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紙美國法院裁定-中國銀行業面臨重大危機？如何應對？【走出去智庫】_風聞

走出去智庫觀察

華盛頓郵報於北京時間6月25日早報道稱，三家中資銀行涉嫌在對朝鮮違反經濟制裁的調查中拒絕遵守傳票要求。美國司法部長或財政部長有權根據美國《愛國者法案》終止上述三家中資銀行與美國金融體系的聯繫。

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法律顧問卜祥瑞25日就此事件答記者問時表示，“中資銀行依法不應該履行美國法院的判決。”

25日下午，針對外媒報道一事，該三家中資銀行也先後發佈聲明稱，沒有受到因涉嫌違反任何制裁法律的相關調查。

走出去智庫（CGGT）觀察到，該報道並非針對最近發生的事件，報道中所指傳票要求美國法院已於今年3月作出裁決並發佈強制令。其中一家中資銀行已對該強制令提起上訴，聯邦巡迴法院暫未對該上訴作出裁判。另外，對於美國政府是否會對該三家中資銀行採取措施，美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發言人未予評論。目前沒有確鑿信息表明中資銀行會受到制裁。

此事件對中國銀行業有哪些影響？如何應對？今天，走出去智庫（CGGT）刊發蔡開明等法律專家的分析文章，供關注此事件的讀者參閲。

要 點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1、**在美國有分支機構的外國銀行一旦收到“Bank Of Nova Scotia Subpoenas”（豐業銀行傳票），對該分支機構有管轄權的美國聯邦法院有權要求該銀行提交與被調查的交易相關的任何資料（包括存放在美國境外的資料）。**一般而言，法官傾向於認為當事人利用了美國法律開展自身業務，應當受美國法律管轄。

2、《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第四條規定：非經中華人民共和國主管機關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機構、組織和個人不得向外國提供證據材料和本法規定的協助。

3、美國法院的此裁定使得在美國設有分支機構的各大中資銀行有可能在面臨美國法院調查時，無法有效援引中國境內法進行抗辯，而被裁定強制執行傳票要求，提供相關美金交易的單據。

4、本裁定中美國法院強制中國三家銀行提交的相關資料非常具體，要求銀行提供相關交易單據的正反頁內容。這給了中資銀行一個提示：日常運營中要妥善、仔細的收集、核對、保管客户身份資料和交易記錄，確保能重現該項交易。

5、對於在境外設有分支機構的中資商業銀行，總部應加強對境外機構合規管理的指導、支持和管控力度，遵守銀保監會的規定和要求，及時就境外合規情況與銀保監會進行溝通匯報，防範和降低境外機構風險以及其對境內業務的影響。

正 文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作者: 蔡開明 牛玥 孫磊 劉紅梅 陳怡菁 阮東輝 劉念

一、背景介紹

6月25日，多家新聞機構援引美國華盛頓郵報的報道，稱三家中資銀行涉嫌在對朝鮮違反制裁的調查中拒絕遵守傳票，美國司法部長William Barr和財政部長Steven Mnuchin有權根據《愛國者法案》終止該三家中國金融機構處理美元交易的賬户。目前，本案仍在司法進程中。

2019年3月18日，美國華盛頓特區聯邦法院作出裁定，同意美國聯邦政府此前的動議，強制中國三家銀行根據大陪審團傳票及行政傳票的要求，在30天內提供各自與某朝鮮公司及其空殼公司的相關金融往來單據。這是美國法院第一次在制裁調查中強制中資銀行執行傳票要求提供交易數據。

2012年10月至2015年1月，上述朝鮮公司利用其設在香港的空殼公司通過三家中資銀行在美國的分支機構或代理行賬户進行了超1億美元的資金往來。其中甲、乙銀行在美國設有分支機構，丙銀行在美國沒有分支機構，但設有代理行賬户。據稱，中國政府或相關國有企業持有該三家銀行的股份。

針對該朝鮮公司通過美國金融市場進行的交易，美國財政部對其涉嫌的三項罪行進行了調查：(1)洗錢罪；(2)違反根據《國際經濟緊急權力法案》(International Economic Emergency Powers Act)簽發的行政命令（例如第13382號行政命令）；(3)違反《銀行保密法案》。

