在美蘇對抗的大格局中爭取生存空間;冷戰結束後,美國一家獨大,企圖構建由其掌控的地區與全球安全秩序。中國不可能加入或對抗美國主導的安全秩序,更不可能也不會構建由自己領導的安全秩序。在此情況下,中國另闢途徑,倡導新安全觀指導下的新安全機制。新安全觀的基本要義是合作安全、共同安全、不結盟、不對抗,以協商、合作、共建的方式構建安全和平環境和安全關係。新安全觀並不以推翻或者對抗原有的軍事同盟體制為出發點,而是構建一種開放的,基於共識與合作的新機制,是做“加法”,而不是做“減法”。實際上,新安全觀的理念是與中國推動的夥伴關係和新型大國關係一脈相承的。

　　中國、俄羅斯與中亞國家成立上海合作組織是新安全觀的具體實踐。上海合作組織以共建成員國間的安全為宗旨,通過共同參與協商合作應對地區安全威脅,構建合作型合作安全與共同安全機制。(32)事實證明,基於新安全觀建立的上海合作組織是有吸引力的,已經實現了擴容,吸收了印度、巴基斯坦為正式成員,伊朗、蒙古國和阿富汗為觀察員,將來成員和觀察員的隊伍還會擴大。2015年在北京召開的亞信會議期間,中國提出構建亞洲安全合作機制,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也引起美國的高度警惕。(33)其實,中國的倡議並無特別的“新意”,只是把新安全觀的理念説得更具體一些,即亞洲地區的安全問題要由亞洲國家來商量,尋求亞洲解決方式。如阿富汗戰亂和中東的衝突,美國的介入讓局勢變得更為混亂,打亂了原來的秩序,建不起來新的秩序。南海的矛盾也由於美國的介入變得更為複雜和具有危險性。這並不是説要完全排斥美國的參與和作用,而是表明美國不能把自己的方式完全搬到亞洲來。

　　當然,中國也不能把自己的方式強加於他國,解決亞洲的安全需要共商、共建,包括非洲和拉美,都要有適合本地區政治與文化的特色方式。中國不會也不可能把亞洲或者東亞作為自己的“後院”,排斥其他方的參與。(34)

　　不過,安全領域的新關係、新秩序和新機制的構建困難和障礙更多、更大。與經濟的開放不同,安全領域有着諸多圍欄,具有很強的防備性。傳統的安全機制構建往往基於硬實力,由強國主導,新安全觀下的協商、合作安全機制往往被認為是軟性安排,缺乏制約力,或者不能很好地預防和阻止安全威脅,一旦危機發生也缺乏解決手段。中國作為一個綜合實力上升的國家,軍力大幅度提升,與美國的戰略性競爭是現實存在。況且,中國仍與多個國家存在領土、海域爭端。因此,許多國家對中國不放心,把防備中國也作為安全戰略的內容,中國成為它們防備的對象,這對中國推動新安全機制建設的努力形成限制。儘管如此,中國也必定會繼續堅持做下去,推動新安全觀指導下的共同安全、合作安全新機制建設。

　　隨着全球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全球問題、全球危機出現,如全球生態問題、發展不平衡問題、氣候變化問題、核不擴散問題等,其影響既涉及全球,也關係到各個國家,為此凸顯了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中國是全球治理的積極參與者,也是貢獻者,參加了所有有關全球治理的聯合國框架下的議程與G20機制框架下的議程,並且在每個議程中提出方案,履行共識或者協議。(35) 

　　五 發展對外關係的重要經驗

　　改革開放40年,中國實現了經濟發展的快速騰飛,總量居世界第二,人均進入中高水平。由此,就綜合實力而言,中國成為居世界前列的大國。在這個發展進程中,中國的對外關係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對外經濟關係的視角看,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2000年以後,特別是2008年發生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為世界經濟提供最大的增量貢獻。如今,中國是世界大多數國家居前位的貿易伙伴,隨着中國企業“走出去”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中國與外部市場的關係結構將會發生重要的轉變。中國不再僅是加工出口中心,也越來越是資本運營中心、創新中心和國際產業鏈中心。特別是在信息化、智能化新產業鏈的構建方面,中國的中心地位和引領作用將會進一步凸顯。根據預測,到21世紀中葉,中國的經濟總量將會躍居世界第一,那時,中國就不僅是經濟總量的超越,也包括質的提升。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經濟的良性發展要靠不斷地深化對外開放,即與外部經濟從內部機制上建立更為密切的聯繫。(36)

