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長榮罷工扯上「企業民主」_風聞

2016年華航空服員罷工事件，在當時被稱為顏值最高的社會運動，甚至被上綱到「女權的戰爭」，社會反應是「驚艷」大於「論理」，因此罷工不到一天，便以資方全盤接受工會訴求落幕。顏值偉力，竟成為勞工對抗資方的利器。

但是，三年三次航空業的罷工，已讓社會感到疲倦，也對空服員工會的霸道顯露不耐，輿論紅利盡失，高顏值無效矣。

這次長榮空服員罷工，其實是長達三年勞資協商(20多次)破局的結果，工會所採取的突襲式罷工，影響了數十萬旅客的權益。而長榮員工2萬，(本籍)空服員3600人，加入工會者3200人，以少數癱瘓多數員工工作權，亦使勞方難以站在道德高地掌握話語權。

與三年前的高顏值抗爭相較，這次長榮空服員工會的漫天喊價，是致使勞方理虧的主因。案漫天喊價的談判策略，無非是「要一毛喊一塊」，古云「凡事有度，過猶不及」，這次工會的要求已經越過商談手段的紅線，可謂「要一毛喊十塊」，資方若妥協即違法，此事又如何能善了？

工會8大訴求中，有2條是明顯霸道不講理的，如: 提高津貼的對象僅限於工會會員。開放勞工參與公司治理，增設勞方獨董。

僅限罷工者獲利，俗稱為「禁搭便車條例」，簡言之就是有參與罷工的才有糖吃。此舉深深打擊勞工運動的正當性，如果革命成功的果實僅革命者可嚐，革命行為即成私利的鬥爭，理想性為0，甚至為負。

對勞方而言，工會此舉形同強迫勞工入會，對資方而言，若給勞工差別待遇等於違法。

關於此，工會內部也有成員不滿，質疑工會作為一類營利組織，會費年收入超過3000萬台幣，卻從未主動公佈(工會幹部的)薪資財報，此其一。罷工訴求並非全體會員認可，漫天喊價的談判策略，失敗的高風險卻由全體會員承擔，此其二。若談判失敗，工會幹部薪水照領，毫無損失，此其三。

換言之，在工會內部也產生了「勞資矛盾」，這是工會對資方需索無度的副作用，勞方內部從核心幹部到非會員這一範圍，形成一圈又一圈的意見分歧。

增設勞方獨董，對於半公股的華航容或可行，但對於全民營的長榮而言，董事的選任是股東會的權限，非公司與工會得協商之事項。這套辦法形同強迫資方施行超越法律(公司法)的安排，台灣沒有相關法令要求民營公司設立勞工獨董，資方便以此為由對勞方提出「非法罷工」之訴。

這個問題很快就變成「企業民主」的爭論。

「產業民主」能在資本主義中存活嗎？

一般公營事業不完全是以營利為核心，它有政府所賦予的戰略任務，有時不惜虧本也得配合政府的政策。如油價，公營的「中油」有時會為了配合政府穩定民心的需求，抑制價格上漲，承受賠本。但是勞工卻不能因公司賠本賣產品而權益受損，基於保障弱勢勞工的概念，所謂「產業民主」，或説「勞資平權」，是資本主義向左挪移的一種進步理念。

因此在公營企業裡，政府帶頭實驗「產業民主」增設勞方董事，還算説得通。況且公營事業有政府財力做後盾，承受低營利效率甚至負盈利的能力較強，足以支撐勞方在公司治理上為了爭取自身權益而對營利目的的幹擾。

但是，民營企業完全是以營利為核心的團體組織，其自生條件取決於經營高層能多大程度排除對營利目標的幹擾，無論是來自外部或內部。在此概念下，「企業民主」或「勞資平權」從何談起？

對多數經營階層而言，勞工成本往往是企業競爭力的關鍵，而非技術，所以企業才會往勞動成本低廉的地方流動，形成經濟體所欲成就的產業鏈經濟型態。即便是以技術為營利關鍵的企業，莫不希望節省勞工成本，以投注於研發。

因此，在實行資本主義的地方，政府能為勞工做的，就是完善保障勞工權益的相關法令，盡可能防止資本家對勞工的不合理剝削。但另一方面，政府的財税收入來自於資方，又不能過偏勞方立場，致使資金外逃，打擊經濟。

勞工參與公司治理與決策，究竟能否強化企業績效，這是一個難有正確答案的問題。就人性面而論，勞工會集中關注於自身利益，股東何嘗不是，而兩造往往有利益上的矛盾。這就是對經營決策的幹擾。

作為政治訴求，蔡英文在2016年大選時的政見之一，就是產業民主，她主張「推動勞工參與公司治理，有助於企業的經營績效，及強化企業體質，所以，要建立企業內勞工參與管理的新模式，讓公平的集體勞資關係，為勞工與企業帶來更強的競爭力。」

但執政後，蔡英文完全沒有推動所謂「產業民主」，實現在民營企業裡增設勞工董事的政策。為什麼呢？因為無論任何政黨，其政治資金主要都來自於資本家，又怎麼可能違背資本家的利益，推動產業民主？

政商結構暫且不論，從現實面來看，資本會逃離勞工力量高的地方，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除非這地方有足夠誘人的營利條件。説白了，在某地設公司，利潤愈好，前景愈佳，企業能承受的勞動成本就愈高。換言之，經濟體能否創造的良好經濟環境，就是一切的關鍵。做不到，就絕無可能有「產業民主」，與「勞資平權」。

這就是為什麼，半公股的華航，在解決勞方問題的時候能比較明快，但在全民營的長榮卻難以善了，一言以蔽，民營公司無法「政治解決」耳。

結語

從消費者權益的角度來看，罷工當然不好，但政府屢屢揚言要以法律規範「預告罷工」，讓消費者得以有所準備，也是過猶不及的做法。因為對勞方而言，預告罷工日期，對資方的壓力即大幅下降，致使勞方達不到罷工效果。若哪天當真落實預告規範，工會唯一的解法，就是預告月月罷工，無限期拖長勞資戰爭。

長榮空服員工會這次將戰略目標設得過高，得不到社會普遍的同情與支持，反而予人需索無度的感覺，是絕大的敗筆。但之所以會這麼做，除了瞄準民進黨當局治理聲望低落，選舉將屆的時機，吃定官方會出來幫忙解決之外，也在於航空業年年罷工的社會支持效應遞減現象，因此下猛藥務求一次到位地達成目標。

只是這算盤打得不夠精，工會為私利罷工，又將「企業民主」當成叫價的工具，失去道德高地，社會多數反感，為勞工運動寫下了不光彩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