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鐵軍：新中國十次週期性危機概述（第一節) 【上】_風聞
Kaivebin-2019-06-25 23:52
此文是温鐵軍教授2017年4月在香港所作的系列講座
**【新中國的十次週期性經濟危機】**中
**【新中國十次週期性危機概述（第一節)】**的文字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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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僅為個人聽錄轉錄，非官方
另外，個人在文章中做出了一些事實性的註解，非講座原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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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學，指全球可持續發展大學
global university for sustainability
這是一個課程系列，我們準備了十集，每集兩個小時的關於中國近代史的講解。我們這個課的名稱叫【新中國的十次週期性經濟危機】
但是講了十次危機之後，還應該有一個綜合性的歸納。所以就實際上演變成11講，我今天要給大家講的就是第一講。
我們希望在21世紀，中國事實上已經成為全球產業資本第一大國和金融資本第一大國這樣的一個現象之下，人們通過我們的分析，能夠更為全面深刻地瞭解中國這66年、67年的發展過程。
我們之所以把它歸納為叫做【十次週期性經濟危機】，是因為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原理，任何一個經濟發展過程，都其實沒有什麼太玄妙的要點或玄妙的地方，它不外乎就是符合了一般的風險不斷增加，最後演化為危機爆發這麼一個過程。
當然，風險與資本是同步集中的。每一次風險集中爆發表現為危機的時候，也意味着什麼？
意味着資本積累達到了一定的程度。
從中國的角度來説，假如他有什麼算是特殊經驗的話，那麼就是中國屬於一個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社會。
每當危機爆發的時候，因為它有一定的組織安排和制度安排，所以每次他在城市產業資本積累過程所形成的這種危機，危機爆發所造成的代價，都通過這樣的組織和制度的安排轉移到了鄉土社會。
由於鄉土社會承載了城市產業資本危機，而使得這個危機能夠在城市實現軟着陸。所以我們説十次週期危機的解釋，很大程度上是對一個鄉土社會是否能夠承載危機代價的解釋。這一點我想可能剛一聽到這個觀點時候，大多數人很難理解。
但如果大家能夠把下面關於危機的這個解釋多多少少聽進去，我們現在提出這觀點也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好了，我們現在就要進入關於十次週期危機的一個綜述了。
今天是2017年的5月16號，這個日子對於很多人來説是敏感的，因為它是中國1966年以《五一六通知》為標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的這個日子。所以它往往會使人們敏感的想起1966年所爆發的文化大革命。
1967.5.17發佈在人民日報的《五一六通知》
文化革命至今在中國的主流理論界、政策界已經被徹底否定了。
1981.7.1發佈在人民日報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但是為什麼至今還是敏感的，是因為儘管它被否定了，但並不意味着它不可被討論。如果各位願意學習我們關於十次週期性經濟危機的描述，你們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對1966年文化革命這件事情有某種參考。
為啥？是因為我們都知道，60年代中國曾經連續爆發過兩次週期性經濟危機，一次發生在60年，一次發生在68年。60年發生這次危機以後，其實從中國從1960年就變成了一個被美國為首的西方和蘇聯為首的蘇東體系共同封鎖的國家。
它從1960年以後就進入了一個完全的去依附，或者叫做完全的獨立，是這麼一種狀態，它是或者就被叫做孤立。
在這種情況下，蘇聯當年在50年代援助性地給中國形成的戰略性產業——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就以軍事工業為主的重工業。在60年代就需要靠中國以自己的力量來維持。更何況60年代當中國遭到兩世界上兩個大的陣營全面封鎖的時候，它周邊地緣關係是高度緊張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就有了60年代開始的三線建設，是把在沿海和大城市形成的這些重工業軍事工業，把這些工業向內地向山區轉移。
於是乎國家就有了大三線建設，地方有了小三線建設，這個過程算下來總投資接近3000億，但卻不產生一般的從市場角度所説的投資的回報。因為它是把已經具有配套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從沿海遷向內地的山區，他等於把配套的工業體系打散了，讓他分別安排在不同的山溝裏。
這時候，它的成本是增加的，向內地轉移的成本不可能支付，就不可能通過行政產品，然後賣出以後產生了回報，然後回報再回來支付，這個代價不可能支付。他又導致轉移到山區的這種工業體系相對成本上升。
所以60年代應該説這種追加投入卻不能形成產出，並且原來的工業體系成本進一步上升，就迅速的在60年代形成了60年代的第二次危機，其實就是財政赤字嚴重到了無法進行任何擴大再生產。
是從67、68年開始，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就所謂紅衞兵小將，那些學生們就都已經被成規模的轉移到農村去了。當然城市產業資本的危機相對緩解，但同時也意味着從68年開始，文化大革命的主力部隊就是紅衞兵們都已經下鄉了。文化大革命事實上就不再是原來意義的文化大革命了。
所以人們一般都會説十年文革，但其實文革從66年到68年，大概也就是兩年半、不到三年左右的這麼個時間，是原來意義上的文化大革命——動員學生來批判舊的教育體制，然後來造舊體制的反等等。
隨着這些造反的所謂紅衞兵們紛紛下鄉上山下鄉去插隊了，這種文革也就告一段落了。剩下的68年以後的事情，大家知道68年、69年這兩年是下鄉人數最多的，70年以後到底怎麼回事，那就應該另當別論了。
好了，我們不多解釋這些事情，我們下面正式進入到我們對於十次週期危機的綜述。
大家看我們要講的第一部分，其實是在講中國經濟發展身處其中的國際背景。
