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孫元良緣何引爭議_風聞

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

近日，某導演微博中提及孫元良，引起了網友的熱議。

在微博中，他貼出一張合影，配文：“1937年，全線潰退情況下、下令留守上海四行倉庫的中國國民革命軍第88師師長孫元良之子——xx先生！”

微博發出後，網友們紛紛留言，指出孫元良是個在戰場上習慣性臨陣脱逃的“飛將軍”“小戴宗”，並且因貪污好色等問題聲名狼藉。

**歷史上的孫元良真的像網友們所説，是一個臨陣脱逃的“飛將軍”嗎？**網友的疑惑主要集中在以下八個問題。

1、英雄將領？還是需“槍斃”的罪犯？

2、真“槍斃”？還是假問責？

3、堅守戰線，下令死守？還是他人死守，自己撤退？

4、“抗日英雄”？還是民族罪人？

5、得力將領？還是未部署便私自撤退？

6、忍痛奉命拋棄部隊？還是自己臨陣脱逃？

7、在棲霞山遊擊？還是脱離部隊躲在使館？

8、嚴懲？還是假辦真放？

相信本文通過回答以上八個問題，會讓大家有一個答案。

孫元良（1904—2007），原籍浙江紹興，叔父為國民革命軍陸軍上將孫震，1904年出生於四川成都華陽。黃埔軍校一期畢業。曾任國民革命軍第88師師長、第22集團軍司令官、國民軍第5綏靖區司令官等職。

孫元良在晚年完成回憶錄《億萬光年中的一瞬》，從他自己的角度對當時的歷史時期進行了回憶。

而這本回憶錄的內容卻與多年以來孫元良的官長、同僚、袍澤們生前發表的回憶文章內容相去甚遠。這些當事人在回憶文章中，強烈譴責和批判了孫元良在關鍵時刻無視命令、拋棄袍澤、坑害友軍的行徑，他的黃埔同學曾贈言：成功雖無把握，逃跑卻有決心！

隨着包括當時往來電報在內的一系列原始檔案近年來的逐步解密公開，當事人們和孫元良本人的説辭孰是孰非這一問題開始逐漸清晰起來。

1、英雄將領？還是需“槍斃”的罪犯？

北伐戰爭期間，蔣介石曾於奉新，在召集一師官兵的訓話中提到孫元良的逃兵行徑：

“這次打仗，第一團孫團長沒有命令退卻，應照革命軍的連坐法拿來槍斃。這次失敗，是我們革命軍最不名譽的一件事，也是北伐史上最恥辱的一頁。倘使第一師不退下來的時候，我們的戰事一定不會失敗。所以孫團長沒有命令，擅自退了下來，一定要按法槍斃。我們第一師從前是最光榮、最有名譽的軍隊，現在被孫團長個人毀壞，難道還能不槍斃他嗎？”

——《蔣介石假令槍斃孫元良》，楊天石《橫生斜長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84-86頁。 

4 日，又召集第六軍官兵和一師孫元良團全體將士訓話，重申必須槍斃孫元良。兩次訓話，第一次一小時，第二次兩小時，每次都慷慨激昂、聲色俱厲，聽者莫不怦然心動。

——《蔣介石假令槍斃孫元良》，楊天石《橫生斜長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84-86頁。 

此事發生在1926年，國民革命軍攻打江西南昌失敗之後。當時孫元良正在王柏齡的第一軍第一師，任第一團團長，臨時隨全師歸第六軍軍長程潛指揮。由於指揮失誤，江西軍閥鄧如琢和孫傳芳的援贛軍迅速由南北兩面合圍，以優勢的兵力、火力反撲。

王俊、孫元良和敵軍甫一接觸，即向南昌西面的奉新地區撤退。

程潛感到孤城難守，下令放棄南昌。結果，第六軍和第一軍第一師都受到慘重損失。程潛剃鬚化裝，靠了江西老表的領路，才得以擺脱敵人。王柏齡和第一軍黨代表繆斌則下落不明。事後，孫元良團被程潛派駐奉新，向東警戒，掩護主力部隊集結，但孫元良卻拒不執行命令，一聞敵訊，便繼續西撤。

10 月1 日蔣介石得悉南昌敗訊。2日，又接到加倫將軍報告，孫元良不守奉新，退至羅坊，並得悉王柏齡、繆斌逃避不歸。第一師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表現如此不濟，使蔣介石大為惱怒。3 日，蔣介石匆匆趕赴奉新，召集一師官兵訓話，就有了上文中蔣介石痛斥代師長王俊指揮無方，並下令槍斃孫元良的訓話內容。

