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新疆考古取得巨大成績！全疆開展考古發掘工作17項_風聞

　　2018年是新疆考古事業發展歷程上較為重要的一年。《新疆考古工作規劃（2018—2020）》的頒佈與實施，重要考古材料的發現與研究，為新時代新疆考古事業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全年共有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北京大學文博學院、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北方考古研究所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5家疆內外考古單位，在全疆開展考古發掘工作17項，其中主動性項目11項，涉及配合基本建設項目6項。考古研究收穫主要集中在對以往發掘材料的整理與研究上。

　一、考古調查、發掘新收穫

　　（一）史前時期考古

　　2018年新疆史前考古的發現主要集中在東、西天山和阿勒泰山一帶，以重要遺址的調查與發掘為典型，時代自舊石器跨及春秋戰國，填補了新疆舊石器時代考古的空白，推進了史前時期北疆地區與遊牧文明有關考古學文化的研究。

　　榮獲“2017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通天洞遺址，是近年來新疆舊石器時代考古的重要發現。遺址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勒泰地區吉木乃縣託斯特鄉闊依塔斯村的東北，由三處呈“品”字形分佈的花崗岩洞穴組成。

2016年起，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對其中的兩處洞穴進行了發掘，取得重要收穫。2018年的考古發掘主要集中在洞穴外的曠野區域，共發掘面積129平方米，清理出墓葬2座、灰坑6個、柱洞3個。

出土大量壓印類紋飾陶片，有鋬耳器等新器型；在對21個堆積單位進行浮選中，發現有大麥、小麥和粟顆粒；發現的石器部分有試打痕跡，推測石材可能源自周邊。 

　　結合通天洞的發掘，考古工作者對周邊區域進行專題調查，在吉木乃縣城東部新發現了北沙窩、臭水井、白石灘南遺址，推進了通天洞遺址石器材料來源的認識。

在對哈巴河縣齊德哈仁遺址、額德克遺址調查中，除發現細石器外，還見有勒瓦婁哇技術特徵的石器，更新了原定其為細石器遺址的認識。

對2017年發現的富藴縣喬夏可拜遺址進行詳細調查過程中，發現除巖畫以外，該遺址還存有舊石器、細石器，地層測年數據距今約一萬年。

　　為配合塔什庫爾幹機場建設發現的庫孜滾遺址，位於塔什庫爾干鄉庫孜滾村，庫孜滾溝口洪積扇上，分佈面積約50平方千米。遺址散佈有大量的石器，除採集的大量各類石器外，在局部區域的發掘中共獲得石器標本661件，工具所佔的比例極低，修理多侷限於刃緣，以不規整的鋸齒刃器、刮削器等為主。

吉仁台溝口遺址

基本未見到修理工具產生的小石片，説明遺址並非石器使用和消費的場所，而是一處加工場。從石葉工業成熟、缺少陶片等文化因素看，該遺址可能處於舊石器時代晚期較早階段，但亦有可能已經進入全新世。

　　吉仁台溝口遺址位於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尼勒克縣科蒙鄉恰勒格爾村喀什河北岸，是伊犁地區目前發現年代最早、規模最大的青銅時代聚落遺址。

自2015年配合基本建設考古工作起，就以發現世界上最早的燃煤遺蹟而聞名。2018年，發掘轉為主動性項目，並獲“2018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遺址主要由居址區、石構高台和墓葬區組成。居址區地處喀什河溝口北岸的三級台地上。2015、2016、2018年累計發掘4500餘平方米，清理房址37座，窯址、灶（火塘）、灰坑、冶煉遺蹟等300餘處，出土遺物千餘件（套）。窯址6座，位於台地東南部。

在台地清理墓葬80座，9座屬於青銅時代晚期。形制有半地面石棺墓與豎穴土坑（石棺）墓兩種，均側身屈肢，隨葬少量素面平底陶罐、帶柄銅鏡、銅耳環等。高台遺存位於房址區南約1千米處，是目前所見新疆史前時期面積最大、規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石構建築遺存，與周邊房址區、墓葬區共同構成了一處規模宏大的大型聚落遺址，初步推測為伊犁河流域青銅時代晚期的中心聚落之一。 