我們都應該知道，西方在推進工業化大生產的過程中，在西方美國為首的主流形成的是福特主義的大生產，在蘇聯形成的是斯大林主義的大生產。
福特主義 即Fordism 基本有以下三個原則：
1.產品的標準化（非手工製作：一切都是由非熟練工人利用機器和模子來製作的）
2.生產流水線的採用，利用專用工具和設備讓非熟練工人能合作生產成品
3.付給工人高於一般生活開銷的工薪，以便讓他們有能力來買他們自己製造的產品。
這兩種大生產都是大規模的，都同時造成了馬克思主義所説的——生產的社會化與財富的私人佔有，最終導致勞動者因沒法提高收入，而形成社會購買力水平低，於是造成大生產條件下的生產過剩。馬克思把這叫做資本主義一般內生性矛盾指它具有普遍意義，具有一般性。
這個情況，在整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同步爆發，那就是二三十年代的大危機。大危機之後就是大蕭條，大危機和大蕭條最終演化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參戰國中最後取起決定作用的，就對二戰的戰爭勝負起決定作用的——其實主要是幾個以國家主義為實質的國家。
美國的羅斯福新政被羅斯福自己認定為叫做新國家主義。
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被斯大林認定為叫做國家資本主義——就是資本國家資本為主導的國家主義。
日本毫無疑問，軍國主義其實也是一種國家主義，就軍事國家主義。
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其實也是一種軍事化的國家主義。
當然包括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其實也被叫做國家社會主義等等。
就這些基本上都屬於非自由市場經濟國家，而這些國家最終決定了二戰的結局。二戰之後，恰恰是世界進入了雙寡頭地緣控制——這雙寡頭又恰恰是兩個國家主義，一個是美國的新國家主義，一個是蘇聯的國家資本主義。這兩個國家主義的雙寡頭地緣控制，分割控制這個世界的是把它變成是雙寡頭的一個控制的勢力範圍。
在控制過程中，雙方各自在他們所控制的前沿地區出現緊張局勢。二戰中以二戰的結果劃線的就是蘇聯、東歐控制的東歐，和美國和西歐控制的西歐，雙方的劃線是非常清楚的。
在這，局勢非常緊張，因此人們往往會覺得第三次大戰會一觸即發。出於緊張的衝突狀態，雙方似乎都沒有要停下來的感覺。於是乎美國啓動了馬歇爾計劃，把戰爭中形成的美國的工業大生產，實際上已經進入過剩，把它不計代價地轉移到西歐，使西歐國家實現了再工業化——戰爭已經把它的工業打垮了，他實際上再工業化。當然蘇聯也會不計代價的把他的整個重工業和裝備工業的生產轉移到東歐。
於是乎東歐和西歐同步進入工業化，但這個轉移，是在他們所控制的勢力範圍內同步進行的，於是我們把它叫做雙寡頭的雁陣式產業轉移。
對東亞，是美國人在1950年朝鮮戰爭之前，是拒絕武裝日本的。日本當時是完全去軍事化了，且不説沒有軍隊。有點警察，也根本管不了美國大兵，因為警察手裏只有根木棍，沒有武器的。因為朝鮮戰爭，美國人向日本不計代價的投入了148億美元，使日本迅速進入了戰後的再工業化。同時蘇聯為了朝鮮戰爭，像中國的主要的東北地區和部分大城市投入54億美元，僅僅只是日本的1/3。
但是這個是直接用於軍事工業生產的，所以它是一套完整的軍事工業體系，美國投入日本是不能讓日本在軍事化，因此它投入的軍重工業的整個裝備生產線是不直接生產裝備的，只替美國修。
雙方同時進入工業化，就是亞洲的兩個主要工業化國家，中國和日本，歐洲的東歐、西歐，都因戰後的馬歇爾計劃和類似馬歇爾計劃而形成了有完整工業結構的條件。
注意，這是巨大的區別。從這次工業化的投入，兩個超級大國分別向他們的戰略控制地區做投入。除了這次，他是把重裝備工業，把重工業和裝備工業都投入過去了。
除了這次之外，為什麼戰後其他的發展中國家都沒有進入工業化？
原因是這些國家都不再有得到完整的工業結構——就是重工業、裝備工業這種需要大量的資本積累才能進入的工業，這種工業結構在一般發展中國家是不可能實現的。
因為沒有條件完成資本積累，它是一個高資本投入的這樣一種工業。所以只有東亞和歐洲，東亞也只有中國和日本形成了結構完整的工業化。
原因是這些都是地緣政治的派生的結果。而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靠經濟規律——我先進入一般的市場經濟，然後發展點輕工業紡織工業，然後促進交換，然後逐漸形成積累。靠這種方式完成工業化的——就是按照教科書的模式進入工業化的，幾乎找不到經驗，幾乎沒有案例來證明教科書理論是正確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説，我們第一個片子其實是給大家搞清楚——就是朝鮮戰爭——日本得到的150億美元和中國得到的蘇聯的一些50億美元，事實上得到的主要是裝備工業、重工業。以出於就近支援戰爭的目的而形成的。
所以我們得先搞清楚，這是二戰之後的地緣政治的結果，而不可能簡簡單單就靠你從輕工業、紡織工業，然後工農交換等等，按照教科書你能形成完整意義的工業化，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找不到，哪有成功的經驗。
接下來我們看，對中國來説更為困難的是什麼？
中國是通過土地革命戰爭來建立政權的。
土地革命戰爭，建立政權之後，分散的小農，剩餘過少，就算你想按照教科書——一點一點地去通過輕工業，然後輕工業發展出產品，跟農民進行交換，然後逐漸產生剩餘，然後剩餘把它用於資本的積累，最後進入高資本投入的重工業化。事實上也因為高度分散的小農，每個小農剩餘都太小，你要想拿到剩餘交易成本極高，而使得中國早期的工業化困難重重。
所以我們説我們用一般的教科書理論，在向中國通過土地革命取得政權的國家裏邊，想緩慢地用這種方式來進入工業化，也是很困難的，因為你很難對分散小農提取原始積累。
所以第一張片子我們把問題搞搞清楚，就是工業化是怎麼來的？
教科書給定的邏輯非常漂亮，但在現實中卻往往是沒有經驗依據。
我們還要看，因為我們不能依據教科書所給定的這些邏輯來解釋這個世界，所以我們必須重新形成一些概念。這些概念可能比較具有挑戰性，我不要求大家接受。希望你們在讀教科書的時候，哪怕腦子裏閃一下，把它做點參考。
我們先説的什麼？先説的什麼叫做現代化？
我們的問題在於我們要質疑這種現代化的概念。
其實100年來，中國人不論是清朝末年，還是民國政府，還是中國的，1949年以後建立的共產共產黨的政權，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還是到哪一代。不管政治體制是否變化，意識形態是否變化，人們共同認同的一條就是現代化，沒變化。
那就是人們100年認同的現代化，儘管它們沒有變化，我們是否有可能有點質疑的能力，這不是定論，只是提問。