2017年12月26日，華盛頓特區聯邦檢察官向丙銀行發出了行政傳票，要求其提供與該朝鮮公司相關的記錄（包括簽名卡、開户文件、對賬單），以及自2012年1月1日起所有與該朝鮮公司相關的一個特定賬户的銀行交易記錄。同年12月27日，甲、乙銀行在美國的分支機構分別收到了大陪審團傳票，要求兩家銀行各派一名代表在大陪審團面前作證，並向大陪審團提交前述要求丙銀行提供的類似文件和記錄。

丙銀行在收到傳票後，於2018年1月立即向中國銀監會和人民銀行報告了此事，其被告知：1、根據中國法律，丙銀行遵守傳票要求的唯一途徑是根據2000年6月頒佈的《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刑事事項司法協助的協定》(MLAA)的程序要求。根據該要求，丙銀行應當通知美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提出MLAA請求，中國司法部在收到美國的請求後會迅速作出回應；2、如果丙銀行直接向美國司法部提供相關客户信息，其將面臨銀行監管機構的行政處罰，並可能會承擔刑事責任。

2018年11月29日，美國政府向聯邦法院同時提出強制甲、乙銀行執行Bank Of Nova Scotia Subpoenas（豐業銀行傳票）、強制丙銀行執行行政傳票的動議。2019年1月7日，三家銀行向銀行提交反對意見書，反對政府的強制動議。其中，甲、乙銀行援引“執行該傳票要求會違反中國相關法律”作為抗辯。

2019年3月18日，針對甲、乙銀行的抗辯，美國法院根據豐業銀行平衡測試，衡量美國和當事人本國之間的國家利益，做出不採納其抗辯的決定。法院裁定該三家銀行遵守2017年12月制發的傳票，併發布強制令，要求丙銀行於2019年3月28日之前提交傳票要求的記錄，要求甲、乙銀行於2019年3月28日派員作證或提交相關記錄。該裁定作出後，三家銀行並未按照傳票要求提供相關記錄。

2019年3月29日，丙銀行對執行行政傳票的強制令提出上訴。同日，美國政府向法院發出動議，要求裁定3家銀行藐視法庭。

2019年4月10日，華盛頓特區聯邦法院裁定3家銀行藐視法庭，對3家銀行每天罰款50,000美元，直到完全遵守3月18日的裁定為止。3家銀行已對該藐視法庭的裁定提起上訴，巡迴法院將在今年7月12日聽取該案件。

二、

美國法院要求銀行提供交易數據的3種傳票

在本案中，甲、乙銀行首先收到了大陪審團傳票（Grand Jury Subpoenas），此後美國政府向聯邦法院提出強制甲、乙銀行執行大陪審團傳票和豐業銀行傳票（Bank Of Nova Scotia Subpoenas）的動議。丙銀行首先收到了美國檢察官發出的行政傳票(Administrative Subpoenas)，此後美國政府向聯邦法院提出強制執行丙銀行執行行政傳票的動議。

三種傳票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

1、行政傳票--適用於在美國沒有分支機構，但在美國有代理行賬户的主體。

法律授權的特定行政機關有權制發行政傳票，強制證人作證和/或提供文件，主要運用在涉及醫療欺詐、虐待兒童、管制物項等刑事案件的偵查之中。

美國法院判例表明，只要符合法律規定、不違反憲法第14修正案的要求，行政傳票具有司法執行力。如果沒有充分理由抗辯或者經法院裁定後仍拒絕執行傳票要求，視為對該法院的藐視。

2、大陪審團傳票--適用於在美國有分支機構的主體。

美國的大陪審團審判是在刑事審判前的一個程序，只有在大陪審團認定當事人有罪的前提下，檢察官才會起訴當事人進而進入刑事審判階段。聯邦檢察官使用大陪審團程序向刑事犯罪的嫌疑人或證人收集證據。大陪審團的傳票可以在美國境內的任何地方送達。

美國聯邦刑事訴訟法規定，如果遵守大陪審團的傳票要求“是不合理的或壓迫性的”，法院可以撤銷或修改該傳票；如果遵守美國法院的傳票要求會違反外國法律，該傳票可能是不合理的或壓迫性的。所以，收到大陪審團傳票的主體可以援引“執行傳票要求會違反本國法律”作為抗辯。