　　呼斯塔遺址是博爾塔拉河流域眾多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遺址中的一處，位於温泉縣東北的阿拉套山山腳下，年代區間在公元前1682～前1431年，由居址、墓葬、巖畫等遺蹟組成。核心區位於阿拉套山山前沖積扇上，南北兩側拱衞核心居址的小呼斯塔山與黑山頭均分佈有石構居址，墓葬分佈在小呼斯塔山西側的哈如魯山頂。

自2016年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遺址核心區內的一處大型居址組合與黑山頭遺址進行主動性發掘，瞭解到該大型居址組合由長方形主體建築、前室、西側室、院落等組成，面積達5000餘平方米，是目前已知的西天山北麓青銅時代面積最大的建築組合。

2018年主要發掘大型建築的第二間西側室、北院牆以及大型建築主體建築與北院牆之間的院落。第二間西側室平面呈不規則的圓角方形，面積達370餘平方米，其南牆中部開有門道，還對哈如魯山頂部的墓地進行了發掘。 

　　黑山嶺遺址位於哈密市伊州區與巴州若羌縣交界地帶無人區內，是絲路古道上一處較大的早期採礦工業遺址羣。整個遺址東西長約5千米，南北寬約2.1千米，發現礦坑20餘處，遺址按其功能可分為古代採石區、採礦工具加工區、採礦區、選礦區、生活區等。2018年，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聯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遺址羣東段的2號礦點區域（遺址礦點自東向西編號）進行了發掘，清理出碎石質踩踏面和黃土質踩踏面2條，堆積深達2.2米的灰堆1處，出土石器、木器、紡織品、皮毛製品、植物纖維編織物、骨器、青銅器、陶器和綠松石、玉髓，以及大量的動植物遺存。

通過對發掘出土陶器類型學的研究，結合碳十四測年，初步推測該遺址是一處年代約在公元前一千紀的綠松石採礦遺址，陶器所反映的文化類型與東部的騸馬文化有一定的關係，是目前我國發現的最大的綠松石採礦遺址羣，也是新疆地區發現年代最早、規模最大的礦業遺址。

　　2018年史前時期墓葬的發掘主要為配合公路、水利等工程建設項目考古工作中的發現，集中在天山中路、伊犁河流域與塔什庫爾幹縣。昌吉州阜康市白楊河中下游西岸，共清理墓葬478座、殉葬坑22個。

其中石棺墓290座，豎穴土坑墓113座，年代自青銅時代晚期延續至唐代。伊犁州察布查爾縣阿布散特爾墓羣共發掘墓葬88座，石構遺蹟20處，出土遺物70餘件，其中豎穴土坑墓和豎穴偏室墓葬式葬俗以及隨葬品組合相對固定、單一，與以往察布查爾縣發掘同類型墓葬一致，年代為東周時期，墓葬的發現進一步明確了索墩布拉克文化的分佈範圍。

尼勒克縣克其克蘇布台墓地清理豎穴土坑墓與豎穴偏室墓4座，出土遺物主要有素面折沿銅鏡、鐵刀、鐵簪、銀耳環、瑪瑙珠飾、貝類珠飾等。墓葬主體年代在戰國前後。新源縣加嘎村2座大型土堆墓，盜擾嚴重，發現有木質葬具與少量殘存的隨葬品，從墓葬形制、隨葬遺物來看，與2012年該墓地發掘墓葬一致，絕對年代在公元前4～前3世紀。

塔什庫爾幹縣境內墓葬的發掘，主要為配合機場建設，涉及達吾提斯曼、鐵林阿尕勒和沙依地尕三個墓地，共發掘墓葬40座。

墓葬在地表多有黑白兩色石塊排列成的條狀石帶，墓室多為豎穴土坑，部分有短墓道。出土文物較少，有眉石、骨笛、少量銅飾件和陶器。這些墓葬從位置環境、墓葬形制、出土文物來看，與香寶寶墓葬、曲曼黑白條石帶墓葬基本相似，文化特徵和年代也基本一致，為春秋戰國時期墓葬。

