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名人徐光啓的故居到底在哪裏？_風聞

來源：文匯學人

徐光啓是古典時期上海最重要的名人士大夫，對其故居/祠堂地的考訂，無疑是今天上海學者與文物保護工作者們的重要工作。

楔子：徐氏存哪些遺產？

徐光啓（1562—1633），字子先，號玄扈，天主教聖名保祿（Paul），死後諡號文定，萬曆三十二年（1604）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崇禎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次輔，吾國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科學家，上海歷史上最重要的地方鄉賢之一，同時也是近世中西交流史上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

作為一位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徐光啓一生在上海留下不少與之相關的場所，這其中無疑以徐家彙最為出名，徐彙區南丹路上的光啓公園，即是徐光啓的墓園。而徐氏出生地及其祖宅所在地，則在上海縣城南、今傳為“九間樓”的附近；而在南城外、陸家浜北岸，徐氏還有一座別業“雙園別墅”，是他晚年頤享天年的地方，大約在今陸家浜路北桑園街一帶。這兩處住宅，都曾短暫安頓過明末來華傳教士郭居靜（Lazzaro Cattaneo，1560—1640）等人。徐光啓與其子徐驥，還曾經營過一片著名的庭院“桃園”作為別業之選，筆者已有另文考證其在蘇州河北岸近黃浦江處，此不贅述。研究界曾囿於文獻整理出版的限制，對徐光啓與上海關係的研究仍留有不少尚待深入的地方；今有上海方誌辦、通志館所編《上海府縣舊志叢書》大宗地方文獻出版，使得重新探討這一地方研究話題又有了可能。徐光啓在上海留下的居舍、陵墓總共五處，並有相關的早期來滬天主教活動場所兩處，它們分別是：

1、徐光啓故居、祠堂。位於今傳“九間樓”附近，含徐氏宗祠及徐光啓為郭居靜所建教堂；黃浦區

2、徐光啓陵園及土山灣；徐彙區

3、徐光啓雙園別墅；黃浦區

4、徐光啓、徐驥桃園別墅；虹口區

5、徐光啓所建“閣老坊”；黃浦區

附5、潘國光與徐氏後裔所建敬一堂；黃浦區

附6、潘國光墓，即其親自營建的西士墓；黃浦區

其中，徐氏陵園今天保護與研究已非常到位，敬一堂尚存；而雙園別墅、桃園別墅、閣老坊與潘國光所建聖墓幾無剩跡，然皆可確認。這其中，最重要的是徐氏故居與祠堂。近代以來已有定論，徐光啓舊居（祖宅）即為今喬家路228號到244的  “九間樓”，這個結論仍值得商榷，尚需釐清辨偽。本文擬據傳世方誌及地圖等材料，以考定徐氏故宅及相關場所，表彰滬濱名賢之德。

“太卿坊”與徐氏祖宅

上博藏《徐氏宗譜》、上海縣地方舊志書一致記載，徐光啓出生於上海縣城內的“太卿坊”，此地即為徐家的祖宅；梁家勉、李天綱等所編《徐光啓年譜》亦從此説，以為定論。據文獻所載，彼處居所，徐光啓祖輩即已居住，儘管徐父出生在法華鎮，但一家最重要的居所即為此太卿坊徐宅。不論是徐光啓高中、擔京官，以及丁憂回家居住，徐宅主要位置一直沒有改變過。徐光啓過世後的晚明崇禎年間，此宅成為紀念徐光啓的祠堂——“徐文定公祠”；到了晚清時，老祠堂改為徐氏宗祠，又在老堂之西新修了新的文定公祠。由明入清後的徐氏一族，保持人丁興旺，族人多聚居於此一區域附近，直至近代依然活躍。徐氏明代宅院除去自然老化損毀外，亦遭遇近代多次戰火破壞，其中1937年淞滬抗戰時期遭炮火殃及破壞尤甚。但歷史上的那座徐氏故宅，其具體位置與保留下來的建築情況，未必如今天傳世材料所説明的那樣。

