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錫尼文明、“黑暗時代”與希臘城邦的興起_風聞

來源：《世界歷史》2010年第03期 作者 黃洋

原帖：http://www.cssn.cn/sjs/sjs_sjgdzgs/201310/t20131025_537369.shtml

英文標題】Mycenae, the Dark Age and the Rise of the Greek Polis

【作者簡介】黃洋，北京大學歷史系希臘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871

【內容提要】 關於早期希臘國家的興起，主流觀點認為，邁錫尼文明衰亡後經歷了一個黑暗時期，之後城邦於公元前8世紀中期遽然興起，兩者之間存在着明顯的中斷。這一觀點為古典學界普遍接受，成為諸多研究的出發點。本文意在重新審視這一説法，提出西方學者之所以強調兩者之間的中斷，是因為西方社會的價值觀念起了作用。城邦文明歷來被看成是現代西方文明的源頭，因此它必須同被認為帶有專制王權色彩的邁錫尼文明區分開來。然而這樣的解釋忽略了邁錫尼文明和希臘城邦文明之間的諸多聯繫，而且考古學證據表明所謂“黑暗時代”亦非通常認為的那般黑暗，希臘人羣體的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續。還有，荷馬史詩所反映的歷史面貌更可能是公元前8世紀以前而非此後的情形。由此本文認為，更為合理的解釋是把城邦興起看成是邁錫尼王國解體之後希臘社會漸次演化的結果，而非所謂革命性變革的結果。荷馬史詩所描繪的情形很可能是邁錫尼文明和城邦文明之間的中間環節。

【關 鍵 詞】邁錫尼文明/“黑暗時代”/希臘城邦

    在希臘史研究中，公元前8世紀被看成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期。希臘史專家、斯坦福大學古代史教授揚·莫里斯最近寫道：“在工業革命之前的世界歷史上，很少有這樣一個時期，其間社會在100年的時間裏經歷如此深刻的變革。”①這深刻的變革就是希臘城邦的興起，被稱之為“公元前8世紀革命”(The Eighth-Century Revolution)。近30年來，這個論斷主導了希臘史的敍述和書寫，成了正統的觀點，由此而獲得了近乎歷史事實般的力量，不僅成為諸多研究的前提和出發點，而且奠定了理解整個早期希臘歷史的框架。這主要應歸功於已退休的劍橋大學古典考古學教授安東尼·斯諾德格拉斯(Anthony Snodgrass)。應當立即指出的是，他並非是第一位提出公元前8世紀革命的學者。早在1937年，德國古典學家維克多·埃倫伯格(Victor Ehrenberg)就撰文提出，希臘城邦興起於公元前8世紀早期。②1961年，美國古代史家切斯特·斯塔爾在其所著的《希臘文明的起源》一書中，首次提出了公元前8世紀“革命”的説法。他寫道：“公元前750—前650年這個革命的時期，是整個希臘歷史上最為根本的發展（階段）。”③然而，A.M.斯諾德格拉斯的一系列論述使得學者們普遍接受這一説法，從而確立了公元前8世紀革命的範式。1977年，在劍橋大學所作的題為《考古學與希臘城邦的興起》的就職講座中，他根據考古學的資料，尤其是根據阿提卡墓葬數量的大量增加，提出公元前760年後希臘人口急劇增加，甚而出現了“人口爆炸”，導致了城市化進程加快的論斷。考古發掘的許多城市居民點都可追溯到公元前9—前8世紀，證明了上述的論斷，但大型公共建築特別是保護神神廟的修建才是城邦興起的標誌，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紀中期，但不能更早。由此斯諾德格拉斯得出結論，城邦興起於公元前8世紀中期。④在隨後出版的《古風時代的希臘》一書中，他更為系統地闡發了上述結論，將城邦的興起稱之為“結構性革命”(structural revolution)。⑤