如果沒有充分理由抗辯或者經法院裁定後仍拒絕執行傳票要求，視為對該法院的藐視。

3、豐業銀行傳票--適用於在美國有分支機構的主體。

該傳票最大的特徵是：（1）向外國金融主體的美國分支機構或附屬機構送達，（2）收到傳票的主體有義務提供位於美國境外的交易記錄，（3）收到傳票的主體如果援引“執行傳票要求會違反本國法律”作為抗辯，法官將衡量美國和當事人本國的國家利益，從而決定是否採納當事人的抗辯。一般而言，法官傾向於認為當事人利用了美國法律開展自身業務，應當受美國法律管轄。

豐業銀行傳票來自於美國對加拿大豐業銀行的一個判例。1982年，美國聯邦法院向加拿大豐業銀行（Bank Of Nova Scotia）在美國的分支機構發出大陪審團傳票，要求其提供存放於加拿大境內的相關交易單據。法院認定：外國銀行在美國的分支機構在美國境內完成了交易，對該分支機構有管轄權的美國聯邦法院有權要求該銀行提交與此交易相關的任何資料（包括存放在美國境外的資料）。

值得注意的是，收到豐業銀行傳票、被要求提交資料的銀行本身（一般是位於境外的外國銀行）並不需要是被美國政府調查的對象，即在美國有分支機構的外國銀行可能會因任一客户被美國政府調查而收到聯邦法院的傳票，要求提供與該客户相關的美金交易的單據。鑑於豐業傳票可能引起重大的外交挑戰，豐業傳票相較於其他類型的傳票，較少為法院採用。

三、三家銀行面臨的困境

（一）執行傳票要求，將違反中國國內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第四條規定：非經中華人民共和國主管機關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機構、組織和個人不得向外國提供證據材料和本法規定的協助。

丙銀行在美國未設分支機構，僅開設代理行賬户，因此毋庸置疑屬於中國境內企業，可以當然地援引《刑事司法協助法》，即“非經中華人民共和國主管機關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機構、組織和個人不得向外國提供證據材料和本法規定的協助”。而甲、乙銀行在美國當地設有分支機構，一般來説不能援引中國境內法進行抗辯，但如果甲、乙銀行的部分文件、材料和信息存儲在中國境內，或者由甲、乙銀行的境內機構提供，美國法院在調查過程中需要從中國境內調取相關文件、資料或證據，則甲、乙銀行仍需遵守境內法，即可以援引《刑事司法協助法》進行抗辯。

如上所述，如果該三家銀行按照美國法院的傳票要求提供相關材料，可能會面臨中國銀行業監管機構的行政處罰。中國司法部稱：如果這些銀行執行傳票要求，其未經授權查詢銀行賬户和非法傳播銀行信息的行為將面臨最高“50萬元人民幣”的罰款以及停業、吊銷營業執照等行政處罰。此外，這三家銀行還可能因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規定而面臨刑事處罰。

雖然美國法院在其裁定書中推論：由於這三家銀行與中國的政府的關聯性（政府持有或控股），不太可能會被處罰。此推論並非完全正確，2018年8月中國銀行湖北通山支行因“客户信息管理安全不到位”（其員工泄露客户隱私）被處以罰款20萬元，可見與政府之間的關聯性並不構成對於銀行違法行為的豁免。本案中，三家中資銀行並不會因為其股權含有國資成分而免受中國法律的處罰。

（二）不執行傳票要求，可能會在美國法項下承擔法律後果。

1、可能會面臨美國法院做出的藐視法庭的程序制裁，包括罰金或監禁。

2、可能會被禁止在美國境內開立或維護代理行賬户，甚至會被禁止使用美元結算。例如,由於違反了美國對伊朗的金融制裁，中國崑崙銀行於2012年被關閉了美元結算通道。

根據美國《國際經濟緊急權力法案》（IEEPA），故意違反、企圖或共謀、或協助違反任何制裁相關的法規、命令或許可證，一經定罪，將被最高科處100萬美元的罰金，最高科處20年的監禁，或二者兼而有之。例如，2017年，土耳其銀行Turkiye Halk Bankasi的副首席執行官Atilla被美國政府指控代表伊朗政府通過美國金融系統洗錢數百萬美元，其最終獲罪並被聯邦法院判處32個月監禁。本案中，美國聯邦法院未認定該3家銀行有IEPPA上述禁止的行為而是“have acted in good faith”，所以銀行相關人員暫無承擔刑事責任的風險。

