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金不昧，中國排名倒數第一？研究者回應稱，本意並非如此_風聞

圖源：Pixabay.com

撰文 | 楊梟

責編 | 陳曉雪

2015年，一名瑞士學者在離開蘇黎世機場時被工作人員攔住，因為他的箱子裏裝滿了空錢包、現金和400個備用鑰匙。他解釋説，這些都是科學實驗的道具。

他是一個行為研究小組的成員，正在研究兩個重要問題：世界各地的人們是否會歸還丟失的錢包？錢包裏現金數量的差異是否會影響結果？

如今，美國密歇根大學、猶他大學和瑞士蘇黎世大學的這幾位研究者將得到的結果發表在6月20日的《科學》（Science）雜誌上，題為Civic honesty around the globe。該研究結果表明：無論在哪個國家，人們都會想辦法歸還錢包，錢包裏數額越大，歸還的可能性也越大[1]。

有人敏鋭地察覺到，在這項實驗中，中國通知失主的概率處於最低位。

在美國政府指控中國偷竊其高科技知識產權的背景下，這一發現迅速在中國社交媒體引發激烈討論和爭議。一些評論認為，這一研究可能會被“別有用心”的人用來攻擊中國。

“聽到有些人用我們的數據結果來傳播仇恨，我們對此很難過。我們堅決抵制這種行為。”論文通訊作者之一、 密歇根大學助理教授Alain Cohn告訴《知識分子》。

他指出，跨國比較從未成為該研究項目的重點。“從一開始，我們的興趣就是數額大小如何影響歸還率。我們在《科學》發表的論文，幾乎只用來討論實驗條件下錢包內容的差異，而不是跨國的比較。此外，我們沒有在論文中單獨列出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 ”Cohn説。

研究是如何做的？

讓很多國人“義憤填膺”的研究是怎麼做的呢？

根據論文，該團隊成員一共前往了40個國家的355個城市，這些地方的銀行、博物館、劇院、郵局、警察局等文化和法律場所的工作人員，不知不覺中都成為了這項實驗的一部分。

在實驗中，一位實驗助理假扮的歐洲旅客走進上述場所，將一個錢包遞給前台工作人員，並通過翻譯軟件説道：“我在街角發現了這個（錢包），但我在趕時間，請問您能幫忙保管嗎？”錢包裏包含一些錢（當地通用貨幣）、一張購物清單（當地語言所寫）、三張附有電子郵箱的商務名片（當地語言所寫）、一把鑰匙。錢數分為沒有錢、少量錢和很多錢三個等級，數額大小根據當地的人均收入而調整。比如在諸如美國等比較富裕的國家，錢數分別為0美元、13.45美元、94.15美元。該實驗共花費了大約600000美元。

錢包樣本如圖所示 圖源：文獻[1]

該研究的衡量標準是，拿到錢包的人是否聯繫了所有者以歸還錢包。研究人員為每個錢包創建了一個電子郵箱，在線下實驗發生後的100天內，統計是否會收到有關歸還錢包的電子郵件。

另外，研究者還邀請299個普通人和279位經濟學家對拿到錢包的人的行為進行預測，問題包括，錢包裏沒錢時、有一點錢時和有一大筆錢時，人們別有多大的可能性會歸還錢包。

論文的發現有哪些？

總體結果表明，拿到空錢包的人，有40%會設法歸還；拿到少量錢的人，有51％會歸還；當錢包裏有大筆錢時，歸還率為達到72％。

然而，各國結果差異很大。丹麥、瑞典和新西蘭的歸還率最高，尤其是當錢包裏有更多錢的時候。而在中國、秘魯、哈薩克斯坦和肯尼亞，平均只有8-20％的錢包被歸還給其所有者。

而在預測行為方面，299位普通人認為，當錢包裏沒有錢的時候，平均會有73%的可能歸還錢包；65%的可能歸還有一點錢的錢包；55%的可能歸還有大筆錢的錢包。這一預測結果顯然與真實情況並不一致。