訓話結束後，第六軍十七師有一個下級軍官一度以為孫元良已死，還曾經寫過一篇追悼孫元良的文章，反映出蔣介石的訓話和執行軍紀所引起的震撼：

孫元良同志原是我第一師的一個團長，他現在已受連坐法槍決了，我以同志的資格追悼他幾句話。我們革命軍人是不怕敵人的，不怕死的，雖千軍萬馬的圍中還要殺條血路衝出去。你這樣的死，真是為你可惜。我們要曉得，敵人是怕革命的，他哪敢向我深入呢？查當日來奉新的敵人不上兩百，所有槍支不過數十支，以為他作一個很猛烈的進攻，被他騙掉了你的性命，我實在替你可憐。但是，你這一死，一面表示了我革命軍的連坐法精神，一面促起好多同志的奮發，總算説是死也值得。可我回過頭來敬告我最親愛的同志們，我們的總司令説的，我不怕敵，敵必怕我；我們怕敵，敵必殺我。我們大家要緊記在心。

——《蔣介石假令槍斃孫元良》，楊天石《橫生斜長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84-86頁。

2、真“槍斃”？還是假問責？

從這位軍官的上述發言看來，他是以為孫元良真的被槍斃了，所以才寫了這段文字，表示痛惜，也用以激勵同志。但事實上，孫元良並沒有死，孫元良是黃埔一期畢業生，曾在蔣介石的身邊任警衞團長。在執行槍決之前，孫元良得到蔣先雲的通知，逃了。

蔣先雲當時是蔣介石的秘書，此舉應出於蔣介石的授意。孫元良逃命之後，跑到武漢，求見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鄧演達不見；後又到日本，蔣介石親筆寫信介紹他進日本陸軍大學，並匯寄學費三千元。這也説明，當初蔣介石下令槍斃孫元良實則是做給大家看的。

3、堅守戰線，下令死守？還是他人死守，自己撤退？

1937年11月5日，淞滬會戰期間，日軍第10軍登陸杭州灣金山衞，形成對淞滬前線中國第三戰區部隊的包抄之勢。國軍反擊未果，為避免全軍覆沒，下令“轉進”，實則為潰退。

為了掩護國民黨主力部隊轉移，孫元良又下令88師524團第1營的400多名官兵，固守四行倉庫陣地，並親手將“死守上海最後陣地”的命令交給謝晉元團長。

自己則撤退了。

1937年11月9日，日軍突破蘇州河，國軍除104、105、106等師比較鎮靜外，餘部皆潰不成軍。孫元良此時帶着幾個衞士與部隊失散，直到蘇州才將參謀部重新集結起來。

淞滬會戰中的孫元良（中）與副師長馮聖法（右）、參謀長陳素農（左）

4、“抗日英雄”？還是民族罪人？

孫元良在南京保衞戰中的表現所引起的爭議和非議最為嚴重。1937年12月的南京保衞戰期間，當雨花台陣地陷落，日軍居高臨下攻擊中華門陣地時，88師262旅官兵不顧日軍炮火，堅守城垣，但時任88師師長的孫元良卻被指責為臨陣脱逃，甚至有人指出孫元良需要為之後部分國軍官兵被日軍屠殺負責。真相究竟如何？

日軍那種極端殘暴的行為外，在我國方面，參加保衞南京戰役的高級幹部，都是有責任的。尤以像孫元良那種卑鄙可恥的行為（孫元良於12日下午5時到長官部開會出來後，就沒有回部隊，脱去軍服，換上便衣，跑到一家妓院拜鴇母做乾媽，遷到難民區躲藏了1個月，後以日軍疏散難民，才混出來），更是罪不容誅……

——國民黨36師師長宋希濂著《南京守城戰役親歷記》

87、88兩師規定突圍，均未遵辦，又未控制到船隻，無法渡江，而且88師已經潰散。聽説王敬久、孫元良二人開會後即不知去向，部隊無人指揮，混亂不堪，後來被日寇屠殺的最多。這二人均被免去軍、師長職，只保留兩師番號,重新成立。(孫元良入妓院，託庇鴇姆，甘充下役，得全生命，無恥之極。****)