　　從對外政治與安全關係的視角看,改革開放後,中國把構建外部發展與安全環境作為外交的主要任務,實施不以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差別劃界的全面外交政策。由此,中國儘可能減少對立面,擴大合作面,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外部環境中的被動處境。當然,中國對外政治與安全關係的大改觀還是依賴於自身綜合實力的提升。中國由弱變強從三個方面改變了中國的對外政治與安全關係特徵:一是,中國的防禦能力提高,從而大大減少了外來的進攻性風險;二是,中國提高了主動塑造環境的能力,這不僅會更好地維護自身的利益,也能夠推動局勢向更為有利的方向發展;三是,中國成為諸多地區與全球事務的主角,在全球範圍進入國際事務的中心舞台發揮作用。

　　總結40年中國對外關係的經驗,可以大體概括為三個主要的方面:

　　第一,始終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後,中國的內外環境都並非一帆風順。比如,在外部環境上,當中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和以後的一段時間,地緣環境非常惡劣。在北部,中蘇仍然對立;在南部,越南進行擴張,為此中越之間發生了戰爭。冷戰結束以後,美國對中國發起制裁,此後又發生一系列對抗性事件。(37)但中國始終堅持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堅持對外開放的大方向。同時,利用軟硬兩手,在捍衞本國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盡力化解危機,改善關係,讓局勢朝緩和與改善的方向發展。

　　冷戰後出現的政治和安全危局得以化解,一靠中國堅持“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方略,二靠廣泛構建基於合作的新型夥伴關係,中國扭轉了被動應對的局面,逐步奠定了主動構建環境的基礎和能力。由此,中國擺脱了冷戰結束所帶來的政治壓力,維護了政治體制的穩定;同時擴大了朋友圈,讓美國的制裁不攻自破,最終迫使其改變對華政策。再如,1997年發生了亞洲金融危機,中國採取了積極的開放政策,同時,也利用自身的能力,包括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加強與東盟和其他東亞國家合作,由此贏得了信譽、擴大了影響、改善了外部經濟的發展環境,併為參與和推動區域合作提供了機遇。

　　第二,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早在1974年重返聯合國時,中國就明確宣佈,中國永不稱霸,不做超級大國。在自身綜合實力大大提升、成為世界大國之後,中國重申,始終不渝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不走傳統大國擴張的道路。(38)從世界發展的歷史看,一個新的大國崛起會導致複雜的反應,往往引起衝突或者大戰。美國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Allison)提出“修昔底德陷阱”假設,意即崛起的中國註定要與現行的超級大國發生衝突和戰爭。在此情況下,防備中國似乎成為一種“準共識”。而中國則向美國提出構建基於相互尊重、不衝突、不對抗、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的倡議。儘管美國並沒有直接接過中國的倡議,對中國的戰略圍堵並沒有停止,但也保持了與中國的對話。在奧巴馬政府時期,中美建立了以戰略與經濟對話為主要平台的協商、對話與合作機制。儘管在諸如貿易爭端、南海問題上兩國仍有分歧,但並沒有破局。標榜奉行“美國第一”信條的特朗普上任後,中美兩國的對話合作大勢也沒有發生逆轉。其實,對於其他國家對中國的戰略疑慮或者實際行動上的防備,只要不是非常敵對之舉,並損害了核心或者重大利益,中國還是堅持以推動對話來增進理解和化解矛盾的。

　　當然,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全面提升軍力的努力必然會持續不斷地進行。最為重要的是,中國提升軍力的戰略不是為了擴張、爭霸,而是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和維護地區與世界和平。(39)當然,要取信於人,這既需要以實際行動加以證明,也需要經得住時間的考驗。中國仍與幾個國家存在領土和海域爭端。中國不會放棄領土與海域權益,但也堅持以和平手段解決爭端,開展對話與談判。中國堅持這樣做下去,必然有利於改善自身的形象,也有利於推動國際關係與體系的調整改革。

