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之路：革命黨機關報誕生在香港_風聞

2011年09月19日 14:23　來源：揚子晚報

　　革命黨機關報《中國日報》誕生在香港 報社成革命“大本營” 

　　電影《十月圍城》儘管頗多虛構，但記者赴港實地走訪，感受到海外力量為辛亥革命做出巨大貢獻 

　　1906年10月15日，孫中山將乘船從日本前往香港，準備聯合全國十三省的反清力量，共同協商革命大計。得聞此訊，清政府派遣將軍閻孝國前來剿殺。與此同時，以愛國商人李玉堂、《中國日報》社社長陳少白為首的革命人士，也想方設法保護孫中山的安全，記者、編輯、戲班、乞丐、車伕、賭徒、販夫走卒、平民白丁紛紛加入其中。一場驚心動魄的全城追殺保衞戰由此展開…… 

　　當然，這只是電影《十月圍城》中的情節，同所有香港動作電影一樣，“本故事純屬虛構”。然而，縱觀整部辛亥革命史，以香港同胞為代表的海外力量，確實為革命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同樣是拋頭顱，灑熱血，將幾代家產，乃至身家性命獻給革命。沒有他們的犧牲，辛亥革命也許就不會發生在辛亥這一年。　　　　特派記者 肖雷 香港報道 

　　《中國日報》，在港島誕生的革命黨“喉舌”

　　“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孫中山 

　　香港中環士丹利街24號，位於香港最為繁華的中環地鐵站附近，如今是一座數十層的商業寫字樓。若不是香港中西區區議會為紀念辛亥革命100週年，在這座樓前安放了一塊紀念碑，也許沒有幾個人知道，在111年前的1900年，最早通過辦報的方式，向全中國、全世界宣傳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中國日報》，就是從這裏印刷出去的。這份報紙的首任社長兼總編輯，就是被孫中山先生稱為“吾弟”的陳少白。 

　　至於孫中山創辦該報的原因，終生追隨孫中山、並接替陳少白擔任《中國日報》第二任社長的革命元老馮自由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一書中回憶，“自乙未(1895年)廣州一役失敗後，孫總理久在日本規劃粵事，重圖大舉，知創設宣傳機關之必要，始於己亥(1899年)秋間派陳少白至香港籌辦黨報，兼為一切黨務軍務之進行機關”，並稱其為“革命黨革命報之元祖”。也就是説，從籌辦的那天起，《中國日報》就不是一份普通的報紙，而是革命團體興中會的機關報。之所以命名為《中國日報》，正是取孫中山“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之意。1905年，中國同盟會取代興中會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日報》又成為同盟會的機關報。 

　　在香港浸會大學，記者遇到了該校歷史系主任、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周佳榮教授。周教授稱，《中國日報》1900年在香港創刊，1911年遷到廣州，1913年被袁世凱任命的廣東宣撫使龍濟光查封。前後歷時14年，是存在時間最為長久的資產階級革命報刊。這十多年間，它一直是資產階級革命團體的輿論宣傳陣地，為民主革命吶喊助威。而之所以選擇在香港創辦該報紙，周教授表示，這與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有着重要的關係。“香港與大陸接壤，卻是英國的殖民地，不受滿清政府的管轄，革命黨人在香港活動，完全可以避開清政府的追捕。並且同日本、美國、歐洲相比，香港最靠近大陸，往來最為方便。”

　　報社成革命籌劃的“大本營”

　　“中國報之社長室不獨為革命軍之樞紐，亦且為革命軍之兵工廠矣”　——馮自由 

　　既然是革命團體的機關報，《中國日報》就並非單純意義上的新聞單位，更像是革命的組織和領導機關。辛亥革命之前，多次武裝起義的策劃組織和聯絡工作，都在報館內進行。電影《十月圍城》中，孫中山和十三省的代表會面，密謀在全國範圍內發動武裝起義。劇中會面的地點，就是《中國日報》的地下室。 

　　這個情節雖然是虛構的，但是《中國日報》為眾多來港的革命志士提供庇護，歷史上卻是確有其事。 

　　1900年初，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決定在廣東惠州發動起義。但是因為港英政府的驅逐令，孫中山無法在香港登陸，只能在當年6月17日，將船停靠在維多利亞灣，並在船旁的小舟上召開軍事會議，安排起義事宜。隨後整個起義都是在香港籌劃，籌劃的具體地點主要就在《中國日報》社。而香港興中會，主要就是負責起義資金、槍械的籌備，以及革命軍的接應。 