——劉勁持著《上海八一三抗戰及南京衞戍戰見聞》

5、得力將領？還是未部署便私自撤退？

1937年12月11日，經過長考，在三峽船上蔣介石給唐生智下達了撤退命令，該命令同步由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電話轉告唐（生智），顧（祝同）並要唐當天先行過江。唐生智拒絕立即過江，於當晚徹夜組織完成了“正面突圍”的撤退方案，並定於12日下午5時召集各軍師長開會佈置。

此時，孫元良卻率師直屬隊和262旅一部在12日上午就**違令先動。****擅自向下關撤退，企圖渡江北撤。**在挹江門內被上文中提到的36師師長宋希濂的督戰隊“勸阻”，返回中華門繼續作戰。

——宋希濂著《南京守城戰役親歷記》

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於12日下午2時左右率所部2000餘人向下關方面逃竄，企圖過江。唐生智得悉，命我負責堵阻。我力勸孫元良萬不可這樣擅自行動，孫為情勢所迫，乃又率所部回中華門附近。

——宋希濂著《南京守城戰役親歷記》

這一事件，在19日關生笠給蔣介石的報告中也有提及，關生笠還指出，10日孫部已利用私藏的船隻將輜重偷運漢口：

文【注：12日】晨，由八八師守備之雨花台失陷。文午中華門又失守。由八八師自動撤退，於是全城混亂。……八八、八七、三六等師司令部及重要輜重灰（注：10日）晚已由八八師之軍需處裝運漢口。

——“國史館”檔案，數位典藏號：002-090200-00032-123

6、忍痛奉命拋棄部隊？還是自己臨陣脱逃？

孫元良本人的回憶中，並沒有否認棄部隊“逃跑”，但就是否“違令”做出瞭解釋，按照他的回憶，此事件是接命令棄部隊撤退而非臨陣棄部隊脱逃。

那麼，唐生智的命令究竟是如孫元良所言讓各長官拋棄部隊過江，還是如宋希濂所言部署了正面突圍呢？

孫元良本人的回憶是這樣的：

唐指揮官召集各部隊長會議，他宣佈放棄南京。他要各部隊長和他一起到下關乘輪船渡江。……唐馬上又拿出預先用油印印好的，從南京撤退的正式命令，發給每人一份。這時桂永清哭了，他不願丟下剩餘的部隊，一個人和唐乘船渡江。所有的部隊長也都作同樣的表示。我流着淚説：“指揮官請先乘船渡江，官兵都不認識你呵。我們是直接帶兵的，應該和自己的部隊在一起行動。

——孫元良著《億萬光年中的一瞬》（時英出版社，2008年07月，第236-237頁）

另一方面的資料則與孫元良本人的説法相悖。

當時並非所有守軍將領都在開會後直接棄部潛逃，另有兩支廣東部隊遵從唐生智命令，成功從正面突圍。其中，**鄧龍光軍長留下了唐生智的突圍命令稿。**從命令稿中可以看到，孫元良的七十二軍（即第八十八師）應當沿飛機場東側——高橋門——淳化鎮——溧水突圍，而教導總隊也不在渡江撤退的部隊之列。（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二編軍事（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29-331頁。）

而在孫元良回憶中提到的，流淚不願捨棄部隊的桂永清，則在時任教導總隊副總隊長兼第一旅旅長周振強回憶中被提到：

十二日晚十時左右，我在紫金山第一峯指揮所看到南京中華門方向和下官方向都起火，打電話到總隊部也打不通。派人到總隊部一看，回報説，總隊長下午五時到總指揮部開會以後沒有回來，參謀長邱清泉也離開了總隊部，城裏部隊很亂，都紛紛向下關方向跑去。

——周振強著《教導總隊在南京保衞戰中》。摘自《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  南京保衞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08月第1版，第168頁。

7、在棲霞山遊擊？還是脱離部隊躲在使館？

關於此事的另一爭議在孫元良主張自己並未為了保全性命放棄抗日脱離部隊，而是在棲霞山遊擊。他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我即然在江邊找不着船，只好鑽隙向東面的山地撤退，我們從犧霞山、龍澤年車站間跨過鐵路，南向進入山區。土著同胞殷勤地供給食物，熱心地帶路，並代我們找船，給了我們不少方便，也添了我們無數傷心！這樣，我便帶了我的司令部六百多官長兄弟，和一輩子的創痛與恥辱，從龍潭附近渡江，經泰興、淮陰、徐州、鄭州，於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漢。