　　第三,積極有為,發揮新型大國的建設性作用。中國提出做新型大國,自然會提出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中國在歷史上曾經是綜合實力最強的國家,科技水平、生產能力、思想文化曾首屈一指。近代,中國國力衰敗,泱泱大國風光不再,淪為一個被列強肆意踐踏、進犯與瓜分的弱國。改革開放讓古老的中國煥發出活力,經過短短的幾十年,經濟總量就躍升為世界第二,科技、軍事等均向世界前列邁進。

　　大國要有大作為,要為世界做出大貢獻。儘管中國本身的和平發展就是對世界的巨大貢獻,但這還不夠,還要為世界提供利於和平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理念和文化,為世界發展提供新動能,推動世界的可持續發展,為和平發展提供公共產品,以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推動構建平等、包容與合作的國際新關係和新秩序。

　　中國提出有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首先是對自己的新定位。中國的大國外交主要體現三層含義:一是大國責任,要對構建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發展承擔更多責任;二是大國作用,要在重大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三是大國行為,要以實際行動踐行新型大國承諾,構建新型國家間關係。因此,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是新型大國的外交。事實上,在地區和世界事務中,中國正以一個新型大國的面目出現,活躍在地區與世界事務舞台上,在諸多情況下,在應對危機、維護和平、推動發展上,中國已處在重要甚至是核心的位置,發揮着特別重要的作用。(40)

　　中國的外交是全方位的,周邊是首要,大國是關鍵,發展中國家是基礎,這是大戰略佈局。中國有眾多的鄰國,各國間利益交融,但關係複雜。中國提出了一系列處理與鄰國關係的新原則,如安鄰、睦鄰、富鄰,親、誠、惠、容,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等。大國關係之所以是關鍵,因其影響巨大,事關大局。中國推動與美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這個原則也適用於處理與其他大國的關係。

　　在世界發展面臨新形勢下,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是基於新的合作理念,通過共同參與,調動參與者的積極性和資源潛力,實現新的發展,同時積極推動新融資機制的建設,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新發展銀行等,這些機制並不以替代原有機制為目標,而是與原有的機制相互補充與合作。這樣,中國作為新型大國,就不是現行體系的對抗者,而是建設性推動者。最為重要的是,通過“一帶一路”的建設,讓大家都成為參與者,都從中獲得利益,在參與與合作中打造新型國家間關係和國際秩序,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鋪墊基礎。

　　當然,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做什麼事情都要量力而行,積極開展新型大國外交必然遇到很多矛盾,面臨許多挑戰。現實中的地區與世界,各種利益、關係內外交織,中國是在非常複雜的環境中努力尋找定位、處理矛盾、發展關係和發揮作用的,難度很大。這需要自信、行動和智慧。 

　　六 結語

　　實現中華民族復興是中國人的夢。正如習近平所言:經過鴉片戰爭以來170多年的持續奮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光明的前景。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41)然而,我們也要認識到,中國現代化的路還很長,實現中華民族復興之夢,真正建成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還需要幾十年的時間。其中,最重要的挑戰來自國內,即穩定實現經濟、政治、社會的轉型。在對外關係方面,最嚴峻的挑戰還是在現行體系內如何發揮新型大國作用,有大作為,在穩定和平的環境中推動新型國家關係與國際秩序的建設。

　　近代以來,中國屢受外部列強的侵犯與欺壓,這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這使中國可以保持足夠的自信和定力,做自己願做、應做的大事。未來的幾十年,中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是中國進一步發生深刻變化,取得更為輝煌成就的時期,其中,對外關係的變化和成就會更為引人注目。

　　中國人是有遠大理想的,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當然是擺在首位的理想,但並不止於此。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推進和諧世界的建設,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要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中國人的這種理想和抱負不是靠強制推行,而是與世界各國人民一道共同建設。也許這樣的理想看似很遙遠,實現這樣的理想困難重重,但中國人會以此為己任,併為之進行不懈的努力。(42)