從提問我們往下可能會增加一些思考，來看看我們所提出這些概念，是否有參考的價值。我們先説現代化，其實現代化不管是否進入工業化，它都只是一個資本向城市集中的過程。
而資本向城市集中的同時期，同量的、等量的發生風險也向城市集中。
所以我們説現代化是人類近代歷史中一個資本和風險同步向城市集中，因為風險集中，因此必然週期性爆發危機。
所以説它這是一個階段性的過程，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階段性過程。它就是資本與風險同步向城市集中，並且一定會爆發危機的。
接着我們看，和現代化相關的資本集中資本是什麼？
資本不論所有制，只是人類在資本主義階段製造的，反過來控制住極少數人羣，使其反自然的一種異化物。
馬克思曾經講過，人類創造的資本異化物，只有當資本異化物，反過來把人類異化為勞動要素，全部都異化為勞動力要素了，資本主義終結了。資本不僅把人類要異化為勞動力要素，還得把資源異化為生產資料。只有當他完成這過程的時候，資本主義就終結了這馬克思的原意。
但我們看這個過程會很漫長，往往是不等它自然終結，資本主義內部的危機爆發，就會導致它走向滅亡。所以看到資本異化物，它主要的作用是促使多數人及他們生存所依賴的資源等客體成為被資本化產生利潤的要素。
這就是根據我剛才所説跟大家複述的馬克思的基本原理，來做的一個概念的界定。接下來我們説在資本主義階段的政府是什麼？
不論何種意識形態，何種制度，政府也是人類製造的，有極少數人控制的異化物。大家不可能都去政府，對吧？只有極少數人才在政府。
因為它被極少數人控制，因所以它就會反過來強制性統治多數人。而無論如何改造也難以達到其應該達到的公平公正。人們都以為政府應該是守夜人、是裁判員，政府應該是公平的、公正的。
但因為它是少數人控制，無論怎麼改造它，它也很難達到真正意義的公平和公正。相對於大多數人來説，它就是一個異化於大多數人的異化物，它的主要作用就在於以少數人來控制多數人。
當然會不會因此，人們説你這個判斷是不是認為你是個無政府主義？
我説不。
人們會永遠提出對政府應該公平公正的要求，也會永遠要求政府不斷地做自我改造。異化物的客觀存在，它是一個這個階段上的現象。你無所謂對錯好壞的評價，你只是要不斷的要求它、不斷地改造它。所以這不是絕不意味着我們是無政府主義。
當然前面關於資本異化物的分析，也絕不意味着我們是排斥資本的，因為沒有資本你是進入不了現代化的，進入不了工業化。當我們提出現代化的時候，也絕不意味着我們是反現代化的，我們只是告訴你，現代化是個什麼樣的實質過程，使得人們有自覺反思，並且做出調整的這種意識。
能力是否具有另外再説。能力，總之是受限制的。最終我們説因為有這些問題，那麼人們總在追求制度變遷，總是希望能夠約束政府，約束資本，同時對現代化做反思的時候做出調整。
但是，這種願望本身受到什麼變？什麼變化的制約，受到制度變遷的制約，不論何種主義，何種意識形態。制度變遷，都只是原來佔有收益的集團為了更多佔有，並把形成的風險及其代價向外部轉嫁的一種文化現象。
也就是説原來佔有利益的主要利益集團，他們在推動的制度變遷，其實是更多佔有收益，更少的承擔成本。不能順暢轉嫁代價的，就變成所謂強制性變遷，能夠順暢地轉嫁代價的，就被叫做誘致性的變遷。
所以這樣看，我們其實不外乎就是形成了一個概念的解釋——似乎更為嚴酷了一點。我們把很多浮光掠影東西拋掉，我們直接深入其中去看事情的本質，會發現有這樣的一個東西。那事物、事情的本質為什麼能夠被發現？
是因為如果你做出一個曲線來，你會發現，美國在農業時代也是平穩的，中國在農業時代也是平穩的。因為進入工業化，所以出現巨大的經濟波動。這也是中國也是巨大經濟波動。什麼情況下波動劇烈？
美國是在一戰和二戰之間
中國是在什麼時候？
是在冷戰和後冷戰時期
也就是説我們現在，在研究經濟波動的過程中間，我們會發現週期性經濟危機本來就是資本與風險同步集中的一般規律性表現。
這樣我們就不必用意識形態來歸納，中國也爆發週期性危機，美國也爆發週期性危機，這是共性。
所以我們説我們當把所有這些個別的經驗升到共性高度的時候，也就意味着把特殊性的認識上升到普遍性，上升到普遍性，那你就找到了——所謂形成規律解釋的起點。
因此在我們有關的研究中，我們一向強調，你可以任意選擇一個起點來建立你的解釋邏輯，但是相對比較科學的、比較客觀的解釋邏輯，一般都會把這個邏輯的起點放在經驗過程的起點的同點上。
如果你把經驗過程任意截取其中一個點，然後你來構建邏輯解釋，很可能這個邏輯也是不夠客觀。
所以為什麼我們説要從1949年算起，因為1949年是被叫做新中國的國家，或者被叫做共產主義國的國家，她建立政權的起點。所以我們説從1949年研究起，可能就更使我們構建的解釋邏輯的起點和經驗起點相一致。
當然我們還要進一步研究，就得把我們現在關於週期性危機的研究和中國發生現代性的危機的起點。比如説中國現代性危機的起點，可以上推到29、33大危機，對中國經濟發展影響上升到這個點上，29、33點這個點上，也可以上升到1840年西方因殖民化擴張到東亞，開始對中國發動鴉片戰爭，從這個時候開始，甚至還可以再上推，上推到當中國大量向西方出口，形成貿易順差，而西方的貿易逆差就貿易赤字越來越嚴重。於是乎説西方因貿易逆差而形成戰爭，是我們可以把經驗的起點更上推，上推到西方的殖民化前史，上升到東西方的經濟貿易關係。
所以在這些起點上建立起來的解釋邏輯，可能越往上推，這個解釋邏輯的解釋能力可能就越會加強。所以我們希望大家注意，就是當我們談到週期性危機的時候，我們是儘可能把特殊性上升到一般性。
接下來我們再看，當我們説到1949年這場危機的時候，我們説十次週期性危機從1949年開始算，在我們第一版書就是《八次危機》那本書裏邊，我們不把1949年的危機納入進來考慮，主要因為1949年新政權建立之初所受到的主要的挑戰是原來民國時期遺留的惡性通貨膨脹。
《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
當年我們在形成《八次危機》那本書的時候，開始花了相當篇幅解釋，為什麼我們不把它納入。我們説因為1949年的惡性通脹，是民國時期連續十多年通脹的一個延續。它不應該被算作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後，因為追求自身的發展而形成的危機。
現在這個觀點得到了很大的調整，當我們改第二版之所以叫做十次危機，是因為把第一次194年這次納入了。納入的原因，是因為我們認識到中國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一直是接受蘇共——蘇聯共產黨對中國的思想理論政治經濟多方面的指導的。
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黨陣營，一向認為發展中國家，如中國者，是農民革命，農民革命連資產階級革命都算不上，屬於落後的國家的一種民族民主主義的革命。中國這樣的國家即便算完成了農民革命，也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先進入資本主義，在形成社會化大生產之後，才能推進社會主義革命，推進無產階級革命。