——孫元良著《億萬光年中的一瞬》。時英出版社，2008年07月，第238頁。

對於，孫元良是否在撤城會議之後“和自己的部隊在一起行動”，時任八十八師軍械處主任兼南京通訊處主任的葛天，在《我所知道的孫元良》（摘自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第19輯  軍政人物（上冊）》，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08月第1版，第463-464頁。）一文中是這樣回憶的：

我到了漢口不久，忽聞軍隊從南京大潰退的消息，想到孫元良的安全問題，竟到寢食不安。……以後再亦無法找到孫元良這樣相信我的長官。正在這時各方紛紛傳説孫元良生死不明的消息，我聽到以後，更加着急。

約過了五天，我在漢口湖南會館八十八師收容處遇到剛由南京逃漢的八十八師補充旅旅長吳求劍……我急忙問他：“師長（指孫元良）的情況怎樣？”他帶着失望怨忿的口氣對我説：“在12月11日下午3時左右，**防守南京光華門的桂永清部被日軍突破，敵人的先頭部隊已進到明故宮飛機場，這時我還同孫師長通電話一次，並問他如何應付，他告訴我見機行事，從那次通電話以後，就失了聯絡。**我看到當時混亂情況，也就到了下關渡過長江，並多方打聽他的行蹤亦沒有結果。依當時情況看來，他無論如何可以渡過長江平安到達後方。現雖有人傳説他業已渡江時而死，但這一消息不一定可靠。”

1938年5月中旬，孫元良已到武昌珞珈山中央訓練團黨政班擔任副主任。這時候該班有一個秘書盧則文，他同孫元良在蘇州東吳大學同學，盧則文在抗戰初期曾在一個外國公使館工作，有這個關係，孫元良就事先同他接頭，一到南京緊急時候就偷偷摸摸隻身逃躲盧則文事先為他接好頭的某國駐華公使館。他去的時候連他的衞士亦不知，恐怕這個可恥消息被別人知道。到孫元良已由南京到武漢並在武漢坐牢問題告一段落，盧則文認為他不會再發生其他問題，就吞吞吐吐的把孫元良不可告人的事告知他的知己張柏亭（張是當時八十八師參謀長），以後別的人亦就知道了。

**他住在公使館知道了守南京的將領從唐生智起到各師長止，沒有一個人受到懲辦，於是他就離開公使館躲到雲南路336號（即鼓樓四條巷5號隔壁，這二座房子都是他的私宅），準備離開南京。**他化裝成一個馬車伕，通過下關離開南京到了蘇北韓德勤部，然後轉到漢口（他離開南京時曾由原八十八師師部一個伙伕裝作馬車伕，孫裝作助手，到下關時該伙伕故意打孫一個耳光，使敵人沒看出是孫元良）。

另外還有一些電報資料參考。

1937年12月18日，一封可能是廖齡奇（發電署名錯標成“孫元良”）拍發給蔣介石的電報，報告了八十八師領導層在南京保衞戰撤退中拋棄部隊，下落不明的行為：

職部轉進浦口，所有人員、武器及器材損失至為奇重。孫軍長、彭副師長鞏英及各旅團長行蹤尚未明瞭，沿津浦路收容僅得官兵千餘人。

——國史館檔案，數位典藏號：002-090105-00002-386。

19日，俞濟時致電蔣介石稱：

八八師孫師長行蹤迄今尚無確息。****據其部屬傳言均不一。……至巧【注：18日】晚止收容八百餘名，臆料到得千數。

—— “國史館”檔案，數位典藏號：002-090105-00002-385

1938年1月29日，韓德勤致電蔣介石，報告孫元良已找到：

八十八師孫師長元良已脱險抵泰縣。除飭沿途各縣長護送來淮陰外，謹電呈報。

——“國史館”檔案，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494-033

1938年3月29日，蔣介石下達手令，**“嚴辦”孫元良：****孫元良在第八十八師師長任內，聲名狼藉，在滬作戰期中，且有貪污案情。**現雖無實據，但既有所報，不能不徹底查明。而且在師長任內，有剋扣軍餉情事，該師軍紀至今仍甚惡劣，着即將孫元良交軍法執行總監部看管，非俟查明實情，不得恢復自由。此令。