    斯諾德格拉斯的闡述很快引起了熱烈反響，學者們紛紛對其論斷進行回應。1987年，斯氏的學生揚·莫里斯個人不能出版的《墓葬與古代社會：希臘城邦的興起》一書問世，力圖對老師的論述進行修正，指出：“諸如人口增長、‘城市化’、修建城堡和神廟建築等”都是“城邦的間接(oblique)體現”，“在於它們並非城邦所獨有的，因此最多隻為確認城邦提供了必要的卻不是充分的條件”。他進而提出，應該把墓葬看成是“社會結構通過儀式媒介進行自我表現的物質遺存”。在早期希臘，“在明確劃定的墓地裏正式安葬被視為壟斷共同體完全成員資格的社會羣體的首要象徵”。⑥他以阿提卡墓葬資料為主要證據，提出在整個“黑暗時代”，墓葬數量之所以較少，是因為在墓地裏正式埋葬的權利僅限於貴族羣體，而其他社會成員死後的埋葬是非正式的和簡單的，因而在考古學上是不可見的。到了公元前750年，墓葬的大量增加實際上揭示的是社會的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城邦興起，整個公民羣體獲得了在墓地正式埋葬死者的權利。這樣的解釋消解了斯諾德格拉斯人口急劇增加的説法，但強化了城邦興起於公元前8世紀中期的論斷。與此同時，法國學者德·波里尼亞克則從宗教崇拜的角度探究城邦的興起。他認為，在公元前8世紀，希臘的宗教觀念和習俗發生了深刻而持久的變化，此時唯一能夠影響整個社會羣體的因素是宗教崇拜。在形成特定的宗教崇拜中心、社會羣體組織集體崇拜活動、建立其聖地的過程中，才形成了共同體意識。用他本人的話説，“是通過宗教生活，一種新的社會羣體才得以逐漸形成，它建立在其成員共同依附同樣的宗教領土的基礎之上”。“對宗教儀式的參與確保了對身份的相互認可，並且確定了社會成員的資格，從而界定了早期的公民權形式”。⑦在這個過程中，建立在領土邊緣地區的聖地起到了關鍵作用，它不僅界定了城邦的領土，而且通過和城市中心聖地的互動，整合了公民共同體。由此，他從另一個側面論證了公元前8世紀的革命。

    一

    然而，我們仍然不能把這一論斷看做是確定的歷史真實，而應當把它看成是庫恩所説的範式。希臘城邦興起之説十分符合托馬斯·庫恩所謂的知識結構的“範式”，即關於一個問題的認識不斷集聚，逐漸形成公認的説法，從而獲得了普遍性知識的地位，成為進一步認識的出發點，直到和它相矛盾的知識不斷積聚，使它再次受到根本性挑戰。⑧這雖然是一個小小的視角改變，但可能會引出十分不同的認識。雖然範式通常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和説服力，但也總是可能受到置疑，並最終被推翻、被取代。實際上，“公元前8世紀革命”之説並不是毋庸置疑的，它包含了一個理解早期希臘歷史的更大的框架。這一框架認為，在公元前13世紀末邁錫尼文明衰落之後，希臘歷史衰退到了一個較為原始的“黑暗時期”。到公元前8世紀中期城邦興起時，希臘文明的面貌和邁錫尼時代業已迥然不同。因此，在邁錫尼文明和城邦文明之間存在明顯的斷裂。切斯特·斯塔爾在提出希臘革命之説時，就已相當明確地表達了這種觀點：“希臘人以簡單然而突然的方式，迅速建立起了一個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一致的、相互關聯的體系，在他們此後獨立的生活中，這個體系一直髮揮着作用。在一個又一個領域，現代研究者都能把希臘方式發育好了的面貌追溯到公元前7世紀早期，但不能更早。在此之前僅僅是原始的、幾乎才開始的基礎。因此從公元前750年到前650年的這個世紀見證了貿易的大發展，希臘殖民運動的廣泛開展，以及在貴族階級統治下城邦的鞏固。”⑨