所以蘇共對中國的認識，使得蘇共長期不承認中國共產黨是共產黨——你們是農民黨。
因此認為中國即使是建立了政權，首當其衝應該做的也應該是什麼？
發展資本主義。
所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1947年寫的新民主主義論，其基本思路，仍然是參照的。按照馬克思當年給定的五個階段論的線性思維——它是一個歷史是線性發展的——而提出的中國應該先就建立政權之後先發展叫做“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民族資本主義”。
對這一點。當我們有了一個認識的時候，我們應該知道49年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它同樣會帶來經濟危機的。也就是説，除了你延續着民國時期留下的惡性通脹危機之外，你開始想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時候，民族資本主義其實就是私人資本主義了。
當你想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的時候，你遭遇到的惡性通脹的壓力，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的客觀過程也是非常兇險的。充滿着危機的。
所以我們就把1949年到1952年這個階段，從1952年以後，中國進入社會主義改造，就已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為主了。而在1952年之前，中國還是以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為主的，那我們得把私人資本主義在早期落地生根的時候，他所遭遇到的危機問題，歸納起來做個分析。
因為這是新的，在上一版書第一版書裏邊我們沒有納入，所以我們單獨把它摘出來，做出一個分析。這是第二部分來分析新中國之初，關於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它的危機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了，先大家要知道，我們剛才説了，要強調的什麼呢？
就是民國時期遺留的惡性通脹。
民國時期的惡性通脹是怎麼造成的？
大家注意早在二三十年代，西方發生生產過程大危機的時候，那個時候民國還是以白銀作為貨幣的。我們從156幾年我印象裏好像是1567年還是什麼時候。
16世紀中期，明朝，因為中國的海外貿易產生大量的順差，你對外輸出的商品，迴流的除了白銀——中國當時不要什麼（其他）東西——所以就使得中國成了一個貿易順差轉化為白銀不斷增加的這麼一個國家。
他自己不產銀，賣來的白銀，導致到十六世紀中期的時候，中國官方足色白銀作為税收的主要的來源，也就是我税收，指收白銀，並且要足色。於是，官方的白銀化——官方是財政税收的白銀化，導致中國經濟全面白銀化。
不產銀的國家，只能是大量向外輸出商品迴流白銀。這個做法就這種所謂的白銀貿易，導致雙輸。
歐洲那方面，因為它大量向中國輸出白銀，引發白銀戰爭。白銀戰爭最終演化為殖民化對外擴張，去掠奪美洲的白銀。它在中國，因為白銀不是商品，白銀變成一個能夠長期儲藏的財富標識——財富的這麼一個標識就是白銀——所以白銀被官方被富人大量儲藏，儲藏的客觀結果，往往導致你這國家的實體經濟受到巨大的影響。
於是乎，這個世界在殖民化前史——沒有開展大規模殖民化之前先發生的是，中國大量使用貿易盈餘演化成的白銀，而帶來的東西方之間出現的經濟發展的波動——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白銀幣制，白銀作為中國的貨幣一直延續到30年代。當西方放棄黃金本位，並且遭遇了大危機，導致銀價發生波動的時候，這個白銀作為貨幣在中國，當他的銀價波動，中國自己不能控制的時候，就迫使中國政府不得不放棄白銀幣制。
放棄白銀幣制，用什麼替代？用國家主權貨幣，當時叫做法幣。
我建立國家政權，用這國家政權向我的紙幣賦權，形成的紙幣體系，就叫做主權貨幣，這是中國第一次嘗試建立主權賦權的紙幣信用體系。
但是因為他這樣做的時候是1935年，這時候日本已經進佔華北。跟中國在貨幣市場上發生競爭。因此他從1935年開始，發行法幣的時候就受到了外部影響。
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開始，法幣的幣值就開始從原來一般意義的通貨緊縮變成了通貨膨脹。從1937年一直一路通貨膨脹的1949年，直到法幣垮掉，法幣垮掉，是1948年再次幣制改革。
當這個貨幣開始從剛剛發行的時候，還是小面值的只是20塊錢，等到發行出沒幾年之後，他就遭遇到嚴重通脹，這時候就大面值貨幣100萬到500萬。
到1948年的時候其實是放棄法幣改行金圓券。
金圓券是從美國——因為美國1944年戰後建立佈雷頓森林體系，美元承諾對黃金兑換——所以當時美國因為戰爭中儲備了世界上60%黃金髮行全球70%貨幣，貴金屬儲備和它的貨幣總量之間是對應的，所以美元可以穩定的兑換成黃金。
這個時候美元是美金，因為它是以黃金作為儲備的，中國政府當時從美國借了4800萬美元的就所謂的硬通貨——那就叫做美金，以美金為儲備，所發行的貨幣叫做金圓券。這時候放棄法幣改行金圓券。
這次金融改革是美國人幫着做的設計，所以當年的金融改革也是頂層設計，是西方跟中國配合的。金圓券發行就意味着把舊幣全收回，所以那個時候最高額面值的貨幣是60億元，他才摺合金圓券1萬元。可見當時的貨幣貶值的幅度是多麼嚴重。
由於它只以美金作為儲備發行貨幣，就要求把世界上所有貴金屬全部收回，但這個體制是個官僚體制，它跟各個利益集團有非常複雜的聯繫，所以他做不到。做不到的結果就金圓券大幅度貶值了。
所以，惡性通脹就由這次頂層設計的幣制改革失敗而愈益嚴重。當然就意味着國民黨政府的現代金融體系垮掉。現代金融體系垮掉之後，接着垮掉的就是現代財政體系。而現在財政體系在國民黨的政府晚期，其實從抗戰開始一直就是這樣，80%幾的財政是拿來支援軍隊。
軍隊要打仗，當他的金融財政相繼垮掉的時候，接着垮掉的就是現在軍事體系，他的軍隊必須有大量的重裝備來支持嘛。假如你沒有財政沒有金融了，就意味着沒有裝備了。同理也沒有軍費了，沒有也沒有軍餉了，於是乎軍隊就垮了，軍隊垮了。當然現在財政現代金融現代軍隊的三大體系都垮掉，國家也就垮了。
所以民國政府的解體，應該是從現代金融制度解體，最終導致的國家解體，留下的問題就是嚴重的通脹。這裏邊給大家看到的這麼多白條，其實就是一個對比，講的是當時農民革命為什麼能夠打下天下？
除了農村包圍城市以外，更重要的是當時農民革命是沒有現代財政金融——也沒有現代化的軍隊的。
它主要是靠什麼？
靠給農民做土改。
也就是説土地革命。讓農民平均得到，也是無償得到土地，就平均分配土地，因此它對於所有的農村中的人口具有最為廣泛的動員作用。