8、嚴懲？還是假辦真放？

蔣介石曾問過“難道還能不槍斃他嗎？”當時聽訓的官兵可能萬萬沒想到，這確實是個問題。

當孫元良回到武漢，為了規避責任，孫元良矇騙記者曹聚仁，假的新聞材料《孫元良在南京棲霞山打游擊經過》發表：

去年我師奉令參加堅守南京的任務，到12月10日左右，因敵軍兵力優勢，火力強大，我軍遂奉令突圍到某地集結，我除令所部想盡辦法渡過長江到指定地點集結外，我個人因情況不允許通過下關的挹江門，於是又折回城內，在城內收容本師散兵一部分通過和平門計劃到下關渡江，但這時下關已被敵人佔領。我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就潛伏在曉莊新村，並先後收容士兵計3000名，然後克服種種困難，帶到犧霞山一帶稍加整編，就同南京附近的日本鬼子展開游擊戰爭。

此新聞一出，倖存的88師官兵憤怒了，以88師264旅旅長廖齡奇以全體官兵名義電請蔣介石槍斃孫元良，指出他在平時剋扣軍餉，私刻印章假造報銷，一貫過享樂腐化生活，在戰時貪生怕死，在南京抗戰中，沒有接到撤退命令，就擅自離開師部逃到公使館，祈求帝國主義保護，不顧全師官兵生命危險。

葛天在《我所知道的孫元良》（摘自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第19輯  軍政人物（上冊）》，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08月第1版，第466頁。）中這樣回憶道：

從報紙上發表孫元良到漢口的消息後，就引起了各方的注意和憤怒。……首先，有上海南京一帶逃難到武漢的人民控訴孫元良在上海搶劫棉紗書籍，在蘇州無錫等地搶劫商店的物資，以及強姦上海學生慰勞代表等等；第二，有八十八師二六四旅旅長廖齡奇為首的以全體官兵名義電請蔣介石槍斃孫元良，指出他在平時剋扣軍餉，私刻印章假造報銷，一貫過享樂腐化生活，在戰時貪生怕死，在南京抗戰中，沒有接到撤退命令，就擅自離開師部逃到公使館，祈求帝國主義保護，不顧全師官兵生命危險等等；第三，有宋子文、陳誠等，他們過去同孫有矛盾，亦利用這個機會控告孫元良在京滬一帶搶劫棉紗汽油機器等等罪行。

但蔣介石接到各方控訴後，並沒有真心要嚴辦孫元良，而是着眼應付各方責難。

我記得是3月中旬的一天，蔣介石召見了他，地點仍在湖北省政府內。據孫元良回來對我説：“今天委員長(指蔣介石)一見我就怒氣衝衝大罵我一頓，並責備我為什麼要躲在南京，為什麼不跟隊伍到後方？並説到了後方的話，那同別人一樣什麼事都不會發生。他罵了一陣後，又比較和氣的用手指桌上控訴我的材料説，你看，各方控告你的文件有一尺多高，你馬上回去根據這些主要問題找人研究研究，並依照要點設法申訴，考慮好以後，你自動到軍法總監部報到。”

——葛天著《我所知道的孫元良》，摘自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第19輯  軍政人物（上冊）》，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08月第1版。 

3月5日，孫元良向蔣介石報告了4日蔣召見他及他原定去軍法總監部報道的事，佐證了上面葛天的回憶：

學生奉命後，本擬於昨午後徑由鈞寓往軍法總監部投到。經詢鹿總監，據答尚不知此事。囑今日再去，故於本晨投到。

——國史館檔案，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495-097。

3月29日，蔣介石下達上文中手令，稱其“聲名狼藉”，但留有活口“現雖無實據”。

隨後，根據葛天著《我所知道的孫元良》中的回憶，孫元良主動投案，並由葛天開始運作。

經過商量，我們決定首先買通經辦孫元良案件的軍法官和看管他的副官……那個軍法官亦自動為我想了一些辦法。如八十八師官兵控告孫貪污等罪行，他就要我到各地醫院中買通幾個該師的傷官兵，等到手續辦好後告訴他，他就依我所告訴的醫院，要該醫院派人到武昌作證。我派人到湖南長沙一個軍醫院裏，買通了傷官傷兵各二人，到時該軍法官就電長沙該軍醫院派八十八師傷官兵各二名到武昌，他們出庭作證時，硬説孫元良從當師長以來，不僅沒有剋扣軍餉還多次給他們慰勞金多少等等鬼話……我還記得他們離開武昌時，我給他們每人國幣400元。