    斯諾德格拉斯則更進一步指出：“到公元前9世紀，此前邁錫尼文明的所有重要痕跡業已從希臘世界消逝……它那複雜的、高度分層的社會，連同那些從城堡和王宮裏進行統治的國王，精心安排的土地所有制，對生產與税收細緻入微的監控，手工業的專門化，軍隊和道路網絡，都已一去不復返了。並非希臘人忘卻了邁錫尼時代的那段歷史……但事實是，他們現在的行為同祖先的相似之處如此之小，以至於他們幾乎沒有能從祖先那裏學到什麼有用的東西。”⑩

    實際上，對於斷裂的強調是一個深厚的傳統。早在1957年，芬利就已提出，在邁錫尼文明和荷馬社會之間存在根本性差異，它們“不僅為數個世紀所分開，也為非常深層的傳統斷裂所分開”。他進一步闡述：“在邁錫尼文明衰亡之後所發生的不僅僅是現存社會結構內部的衰落，而是同時在特徵上的衰落的改變。然後，在新的希臘社會從新的開端興起時，它朝向一個非常不同的方向發展，以至於公元前1200年前存在過的那樣一個世界再未在希臘本土重現過。從這個意義上説，中斷是完全的和永久性的。”(11)

    可以説，強調“黑暗時代”以及邁錫尼世界和城邦世界之間的斷裂的觀點有一個學術譜系，其最近的主張者揚·莫里斯認為，希臘“經歷了最為嚴重的崩潰”，這個時期希臘人的生活“比古代任何其他時期都要悲慘”。(12)羅賓·奧什邦的話則似乎是對斯諾德格拉斯的呼應：“除了一些被破壞了的紀念建築方便於維繫其傳説之外，公元前8世紀的希臘人得之於公元前12世紀的希臘人的幾乎就只有語言和那些傳説了。”(13)斯氏的另一個學生惠特利則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了同樣的觀點：“愛琴海地區的國家形成、‘文明興起’發生了兩次：第一次發生在青銅時代，產生了克里特的米諾斯文明和希臘的邁錫尼文明；第二次發生在鐵器時代早期，產生了希臘古風和古典時代的文明，即城邦文明。”(14)

    二

    不可否認，公元前13世紀的邁錫尼社會和公元前8世紀之後的城邦社會存在着很大差異，其間經歷了深刻的變化。邁錫尼社會在公元前13世紀末遭受破壞性衝擊，王宮被燒燬，中央王權可能也瓦解了，並且在隨後的世紀裏未能得到重建。與此相關，主要用於王宮的精美工藝技術在考古資料中不再呈現出來，部分定居點似乎也遭到破壞，甚至人口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直到公元前8世紀，考古資料表明希臘社會出現了復甦。然而問題是如何理解考古資料所呈現出來的這些基本事實，它是否如上述學者們所説的那樣，反映了舊有文明的衰亡和一個嶄新文明的興起，其間存在完全的“黑暗”和中斷呢？實際的情況可能要複雜得多。首先，邁錫尼社會遭受衝擊的情況存在着區域間的不同。遭受破壞最嚴重的是伯羅奔尼撒半島和希臘中部地區，阿提卡東部和愛琴海諸島最初並未受到衝擊，而且部分邁錫尼居民可能退守到了伯羅奔尼撒半島內陸的阿卡地亞地區和塞浦路斯島。(15)其次，諸多跡象表明，在邁錫尼文明和後來的希臘城邦文明之間存在這樣和那樣的聯繫乃至延續。早在1927年，當時的希臘宗教研究權威、瑞典學者尼爾森就論述了宗教信仰的延續性。(16)時隔半個多世紀之後，更為豐富的考古發現與細緻的研究似乎進一步證實了他的結論。希臘宗教研究專家、瑞士學者伯克特論述：“在宗教方面，神明的名字是最清楚的延續性證據，不僅僅是模糊記憶的延續，而是活生生的崇拜的延續。當然很顯然，只有大約一半的邁錫尼神明保留了下來，另一半則被忘卻了。雅典和伊奧尼亞(Ionia)月份名稱的一致，以及好幾個愛奧利亞(Aeolia)和多里安月份名稱的一致，都表明神明的節日以及曆法的基本因素形成於殖民小亞細亞之前的時期。具有邁錫尼時代特色的宗教崇拜器具繼續得到使用……尤其是在公元前8世紀重新出現的造型藝術中，邁錫尼的圖像繼續得到使用……”(17)

