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做戲劇的人都這麼不食人間煙火的話，那我更願意跟這些家政女工一起做戲劇_風聞

來源：一席

趙志勇，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教授。

到今天為止，我做應用戲劇已經有十年了。這十年裏我去過很多城邊村和流動人口社區，也跟很多女工打過交道，她們的故事已經變成了我人生的一部分。有時候有人會來問我，你們做這種事能起什麼作用？説實話，我們排一齣戲或是讓女工去演一齣戲，她們的生命不會因為這件事情有任何的改變。但是我覺得類似的這樣一些故事，如果被更多的人聽到的話，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可能會多一點温暖。

劇場裏的女工故事

今天我來跟大家分享我跟一些女工們一起做戲劇工作坊的經歷。

我是做應用戲劇的。在2009年元旦那天，我有一個朋友帶我去了北京皮村的“工友之家”。在那裏我看了兩出戏，都是工人們的業餘劇團自己演出的。

▲ 圖片來自網絡

這兩出戏講的都是打工生活中的各種酸甜苦辣，我看了後覺得特別感動。之後我就找到“工友之家”的呂途，我跟她説，我特別喜歡你們的戲，如果有機會的話我願意跟你們一起做戲。

過了半年之後，一個叫閆成梅的姑娘給我打電話，她説她在一個叫“打工妹之家”的機構工作，她們是專門為進城務工的女性提供文化服務和社會支持的。最近她們想給北京的家政女工辦一個戲劇工作坊，但是她們找不到老師，於是就問我願不願意帶這個工作坊，我就答應了。

然後我就去她們那跟參加工作坊的女工聊天。聊完我發現，我能教給她們的東西和她們想學的東西，其實比較不匹配。因為她們都特別喜歡廣場舞。

我當時就不太明白為什麼她們特別愛跳廣場舞。後來有個大姐就跟我説，一般在小區裏面跳廣場舞的都是本地市民，她們這些家政女工有時候會去看一看，但是不太會跟着一起跳，因為跳舞的都是她們的僱主。有的僱主會嫌她們這些外來的打工的素質比較低，這讓她們特別不服氣。

有一位大姐就説，我就是要讓她們看一看，我們這些做保姆的人也是有文化藝術修養的。

我是對廣場舞真的沒有什麼興趣，所以如果她們讓我去帶廣場舞的話，我肯定不會幹。

還有一些大姐特別喜歡唱戲，她們聽説我是戲劇學院的都特別高興，因為她們覺得我可以教她們唱戲。

這個誤解我經常會遇到，我每次跟別人説我是學戲劇的，很多人就跟我説，那您一定唱得特別棒吧。其實我根本不會唱，我就跟大姐説，第一我不會跳廣場舞，第二我也不會唱戲，但是我可以教你們點別的，你們可以看看喜不喜歡。

後來我給她們上了三次課，然後閆成梅來找我説，大姐們對我這個課程意見特別大，讓我稍微調整一下。我就問她怎麼了？她就説，她們特別不喜歡你教的舞蹈。

因為我對現代舞很感興趣，而且我自己學過日本舞踏，我覺得日本舞踏是一種特別棒的身體表現形式，所以在我的工作坊裏，我也會借鑑一些日本舞踏的身體訓練方法。

大姐們就覺得我教的舞蹈特別醜，而且她們還特別不喜歡我讓她們在地上打滾。

有一位大姐説，“他老是讓我們在墊子上滾來滾去的，就跟耍猴一樣。”然後我就明白，我跟大姐們的審美和對錶演藝術的理解，差異有點太大了。我就跟閆成梅説，要不然我們再試兩次，不行的話你們再換個人給她們上課。