晚清民國以來，流傳着一個説法，指上海縣城城南喬家路南側一排沿街房屋為徐氏故宅遺址，與居住在城外桑園街、徐家彙的徐氏後人一起，構成了今天徐氏宗族在上海的最重要分佈。上世紀50年代，文物管理部門確認，今喬家路228號到244的“九間樓”，為徐氏祖宅遺址；宅中徐氏後人捐出多件文物，受到嘉獎。1983年這裏正式立牌為徐氏故居。（可參《徐光啓後裔徐承熙：父親把家譜和光啓墓捐給了國家》一文）由此，徐光啓曾安頓傳教士郭居靜、併為其建造滬上第一座教堂的地方，也就理所當然地定位在這裏。同時，在此處以北的光啓南路（舊稱阜民路）里弄中，曾有徐氏祠堂，上世紀60年代曾為文保單位，最晚於“文革”時期被毀，今存有近代照片，匾上有“明相國徐文定公祠”。

晚清民國徐文定公祠

晚清民國時上海徐文定公祠儀門

這些看似定讞的結論，卻經不起傳世文獻的驗證。這其中首先遇到的一個大問題，就是“九間樓”傳説的可靠性。所有早期關於徐光啓的傳世文獻及清代上海地方誌中，都找不到關於“九間樓”的記載，甚至這一表述完全不符合傳統建築語言的習慣；古建築中常用的“九間”一詞，顯然是指面闊九間，歷代古建面闊九間多用於衙署或寺觀，用於民居似非多見。同時，這片建築的位置與周圍形勝，似乎與歷代所述也不甚符合，今存“九間樓”建築羣與徐光啓祖宅間的關係大有其疑問之處，茲列幾則比較顯著的問題，亦為今天重新定位徐氏祖宅的關鍵，分列於下：

1、明清以來  “太卿坊”及“太卿坊街”具體指的哪個位置；

2、徐光啓祖宅的空間與限制，尤其其西側空間；

3、晚明時代所立徐氏祠堂徐文定公祠與祖宅的關係。

現分別加以討論。

1、“太卿坊”與“太卿坊街”

通過上海歷代縣誌的記載，“太卿坊”這一地方與徐光啓的關係為世人所熟知。明嘉靖時所修《上海縣誌》（1524）中已經提及“曰符台,曰太卿,為沈瑜立”；上海縣城內的“符台坊”與“太卿坊”，均為沈瑜所立。上海名賢沈瑜的傳記，在上海最早的弘治《上海縣誌》（1504）中就出現了，從歷代縣誌文字中我們得知，他是景泰年間舉人，憲宗年間預修英宗實錄時授中書舍人，後升尚寶丞卿、太常寺少卿，所以縣誌中所言沈瑜所立坊名，其實就是其官名，“符台”即為尚寶司別稱，後代縣誌中皆謂沈瑜立“尚寶”、“太卿”二坊。

不過，需要明確指出的是，沈瑜在設立這兩個坊的時候，上海縣城的城牆還沒有建，那麼當時裏坊設置的邊界，無疑需要依靠天然的水道與現有的建築與道路來劃分。而到了萬曆《上海縣誌》時（1588），其 中之一的尚寶坊已廢，太卿坊尚存；其中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彼時城牆已設，城內道路及建築物需要按照新的城牆形態來佈局；以沈瑜建二坊、而太卿坊已在城南來推測，“尚寶坊”應該也在城南，且與城牆位置相重疊，修城後此坊遂廢。太卿坊似乎堅持到乾隆志（1783）中還成建制，直到嘉慶志（1814）中，才明確提到此坊已廢。關於“太卿坊”與徐光啓宅關係的記載，也始於嘉慶志；之前康乾多志中，都未有明確描述。