    除此以外，伯克特還提到邁錫尼時期的神聖洞穴仍然是人們朝拜的地方，而且古典神廟在建築結構上與邁錫尼王宮中的大廳(megaron)一脈相承。1952年，英國建築師文特里斯成功譯讀出邁錫尼文明的線形文字B，證明邁錫尼社會的居民所使用的語言也是希臘語。(18)伯克特對此評論説：“就算有所有那些劇烈的變化，希臘地區人口的延續性如果沒有得到別的證實，至少得到了語言的證實。”即使在芬藉以以論證斷裂的財產和所有制方面，似乎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延續性。荷馬史詩裏提到的貴族首領佔有的土地(temenos)即是邁錫尼國王(wanax)以及軍事首領(lawagetas)所佔有的土地(te-me-no)的遺留。(19)雖然芬利警告我們，從方法上説，在研究制度時孤立地考慮特定的詞語是錯誤的，但像temenos以及同樣從邁錫尼時期遺留下來的政治詞語“巴昔琉斯”(basileus)和“人民”(damos)顯然包含着制度的因素，對此完全不予理會似乎同樣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三

    邁錫尼文明之後的衰落也許並不像上述學者們所想象的如此徹底，“黑暗時代”亦非一片黑暗。實際上，在邁錫尼文明遭到破壞之後，希臘地區人羣的活動仍然十分活躍，並可見大規模的遷移活動。文獻傳統和語言學證據都表明，正是在後邁錫尼時期，希臘人殖民小亞細亞建立起許多定居點和城市。而且，無論多里安人入侵是否是導致邁錫尼王宮衰落的原因(20)，希臘人的這一支進入邁錫尼文明的中心地帶，並逐漸擴散到克里特島、愛琴海一些島嶼和小亞細亞南部地區，也是在邁錫尼文明之後。(21)如此大規模的人羣活動，似乎和堅持“黑暗時代”之説的學者們試圖讓我們相信的情況不相符合。誠然，理解的不同還包含了學科之間的差異和分歧。因為“黑暗時代”的最堅定信奉者似乎是古典考古學家們，他們從根本上懷疑文獻傳統有任何可信之處，而堅信物質遺存才是當時社會的真實反映。(22)然而，即使考古學的證據也並非完全是否定性的。1964年，英國考古學家在雅典北面尤卑亞島位於古城埃裏特里亞(Eretria)和卡爾基斯(Chalcis)的勒夫坎地(Lefkandi)發現了一個“黑暗時代”的大型遺址，其居住情況從邁錫尼時代一直延續到公元前700年左右。該遺址中的墓地出土了大量隨葬品，其中的一些表明它和塞浦路斯及黎凡特地區有着密切的聯繫。該遺址還發現了一座建於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大型半圓形柱式建築，長50米，寬14米，以內外成排的柱子支撐屋頂。其中央大廳埋葬着一男一女以及四匹馬，可能説明是地方首領的墓葬或是英雄崇拜的地方。(23)這個遺址的發現本應促使考古學家們重新審視他們對於“黑暗時代”的認識，但他們關於“黑暗時代”的説法已深信不疑，以至於宣稱勒夫坎地不過是個例外。(24)然而一項關於公元前11—前10世紀愛琴海地區考古資料的綜合分析得出了和完全衰落迥異的結論：“本書所討論的考古材料揭示，愛琴海地區不僅從青銅時代末期社會經濟結構的崩潰中倖存了下來，而且其居民還發展出了不同的社會(communities)，它們有更好的潛力，而且很可能有更成功的未來。”(25)即連堅持“黑暗時代”之説的奧立弗·迪金森也不得不承認，所謂“崩潰”並非“社會不可逆轉的崩潰”，雖然王宮被毀了，但在不同的遺址都可看到有組織的重建的努力以及新的建築。因此，他認為涵蓋了公元前12—前11世紀大部分時間的“后王宮時期”(Postpalatial Period)“不應被看成是愛琴海地區青銅時代相對短暫而且低落的尾聲，而應被看作潛在的非常重要的階段，有其獨特的特徵，對於後來的發展進程可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26)