於是乎，就是大家知道有個故事講淮海戰役，為什麼解放軍能夠打敗國民黨百萬大軍？是因為每一個解放軍前線士兵背後有38個農民在向他做後勤，烙餅的、納鞋底的、縫衣服的、抬擔架的、送彈藥的，所有這些事情都是農民來做。這些農民做事情又沒有財政開支來支付——因為農民得到了土地，他們是之前是一種近乎於無償的。部隊給農民往往是打白條的，就這些當時就是解放戰爭結束，這是剿匪時期了，還是仍然是以打白條，所以這時候你不必建立現代財政現代金融，你的軍隊也有戰鬥力，而完全靠現代化的財政金融支撐的軍隊，一旦財政金融垮了，軍隊就垮了。所以為什麼最後是土地革命戰爭，導致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新的政權，這是當年的一個客觀情況。
這就是當時土地革命的作用——我們説土地革命作用首先是完成了全民動員。當時農民人口占88%。大家都要有塊地。所以就意味着所有的人都被動員起來，參加了土地改革。更為重要的是把婦女也動員起來了——所以中國是婦女解放程度最高的國家。因為全民被動員，所以國家的政治建設就是一個參與度最高的國家政治建設，英文叫做State Building。很多人都以為這是一個集權政治——其實話説回來——如果它不是全民的廣泛參與，這樣一個沒有財政金融沒有支撐，就沒有經濟支撐，他政治結構是很難穩定的。
而正是因為大多數人，要我們説占人口88%的農民的廣泛參與，才使得政權在最初建立之後，儘管遭遇了很多挑戰，特別是經濟危機的挑戰，它仍然能夠穩定，很大程度上在於它的參與度高。
我們往前看我們就知道了，當時因為嚴重的物資短缺、也沒有貴金屬儲備。國民黨政權解體的時候退向台灣，把當時就政府的貴金屬儲備——黃金、白銀都帶到台灣去了。所以新的政府一建立的時候是完全沒有任何儲備的。因此新政府建立之後，它的貨幣發行，再加上當然有很嚴重的通貨膨脹，它的貨幣發行一開始就是“毛票子”，也就是説通貨膨脹在1949年到1950年是非常嚴重的。
惡性通貨膨脹達到什麼程度呢？
最高的能高到85.4倍。在13個大城市，物價指數能漲到多少？
7000%多。
除了民國時期遺留的惡性通脹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當時你是農村包圍城市，拿下大城市之後，城市的管理要靠前政府——就原來的老一代的政府，要靠前政府留下的教員公務員警察靠這些人來維持。
所以政府部門——儘管你在解放區，你發動農民革命的時候，你可以不建立現代財政金融——但進入城市了，你得維持城市的正常運轉，警察得拿工資，教員得拿工資，醫生得拿工資，政府各個部門包括給水給電的，所有這些東西，它都需要拿正常工資來維持。
因此對於城市的維護成本，就變成了必須由財政支付的這部分。在解放區你可以不用，但到了城市你接手了這個城市，你也接受人家留下的所有管理人員，這就是一個龐大的開支。所以1949年統一中國大陸接手了大城市之後，新的政府一建立財政就發現差不多3/4的財政是赤字，沒有來源，因為經濟已經垮掉了。
在這種情況下，財政赤字就只能靠增發貨幣彌補。而增發貨幣就意味着進一步惡化通脹，你的通貨膨脹已經很嚴重了，你再大規模增發貨幣，那不就意味着通貨膨脹更嚴重嗎？
這就進入惡性循環。接着，同時期，在惡性通脹條件下，共產黨新的政府又執行新民主主義發展戰略，發展私人資本主義。而在惡性通脹壓力之下，任何什麼主義，你都不用去多強調，只要你讓私人資本投資，它一定會投到投機領域。因為在實體經濟條件下是受不了惡性通脹的。
任何政治、任何國家都是一樣的，高通脹實體經濟是幹不得的，實體經濟所獲得的收益太低。於是乎，私人資本沒有去發展實體經濟，反而大量進入投機領域，那怎麼辦？
所以一方面你是惡性膨脹，一方面惡性通脹條件下，私人資本大量進入投機（領域），於是這個危機就是一個新的政權生死存亡的挑戰。
我們之所以強調後來土地革命，是因為農民分了地之後，傳統農民的行為是儘可能的努力工作，省吃儉用，存錢買地。
今天很多人不理解，其實大家不知道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30年代搞共產黨領導下的土地革命的時候，那個時候就強調土地一旦分到户，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他早期的觀點就是生不增死不減，允許自由買賣。
當年就像我剛才講到了，其實中國共產黨也好，中國國民黨也好，他們早期的革命都是被蘇聯用所謂的線性的五個階段論的馬克思主義來加以指導的。
蘇聯之所以當年主要支持國民黨搞革命，是因為國民黨搞的革命被蘇聯定義為叫資產階級革命。蘇聯認為中國應該先搞資產階級革命，然後才能再搞社會主義革命，所以它主要支持是國民黨。
當然，在土改問題上，也是以土改所形成的，農民平均地權之後，也認為應該先發展什麼？
發展富農經濟。通過富農經濟你打掉了地主，地主是佔有地租剝削的，你打掉了封建的地主剝削關係，但你應該鼓勵什麼？
鼓勵農村的商品經濟發展，促進等價交換，通過交換形成積累，通過積累形成工商業，工商業進入資本主義，你才有下一步能不能搞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這套線性思維在整個中國革命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上，應該説是一直是一種指導思想。
因此，毛澤東早期推進土地革命的時候，也是強調農民應該土地自由買賣，形成相對規模，然後產生收益變成積累，進入工商業也是這個思路。到後來47年的新民主義革命，到1949年建國以後的當時的經濟方針，也仍然是儘可能的發展私人工商業。
當時中共在土改問題上要究偏差，究的什麼？就是究的那種連地主富農的，城市中的作坊店鋪也都被一併分，他説這是絕對禁止的——因為這是資本主義成分，一定要保留。並且當年也是主張發展富農經濟的。
而這套政策主張，恰恰迎合了農民作為小生產者追求積累，購入土地這樣的動機。所以很有意思，就是農村的土地改革所產生的農民的行為，導致了大量增發的貨幣流入農村——被農民作為買地的財富存起來了。
所以這個很有意思，1950年到1951年，新政府增發的貨幣70%流入農村。我們都知道他財政赤字佔70%左右，六十幾將近70，你再增發對應的貨幣才能彌補財政赤字，增發貨幣就要轉化通脹，沒發生嚴重通脹的原因是農民把增發貨幣吸納——存起來了。
他要幹嘛？
要準備買地。
所以我説，這一章，我們講土改對於中國新中國1949年的那場危機，起的重大作用就是它吸納了通貨膨脹爆發的基礎。
農民要追求他的農民的理想，就是買地。變成有一定規模的生產者。這個目的，導致農民存了當時發行的人民幣，幫助新的建立的政權，降低了通脹發生的條件，你才有可能多多少少不出問題，這是第一個作用。
第二個作用更有意思，私人資本大量進入城市投機領域，一開始當然主要投機的是貴金屬和股票這東西，虛擬資本市場的交易是最能夠產生投機收益的。但是因為你能這個東西太過分了，所以當時共產黨在城市的軍管會直接出動軍隊，不是一般的政府看得見的手，而直接觸動專政工具，把所有這些投機交易封了。