我就想着接下來再上課的話，應該沒幾個人來了。結果下一次上課的時候，她們全都來了。我當時覺得特別奇怪，心想，你們不是都不喜歡我的課嗎？你們怎麼又都來了呢？

後來我才知道她們都是住家的家政工，每個星期在僱主家裏工作六天，好不容易休息一天，大家都不願意在僱主家待着，但是出來之後其實也沒什麼地方可去。

因為現在不管去哪都得花錢，但到“打工妹之家”不用花錢，而且到這個地方的人都是當家政工的，大家在一起玩也比較放鬆。我這個課她們雖然不太滿意，但是是免費的。

後來她們開始跟我分享一些她們的經歷，然後再把她們講的故事用戲劇的方法演出來。這個時候她們就開始比較喜歡我的課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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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一位大姐分享了她十幾年前的一段經歷。

那個時候她剛剛到北京，第一份工作的僱主是一個產後抑鬱症患者。

有一天晚上，僱主跟她的老公吵架，這位大姐就好心勸了兩句，結果就把僱主激怒了，僱主就罵她多管閒事，把她趕出去了。她當時在北京人生地不熟，哪也不敢去，最後就在那個小區裏面待了一宿，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給她們家政公司的人打電話。

這事已經過了十幾年，但是她回憶起來還是特別地傷心。

後來我們就把這個故事演出來了，演到家政女工被僱主趕出家門的時候，我就指着舞台上那個演員對她説，你現在上去，把你想説的話都説出來，你去安慰她。然後這個時候她就上台去安慰十幾年前的自己。完了之後我就讓她們倆一起跳舞。

那一次工作坊的效果特別好，在場的人都特別感動。

我慢慢地瞭解到，其實來參加我這個工作坊的這些大姐，她們在家政女工這個羣體裏面算是比較精英的。因為她們工作能力比較強，收入比較高，然後僱主也比較信任她們，所以她們就會有比較多的時間可以出來滿足自己的精神文化需求。

但是那些比較弱勢的家政女工，可能她們的收入是比較低的，工作時間也不太固定，好不容易休息，可能還得去找個小時工來補貼一下自己的收入。那些大姐就永遠不可能去參加什麼戲劇工作坊。

但是即便是這些我覺得比較精英的家政女工，她們分享的故事還是特別讓我感到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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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工作坊裏面有一位大姐，她的僱主是一户住別墅的有錢人，這個僱主就給她提出了一個要求，就是每次跟僱主説話的時候必須要稱呼他們為“老爺”、“太太”。

有一次她給僱主端洗腳水，僱主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她把洗腳水打好了就給男僱主遞過去，放好就要走，這時候女僱主就把她給叫住了：站住，怎麼回事啊你？她當時就愣了，一下就反應過來，趕緊就轉個身，然後跟男僱主畢恭畢敬地鞠了一個躬説：老爺，您的洗腳水已經準備好了。

這時候那個女僱主就説，下去吧。她剛一轉身，她那女僱主又給她甩了一句話説，“教了多少次了，一點規矩都不懂。”

後來我就把她們分享的這些故事都做了一個戲，這個“老爺、太太”的段子我也給放進去了。

但是在這個戲裏面演“老爺”的這個演員，是我們工作坊裏面最可憐最弱勢的一個大姐，她姓蔣。

▲蔣姐（右一）

蔣姐實際上來工作坊已經很久了，但是她從來不跟我們一起玩。她每次來就一個人坐着，然後你要跟她説話，她也不搭理你。我就問閆成梅説，這個人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閆成梅就跟我説她特別可憐，她以前在家被老公打，後來就離婚了。孃家沒有人，所以她就一個人來北京打工，還供着一個女兒，在河南上大專。

聽説她那個僱主脾氣比較暴躁，所以一般休息時間她都不敢在僱主家待着，她就來“打工妹之家”。逢年過節的時候，她僱主會出去度假，她就沒地方住，然後她就會去“打工妹之家”睡辦公室的沙發。