　　（二）歷史時期考古

　　2018年新疆歷史時期考古的發現主要集中在天山南北麓，以城市考古居多。墓葬的發現仍然是在配合基礎建設項目中的偶然發現。

　　奎玉克協海爾古城遺址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輪台縣境內，長期以來被認為是疑似西域都護府府治遺址之一。

2018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對該城址進行了主動性發掘。發掘區集中於南部缺口與城址東北部城牆解剖處。發掘面積910平方米，清理出不同時期遺蹟單位36處，出土石、銅、鐵、陶等各類小件遺物83件以及大量的陶片與動物骨骼。通過解剖，明確了城牆建造方式為堆土成牆，牆基殘寬15～20米，殘高4～7米。

牆外有壕溝，寬約12.5、深約1.5米，溝內堆積複雜，有多次開挖的現象。原被認為可能為城門的南部缺口系晚期溝破壞所致，城門所在還需進一步確認。結合城內外堆積情況、出土遺物以及南部城牆上發現的2座墓葬，參考碳十四測年數據，初步推斷該區域在公元前750～前400年時已有人類活動，遺留下深厚的堆積，城址建造於公元前350～前150年左右，廢棄於公元前200～前50年左右。

　　卓爾庫特古城位於奎玉克協海爾古城東北約9千米，同是疑似西域都護府府治的重要遺址之一。2018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與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對該城址進行了主動性考古發掘。發掘區位於內城東高台，總髮掘面積1000平方米，發掘出房址3座（包括柱洞多處）、灰坑11座、井穴1座、高台城門址1處。

出土相當數量陶片、獸骨（包括駝骨、馬骨、牛骨、羊骨等）、鐵器、石器、骨器。3處房址中，F2為現代房址。F1、F3為兩處較大古代房址。井穴J1出土大型廣口陶缸殘片，細泥紅陶，形制與庫車地區魏晉時代出土酒甕相似。

高台東側築有大圍牆，土坯壘砌，底寬8米，門道寬約6米。南側上部經過兩次改建。後期在圍牆與高台中部長牆間加砌一堵土坯隔牆。通過發掘，明確了卓爾庫特古城東部高台的基本形制，根據地層堆積和出土遺物，初步判斷東部高台建築中上部主體年代不晚於漢，下層建築時代更早。

出土漢代器物具有長安地區典型特徵，魏晉時期器物明顯受到龜茲影響，從高台建築體量、規模推測，卓爾庫特古城應為漢至魏晉時代塔里木盆地北緣一處高等級城址。

　　石城子古城位於奇台縣半截溝鄉麻溝村東、麻溝河西北山前丘陵地帶，2018年已是主動性考古工作開展的第5個年頭，通過以往的工作，已明確了城址的城牆結構、文化層堆積和一些重點遺蹟的分佈，搞清了城址的具體年代。2018年主要對城門與墓葬區進行了發掘，城門區域面積600平方米，清理出門道1條、房址3間、柱洞（柱槽）25個、排插柱13個、踏步4條、溝槽1道、地面2處。出土遺物與往年類似，仍以建築材料居多，另有部分陶器和1枚鐵鏃、1枚五銖錢。城門位於城址西南，單門洞結構，門道殘長13、寬4米，兩側牆體採用土坯包砌，壁面塗抹有草拌泥與白灰。緊靠壁面分布有對稱的排插柱洞。

門道內清理出兩個不同時期的踩踏面與大量坍塌的瓦片和火燒土坯。南北門墩均有增築痕跡，依附門墩有房屋建築遺址與踏步，門外發現有迴廊與散水遺蹟。墓葬區位於城外的西南部，清理出墓葬10座、殉馬坑1座、陶窯1處和半地穴式房屋1座。墓葬以豎穴土坑墓為主，共6座，豎穴偏室墓3座，1座為豎穴二層台墓，墓主均為仰身直肢一次葬，部分墓葬有木棺，隨葬器物有陶、銅、鐵器、五銖錢幣以及羊頭和羊距骨等。

陶窯由前室、火門、火膛、窯室和排煙設施五部分組成。窖室內發現有青磚、板瓦和瓦當殘片等，與城內出土建築材料一致。半地穴式房屋內發現灶、灶台、灰坑等遺蹟，填土中出土有“康熙通寶”2枚以及零星鐵器和動物骨骼，初步判定為清代房址。