於是乎私人資本的力量轉向什麼？
投機轉向生活必需品。主要是糧食和棉紗布。這東西是老百姓日常都需要的。於是乎他們就開始搞白色大戰——主要白色什麼的——白米麪是白的，紗布也是白的，所以叫白色大戰。白色大戰在1949年建國之後打了三次，相當於打了三次軍事上的3次戰役了。
遼瀋戰役、平津戰役、淮海戰役這三大戰役，打敗了國民黨的主力。
好了，現在是當私人資本大量進入投機的時候，新政府在城市也打了三次，叫做白色大戰，就是，米棉大戰。誰給他提供作戰的能力？
還是農民。
因為共產黨大規模推進土改，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空間高漲，短期內它的農產品，特別是糧食和棉花的產量就大量增加。於是當共產黨打過長江去佔領了南方的主要工商業城市的時候，遭遇到私人資本的大規模投機，他就從解放區大量的調糧食和棉紗。調到大城市，準備應對這種投機衝擊。
最終的結果。當然大家都知道，私人投機被打敗了。被打敗之後，就整個物價水平陡然下降，從高額通貨膨脹一下跌入到一個相對比較低的水平上。
所以我們説，在這場危機就是民國留下的危機和你發展私人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危機，就是投機的危機，這兩個危機的共同作用之下，這個危機能夠被克服，主要是因為土改所造成的這麼一個收益。
所以我在補充這一章的時候，把這一章加了個標題叫做土改紅利大於老危機，+新危機。這個道理應該説至少可以作為參考——我們怎麼看待1949年到1950年當時所發生的投機現象？
還有一個重要的東西，當時你們應該知道，通過革命所形成的政權，是能夠創造主權的正外部性。
帝國主義在中國所形成的資產被沒收，不是贖買。大家知道這非暴力革命所形成的發展中國家的政權，都要跟宗主國談判的。宗主國在發展中國家所形成的財產是不可以被沒收的，是和平的方式所形成的政權，是不產生主權的正外部性，產生的很可能是負外部性。
革命所形成的政權，它因為是直接沒收了西方各國在中國的資產，這個資產被沒收給誰了？
被沒收給國家資本了，所以叫做國家資本主義成分，是通過沒收帝國主義在你發展中國家所形成資產形成的。
接着，原政府的官僚資本的資產也被沒收，演變成了國家資本主義的資產。所以客觀上就構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一個新的政權建立的時候，它同步發生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成分，在國家經濟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
好了，這又是一個重要的基礎了，就是當私人資本因投機被打敗了，誰站得住？國家資本佔住。
為啥？
是因為你使用的手段主要靠國家資本，比如交通運輸靠誰？不可能靠私人資本。大量從解放區調運物資，然後幫助佔領了工商業大城市的新政權來跟私人資本鬥爭，一定是國家資本。
好了，倉庫，誰的？國家資本。資金，誰的？國家資本。
你所有使用的所有手段其實都是國家資本，在跟政府直接配合，當政府直接用看得見的手干預市場的時候，也是用了國家資本。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就導致儘管那個時候還沒有開始推進社會主義改造，但是國家資本已經佔有了相當重要的份額，並且發揮了重要作用。
所以我們説一方面是農民的作用，土地改革造成農民的積極性，共產黨可以直接從農民農村得到足夠的物資來壓抑通貨膨脹，同時打掉投機。
另外一方面，就是國家資本的力量，這兩者。土地革命，帶動農民的支持和國家資本從原來的官僚資本和帝國主義資本佔有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資產，這兩部分都屬於新政權得以打贏這場經濟戰爭的叫做主權正外部性的作用。
這兩個方面的經驗是非常重要的。它其實同時也解釋了，大多數農民革命在發展中國家是主要的革命，農民革命建立的政權往往很難在大城市站住腳跟，這方面的教訓比比皆是。
無論是當年，還是後來，人們可以找到很多這樣的教訓，它被西方意識形態給定名為了不同的罪惡。
但其實只是説農民革命，在農村，可以靠打白條生存，他可以不建立現代化的財政金融。但一旦進入大城市，就必須維持的住城市的經濟社會存在，那就得靠建立現代財政金融。只要你搞，一定是赤字，你沒有來源，你是農民革命的政權，你從哪來？整個資本是私人的。
你沒有如果沒有形成一個作為基礎的國家資本，往往很難避免失敗的結局。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特別是農村包圍城市，佔領城市之初，這場危機的成敗是關係到新政府生死存亡的。
所以把這個道理講清楚，大家就知道了，這個它是怎麼進入工業化的，怎麼應對，怎麼應對新政權建立之後的第一場大危機的？接下來我們就要講什麼？
就要講中國是怎樣完成工業化的，看這是舊中國的積累方式。
中國的積累方式，地主，是規模農業剩餘的流通主體。
因為地主跟租地的農民簽訂了租約，到有收成的時候，你得自覺地給他送過去。地主是不會去到你們家一家一户去要的。那些去收租的，往往是遭遇到困難，他才去。正常情況下，地主是願意把土地租給中農和富農。
中農富農的生產率高，產生的剩餘多，有利於地主更多的獲得農業剩餘，所以當時，在民國年間，中農和富農叫做規模農業剩餘的生產主體。地主，因為可以幾乎零成本的佔有剩餘，所以它叫做規模農業剩餘的流通主體。
地主階級只佔中國農村人口的只佔農村的7%左右的人口，他佔有多少剩餘？
大約1/3到40%。就百分之三四十的農業剩餘。
地主並不是我們想象那樣隨意揮霍的——他為什麼呢——是因為它要用剩餘到城市去交換其他的東西，甚至去發展它在城市中的工商業。
所以他是變成了一個民國年間推動工商業資本積累的這麼一個力量。於是乎，地主往往變成在外地主，就變成推動城市工商業發展的這麼一個力量，叫工商業地主。
這是民國年間，之所以能夠在大局初定，就迅速進入民國的黃金增長，就當時叫做20年代、30年代的黃金十年，年平均增長率8%點幾，增長速度很快。就在於他當年也是有條件，從農業提取剩餘進入工業化的。
但是我剛才講到了，當你把土地完全平均分給農民的時候，那是無論它生產能力好壞，如果他過去是個老中農，它生產能力很強，但他同樣得到的是平均的土地。
過去如果他是一個生產能力不強的人，他也得到這麼多土地，因此它實際上不利於規模剩餘的產生。而任何一個工商業主體，當他要進入農村，面對的是上億農户，4億小農，它的提取剩餘的交易成本也極高，所以這個時候是不利於工業化的。
所以才有後來的所謂農業集體化。政府把農民組織起來，變成一個生產隊。這樣呢，它的交易成本就獲取農業規模剩餘的交易成本就下降了。
所以當1952年，中國開始進入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大規模發展工業生產的時候，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怎麼解決跟分散農民的交易。