然而，即使是經濟學家，他們也預測錯了這一結果。他們預測的結果也認為，錢數增多時，歸還的概率會降低。

也就是説，人們所猜想的自己的行為，與真實所作的並不一樣。

那麼，人們為何會拾金不昧呢？

研究人員認為，人們拾金不昧的主要原因，是厭惡將自己視為小偷。大家希望自己是一個誠實的人，私吞別人的錢包意味着必須要接受這種負面的自我形象，會帶來心理成本，而這種心理力量可能會比金錢的力量更強大。如果這個錢包中沒有錢，那麼即使沒有通知失主，被試也不會覺得這是偷竊，而金額越大，被試就越會覺得這是偷竊。

這種保持“好人”形象、避免不誠實行為的傾向被稱為自我形象維護（self-concept maintenance）[2]。這也是為什麼，在這個實驗中人們會竭盡所能，維持自己的公眾形象，以至於會放棄一筆“橫財”。

在傳統的經濟模型中，人是理性的主體，為了增加個人利益，會追求更多的物質。但是行為經濟學強調非物質對人心理產生的作用，因而會產生新的經濟模型[3]。

Cohn等人的研究還表明，利他主義也能影響人們的行為。在美國、英國和波蘭，作者增加了一項實驗處理方法——有些錢包有錢但沒有鑰匙。結果顯示，有鑰匙的確增加了歸還錢包的可能性，雖然它的影響沒有錢那麼大。

學者如何看待這一研究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經濟學家Marie Claire Villeval（未參與本研究）肯定了該研究的意義：

“這一類有關道德困境的實驗很難在實驗室外展開，簡單地詢問被訪者會帶來主觀的偏差，而這項研究用簡單的實驗證實了自我形象維護。更重要的是，經濟學家可以引入自我利益、個人形象、利他性等因素，並通過它們之間的互動，從而創造新的人類行為模式。”

他指出，當設計行為分析實驗時，既要保證實驗設計捕捉所有的影響因素，又要保證實驗設計足夠簡潔，才能用盡可能小的偏差來測量行為。

“很多因素都會影響地區差異，但是該研究的目的並不是解釋各國之間的差異，而是根據錢包中金額大小來確定歸還率的差異。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國家如何，我們都看到歸還率隨錢數增加而增加。”Villeval評論説。

各國通知失主的概率 圖源：文獻[1]

阿姆斯特丹大學的行為經濟學家Shaul Shalvi（未參與本研究）同樣表示：“本文的主要結論，在於維護自我形象是一個強大的整體效應，主要表現在有錢多的錢包更易被歸還。作者並未提出跨文化的比較，我認為本文的數據也不適合針對某一國家作出結論。”

正如前文所説，在這項實驗中，中國通知失主的概率處於最低位，這也是這篇文章在國內各大網絡平台上刷屏的原因。許多內容帶上“各國誠信排名”“中國最低”等字眼，不過，包括《華盛頓郵報》[4]、《衞報》[5]、《科學美國人》[6]等外媒的報道中，並沒有強調國別差異，有的甚至沒有提到中國。

浙江大學教授王立銘在閲讀論文後也直言，主觀地將論文解讀為中國人誠信倒數第一，是不是有點迫害妄想症。他在新浪微博評論説，這一研究並非意在研究國家之間的誠信程度的區別，而是驗證個人的誠信行為是否收到經濟誘惑的干擾。“這個研究的結論是相反的——在世界範圍內，人們拿到一個裝了錢的錢包以後，聯繫失主的概率都要高於拿到空錢包的時候。也就是説，人們在遇到經濟誘惑的時候反而普遍表現出了更高的道德水準。中國也不例外。”

根據知乎網友公佈的信息，Cohn曾回覆，“聽到有些人濫用我們的研究來傳播仇恨，我感到很難過。雖然這是我們無法控制的，但我想為此道歉。我們的研究從來沒有打算傷害過他們。” Cohn向《知識分子》確認了這一信息的真實性。

實驗設計是否有缺陷？

國內社交媒體流傳的一些評論指出，研究的實驗設計存在問題，因為錢包裏的聯繫方式為郵箱，而中國人普遍不習慣用電子郵件，如果名片上是手機號或微信二維碼，歸還率肯定更高。