    四

    因此，無論是從文獻傳統還是從語言學和考古資料看，似乎都有足夠的理由懷疑簡單的“黑暗時代”和完全斷裂之説。考慮到邁錫尼人羣與傳統在相當一段時期內倖存，考慮到新人羣的進入以及大規模的活動甚至像勒夫坎地那樣的繁榮，很難讓人相信，除了語言和傳説以外，後世的希臘人就沒有從邁錫尼文明學到其他任何有用的東西。堅持完全衰落和“黑暗時代”之説似乎已不完全是歷史證據能夠予以解釋的了。對此，約翰·帕帕多普洛斯在評述揚·莫里斯和惠特利的著述時説道：“揚·莫里斯和惠特利極力贊同存在一個‘黑暗時代’……在此，希臘‘黑暗時代’的權威、他們的導師安東尼·斯諾德格拉斯的指導思想在背後起着作用。揚·莫里斯和惠特利觀點的根本弱點在於其近乎宗教信仰的假設，即邁錫尼生活方式的衰亡意味着一個徹底的、幾乎是外科手術似的決裂，之前和之後出現的是兩種非常不同的實體。在此，我們所觀察到的不只是導師的影響，因為‘黑暗時代’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一個信條，在愛琴地區史前史領域和古典考古學領域的傳統中都受到忠實的信奉，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分界。絕大多數對‘希臘’物質文化的描述都從原始幾何陶開始，把它看成是‘希臘藝術的種子’。原始幾何陶被認為是見證了荒蕪之後‘復甦’的最初微光。在此我們看到了一條理路上的最早步伐，這條理路經過幾何陶晚期的‘復興’，最終通向‘古典的高峯’。”(27)

