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中的草根人物（34）梁悦_風聞

        原文：         第二百三十八卷唐紀第五十四         秋，九月，富平人梁悦報父仇，殺秦杲，自詣縣請罪。敕：“復仇，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固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以為：“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仇，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仇者，事發，具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敕：“梁悦杖一百，流循州。” 　　         富平人梁悦為父報仇，殺了仇人秦杲，隨後主動到縣衙投案。皇帝為這事專門下了一道敕書，説如果根據《禮記》的道理，應該與仇人不共戴天；但如果根據法律條文，殺人就是死罪。禮與法，都是帝王治理天下的重要依據，既然二者存在差別，就應當通過研討辯論弄個明白。         職方員外郎韓愈認為，刑律中沒有明文規定如何懲處為父報仇的行為，這並不是疏漏，而是由於如果禁止復仇，則傷害了孝子之心，違背了先賢的要旨；如果明令允許為父復仇，有人就會利用法令隨意殺人，官府將無以應付。聖人在典籍中支持復仇，卻不在刑律中作出明確規定，是要讓執法者既能根據法令進行裁決，又能在經學理論的指導下，對個案進行研判。我認為應當作出規定：凡是為父報仇者，應一律上報尚書省，由尚書省召集有關人員商討，然後上奏皇帝斟酌處置。這樣就可以解決典籍與刑律相互矛盾的問題了。         皇帝採納了韓愈的意見，下令對梁悦杖刑一百，流放循州。此後，凡是復仇案件，都由皇帝親自處理。         韓愈所説的儒家經典，最典型的是《禮記·曲禮》：“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意思是兒子不能與殺父仇人共處在同一片天空下，無論仇人身處何處，必須找到並親手殺死；兄弟被人殺了，要隨身攜帶兵器，一旦遇到仇人就殺了他；好朋友被殺了，不能和仇人同處在一個國家。《春秋公羊傳》甚至有“不復仇，非子也”的言論。         春秋時期，復仇的事情很多，像伍子胥為了給父兄報仇，殫精竭慮為吳國練兵，最終帶領吳國大軍攻入楚國，儘管仇人楚平王已經死了，仍然從墳墓裏把他的屍體挖出來，親手鞭屍三百。         到了戰國時代，復仇仍很常見，孟子説殺人父親的，自己的父親終會被人殺死；殺人兄弟的，自己的兄弟終會被人殺死。可見當時復仇之風，比春秋時代毫無減退。         法律禁止私人復仇，是從戰國時代開始的，明令要求一切擅自殺人的行為，必須根據國家法律進行嚴懲。         法家的觀點是：私人復仇是破壞統治秩序的大罪，要予以嚴懲，使得復仇的風氣有所收斂，但在一般人們心目中，復仇行為仍然很受推崇。         直到東晉，少年桓温為父報仇，殺了仇人江充的兩個兒子，不但毫無懲處，反而名聲大噪，甚至受到皇帝的青睞，選他當了駙馬。       法律規定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間信奉“一報還一報”、“殺人償命”，其實都是建立在復仇的歷史傳統內涵之上。直到今天，復仇事件仍然時有發生，前段時間的張扣扣一案，之所以在社會上產生如此強烈的反響，原因或許正在於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