　　當年10月中旬，革命軍在惠州三洲田取得4次大捷，直逼惠州。然而因日本內閣更換，外交政策大變，導致孫中山的運械計劃失敗，進而宣佈起義終止。隨後鄭士良、史古愚、史堅如、蘇卓南、張碩臣等起義領導者返回香港，幾乎全都居住在《中國日報》社，那時的情形用馮自由的話來描述，便是“義師將士羣至機關部狼狽求助，報中經濟能力大受影響，殆有不支之勢”，幸好得到富商李紀堂大力資助，才得以維持。這次起義，也是革命黨在香港，以《中國日報》作為“大本營”策劃的第一次武裝起義。 

　3個月後，1901年1月10日，香港興中會首任會長楊衢雲在位於香港結志街52號的家中被清廷殺手陳林暗殺，隨後被安葬在位於跑馬地的香港墳場。因為擔心清廷派人破壞，墓碑上沒有姓名，只有一個阿拉伯數字編號：6348。聽聞楊衢雲被殺，遠在日本的孫中山募得捐款1000餘元，當即“匯港中國報館交與足下諸君為之安置”。1901年12月，香港政府針對孫中山的驅逐令到期，先生從日本乘坐輪船抵達香港，並在香港居住一週。“先生在香港時居住的地方，也是在已經遷到永樂街的《中國日報》社三樓。”周佳榮教授表示。 

　　1905年8月20日，孫中山領導的第一個全國性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成立。“10月，同盟會香港分會在香港興中會的基礎上成立，成立大會上，《中國日報》社社長陳少白被推為會長。當時開會的地點，就在已經搬遷到荷李活道的《中國日報》社四樓。”周佳榮教授稱。 

　　從1895年的廣州起義到1911年的黃花崗起義，興中會和同盟會先後領導了10次武裝起義。其中除欽廉防城起義、鎮南關起義、欽廉上思起義、河口起義外，另外6次起義的策源地均在香港，起義的資金、槍支彈藥等，都是從香港運進內地。進出的經費，也都是在報社進行。甚至包括起義所用炸藥及鐵彈均在香港製造，地點便是在《中國日報》社四樓，因此馮自由稱“中國報之社長室不獨為革命軍之樞紐，亦且為革命軍之兵工廠矣”。 

　　孫中山後來稱，“辛亥革命運動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革命報刊對革命宗旨和革命思想的傳播”，香港曾作為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宣傳基地，功不可沒。 

　　18年，華僑捐千萬港元資助革命黨

　　“革命黨人以一往直前之氣，忘身殉國，其慷慨助餉，多為華僑。”　——孫中山 

　　此時的香港，不僅僅是《中國日報》社一處，全島幾乎都已經成為革命黨人的資金週轉地和彈藥庫。 

　　1895年廣州起義時，興中會會員黃詠商，售其位於蘇杭街洋樓一所，得款8000元，充作軍費。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義，商人李紀堂資助30000餘元，起義失敗後，李紀堂承擔了十幾萬的撫卹金。1902年，為資助洪秀全堂侄洪全福發動廣州起義，李紀堂更是獨立資助50餘萬元，終致家道中落。1907年潮州黃岡之役和惠州七女湖之役，主要經費也是由香港華人籌集的，共計48692元。1910年廣州新軍起義，原定由孫中山籌集20000元，最終僅從紐約、波士頓、芝加哥募得8000元，遠遠不夠，時任香港文鹹街遠同源匯兑業商店經理的同盟會員李海雲，毅然將店內存款20000餘元全部獻納革命黨。 

　　1910年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後，李煜堂將經營數十年的老店金利源藥材行作為交通機關，藥店庫房更是成了彈藥庫，存放着諸多運往內地的槍支彈藥…… 

　　廣東省僑辦主任吳鋭成之前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據不完全統計，從1894年興中會在檀香山創建，到1912年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華僑捐款達1000萬港元之巨。 

　　在香港孫中山紀念館，有這樣一段話：“香港作為華僑進出中國大陸的必經地，華僑的匯款亦以香港為輸入內地的樞紐。清末時期，華僑在海外屢遭不公平對待，愛國之心尤為熾烈，大都熱心捐輸贊助中國革命事業。革命黨人便是透過香港的匯款網絡，把愛國華僑捐助的經費匯至內地，支持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