我就跟閆成梅説，那你就讓她跟我們一起玩嘛。閆成梅就説，老師，您別嚇着她，你就讓她一個人安安靜靜地待着就行。

後來我給她們成立了一個小劇社，叫“地丁花”。地丁花實際上是一種路邊隨處可見的小野花，這些家政女工就用這個名字來給自己的劇社命名。

這是一位曾經在北京當過家政工的編輯寫的一首詩。她們還編了一個歌。

地丁花，一簇一簇

伸展着身軀努力綻放

迎接最早的春天

把花瓣撒向大地。

你不甘平庸，追求希望

雖然渺小，但堅韌不拔

綻放春天的浪漫

把花瓣灑滿天涯

有一次我們被人邀請出去演出，在演出之前有幾個演員臨時有事都來不了。然後我就跟閆成梅説，要不咱們讓蔣姐來演，反正就讓她演老爺，就坐在那洗腳，也沒台詞，她要實在是緊張的話，我讓她看報紙，拿一張報紙遮着臉，觀眾連她長什麼樣都看不清。閆成梅一想説，那行，我們就跟她説讓她一起演出。

那天蔣姐都嚇傻了，後來我們就硬拖她一起排練，然後就一塊把演出演完了。

從那次演出之後我就發現，其實蔣姐內心裏面是特別希望跟人交流的，但是因為這麼多年她周圍的人對她都特別不好，所以她就養成了一種跟人打交道的時候，永遠都是謹小慎微的習慣。

但是，一旦她跟周圍的人建立起了信任之後，你們會發現她其實是非常活潑的一個人。

這個吐舌頭的穿紅衣服的就是她。

因為她比較積極，每次都來，所以後來我就會給她安排一些比較重要的角色。

再後來有一次我們被請到北京的朝陽區文化館，去參加一個非職業戲劇的演出，那次是我們的演員第一次去一個專業的劇場，去做一個非常正式的演出。蔣姐也是跟所有的演員一樣，第一次正式地站在台上演出了。我就覺得她在工作坊裏鍛鍊得膽子越來越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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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有一天我們在工作坊裏聊天，我就問她們，你們在工作裏面遇到過的最不能忍的一件事情是什麼？有一位大姐就説她最不能忍的一件事情就是，她僱主每次出門的時候都會把她鎖在家裏，她跟僱主溝通了好多次，結果僱主還是不給她鑰匙，她後來忍不了了就辭工了。

這位大姐正説着呢，蔣姐就插嘴，她説這有什麼呢？我僱主也這樣，反正我也不愛出去，我一個人在家裏，冰箱有吃的，我就看看電視，吃吃零食，我覺得這樣也挺好的。

我們當時就都嚇呆了，就問她説，蔣姐，你僱主家住幾樓？她説十五樓。然後那個辭工的大姐一下就爆炸了，然後就説“蔣大姐，我跟你説，要是地震了或者着火了，你跑都跑不出去。”

那天大家就七嘴八舌地數落她，她就有點被我們給説蒙了。然後工作坊結束後，我就跟她説，蔣姐，你還是得跟僱主要把鑰匙。但是以她那個性格，我覺得她也不太可能去跟僱主真的去談這件事。

但是沒想到過了幾個月之後，她把這件事給辦成了。

那天我去工作坊，就聽她們説蔣姐跟僱主談了之後拿了鑰匙。我特別驚訝，然後我就問她，蔣姐，你怎麼跟僱主談的？然後她就給我學了一下當時的情景。

我看她那個樣子，就覺得她特別像在演戲。我就説你還挺厲害的。然後她跟我説，“老師，你不知道我當時心裏特別緊張，但是我就想着咱這不都已經去‘9劇場’演出過了嗎，跟演出那會兒相比這算個啥。”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工作坊，對她來説應該還是一個很大的鍛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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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蔣姐一起合照的這位是沈姐，她來自陝西的關中地區。

▲沈姐（右）

關中那個地方的戲曲文化是很繁榮的。沈姐告訴我們，他們當地的農村逢年過節會搭台唱戲，他們家裏面婆媳幾個都是要去上台演出的骨幹。

後來她出來打工，離開家的時候她身上帶了二十幾個筆記本，裏面密密麻麻地抄滿秦腔經典唱段，沒事的時候她就翻開她那筆記本唱一唱。後來她聽説北京有這麼一個戲劇工作坊，然後她就來了。