第二，用五萬元買通八十八師旅長廖齡奇。我用慰勞八十八師傷官兵的名義拿出五萬元，把這筆款用廖齡奇、葛天、宋尚魯（八十八師師部軍需主任）以及廖的軍需主任王彬（廖的親信）等四人名義存到漢口一個銀行裏，這是表面上的做法。我把錢存好後，就把我的圖章及存摺一併交廖並對他説，為了今後你們取款方便，需要這樣做，實際上就是給廖五萬元。此外，我根據廖的要求，又到湖北花園車站附近八十八師駐地重發該師官兵三個月薪餉（即1937年10月、11月、12月，那時實際人數不到3000人）。這樣，八十八師全體官兵控告孫元良的問題暫告一個段落。

第三，除依照軍法官所提出的所謂各種證人一一辦妥外，我又要求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姚琮代向陳誠等説話，要求湯恩伯分別電請蔣介石、何應欽對孫元良案免予處分。

5月2日，孫元良給陳誠寫信表忠心。

若果有罪，生當然守法，若果無罪，則生擬“不作長（師長、旅長之類）”、“不帶兵”，永遠追隨鈞座，略盡綿薄，並親教訓，俾免殞越。

——“國史館”檔案，數位典藏號：008-010202-00031-004

5月16日，陳誠呈文何應欽，何表示查該員案情既明，可否着其先來軍官訓練團服務之處。

5月20日，顧祝同出面保釋孫元良。

7月12日，湯恩伯出面，請調孫元良到湯部服務。

至此，南京保衞戰期間，孫元良脱離部隊，造成部隊失去指揮、一片混亂，而自己臨陣拋棄部隊自行逃亡，並偽造期間經歷一事，就此了斷。

上海市民慰勞第88師抗日官兵

孫元良一生在北伐南昌之役、抗戰南京保衞戰、解放戰爭淮海戰役，三次大的戰役中均有臨陣脱逃的行為，若加上淞滬戰場和成都逃台，則為5次。其中，南京保衞戰，孫拋棄部隊逃入使館，後又編造“打游擊”假新聞的事件也浮出水面。

雖然孫元良屢屢臨陣脱逃，多次被蔣介石揚言槍斃、被下屬電請蔣介石槍斃，卻深受蔣介石信賴，屢屢保命，甚至平步青雲。“這樣的孫元良”，也難怪會有爭議。

無論他們被後人稱作“德械師”還是“中央軍”，無論他們在當時被叫做“桂軍”、“川軍”、“西北軍”，國民革命軍的將士們在抗日的正面戰場上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無論是“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還是“中國不會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無論是“用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還是“抗日的烽火燃燒在太行山上”，都是中國人民十四年艱辛抗戰歷程中無可替代的組成部分。

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的閲兵式上，諸多真真正正在中華民族偉大的抗日戰場上戰鬥過的“國軍老兵”們也和他們當年參與八路軍、新四軍，參與諸多人民抗日武裝的同胞們一起出現在天安門廣場，接受全國人民崇敬的目光。

但包括國民革命軍將士們在內的全體抗戰軍民可歌可泣的流血犧牲，不應當成為對國民政府中高層部分民族敗類塗脂抹粉的道具。孤軍奮戰卻被友鄰出賣的戰士、在行軍途中凍餓而死的壯丁、下關碼頭羣龍無首被日寇屠殺的潰兵…用他們的鮮血為那些造成這些慘劇的罪魁禍首們塗脂抹粉，這種無恥之行不啻於將這些冤魂再殺死一次！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某些民族敗類不能、也不應當被籠統地划進“抗戰國軍”這個概念裏，和“八百壯士”，和死守藤縣的王銘章、和血灑長空的劉粹剛、和無數為國獻身卻沒有留下名字的抗戰英雄們一起，被後世所紀念。

撥開歷史的迷霧，發現事實的真相，讓英雄的崇高和敗類的無恥都大白於天下，曝光於世人眼前，這是我們一直以來的夙願。我們將用端正的史觀，以詳實的資料和負責的態度，推出抗戰史考證系列，以慰英雄，以勵後人。

【參考資料】

1、宋希濂著《南京守城戰役親歷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  第12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61年02月。

2、周振強著《教導總隊在南京保衞戰中》。摘自《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  南京保衞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08月第1版。

3、劉紹武著《“南京突圍”親歷記》，摘自政協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  第3輯》，1961年10月。

4、葛天著《我所知道的孫元良》，摘自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第19輯  軍政人物（上冊）》，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08月第1版。

5、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二編軍事（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6、孫元良著《億萬光年中的一瞬》。時英出版社，2008年07月。

7、葛天著《我所知道的孫元良》，摘自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第19輯  軍政人物（上冊）》，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08月第1版。

8、“國史館“檔案，數位典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