嘉慶《上海縣誌》中有兩條重要的信息：徐光啓宅在太卿坊；徐光啓祠亦在太卿坊。同時，徐光啓宅有建築“後樂堂”、“尊訓樓”；嘉慶志言存，同治志言毀。徐光啓祠則有崇禎年間賜額的“王佐儒宗”。細究嘉慶志及後代所修志書語句，有一點頗值得注意；既然嘉慶志首言太卿坊已廢，那麼為什麼又是嘉慶志首先著錄徐氏宅、祠，又著錄徐氏宅、祠是在“太卿坊”？

考嘉慶縣誌及最為相近的同治志中提到“太卿坊”時的表述，除了上述與徐光啓相關之外，都集中在地名的指示，如下：

1、喬家柵。在小蓬萊東南,東通太卿坊。（嘉慶志）

2、喬家柵，太卿坊西,至永安橋。（同治志）

3、麥家衖，太卿坊西。（同治志）

4、徐光啓宅,在太卿坊。（嘉慶志）

5、徐文定公祠,在太卿坊。（同治志）

1884上海縣城鄉租界全圖之老城廂

1913實測上海城廂租界圖之老城廂（局部）

1918年《北華捷報》出版的《上海地圖》（局部）

通檢歷代《上海縣誌》志文提及太卿坊處，其實非常有限，最主要的就集中在“太卿坊”與“太卿坊西”這兩種表述。這些志書中提到的位置，在老地圖中的位置如圖所示（見上圖）：

根據老地圖所示，“太卿坊”周邊形勝可以一目瞭然；其 中“喬家柵”和“麥家衖”兩條小弄堂，都通地圖中的“太卿坊大街”，與大街同屬一個街區內，那麼，“徐光啓祠”應該就在這一區域內。

但是，在嘉慶、同治修志年間，著名的“太卿坊”裏坊實際已經被廢，而這兩志中頻繁提到的“太卿坊”，當與沈瑜所建的那個裏坊，已無直接關係，雖然其地址可能重合。此處縣誌中出現的指代方位的“太卿坊”一詞，甚可能就是今天舊地圖中的  “太卿坊大街”。這樣也就能解釋上引“喬家柵”、“麥家衖”、“徐文定公祠”等位置描述具有相當的合理性：  “喬”、  “麥”兩條弄堂在街西；文定公祠堂也當為沿街而設，這都與清代地圖標識相仿。因為徐氏族中是有在舊宅中立祠堂的習慣，徐氏桃園別墅中就設了文定公的別祠，那“徐光啓宅”不出意外也應該就在祠堂附近的太卿坊街邊。

知道徐祖宅與祠堂都臨太卿坊街，那接下來同光時代的“太卿坊街”究竟多長、是否與今天的光啓南路一致，就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這條今名“光啓南路”的街道，於清代怎麼分段命名，僅通過方誌我們無從知曉，不過幸好晚近地圖給我們留下了線索。從上海縣城內最重要的河流肇嘉浜上的阜民橋、即“縣橋”南向一直到大南門附近，就是今光啓南路故道。但清代從縣橋南下至唐家弄附近一段，曾名“縣橋南街”。唐家弄在此分東西兩段，而此處結界舊為流水，西通薛家弄，水上有橋，名“闒水橋”，又作“塌水橋”，此路以南一段名為“闒水橋南街”。從地圖上看，此街南接太卿坊街，兩街分界似不易探知，但至少地圖上“麥家衖”處，已是太卿坊街段。太卿坊街南抵薛家浜，有座廣濟橋,俗稱“陳篐桶橋”，此橋下薛家浜段又稱“喬家浜”，也就是今天喬家路的前身。過了此橋往南，不出一里就是大南門，這段路名又換作了“南門大街”。