結果她來了之後，發現我們乾的事跟他們老家的唱戲完全不一樣，她又不喜歡話劇什麼的，所以她每次就在旁邊待着，我們排練完了休息的時候她就掏出一個MP3的播放器，就開始大聲地放秦腔。

我其實一直覺得特別對不起她，因為她休息一天還挺不容易的，大老遠地跑來，然後工作坊的內容又不合她的心意。

後來我就在我們的戲裏面專門給她安排了一段表演，讓她唱他們陝西的地方戲。沈姐對這件事特別看重，她就讓家裏的人把過年過節演出的行頭寄到北京，然後我們每次去演出的時候她都穿上。

其實沈姐工作特別辛苦。

她在北京做過兩份家政，第一份工作照顧的是一個老年痴呆症的患者；後來換了一家，照顧的是一個腦癱兒童。

所以其實她的工作壓力特別大。但是我們的排練她每次都來。

我有一次跟她開玩笑説，沈姐，我們這個劇社是不是還挺耽誤你掙錢的？她説，“沒事沒事，我跟僱主都説好了，我這每個星期必須得出來一天，然後跟大家唱一唱、玩一玩，要不然的話我幹活沒精神。”

沈姐當年出來打工之後，第一份工作是在新疆摘棉花，那個工作特別累，一天之後人的腰都快斷了。她説她實在累得受不了的時候，就會一個人在地裏大聲地唱秦腔，她説一唱起來就會覺得自己渾身都特別有勁。

我想象了一下那個場景，我覺得還挺有詩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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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就跟着中戲一起搬到了北京的北五環外，然後有了一羣新的合作伙伴，她們是聚集在北京昌平東沙各莊的一羣外來女工。

這個東沙各莊是北京的一個外來人口聚集區，我的一個好朋友齊麗霞在這個社區裏面辦了一個專門為流動人口服務的草根公益機構——木蘭花開社區活動中心。

這個地方離中戲的新校區很近，所以她就邀請我去給女工們帶戲劇工作坊。

木蘭的這些女工跟地丁花的家政女工不太一樣，地丁花的那些家政女工大多數人婚姻都不是特別好，有的是離婚了，有的是因為遭遇了家暴然後自己跑出來打工了。

我帶過的地丁花的那羣家政女工，她們單身的概率大概是百分之六七十，所以她們也不太喜歡説家裏的事。

有一次我組織她們做討論，讓她們説一説自己的老公是什麼樣的人。結果有一位大姐就説，老師，別談這個，我們不愛聊這個。她們就更願意聊一聊工作、僱主之類的。

但是木蘭的這些女工都是跟着老公來北京打工，生了孩子之後就只能回家做家務、帶孩子。社區裏面又沒有什麼文化設施、公共設施，所以木蘭就變成了大家聚會的空間，沒事的時候大家就帶着孩子一起來玩，順便也參加木蘭給她們辦的這些活動。

我們在排練的時候，排練室裏面會有一堆小孩在跑，有的時候小孩打架，打哭了，媽媽就要去幹涉。所以我當時其實特別困擾，因為這沒法排戲。

但是這個工作坊跟她們的生活這麼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也有一個意想不到的好處，就是她們在工作坊裏特別願意講自己家裏的事，説的最多的就是懷孕和生孩子的經歷。

有一次我不在，齊麗霞給她們主持工作坊，大家一塊兒聊天，聊着聊着又説到生育的話題。齊麗霞就問她們，你們這些事跟家裏人都説過嗎？結果她們所有人都説沒有，從來沒説過。就連自己的老公、父母，包括孩子長大了，都沒説過。因為她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開口。