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戰略研究項目專家、美國財政部前代理副部長、前OFAC（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主任Adam Szubin曾説，美國如果決定製裁任何一家大型中國國有銀行，對該銀行都將是致命的打擊。不過他也表示：中美兩國的經濟是相互聯繫的。如果有一家中國大型銀行受到嚴重打擊，這毫無疑問也會給美國市場帶來重大震盪。

四、此裁定對中國銀行業的影響

實踐中，國際大型銀行通常互為代理行，且通常不止一家代理行。因此，實際上此裁定與絕大部分的中資銀行都有關聯。

（一）增加了中資銀行面臨美國司法機關調查時援引中國法抗辯的難度

由於美國的管控，被美國列為敏感國家或區域的主體（通常是被制裁對象）在非美國銀行開展業務時，所涉及美金交易的業務基本是通過該等“非美國銀行”在美國的分支機構或代理行賬户進行的。美國法院在本案中的此裁定使得各大中資銀行有可能在面臨美國法院調查時，無法有效援引中國境內法進行抗辯，而被裁定強制執行傳票並提供相關美金交易的單據。基於全面壓制中國的中美貿易戰，美國很有可能會利用國際金融工具和司法工具對中國進行金融領域的制裁。對於中資金融機構來説，援引中國的域內法以阻卻美國的長臂管轄的難度大幅增加。美國Hofstra大學法學教授Julian Ku這樣評價，如果三大銀行拒絕執行傳票真的被美國法院判決蔑視法庭，這表示美國政府對中國企業“已經摘下了手套”，“美國政府不再害怕對中國銀行和企業使用其最具有侵略性的司法工具”。

（二）加大了中資銀行泄露相關客户業務隱私的可能性

美國的大陪審團審判是在刑事立案偵查前的一個程序，只有在大陪審團認定當事人有罪的前提下，檢察官才會起訴當事人進而進入刑事審判階段。如果大陪審團認定當事人無罪，針對當事人的階段性調查就此結束。本案中，該美國法院在大陪審團還沒有作出是否有罪審判的情形下就裁定要求中資銀行提供相關單據，等同於將這3家銀行提交交易單據的義務前移，會對當事人的金融業務產生影響。特別是針對在美國尚未進入刑事審判程序的相關主體的調查，有可能會侵犯相關主體的經濟隱私。

（三）客户可能會降低對中資銀行乃至中國金融體系的信任度

如上所述，如果客户的經濟隱私受到泄漏、干擾或侵犯，勢必會降低對相關的中資銀行乃至中國金融體系關於保護客户權益的信任度。

五、對中資銀行的建議

（一）妥善收集、保管金融票據。

本裁定中美國法院強制中國三家銀行提交的相關資料非常具體，要求銀行提供相關交易單據的正反頁內容。這給了中資銀行一個提示：日常運營中要妥善、仔細的收集、核對、保管客户身份資料和交易記錄，確保能重現該項交易。一旦監管部門要求中資銀行執行相關傳票要求，便於將該等資料快速的收集和提交。

（二）用好美國法的程序性權利。

1、收到大陪審團傳票，及時提出“遵守法院的命令會違反中國法律”作為抗辯。

美國聯邦刑事訴訟法規定，收到大陪審團傳票的主體可以援引“執行傳票要求會違反本國法律”作為抗辯。中國的銀行業監管法律、國家保密法、網絡安全法等不允許銀行直接提供相關單據，《刑事司法協助法》也要求境內機構在提供司法協助前事先取得中國政府的許可。如果銀行遵守美國法院的傳票要求，向美國法院披露交易信息，將會違反相關的中國法律，承擔行政甚至刑事責任。

本案中，收到大陪審團傳票的甲、乙銀行都據此提出了抗辯。但在裁定書中，美國法院認為由於該甲、乙銀行與中國政府存在關聯，所以它們因提供傳票要求的資料而面臨處罰的可能性很小。事實上，裁定中對於中國法律的理解是有失公允和偏頗的。鑑於在國內司法實踐中，已有國有銀行因為“客户信息管理安全不到位”而受到行政處罰，我們仍然建議收到大陪審團傳票的銀行提出本條抗辯。