Cohn也表示，論文發表後，他們已經收到很多建議，最常提到的是，在研究設計中，丟失錢包的收件人只能通過電子郵件聯繫所有者。

“許多中國公民主要使用微信等移動聊天平台進行交流，因此收件人可能想要聯繫所有者，但對電子郵件不太熟悉。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解釋，這一因素肯定會降低中國的報告率。但是，當我們進一步調查數據時，這個問題無法完全解釋我們的結果。”

“首先，當我們將數據限制在酒店時——許多酒店員工通過電子郵件與外國客人聯繫——總體結果並沒有顯著改變。此外，正如我們論文的補充材料（圖S14）中所討論的，當我們調整企業電子郵件使用的跨國差異時（使用來自世界銀行的數據），我們發現了類似的結果模式。最後，我們對錢包報告率的衡量也與國家層面誠實差異的現有數據一致，例如對公共腐敗的看法或向其合法所有者返還錯誤處理的信件（Chong etal 2014）[7]。”在給《知識分子》的一份聲明中，Cohn解釋道。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社會學家謝宇評論説：“社會科學的方法都可能有缺陷。但是作者用同樣的方法在這麼多國家做了實驗，結果還是有一定價值的。研究發現中國人的誠信最低是讓我們值得考慮的。研究者不是專門研究中國的，對這一發現也沒有特別好的解釋。”

他同時指出，“如果我們認為這篇方法上有問題，對中國的結論不正確。那就需要找出為什麼這個方法對不同的國家特別對中國偏差有那麼大。因為他們在不同的國家用了同樣的方法。方式法本身的不足不能解釋對中國的發現，因為方法不足對不同的國家應該有同樣的偏差。”

中國人的誠信度如何？

那麼，回到最初觸到人們神經的問題：中國人的誠信表現如何？

Cohn告訴《知識分子》，《科學》雜誌刊登的研究顯示，在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當數額更大時，公民都更有可能報告丟失的錢包。在中國同樣如此——當錢包包含更多錢時，歸還率大致增加了兩倍。“對於我們的數據的一個解釋是，中國公民在遇到更多錢時更加誠實。 ”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周欣悦跟《知識分子》分享了一個未發表的類似研究，稱中國受試者的不誠實率只有5%。

“我們在中國幾所大學做了類似的研究：丟一個透明卡包，裏面裝有一張校園卡和20元人民幣。打電話或者交到失物招領處即為誠實行為。結果顯示，不誠實率只有5%。本文這項研究的指標是不正確的，這個指標頂多是測量幫助行為並非不誠實行為，在社會心理學的文獻中這兩者是分開的。”

謝宇則表示，即使有研究得出中國人的誠信水平低，自己也不會很驚訝。“誠信的基礎是社會成員對社會行為規範有共同的認識，而中國社會目前沒有大家都認可的有關社會規範的價值觀，不同的個人，不同的團體，他們有自己的價值觀。沒有統一社會的價值觀，這就是誠信度低的一個原因。什麼都是以利益為基礎，誠信怎麼可能高呢？”

參考文獻：

[1]   A. Cohn, M. Marécha, D. Tannenbaum, C. Zünd, Civic honesty around the globe. Science Rep (2019). doi: 10.1126/science.aau8712

[2]   N. Mazar, O. Amir, D. Ariely, The dishonesty of honest people: A theory of self-concept maintenance. J. Mark. Res. 45, 633–644 (2008). doi:10.1509/jmkr.45.6.633

[3]   S. Shalvi. Financial temptation increases civic honesty. J. Sec. Per (2019). doi:10.1126/science.aax5034.

[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science/2019/06/20/people-are-surprisingly-honest-about-returning-lost-money/

[5]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9/jun/20/honesty-is-majority-policy-in-lost-wallet-experiment

[6]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people-more-likely-to-return-missing-wallet-as-cash-contained-grows/

[7] Chong, Alberto, et al. “Letter grading government efficiency.”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2.2 (2014): 277-298. https://doi.org/10.1111/jeea.12076

（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