後來那天晚上齊麗霞給我打電話説，她一定要做一個戲，來講一講這些社區媽媽們生兒育女的故事。

所以我們就這麼定下來了，做了一部戲，叫《生育紀事》。

我們為這部戲收集素材的過程特別有意思。

這個工作坊是我主持的，然後來參加的都是一些媽媽，絕大多數都是二十多歲的小媳婦兒，她們在一起就講各種生孩子的那些私房話，講得興高采烈，完全當我不存在似的。

這個工作坊之後我們就去社區裏面採訪了29個媽媽。那個經驗對我來説非常特別。

因為一方面，媽媽們會把她們最隱私最私密的經驗，毫無保留地跟我們分享，那種完全的信任讓我特別地感動；但另外一方面，我又很難設身處地地去感同身受她們的那些經歷。

所以後來在寫劇本的時候我覺得就特別地困難。

我花了一年的時間寫了三個劇本大綱。後來我想來想去就決定只能講小玉的故事。因為這個小玉是我最熟悉的一個受訪者，我第一次去木蘭帶工作坊的時候就見到過她。

其實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對她印象不太好。她大概四十多歲，看着特別年輕，打扮得也很時尚靚麗，臉上還化了濃妝，穿着嫩黃色的毛衣和白色的緊身褲，頭上還戴着一個紅色的遮陽帽，話也特別多。

但是後來我看了齊麗霞對她的採訪，我再回想我對她的第一印象，我忽然就覺得她那種過分的活潑可能是在掩蓋內心的某種東西。然後我就覺得我好像有點了解這個人的內心世界了。

我劇本寫完了之後，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故事：小玉17歲時結了婚，先生是一個比她年輕的男人。她18歲的時候生了第一個孩子，當時她老公在外面打工，因為家裏窮所以就只能自己在家生。給她接生的是一個比她還年輕的未婚男人。

後來，她生第二個孩子的時候，外陰側裂了，但她沒有條件去醫院裏縫，就只能自己在家養着。所以她説月子裏頭她根本連褲子都不能穿，去上個廁所都會疼得撕心裂肺的。

小玉一共經歷過三次意外懷孕，都是因為那個年代的避孕環設計有缺陷，乾重活的時候一使勁就會導致子宮裏的避孕環脱落。脱落的時候人自身根本感覺不到。

懷孕了之後又因為家裏比較困難，就不能把孩子生下來，她又捨不得花幾十塊錢去醫院做流產手術，然後就自己想辦法。

她就説她當時就揹着一百多斤的大麻袋使勁跑，然後拿推磨的槓拼命地壓自己的肚子，想了很多辦法，結果孩子都不掉。後來沒辦法，就只好去醫院。

但因為家裏活太多了，就錯過了做流產手術的最佳時機，所以後來就只能在孩子四五個月的時候去做引產手術。

 ▲《生育紀事》劇照

這個引產手術其實挺殘忍的，就是大夫先要給她打引產針，然後拿產鉗夾到子宮裏面把孩子弄碎，再一塊一塊地掏出來。這都是她真實的經歷。

後來好不容易等她兩個孩子長大了，家裏的老人也都陸陸續續地去世了，她才跟着她老公來北京打工。

他們兩口子省吃儉用拼命地掙錢，就是為了要讓兩個兒子成家立業，但是她兒子一直到二十八九歲都找不着對象，現在農村男孩找對象特別難。她就為了這個兒子要成家立業的事情，整個人都已經快要崩潰了。

我就寫着她這個故事，我一邊寫一邊就忽然覺得特別能理解這個人物，她其實每天都是努力地讓自己活得特別開心，她那種努力開心，我覺得是為了逃避一種無邊無際的絕望，因為她的生活實在是太苦了。

後來我把這個劇本寫好之後，就讓齊麗霞給小玉看，小玉她本人看到這個劇本，一看就哭了。她後來跟齊麗霞發微信説，她把劇本看了大概四五遍，每次看都是一邊看一邊哭，有的時候晚上睡着了都會從睡夢中哭醒。

我們這個戲裏有一個場景，就是小玉她去做引產手術，大夫把孩子從她子宮裏取出來之後扔到一個桶裏頭。這個時候我就安排了一個幻想中的小精靈去安慰小玉，然後從桶裏一塊塊地把孩子的身體撿出來，包在襁褓裏頭遞給小玉，然後小玉就跟她這個沒有能夠生下來的孩子有了這麼一段交流。