2、收到行政傳票或大陪審團傳票，及時提出管轄權異議。

在考慮是否強制執行傳票要求時，美國法院會首先考慮該法院是否對接收傳票的主體有管轄權（personal jurisdiction）。因為此項異議具有極強的時效性，若屆時沒有提出，或提出的異議不準確，那麼當事人將被視為自動放棄了該項權利。

本案中，3家銀行都提出了管轄權異議，指出各自與法院所在地（華盛頓特區）沒有最低限度聯繫。在裁定書中，華盛頓特區聯邦法院Beryl Howell法官認定：如果傳票是根據聯邦法律送達的，且該法律允許在美國境內、全國範圍的送達，那麼只要傳票的接收主體與美國有最低限度聯繫，任何聯邦法院都對其有屬人管轄權。因為這3家銀行主動利用了美國的金融體系（進行了美金交易），且傳票要求提供的單據與該“主動利用”有關聯，所以這3家銀行與美國有最低限度聯繫。

2019年3月29日，丙銀行對聯邦法院於同年3月18日製發的強制執行令提起上訴，由於目前暫不清楚巡迴法院的裁判結果，所以暫不清楚該強制令是否有最終的法律效力。在確定該強制令的法律效力之前，建議收到傳票的銀行及時提出管轄權的抗辯。

3、酌情提出收集相關單據的困難。

如果上面討論的管轄權存在，美國法院會考慮執行傳票要求是否符合最低聯繫（Minimum Contacts）和合乎情理（reasonable），其中“義務當事人的困難”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本裁定中，3家銀行都陳述了遵守傳票要求各自需要的工作量，這些陳述後來被法院直接援引作為“不會給當事人帶來沉重負擔”的裁判依據。因此，建議銀行酌情向美國法院提出“執行困難”這一抗辯理由，但同時避免陳述關於提供相關單據的具體工作量，以免被直接援引作為對其不利裁定的依據。

（三）針對OFAC制裁，建立、實施制裁合規計劃。

如上文分析，任何銀行都有可能由於為被制裁機構的違法行為提供了美金交易而受到美國法院的調查和處罰。在嚴峻的高風險面前，中資銀行遵守OFAC的合規承諾框架，針對制裁風險建立企業制裁合規計劃（sanction compliance program）和合規體系顯得尤為重要。OFAC公佈的制裁合規計劃包括以下幾個部分：

1、內部控制

銀行制定覆蓋日常工作的、易於遵守的合規計劃，禁止員工從事不當行為。

合規管理部門對照美國政府的限制名單，每天對客户及其母公司和子公司進行篩查，識別、禁止並報告OFAC法律所禁止的交易和活動。

堅持“盡職免責、失職問責”原則，對合規風險事件責任人進行責任認定。對於存在失職瀆職或違法違規的，嚴格追究相應責任。

2、管理層的承諾

銀行的高級管理層認可違反OFAC相關法律法規的嚴重後果，致力於推廣本行的OFAC合規計劃，並承諾採取必要的措施降低本行違反OFAC法律的風險。高層管理人員率先垂範，樹立合規是所有員工的共同責任的理念，不斷提升員工的合規意識和行為自覺，嚴守依法合規經營底線。

銀行的合規管理部門被授予足夠的權限和資源，自主、獨立部署工作流程，有效的控制本行的OFAC風險。各級合規管理部門應具備在事前審查、事中審批和事後評價中提出否決意見的權力，有效指導第一道防線的合規工作。

3、風險評估

銀行在日常業務中，定期進行OFAC風險評估，充分考慮客户身份及其美金交易的資金用途。加快客户盡職調查、反洗錢異常交易監控、制裁名單篩查及監測、監管發現問題整改跟蹤等各類合規管理信息系統的建設、應用和持續優化升級，提升系統控制能力，將合規審批嵌入前台業務部門和一線經營主體的業務流程及系統。

4、測試和審計

合規管理部門的測試和審計崗位直接對董事會負責，定期審查美國的制裁政策，獨立評價合規管理職能的履行情況，確保測試和審計的流程適合本行的OFAC合規計劃。建立健全重大合規風險事件的快速響應和處置機制，客觀評估、全面反映本行違反OFAC法律的相關風險，及時識別、糾正和補救工作流程中的不足或缺陷，並及時向監管機構報告處置進展，認真履行整改承諾。