　　感謝《世界經濟與政治》雜誌匿名評審專家的意見和建議。文中錯漏由筆者負責。 

​　　註釋：

　　①章百家認為,四個方面的轉變引導第一階段的改革開放。即指導思想轉變,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政治環境轉變,轉向國家治理的民主法制建設;經濟體制轉變,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外政策轉變,轉向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參見章百家:《中國正面對新挑戰——基於當前國內外形勢和歷史經驗的若干思考》,載《國際經濟評論》,2016年第4期,第35—43頁。

　　②鄧小平關於“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的論斷是中國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依據。參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頁。

　　③鄧小平明確指出:“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他的判斷既是對中國自身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對現有成功發展經驗(特別是被稱之為“四小龍”的韓國、新加坡和香港地區、台灣地區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經驗)的認識。參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78頁。

　　④有專家認為,改革開放標誌着中國從革命外交到務實外交的轉變與“激進的國際主義外交政策取向的終結”,外交服從國家建設大局和創建國際和平環境。參見白雲真:《論中國與國際體系的歷史變遷》,載《太平洋學報》,2011年第5期,第36、38頁。

　　⑤2017年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國有115家上榜,在前10家中,有3家是中國公司。詳見http://www.southmoney.com/caijing/redian/201705/1311656.html,訪問時間:2017年11月25日。

　　⑥有專家認為,中國參與了幾乎所有的國際組織,在近代歷史上第一次成為全球體系的一個積極成員。參見白雲真:《論中國與國際體系的歷史變遷》,載《太平洋學報》,2011年第5期,第40頁。也有人認為,到21世紀初,中國已經建立全方位和多層次的對外關係格局。中國已經成為當今國際發展中最重要和最引人注目的變量。參見章百家:《21世紀初期中國外交趨向與思考》,載《世界知識》,2014年第18期,第17—19頁。

　　⑦在與美國的談判中,最為棘手的是台灣問題。在要求美國終止售台武器談判無果的情況下,中國採取了先建交、再繼續談判的策略。從1972年發表《上海公報》,到1979年1月建交,再到1982年8月發表“八一七公報”,才讓美國基本明確了承諾。但美國自己又制定了《與台灣關係法》,至今這個問題也沒有得到徹底解決。參見周文重:《鬥而不破:中美博弈與世界再平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7—8頁。

　　⑧出於特殊的原因,中國與不丹沒有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但保持了友好相處。在世界範圍內,迄今中國只與20多個國家沒有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⑨大國博弈與傳統的大國爭奪不同,特別是在核時代,大國戰爭幾無可能。大國博弈更多體現在重要利益和影響力的競爭。參見宋偉、潘競男:《國際格局與國際秩序研究》,載張宇燕主編:《當代中國國際政治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2—53頁。

　　⑩當時正值中國因國內局勢受到美國製裁,同時,也有如何處理香港地區與台灣地區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的政治問題。在中國的堅持下,經過協商,台灣地區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參加,台灣與香港的身份是地區經濟體,對其參加非正式領導人會議的方式也做了明確界定。由於APEC是一個論壇,不組織市場開放的談判,中國利用這個靈活的平台推動自身的開放。

　　(11)有專家認為,中國實現了由被動參與到主動參與、由次要角色向主要角色的轉變,不僅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也積極推動國際組織的調整改革,倡導建立新的國際組織。參見劉愛華、於向華:《中國和平發展的必要選擇——全面參與國際機制》,載《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第67頁。

　　(12)有專家認為,中國不再是一個尋求推翻現行國際體系的革命性國家,而是一個遵守國際規則與規範的合作性國家,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發生了革命性的轉變,成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世界發展的堅定力量。參見白雲真:《論中國與國際體系的歷史變遷》,載《太平洋學報》,2011年第5期,第41頁。也有專家認為,對中國與世界這個命題的思考與回答決定着中國對外關係的走向,核心問題是中國與現存國際體系的關係問題。改革開放為中國與世界關係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參見牛軍:《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之經線》,載《外交評論》,2010年第3期,第73頁。