　　北庭故城遺址位於吉木薩爾縣城北偏東12公里處，核心區域佔地1.5平方公里，包括北庭故城及北庭西大寺。故城分內外兩重，是唐至元時期絲綢之路北道政治、軍事和文化中心，也是目前天山北麓保存最為完整、規模最大的一處古代城址，201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201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曾對城址外城牆南門遺址進行了發掘，證實了外城牆主體始建於唐，沿用至元。

201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北庭故城作了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考古發掘。發掘工作主要集中在內城西、北門和外城南、北門，發掘面積5450平方米。清理出內城西門、北門門洞和排插柱以及北門南側平鋪蓮花紋方磚地面，外城北門門洞、排插柱、木地木伏和晚期酒坊等遺蹟，基本確定內、外城護城壕的位置和規模。

出土錢幣、蓮花紋地磚、獸骨、瓦當殘片、筒瓦殘片、陶器殘片等遺物。考古發掘使唐代至蒙元時期北庭故城佈局、沿革漸次顯露，實證了唐以後中原王朝對新疆的有效管治和絲綢之路的繁榮暢通，對增強文化自信、促進新疆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唐朝墩古城位於奇台縣城內，東鄰水磨河，西、南、北三面緊鄰居民區。城牆南北長約465、東西寬約341米，方向北偏西10°。光緒年間修奇台縣城破壞了古城西南區域，故遺址成不規則的平面形狀。2018年，中國人民大學考古文博系對其進行首次考古工作，發掘面積600平方米，清理灰坑190個、灰溝11條、房址5處、灶6個、水井4口、墓葬2座，出土遺物包括陶器、銅器、鐵器、骨角器、石器、玉器、玻璃等，數量較多，種類豐富。

在城內東北部清理出一處唐晚期以後的浴場遺址。遺址平面近方形，邊長約17米，內部形制規整，中心為八邊形，發現有較清晰的火道、煙道、支撐柱、灶址和活動面等結構。初步認定古城始建於唐代，沿用至蒙元時期，結合史料記載，推測其很可能為唐代庭州所轄蒲類縣治所。 

　　石頭城遺址位於塔什庫爾幹縣城北側，自2015年起，已連續發掘四年。2018年在以往工作的基礎上，主要對城址東門、內城北牆與東子城高台區的建築遺址進行了重點發掘。

揭露出外城東門通道底部擺放相對整齊的光滑石塊，為判斷該通道作為城址某一時期的城門提供了更多證據；明晰了內城和西子城交界處北城牆的形制結構，外側新發現一段後期補築的牆體。在東子城頂部清理出房址、北門、走廊等遺蹟，發現三處圓形角樓，中部有燒火痕跡，並有通道與房址相連，規模和牆體修建水平顯示其為一處高規格建築設施，可能為軍事堡壘；外城東北角燒紙遺址推測可能為清代送客亭。

石頭城幾年來的考古發掘進一步釐清了城址的平面形狀與空間佈局，明確了石頭城由內、外城及內城中北、東、西三個鼎足而立的子城構成，北子城當為漢唐時期的朅盤陀王國宮城所在，整個城址沿用時間較長，結構複雜，突破了以往石頭城僅由外城與內城構成的認知。同時，對石頭城周邊以及塔什庫爾幹縣域內大範圍的文物調查，新發現各類不可移動文物兩百餘處，深化了對石頭城和古代葱嶺地區歷史文化面貌的認識。

　　調查工作主要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對喀什汗諾依古城的考古調查。古城坐落在恰克瑪克河古河道南岸的台地上，遺址內有集中分佈的陶片區，根據陶片分佈範圍及富集程度，推測陶片分佈區外圍可能有封合的城牆。

在遺址西部調查發現有約1萬平方米的小型城邑，三面城牆均殘，寬度大約4～5米，北牆和東牆殘存一座馬面，城邑以東發現陶片相對集中的區域和陶窯。由採集的釉陶、多彩玻璃、水銀瓶等器物推斷，該城址廢棄年代不早於10世紀。結合調查與文獻記載，初步推測汗諾依古城可能為史籍所載唐“疏勒城”。