對於在境外設有經營性機構的中資商業銀行，合規管理部門應牽頭建立境外機構監管跟蹤台賬，督導問題責任部門（機構）制定切實可行的整改計劃，加強整改質量控制和過程控制，必要時可引入外部獨立第三方驗證,以確認整改效果的有效性和可持續性。

5、開展培訓

合規管理部門對包括各級機構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在內的不同崗位員工，制定有針對性的OFAC培訓計劃，定期開展培訓並持續更新培訓內容。針對所有員工的培訓每年至少開展一次，實現合規培訓對全體員工的全覆蓋。

如果測試和審計崗位對OFAC合規計劃相關的測試結果是負面的，合規管理部門還應針對相關人員立即開展培訓。同時，銀行應對培訓活動進行書面記錄並對培訓成效進行驗證。

對於中資銀行來説，事先制定完善的OFAC合規計劃，有助於企業規避潛在的制裁風險。OFAC官方發佈的《合規承諾框架》為中國企業如何制定制裁合規計劃提供了指引。一份合規計劃的意義不僅在於事前幫助企業降低被制裁風險，當制裁違規行為真實發生時，也將成為違規企業被減輕處罰的依據，並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業與法院、OFAC達成和解的可能性。

（四）遵守境內金融監管機構的指引和建議，防止觸碰紅線。

對於在境外設有經營性機構的中資商業銀行，總部應加強對境外機構合規管理的指導、支持和管控力度，遵守銀保監會的規定和要求，及時就境外合規情況與銀保監會進行溝通匯報，防範和降低境外機構風險以及其對境內業務的影響。

銀監會在今年年初發布了《銀行業金融機構反洗錢反恐怖融資管理辦法》和《中國銀保監會辦公廳關於加強中資商業銀行境外機構合規管理長效機制建設的指導意見》（銀保監辦發〔2019〕13號），對中資銀行提出了反洗錢和境外機構合規的要求，旨在推動在境外設有經營性機構的中資商業銀行進一步優化和完善跨境合規管理體系，實現境外機構安全穩健運行。合規建議包括下述方面：

1、嚴格責任制度：明確各層級主要負責人的責任，明確總部各部門條線管理和監督責任。落實整改責任，完善問題整改的確認和驗證機制，嚴格違規問責；

2、健全合規制度流程：強化業務及產品合規審查和風險監測，健全合規資源投入保障機制，完善合規激勵約束機制。前移跨境合規風險管控關口，提升二道、三道防線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同時加強合規文化培育、人才培養和全員合規能力建設。

3、完善跨境監管機制：完善監管信息報送機制。總部發現境外重大違規事件應按照重大事項報告制度的規定及時報告銀行保險監督管理機構。加強對重點機構和業務領域跨境監管。中資商業銀行境外機構合規管理情況將被納入銀行保險監督管理機構的監管評級體系，尤其是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反逃税、制裁合規、消費者保護、網絡安全、外包管理、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等八大重點領域。

4、反洗錢：銀行業金融機構應當按照風險為本的原則，將洗錢和恐怖融資風險管理納入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建立完善的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內部控制制度；明確董事會、監事會、高級管理層及相關部門的職責分工；有效履行客户身份識別、客户身份資料和交易記錄保存以及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等各項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義務。

六、結語

本裁決是美國法院第一次在制裁調查中要求中資銀行執行傳票的案例，而近年來不斷有中資銀行在海外因違反當地監管規定而遭受鉅額罰單，這些給中資銀行在業務合規操作方面敲響了警鐘。出口管制和經濟制裁固然向來是國家與國家之間博弈的戰場，中資銀行應關注的是如何利用程序性權利和合規工具儘可能降低被調查和處罰的風險和損失。美國法院嚴格的制裁調查和執法是中資銀行在出海過程中遇到的困難之一，但是必須面對。銀保監會針對中資銀行境外機構提出了金融監管層面的合規建議，其指導建議對中資銀行具有針對性和參考價值。OFAC合規計劃是美國作為東道國對境外主體提出的合規要求，嚴格遵守東道國的合規要求是中資銀行在海外順利開展業務的首要前提。對中資銀行來説，健全跨境合規管理體系，方能為境外機構穩健運行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