上引有些地圖似取喬家路浜南顧家弄，為太卿坊街與南門大街分界，這也就造成了一個大疑案：“太卿坊街”究竟南段延伸到哪裏，是喬家浜上的廣濟橋，還是顧家弄路口，今自喬家路至顧家弄段光啓南路，明清時代究竟是屬“太卿坊街”，還是“南門大街”，若要徹底實錘確證恐怕得等更多的材料刊佈。不過有一點，城南薛家浜作為城中最重要的“五大水系”之一，是上海縣城南重要的里巷分割線，在其未被填河築路前，無疑是這裏最有資格作為太卿坊街與南門大街的天然分界。

這一懸案，正好睏擾到徐光啓祖宅的定位。從方誌記載來看徐光啓祖宅與祠堂，都位於太卿坊街沿街，大概率兩處相連或即為一處。今對照地圖所繪，已知徐光啓祠堂就在太卿坊街的麥家弄至喬家浜區段內。今天存疑的“九間樓”建築羣，則在薛家浜河南岸，也就是“太卿坊街”南側存疑段。若“九間樓”原有建築緊貼今光啓南路者，亦有可能為“太卿坊街”沿街建築。如此，兩處疑似徐氏祖宅，若光從舊志對照地圖的結論，似乎仍不足以定讞；徐光啓祖宅並非“九間樓”的定論也不易就此推翻。

2、“居第之右”

另一條線索，為徐光啓曾在崇禎年間接待並安頓南京而來的意大利傳教士郭靜居，還在自己太卿坊“居第之右”，建了一座天主堂（清初上海知縣塗贄所記）。關於那座天主堂的信息和位置，早期材料都非常簡略，且多沿襲徐驥編乃父《文定公行實》《利瑪竇中國札記》等材料（見李天綱增補《增補徐光啓年譜》所引），且多語焉不詳，只知道那座上海第一的天主堂，坐落在徐光啓宅西，而且還知道那裏的空間非常有限；因為到了崇禎十年，另一位意大利傳教士潘國光（Frarcuis Brancati，1607—1671）主持上海教務後，“以舊建堂卑隘，瞻禮者眾，不足以容”，不得不另覓場所，終在徐氏後人的幫助下，於今天的城隍廟東、梧桐街處，新建了一座教堂“敬一堂”。這座堂址屢歷經興替，但仍保存至今，建築內部氣勢恢宏。環視今存敬一堂周圍，亦嵌於城廂裏坊之間，並非想象中一片開闊之地，然已頗讓明季之潘國光滿意，可以想見之前徐宅西側老堂的空間有多麼逼仄了。

今天所知徐文定公祠在喬家柵以北、太卿坊大街西側，亦即大概率徐氏祖宅所在地，此處再往西便是“鴛鴦廳弄”與“百子弄”等街坊，至今猶存；對照古今地圖來看，宅西區域已特別狹小，鑑於此地若即為徐氏大宅，確實沒有太大的空間留給新教堂。

再看喬家浜河南岸“九間樓”一帶，東自太卿坊/南門大街，西至中心河（今凝和路）興隆橋東，清代地圖顯示“九間樓”西並沒有大型裏坊，面積比今存“敬一堂”一帶大了不少；初來上海的潘國光似乎沒有必要大老遠跑到城北、託人尋找一片尚不如此的地皮建新堂。既然，據相關記載，徐宅西側地方空間狹小，而地圖中九間樓西面空間足夠寬敞，這應該是“九間樓”非徐氏祖宅的最好例證，何況，九間樓西還有另一座小有名氣的本土神祠：羅老太廟。

早在明隆慶、萬曆朝時，松江府城（今上海市松江區）建起了第一座“羅神廟”，此後上海縣陸續建了幾座羅神相關的殿宇；其中這座位於城南的“羅老太廟”，志書中出現不多；大學者俞樾參與修撰的《同治上海縣誌》，是唯少詳細介紹這座寺院的舊志。此廟位於縣城中心河與薛家浜交界處“興隆橋”東面，今“九間樓”西南，從存世地圖來看，應該廟門南向面顧家弄，修建的時間不易確定，從舊志記載中猜測建造時間應該晚於府城那座，但似乎與上海縣城西的羅神廟出現時間相仿，都在明末時間創建。入清後此廟歷經維修，可能在太平天國前後被毀，同治初年，徐光啓的後人徐文瀛倡議在舊殿原址後空地重建羅老太廟，平屋三開間兩進。今觀此處，即便舊殿廢卻，依然能在其後繼續營建“三開間兩進”的新殿，此處空間之大，可見一斑。且此地直至晚清標識中無裏坊交錯，是為一理想的營建公共空間的場所，“羅老太廟”即為最好的例證。所以此處曾立堂，優勢多有甚於梧桐街者，而非智慧如潘國光者所肯捨棄的地方。