這時候開始發展互助組、初級社。尤其是到1953年，統購統銷提出，這個時候初級社就變成了一個國家為了維持統購統銷，從農業佔有剩餘，推進工業化，而形成一場社會運動就叫做合作化運動。
當政府幫着農民組建起了幾百萬個合作社的時候，就意味着政府不必再去跟4億農民做交易，直接跟400萬個合作社打交道，至少意味着什麼？
意味着交易成本下降了100%——只支付1%了，原來是4億農民，你現在直接只跟400萬合作社打交道，那就是原來的交易費用大約只有1%了，當然不能這麼算，太太有點簡單了。
但是有一句話可以拿來説，就是當統購統銷開始推行遭到困難的時候，那時候還沒有搞合作化，所以分散的去跟農户去統購是困難的。當全國完成合作化的時候，毛澤東跟陳雲有過一句話，講得很有意思，説你看，你統購統銷面對這麼多的小農，叫做“滿頭亂髮沒法抓”，現在他們變成合作社了，這叫“做編成辮子就好抓”。這個道理其實説得很通俗。
如果從經濟學角度來説，就意味着用合作社的組織方式化解了政府與分散農民之間的交易成本。當然毛澤東的話説的很風趣，但其實體現的是交易成本理論。 我們或者叫做交易費用理論。
所以我們説兩種不同——民國年間能夠進入工業化，在於它有規模生產主體和規模流通主體——在新中國進入工業化，主要在於它能夠通過組織化的方式。
更為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就是當1960年蘇聯撤走了，不再援助中國的工業化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陡然進入了零資本時代。
工業化，從客觀的角度來説，它是一個資本不斷增密，同時排斥勞動的過程。所以什麼叫做工業化？
工業化就是一個資本增密、排斥勞動的過程。八個字：資本增密，排斥勞動。
突然，你沒資本了，在世界上任何國家任何地區，不論你有多大能耐，正在工業化資本增密之中，突然沒資本了。你還得還賬，那就負資本。一般都無法維持。
所以發展中國家進入工業化一般都是對宗主國有依附的。宗主國給你投資，你能進入工業化，宗主國，一旦説你不聽話了，停止投資，你立刻工業化垮掉。不（想）垮，跟他聽話。老老實實的，這就是為什麼發展中國家一般擺脱不了依附關係。中國，因為50年代，蘇聯投資儘管規模很大，迅速進入工業化。
但是這時候中國的新政府認為我們曾經被殖民化了很長時間，我們現在要維護國家主權獨立，因此必須表達不同的聲音。
於是乎雙方開始發生矛盾，這個矛盾越來越嚴重，發生論戰，最後破壞了兩國關係。
最終是蘇聯説，既然你不是我的戰略伙伴，那我就停止對你的援助了。所以早就停止了。中國人自己用自己的能力來維持蘇聯留下的重工業，是很難的。他就大要上鋼鐵這大鍊鋼鐵、大躍進等等這些事情做得很差、維持不住。
60年就陷入了因要想維持住，而爆發的財政赤字危機。財政赤字危機就導致你沒有就業，就得從1960年開始往農村輸送城市不能就業的青年勞動力。大家也都知道，特別是最近這些年，青年失業率，往往是社會衝突爆發的一個重要的條件。
任何國家只要青年失業率上升，社會衝突一定爆發。人們很奇怪，説，1960年中國曾經有過嚴重的饑荒，什麼？餓肚子，為什麼沒發生事兒？
其實，城市中的過剩青年勞動力被送到農村去參加勞動了，才導致危機所演化的社會衝突沒有在城市爆發。當然那個年代，社會犯罪是有增加的，但是因為農村當時是集體化，承載了城市過剩的勞動力，下到農村去。
他如果是分散一家一户，它就承載不了。
正好農村那時候已經完成了集體化建設。1956年，高級社是以鄉為單位，1958年人民公社還是以鄉為單位，這時候就能夠比較順暢地承載城市因危機爆發而必然排斥出來的青年過剩勞動力。
這些人下鄉大概這個年代，前後有一千多萬人，一千多萬青年因不能就業，從城市下鄉到了農村。當然那個時候意識形態，是以革命口號動員的，所以那個時候人們都以為我們下鄉支援國家農業建設，那就打着紅旗唱歌下了鄉，那就導致其實客觀上是農村化解了城市危機的代價。
1960年以後，城市的工業化危機就得到了軟着陸的條件。所以我們這樣看，農村的集體化不僅是有利於節約交易成本，你要統購統銷需要拿到農業剩餘。集體化節約交易成本，而且集體化，還承載了城市產業資本的危機。
更為重要的這是三大功能：第一化解交易費用，第二承載城市產業資本危機，
第三，你不是0資本嗎？人家不投入了，人家撤資了。大家都知道蘇聯人1960年撤走了全部的技術援助，全部的投資援助全撤了，那你就剩下什麼呢？剩下人留下那些重工業、軍事工業在那放着，你怎麼維持？0資本條件下怎麼維持呢？唯一的中國維持工業化沒垮，唯一依靠的就是成規模的集中勞動力，只有成規模的勞動力投入，才能替代零資本。
工業化是個資本增密的過程，資本為0條件下，怎麼工業化？其他的正常情況下，你要走市場經濟道路都垮了。中國當時是把用集體化的方式，成規模地集中勞動力，上工地，你只要有建築工地，無論是建水庫還是建公路，修鐵路，只要你有工地，這工地就需要工業的產品，特別是重工業的產品，比如鋪鐵軌，上電機，得有炸藥，你得有車，你得有挖掘機，你還有推土機拖拉機等汽車，這些都是重工業的產品，工地需要。
所以當年從60年代蘇聯撤資之後，中國大概用了差不多20年左右的時間，靠大規模上勞動力，搞了三萬八千多套大型水利工程。水庫大中型水庫是3萬六千到3萬八千多個，同時形成了與3萬多個水庫配套的大中型水庫，跟它配套的灌溉。
同時就改造了中國的農業，使過去的灌溉面積從不到20%上升到47%，接近50%。灌溉增加就意味着產出增加。所以到70年代的中後期，中國的飢餓問題基本解決，這就靠勞動力的大規模投入。
你要想讓勞動力投入，除了革命動員之外，這時候強調階級鬥爭，強調工農大眾的主人地位等等，這些當然是意識形態動員，很重要。
但更為主要的是國家通過集體化，一方面提取了剩餘，另一方面使用集體化來組織勞動力下下到工地上去。那麼下到工地上，國家正好把它提取的剩餘變成讓你上工地能吃飽的糧食供給。
所以我記得我自己是1968年插隊的，我們之所以當年只要是有工程，讓我們生產隊、生產大隊組織勞動力去上的時候，大家都挺高興，打着紅旗喊着口號要去報名很積極，為啥？
道路工地上基本能吃飽。
你在生產隊幹活往往可能會吃不飽，尤尤其像我這種壯勞力，一天干很多活，我吃的應該比較多，那時候一天能吃三斤糧食，對吧？給我給不了我那麼多糧食怎麼辦？我只能是收了工，去給那些有自留地的比較多的家庭打打短工，幫他乾點農活，他管我一頓晚飯，也就一天早飯中飯我自己吃，晚飯基本都是在人家吃的，我吃百家飯。這個就意味着我從純掙工分，拿不到那麼多的公分糧，滿足不了我哪怕是一個勞動力的消費需求，所以我就得去打短工，就得去幫着別的人。
別的人家為什麼能幹得成，是因為國家把剩餘拿走的比較多。留下的其實主要是按人口分。所以我們大隊分的時候是人口分70%，剩下30%按勞動分配，因此越能幹的勞動力，你只分的那30%的勞動分配，那月能生孩子的人家孩子多的，它人口分的就越多。
所以人七勞三，比例先決，先是按人口分。當然就導致那些人口多的加分的糧食多，因為他是孩子多嘛，當然就吃不了那麼多了，對吧？再加上人口多的家可以多分自留地。多分自留地，當然他的自留地的產出去高，因此往往是人們願意多生孩子。不願意多幹活。