扮演小玉的演員是我們社區裏的一位普通媽媽，她跟齊麗霞還有我們劇組的很多演員一樣，都有類似的經歷——家裏條件不太好，所以當年懷了孕之後，孩子就不能生下來。

所以我們每次排這段戲的時候，都會因為演員流淚或者是哽咽，排練就不能再繼續進行下去。然後我就跟她們説，你們不能這樣，因為我們這個演出不是為了感動我們自己，而是為了讓觀眾瞭解我們這羣人都有什麼樣的遭遇和經歷。

​我跟她們排練是一個特別特殊的經歷，我從來都不會擔心她們不能夠進入到角色的內心，也不用擔心她們理解不了人物的那些情感體驗，她們在台上永遠都是掏心掏肺地去付出，全身心地沉浸在角色的那種痛苦和悲傷當中。

有的時候我也覺得讓她們來演這樣的故事，是非常殘忍的一件事，因為故事裏面的情節都是她們自己真實的遭遇。

但是她們自己覺得這件事情特別有意義，尤其是齊麗霞。她説這個戲我們一定要把它好好地演出來，因為以前都是女性自己默默地在承受這些事情，其他人很難理解她們的這些遭遇，也沒有辦法替她們分擔，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些故事大聲地説出來，讓所有人都能夠聽到。

木蘭實際上是一個草根的公益機構，我們以前做戲都是貧困戲劇，但是在做《生育紀事》的時候，我就跟齊麗霞説，你能不能想辦法去搞點錢？我説我想好好地弄點道具，然後再請一個舞台設計師和作曲家來跟咱們合作。

她就二話不説特別爽快地就答應了，她們就想辦法到處去籌錢，特別不容易。

其實她跟我的想法應該是一樣的，我們覺得這個戲的舞台演出的效果一定要充分到位，否則我們真的對不起小玉的這段經歷。

後來這個演出效果我們自己還是挺滿意的，排這出戏讓我們劇組所有的人，特別是我和我的學生都獲得了一種特別大的成就感。

如果我們不去做這出戏的話，小玉的這些經歷可能最後就真的無聲無息地全部都淹沒在塵埃裏了。

因為我覺得做戲的人，不會有人會對小玉這樣一個普通打工女性的一些經歷感興趣。

前段時間我看了一個新聞，説的是有一個話劇導演改編《雷雨》，把曹禺原著裏面和魯大海有關的情節全刪了。這位導演説他這麼處理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保留原著的精華，更充分地彰顯人性的複雜和衝突。

我覺得這事特別有意思，為什麼呢？因為一方面在現實生活中，公眾特別關心“996”和“ICU”，大家忽然發現，現在資本的這種壓榨已經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程度了；但另一方面我們的藝術家還覺得作品中講工人的事兒是應該被刪除的糟粕。

所以我就想了一下，好多做藝術的人其實真的是特別不食人間煙火，如果做戲劇的人都這麼不食人間煙火的話，那我可能還是更願意跟着我們這些社區媽媽和家政女工一起去做應用戲劇。因為應用戲劇實際上就是要去幫助那些處於弱勢地位，或者是遭遇到困境的人，幫他們去發出自己的聲音，讓他們能夠説出自己的經歷。

到今天為止我做應用戲劇已經有十年了，這十年裏我去過很多的城邊村和流動人口社區，也跟很多女工打過交道，她們的故事已經變成了我人生的一部分。我在課堂上會跟學生説，我們幹這一行實際上就是要用我們的專業技能去幫助那些沉默的大多數，幫助他們去説出自己的故事。

有時候有人會來問我，你們幹這種事情能起什麼作用？説實話，我們排一齣戲或是讓女工去演一齣戲，她們的生命不會因為這件事情有任何的改變。但是我覺得類似的這樣一些故事，如果被更多的人聽到的話，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可能會多一點温暖。

我也特別感謝今天大家來聆聽劇場裏的女工故事，因為你們的傾聽其實就是對女工最大的支持。

《生育紀事》這出戏今年還會繼續在北京演出，如果您到時候正好在北京，或者您對女工們的故事有興趣，想進一步瞭解的話，我們特別歡迎您來到劇場跟我們相聚。

再次感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