還有一點不可忽視，明季西來傳教士及早年受洗的中國信徒，對本土信仰尤持否定的態度，只需略翻《利瑪竇中國札記》中的語句便可知曉。然而若“九間樓”邊不僅有一座典型的本土民間信仰的神祠，且徐光啓、郭居靜把上海第一天主堂就建在此地不遠，這顯然是不太可能發生的事情。反觀薛家浜北徐光啓祠堂一帶，地理描述顯然更為合適。

文定公祠附近空間，還有一條記載可以作旁證。松江府、上海縣舊址皆載，太卿坊建徐文定祠在崇禎年間，並賜額“王佐儒宗”。依前文考證，此祠沿太卿坊街，民國時已不存，而“文革”前留下照片的那幢徐文定公祠，在舊祠之西，為光緒五年（1899）徐氏後人徐子嘉等新建，而舊祠改為徐氏列祖的宗祠（參民國上海縣續志、松江府續志等舊志）；徐家後人在舊祠之西正好容下一幢新祠，這與以舊祠為祖宅位置、在其西新建小教堂的推測，於建築體量上來看正相當。徐氏祖宅不取“九間樓”而應以舊祠附近為宜，是為又一證據。

3、祠堂與祖宅的關係

江南地方名人祠的選址，有明顯追尋前人在世前後蹤跡而定的規律。幾種最典型的選址中，祠在墓邊的情況最為常見，如浦東陳行鄉長壽裏的秦公祠，祀上海城隍老爺秦裕伯，此地即葬父子三人之墓（沈秉成《重修墓祠記》）；或者是名賢生前相關的場所立祠，如龍門書院畢業生在書院內立劉山長祠祀老校長劉熙載；陳化成陣亡吳淞口，此地建陳忠愍公祠。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本人舊宅或莊園，改、增建祠堂的情況，這在本地士大夫中頗為多見，其中最典型的是豫園主人潘恩，身後祠堂一在其身前所復寺院、侯家浜西的廣福寺中，另一處即在舊宅邊穿心街潘家祠堂。鑑於廣福寺實際就在其私家花園豫園邊，此兩處祠堂皆就其舊宅而設。另一位滬上名流陸深身後的祠堂陸文裕公祠，就在陸氏浦東陸家嘴後樂園別墅舊址上。潘恩宅邸之前的主人、四川左布政使沈恩的祠堂方伯沈公祠，雖然沒法建在潘家的宅子裏，也建在此處不遠的姚家弄，地方雖小，但也略盡後人對鄉賢的敬意（可參張秉壼《方伯沈公祠記》）。

如此看來，明季所建徐文定公祠，當與徐氏祖宅，也有極其密切的關聯，據前引徐宅與初建徐祠都在“太卿坊街”西邊，太卿坊街道其實並不長，可以推知兩者間相去非常近，甚至可視為一體，徐氏後人將徐宅作為供奉先人神主的祠堂，所以兩處同時出現在縣誌之中。前論已知城北公子徐驥的桃園別業中，也供奉有徐光啓別祠，此與陸深莊園中設祠同例，則徐氏祖宅設祠可能性亦大增。