　　(13)有專家認為,中國的理念、思想、理論貢獻正在改變西方理論獨家壟斷的局面,讓廣大發展中國家增加規制權和話語權。參見楊潔勉:《中國特色外交的實踐自覺和理論自覺》,載《外交評論》,2012年第1期,第5—12頁。

　　(14)這方面的詳細分析,參見張藴嶺:《反思全球化》,載《新華文摘》,2017年第12期,第1—4頁。

　　(15)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問題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10個亟待解決的難題。參見《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http://www.most.gov.cn/yw/201010/t20101028_82966.htm,訪問時間:2017年12月10日。

　　(16)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中國政府提出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擴大對外開放和支持企業走出去到境外投資辦廠。參見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8-03/19/content_13029363.htm,訪問時間:2017年12月10日。

　　(17)對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預測很多,參見陳經:《中國未來10年發展的十大宏觀預測》,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720/18/3328689_577080853.shtml,訪問時間:2017年12月15日。

　　(18)當然,原料、能源價格下跌也不只由於中國需求降低,自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發生後,世界經濟整體陷入“平庸期”,市場環境轉變,總體需求下降,導致世界資源、能源產品的價格下降。

　　(19)參見《2016中國出境旅遊大數據:1.22億人次花了1098億美元》,http://travel.people.com.cn/n1/2017/0124/c41570-29045977.html,訪問時間:2017年12月15日。

　　(20)黨的十九大報告把中國定位為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參見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1)同時,正如專家所指出的,國際社會需要中國全面參與各個議題的國際談判和規則制定,因為諸多議題與中國有關,離不開中國的主張和承諾。參見張幼文:《中國對外經濟關係發展的新主題與總戰略》,載《探索與爭鳴》,2012年第9期,第53頁。

　　(22)“一帶一路”所體現的是不同於傳統官方發展援助(ODA)的新型發展合作,新型發展合作的要旨是平等參與、共同建設、共享成果、調動各方積極性、動員各種資源,包括建立新的開放合作的融資機制。正如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峯會上所言,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要聚焦發展這個根本性問題,釋放各國發展潛力,實現經濟大融合、發展大聯動、成果大共享。參見http://finance.ifeng.com/a/20170514/15373505_0.shtml,訪問時間:2017年12月1日。

　　(23)有的學者認為,中國面臨許多新的嚴峻挑戰,諸如“進入障礙”,即發達國家設置跨越的門檻;“空間約束”,即留給中國的空間受到制約;“競爭壓力”,即比以往更激烈的競爭;“路徑依賴”,即沿襲原來方式的慣性等。中國經濟已經實現了變大的跨越,需要把由大變強作為基點。參見張幼文:《中國對外經濟關係發展的新主題與總戰略》,載《探索與爭鳴》,2012年第9期,第54—55頁。

　　(24)在實施改革開放後,鄧小平明確指出,中國的對外政策目標是在爭取世界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現代化建設,發展自己的國家,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參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57頁。

　　(25)與俄羅斯的邊界談判並不簡單,涉及歷史上沙俄侵佔中國領土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中國採取了務實的政策,“考慮到歷史和現實的情況”,着眼於“開闢未來”。參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91—295頁。

　　(26)擱置爭議並不意味着放棄主權訴求,同時,擱置需要雙方遵守。對於釣魚島爭端的擱置,中日之間有爭議,這成為中日關係中的一個大問題。參見廉德瑰:《誰在破壞“擱置爭議”?》,http://world.people.com.cn/n/2013/1126/c157278-23653794.html,訪問時間:2017年12月12日。

　　(27)釣魚島問題的複雜性還在於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美國確立的地區秩序與美日結盟。美國把釣魚島的所謂“施政權”交給日本,並在美日軍事同盟下承擔維護現狀的責任。

　　(28)王毅表示,作為朝鮮半島的最大鄰國,中方不會坐視半島穩定受到根本破壞,不會坐視中方的安全利益受到無端損害。他認為,中方提出了實現半島無核化和停和機制轉換並行推進的談判思路。無核化是國際社會的堅定目標,停和機制轉換是朝方的合理關切。兩者可以並行談判、分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