　　墓葬的發現同樣是在配合基礎設施項目建設中的偶然發現，且多與史前時期墓葬處於同一墓地，如察布查爾縣阿布散特爾墓羣、阜康白楊河中下游墓地等，墓葬形制以豎穴土坑與豎穴偏室墓為主，出土陶器較少，年代自漢延續至唐。

二、考古資料的整理與研究

　　2018年新疆考古的研究多反映在對以往考古資料的整理以及部分出土文物的多學科研究方面。資料整理方面，吉木乃通天洞遺址 、奇台石城子遺址 、石河子市十户窯Ⅰ號墓羣 、富藴海子口墓地 、和布克賽爾縣松樹溝墓地 等一批以往的考古發掘材料得到整理與刊佈。備受學界關注的吐魯番哈拉和卓墓地考古報告出版發行，刊佈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哈拉和卓墓地4次發掘清理的69座墓葬材料，是新疆晉唐時期墓葬的首部發掘報告，是研究吐魯番地區晉唐時期喪葬文化以及中原王朝治理西域的重要材料。 

考古研究方面主要涉及分期研究、同類型遺址綜合研究、文化交流研究以及出土文物的專題研究等方面。韓建業對新疆出土的600餘件鐵器作了詳細的年代考證與階段劃分，結合共出的陶器等因素，對新疆的早期鐵器時代分期作了再次修訂，認為新疆鐵器時代開始於公元前1000年左右，以北疆地區的遊牧化和南疆地區彩陶文化中游牧色彩的顯著增加為標誌。約公元前500年，進入新疆早期鐵器時代後期階段。

 作為絲綢之路古道上的重要樞紐，新疆是我國較早人工冶鐵物發現的重要地區，其冶鐵技術在中西互動的技術交流中發揮着持續的作用。 龍靜璠對天山南麓史前族羣石構墓葬的文化屬性作了分析，通過對吐魯番、焉耆、拜城盆地史前石構墓葬形制、葬式葬俗、隨葬遺物及分期的研究，認為吐魯番盆地史前石構墓葬屬於蘇貝希文化，焉耆盆地的石構墓葬屬於察吾呼文化，拜城盆地的石構墓葬則屬於喀拉墩下層文化，在此基礎上對石構和非石構墓葬、各盆地石構墓葬間的關係進行了分析。 

叢德新 、賈偉明 等通過對博爾塔拉河流域青銅時代遺址的調查研究，對該區域社會複雜化進程、聚落形態、生業方式等方面進行了探討。邵會秋通過動物紋飾的對比分析，指出新疆地區基本沒有自身傳統的動物紋飾，動物紋裝飾風格多來自中國北方以及阿勒泰、七河流域等地區。 李文瑛考察了20世紀中葉以來，新疆天山盆地綠洲、環塔里木盆地周緣等地青銅時代至早期鐵器時代（公元前21～前3世紀）出土各類染織服飾的款式、縫製工藝、裁剪技術、裝飾方法、面料組織和織造技術、纖維染色、紋樣風格，探討新疆傳統的毛紡織技術的起源、毛織服飾的產生、發展、變化等。 

巫新華對吉爾贊喀勒墓葬中存在的瑣羅亞德斯教文化元素作了分析。 賀婧婧 、賀志凌 、阿熱阿依•託列根 等對新疆地區出土的一些文物進行了專題研究。

　三、變化與思考

　　縱觀2018年新疆考古的新發現和研究，與以往相比，有兩個重要的變化。

　　一是主動性考古工作比重大幅增長，配合基礎設施建設的考古工作相對減少。這一方面與現階段社會經濟發展有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新疆考古事業的轉型發展。新疆考古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探險家的掠奪發端，已走過一個世紀。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考古資料迅速積累，研究不斷深入。