今存清末民國徐文定公祠照片一幀，推測為光緒年間於舊祠西側增建，原址雖不存，地方文物部門曾定位過約在光啓南路250弄內位置。

今此處光啓南路街邊發現兩根坊柱，引起學者注意，並紛紛推測石柱原來的作用。

上海本地學者曾推測此二柱當為原“太卿坊”的坊柱，可備一説。但因二柱發現位置，即為徐光啓祠東側、喬家柵街邊；而“太卿坊”清代亦廢，或者可能此柱為“徐文定公祠”前牌坊，也未可知。俟更多材料的發現。

附論民間流傳的  “九間樓”説法的形成。從府縣舊志中看，明清舊志皆無  “九間樓”之名，  “九間樓”僅於《民國上海縣誌》（1935）中出現過一次，錄於下：

天主教之入境,始自徐文定公光啓。明萬曆三十六年,光啓丁憂回籍,過南京,請意人郭居靜至上海開教始。寓南門內喬家浜側（小字：俗稱九間樓,今屋尚存），是為上海有天主教之始。

明代清初志書只提過徐宅在“太卿坊”，今之“九間樓”名不見經傳，且並不靠近大街；此説甚為晚出可知。同時，徐宅在薛家浜南側的明確説法，同樣晚出，前引《同治上海縣誌》“羅老太廟”條載：

在興隆橋東,一名興隆庵,徐文定光啓宅旁舍。

那座羅老太廟確實就在九間樓西側，也間接説明同治志時代，人們已經相信，薛家浜以南的“九間樓”區域為徐氏祖宅了。

這其中原因不難想象，首先經歷年代久遠，且經歷明清易代文物喪亂，即便家族後人亦未必能記清祖宅事體。同時，誤記恰恰又出現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後，此時國運稍平，徐氏後人也有重為地方重要士紳（如徐文瀛）的時候，需要重新建構祖上的文化傳承。九間樓這則“錯誤的實話”會出現，實際上正反映了明季徐氏祖宅成為文定公祠後，城內子孫遷居徐家浜南的經過。據今日徐氏後人回憶，文定公後裔於明季開始分居徐家彙（時徐氏墓園）、桑園街（時徐光啓雙園別墅）和  “九間樓”一帶。前兩處早就是徐光啓生前所置辦的產業，而“九間樓”薛家浜南岸一帶本非徐氏在世時置業，後人搬來此處的原因首先是便於守先人祠堂，同時一個大推測，應該就是原本居於祖宅或遷去城北桃園的一支徐氏後裔，於清代陸續於舊祠附近所置，這符合徐光啓生前對子孫及產業的安排邏輯，俟將來詳考。

結語

徐光啓是古典時期上海最重要的名人士大夫，對其故居/祠堂地的考訂，無疑是今天上海學者與文物保護工作者們的重要工作。自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徐氏“九間樓”的被發現，徐氏故居及其位置的説法便漸成定式。但老城廂中的徐氏舊址所受到的關注度，仍稍遜徐匯光啓公園內的徐氏墓園。直到近日，城南光啓南路邊發現石柱柱礎，上海老城廂城南地區的研究又被燃起些許熱度，這其中，重新考察徐光啓在上海的遺蹟，成為最重要的話題之一。而近年上海地方誌書文獻整理研究的成果豐碩，也為此類上海地方研究提供了堅實的文獻支持。經本文考察，徐光啓故居暨文定公祠堂的準確所在地，當為舊太卿坊大街/喬家柵路口西北角、即今光啓南路喬家柵弄口，新發現的石柱亦在此弄口，與晚清時上海地圖所標基本一致。

去年黃浦區文保所啓動的“徐光啓生平事蹟調研”項目，即為專門研究保護黃浦區內徐光啓遺蹟所設。前論徐氏遺蹟數量，於黃浦區轄內最為眾多；雖地上文物可能存世不多，但地點仍能準確辨識。通過此次研究的開展，若能將上海徐氏遺蹟地上、地下文物做一次全面梳理，配合對徐光啓生平貢獻的展示與推廣，那無疑將是鄉土教育中必要而生動的一課。

作者：王啓元  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