所以這個集體化不是別的原因，而是因為國家拿走的太多了，國家為什麼拿走多？是因為國家要上工程，國家把拿走的這些糧食放到工地上，正好把我們吸引到工地上去幹活了。
這麼一個經濟的這麼一個過程，大家就理解了，為什麼那個年代上的大中型水利工程比後來要多得多，它可以成規模集中勞動力，只要有大型的工程在，無論是公路、鐵路、水庫，所有這些大工程在。就需要工業的重工業的產品，他才能滿足工地的需求，那種工業就活了。
所有這些循環都得是國家直接出手才能完成的。所以在外資撤出，資本投資為零的條件下，用勞動力成規模的去替代資本，還必須有一套完整的組織制度體系來循環，國家的工業才能維持。
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對六七十年代的事情持否定態度，我們恐怕需要多做一些分析，特別是像我這種過來人，我們自己有親身經歷，我們來看當年我們那個時代是怎麼回事，這樣可能更客觀一點。
所以我們説中國用了60年的時間，其實至少前30年，是在完成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工業化原始積累就是一個不斷追加資本的過程。當你沒有資本的時候，你就得使用勞動力。基本道理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説，在60年代所發生的兩次危機——主要是50年代，以吸納蘇聯投資所形成的，所以我們説叫四次外資演變為九次危機，什麼道理？
就是除了第一次之外，1949年那次之外，我們説1950年，因為朝鮮戰爭，蘇聯大規模向中國投資了，投資大約50億左右，按美元算50億左右。
50億，以軍事工業和重工業為主。它和一般的工業投資不一樣，一般的工業投資是有正常的工業產品的。
你如果上一個從重工業到輕工業的紡織工業到一般商品生產，這是一個完整的工業結構。最終的產品是輕工業、紡織業或者是一般商品的那些商品。它賣出去以後形成的回報，你可以用來維持工業化的整個結構運轉。
但如果上的只是重工業，沒有上輕工業、紡織工業、一般商品生產，那就意味着這工業沒完。沒完，就沒有產出品，沒有產出品就沒有（商品）賣出去，沒有（商品）賣出去就沒有回報，因此這個工業它的維持過程，成本提高。
我説叫做雙重代價來維持這種工業。但你沒有它又不行，因為它戰爭打出來的。你周邊地緣環境又比較緊張，所以客觀上來説，你得用相對高成本來維持這種工業化。
這就是當年中國之所以一次外資就會帶來兩次以上的危機——主要原因就在於這種工業維持在極難。
所以50年代蘇聯投資到60年代爆發第一次危機，68年爆發第二次危機，兩次危機，都是你拿了這樣一個重工業投資，最後你得追加成本來維持它，所形成的危機。
我剛才講到了三線建設，最終演化成了1968年的危機。原因就是，三線建設本身也不產生收益，軍重工業建設不產生收益。因為軍重工業的產品是飛機大炮，坦克是軍品，軍品只有戰爭才能消耗掉。你只要不打仗，軍品生產出來以後就是成本。西方的戰爭往往是打下來，掠奪了人家的資源，佔有了人家市場，它的戰爭的產品就算有了最大化的收益。而發展中國家形成的政權，發展了軍事工業，沒有能力向西方早期那樣對外做殖民擴張。因此他的軍重工業其實有生產，也往往只是軍品的那種產品，它是沒有回報的。
因為他無力作對外擴張的這種戰爭，所以它就變成成本。
所以我們才説維持軍中工業體系需要更高的、疊加的、甚至倍加的制度成本。就是這個道理，也因此它所帶來的不是很好的效益，而是成本轉化成危機。
所以我們説在60年代，因50年代蘇聯的這種軍、重工業投資而形成的制度成本，導致60年代爆發了兩次經濟危機。因為這兩次危機過程中，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他們的利益是很難協調的，所以才出現了以革命的名義或者以其他名義等等所做的努力。
如果我們真的懂得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我們就會明白沒有任何調整是可以輕而易舉地實現的。調整的代價都是非常顯著的。60年代的各種調整，也是有巨大代價的。這個代價有時候表現為不同名義的社會運動，恐怕大家要重新做分析，才能有所理解。
到1969年中蘇兩國之間發生戰爭衝突——珍寶島戰役了——這大家都知道。甚至導致核威脅。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當時毛澤東周恩來這一代領導人，通過乒乓外交，小球帶大球，恢復了對西方，特別是美國為首的西方，特別是美國，恢復了對西方的外交關係。
尼克松訪華，是件國際關係史上的大事。尼克松訪華之前先解除了對中國的封鎖和禁運，這就為中國帶來了第二次外資進入的條件。正在這時，我們大家知道，戰後西方的工業復興，很快到六七十年代發生戰後的西方生產過剩，西方生產過剩就向外轉移產業，這個時候轉移的，就是以一般商品生產，以勞動密集產業為主了。
所以先武裝起來的70年代西方轉移到亞洲的主要是亞洲的四小龍、四小虎。而70年代中國開始對外並沒有完全放開西方產業進入，中國只是根據自己的需求引進西方的設備，這是第二次外資的特點。
假如第一次外資，蘇聯到中國，是因為朝鮮戰爭導致的戰略性援助的話。那麼第二次外資是中國為了調整自己的工業結構，有選擇的引入外部設備，叫做引進外國設備技術，改造中國偏重、偏軍的工業結構，這是70年代。
這樣的引進同樣是要有代價的。所以毛澤東和周恩來在1971年制定了43億美元外資引入的方案。
後來毛澤東去世之後，華國鋒、李先念、陳雲他們制定的是82億美元引進外資的方案，是整個70年代。
50年代中國引入的是50多億美元。
70年代，中國引進的是50年代的兩倍半，125億美元。
並且後來這次完全失序。原本是要五年到十年引入的，結果兩年就超過了。所以越是成規模的大量的引入外資造成的外債轉化成的赤字就越嚴重。
外債在當時中國的國家資本體制之下，直接轉化成赤字。所以毛澤東第一次43億美元引入的時候，他是1971年制定的，1972年開始引入的，三年之後1974年就爆發赤字危機。
這時候毛澤東只好把鄧小平請回來——説他是經濟管理方面的，他有能力，要讓他來抓管理。他抓管理就是調整、整頓，這調整、整頓意味着做空。
當然毛澤東就不滿了，就讓他拿下來了。所以鄧小平的第二次起落，不是有“三起三落”嘛，第二次起落其實是1974年危機和危機調整這個過程的一個客觀表現。因為你沒有調整的成，所以就又再次動員城裏的失業青年下鄉。
所以74年開始是中國第三次上山下鄉運動。
我們是68年下鄉是中國第二次，也是因為那次危機沒法解決，所以把城裏人動員下鄉。
74年危機沒法解決，又動員下鄉。所以中國一共有三次上山下鄉運動，每次都是危機派生出來的。
至於誰對誰錯，後人可以評説，我們只不過建立了一個相關的邏輯解釋。
……
此講未完，另見 温鐵軍：新中國十次週期性危機概述（第一節)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