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後，在國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新疆考古工作針對以往工作中存在的地區發展不均衡、各時代內容空白多、遺址和城址考古薄弱等問題，主動出擊，大力開展主動性考古工作，取得明顯成效。通天洞遺址的發現、發掘，首次明確了新疆有地層關係的舊石器遺存，將新疆史前文明上溯至距今約4.5萬年，出土的具有舊石器時代中期典型特徵的勒瓦婁哇——莫斯特文化風格石器，填補了國內發現的空白，浮選出的炭化小麥，為研究小麥傳播途徑提供了新的證據。遺址堆積深厚，文化序列清晰，縱跨舊石器、銅石並用、青銅和早期鐵器時代，對構建新疆北部史前考古學文化和年代序列具有重要意義。

新疆東、西天山區域是新疆史前時期考古工作較為成熟的地區，但也存在着缺環與不足。東天山區域，近些年大量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已使該區域文化和年代序列逐漸清晰，黑山嶺遺址的發掘已涉及礦業考古等專題領域。西天山區域以往的發現多以墓葬為主，而少見遺址，伊犁尼勒克吉仁台溝口遺址的發現與發掘，彌補了西天山地區墓葬材料多、遺址材料少的缺陷。

​發現的兩座勺形窯，年代大約在公元前2600～前2400年，為探索伊犁河流域文明源頭提供了寶貴的資料；遺址主體年代在公元前1600～前1000年，三期遺存房屋由大變小、從規整到簡陋，也恰好反映了西天山地區人羣生業方式由畜牧向遊牧經濟轉變的過程，對歐亞草原相關研究意義重大；冶金遺存和鑄銅活動的印證，鐵塊和鐵煉渣的發現，對新疆乃至中亞地區史前冶金考古研究具有重要價值；遺址中2000粒炭化黍顆粒的集中出土，與少量大麥、小麥顆粒的發現為揭示早期農作物的東西交流提供了新實證。呼斯塔遺址2018年的工作收穫頗豐，尤其是墓地的發掘，進一步完善了呼斯塔聚落考古研究資料，為深入認識西天山博爾塔拉河流域青銅時代早期社會提供了完備的資料。而白楊河中下游墓地的發掘則極大豐富了天山中路的墓葬考古資料，對構建該區域考古文化序列、深入研究天山北麓文化交流演進具有重要價值。

　　二是歷史時期考古發現比例逐步增長。與以往史前時期考古發現居多的現象不同，2018年曆史時期考古發現居多，且以城址考古為主。在以往新疆歷史時期的考古發現中，除尼雅墓地、營盤墓地、庫車魏晉十六國墓地等有明確斷代墓葬材料外，歷史時期的考古材料極度匱乏，尤其是城市考古的材料。

我們對新疆歷史時期文化面貌的瞭解多來自於文獻記載，在考古學的研究上尚未建立明確的年代分期和文化序列，考古材料的甄別尚待提高。2018年曆史時期考古的發現中，輪台縣奎玉克協海爾古城與卓爾庫特古城的發掘為我們瞭解塔里木盆地北緣早期鐵器時代至漢—魏晉時期文化面貌提供了寶貴的資料，為尋找西域都護府府治所在提供了重要的線索；石城子古城的發掘為我們提供了新疆地區漢代城址的斷代依據；北庭故城的發掘，既有效梳理漢—唐天山北麓城址發展衍變的規律，也是揭示唐代新疆歷史文化面貌的重要方式，同時還是新疆地區大遺址保護開發利用的嘗試典範；唐朝墩、石頭城的發掘以及汗諾依古城的調查都為新疆歷史時期文化面貌的揭示和年代序列的建立提供了珍貴的考古資料，也進一步證實新疆的歷史發展始終與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聯繫，並逐步形成多元一體文化發展格局。

　　考古研究方面，關於新疆考古理論以及文化譜系、年代序列等探討仍然較少，歷史時期考古研究相對於考古發現顯得極為匱乏，學術熱點仍在史前時期和文化交流領域。

　　2018年新疆考古事業已逐步轉型，並取得重要收穫，雖然仍存在着地區發展不平衡、年代和文化序列空白多、成果轉換較慢等問題，但以課題研究為導向的主動性考古工作不斷增加，新時代的新疆考古工作正展現着新視野、形成着新格局，在推動考古研究進一步深入的同時，也為新疆的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貢獻着力量。

（本文根據2018年新疆考古成果彙報會整理而成，在此向在新疆從事考古的各位同仁、向彙報會的各彙報人表示衷心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