    帕帕多普洛斯所提到的理路實際上是城邦興起直至發展到古典時代高峯的學術理路。這一學術理路主導了早期希臘史的研究，也是學者們不遺餘力論證“黑暗時代”説的一個深層原因。斯諾德格拉斯是這一學術理路的重要建構者之一。他先是在20世紀70年代和一些英國考古學家一道論證了“黑暗時代”之説的可靠性。所謂“黑暗時代”本是19世紀末學者們提出的一個假説。1873年，謝里曼發現特洛伊，接着又發掘邁錫尼，從而將邁錫尼文明的基本面貌展現在世人面前，使學者們相信荷馬史詩記敍的就是這個時代的歷史。1890年，埃及學家佩特里(Petrie)將邁錫尼文明王宮毀滅的時間確定在埃及19王朝時期，即公元前1200年左右。這樣，在邁錫尼文明和希臘有文獻記載的古風時代的歷史之間就留下了一個長達四五個世紀的空缺，不為人所知，它因此而被稱為“黑暗時代”。(28)到20世紀中期，米爾曼·帕裏關於荷馬史詩為一代又一代遊吟詩人口頭創作而成的理論逐漸為學者們所接受，文特里斯對邁錫尼線形文字B的破譯，以及進一步的考古發現，都促使學者們重新審視荷馬史詩的記載，開始認為它所反映的並非邁錫尼時代的歷史，而是之後的某個時期。(29)芬利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提出，史詩所反映的是公元前10世紀—前9世紀的歷史情形(30)，因而荷馬社會填補了希臘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不過他認為在邁錫尼文明和荷馬社會之間存在着斷裂。無論如何，這樣的解釋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一個長達四個世紀的“黑暗時代”的説法。但以斯諾德格拉斯為首的考古學家並未被文獻傳統所説服，一面質疑荷馬史詩作為歷史資料的價值(31)；一面通過物質遺存的研究，進一步論證“黑暗時代”説法的有效性。(32)正是在此基礎上，斯氏尋求對城邦興起的合理解釋，從考古學的角度詳細論述了城邦興起於公元前8世紀中期的説法。城邦如何形成才是這個學術理路的核心和落腳點，它實質上旨在強調城邦是一個獨特的創造。因為城邦是現代西方文明的源頭和奠基神話(33)，因而對它的形成和特徵的研究都具有特別的意義和重要性。事實上對城邦的研究是如此主導早期希臘史，以至於薩拉·莫里斯呼籲：“也許是時候改變我們當前對早期希臘‘國家’(the state)的迷信了，這個幽靈在當代學術中獲得了一系列一統性的、近乎集權的力量。”(34)作為現代西方文明的根源，城邦文明是一切價值的源頭，諸如民主、自由、個人權利等，但不能和專制王權聯繫在一起。如果接受邁錫尼和城邦文明之間的延續性，那麼城邦文明的前史就回溯到了邁錫尼的王權社會之中。因此，它們必須是中斷的，而其間的“黑暗時代”恰到好處地提供瞭解釋的依據：城邦文明是在“黑暗時代”後期新生的，是革命性變化的產物，同幾個世紀前已消亡的邁錫尼諸王國並無牽連。芬利以“近東式宮廷社會”(Near Eastern Palace Society)這一概念來歸納邁錫尼文明的特徵，頗有值得回味之處。它雖然是在希臘這塊土地上生長的文明，但和“東方”的專制王權是一類的。“近東式宮廷社會”的標籤不啻於宣佈要和這段歷史斷絕關係。羅賓·奧什邦對西方希臘史觀的冷峻審視或許道出了某種真實：“西方文明起源於希臘這一西方傳統就像古典時代希臘人自己關於他們歷史的傳統一樣，也是政治性的，而且不問歷史如何。”(35)

    五

    然而，近年來對邁錫尼社會的進一步研究表明，邁錫尼王國中央集權的程度可能受到誇大，地方在政治、社會經濟生活領域都擁有相當的自主權。(36)同時，王宮對於王國經濟的動員並非總是直接干預，而是不得不同時依賴包括税收乃至市場調節在內的各種間接方式。(37)也就是説，邁錫尼文明也許根本不像學者們所相信的那樣，是所謂“近東式宮廷社會”。這樣的理解對於認為邁錫尼社會和城邦社會存在根本不同，因而對存在斷裂的觀點再次形成了挑戰。實際上，一些法國學者早就注意到，在邁錫尼和後來的希臘城邦社會中或許存在着某種延續性。法國學者凡·埃方特爾在1984年曾經提出，在王宮的空間之外，還存在“共同生活”，“其間包含的某些特徵似乎暗示或預兆了後來成為城邦的體系”。皮埃爾·卡爾利埃也曾在1991年指出：“邁錫尼時期的damoi形成了主要的集體組織形式，並且或許是像雅典這樣城市中的村社的源頭。”(38)不過這些見解由於不符合城邦是公元前8世紀原生的國家形態的框架而大體上被忽視了。

    堅信“黑暗時代”和城邦新生於公元前8世紀中期説的學者還面臨一個難題，即如何解釋荷馬社會的問題。芬利在1954年出版的經典著作《奧德修斯的世界》力圖説明，荷馬史詩反映的是一個在社會結構和價值觀念上具有內在一致性的社會，並且他認為這個時期應該在公元前10—前9世紀。在芬利看來，這似乎既可解釋米爾曼·帕裏的口頭創作理論，亦可解釋邁錫尼文明和古風時代之間的一個缺失環節。但這顯然與“黑暗時代”説相矛盾，因此上述學者在接受芬利斷裂説的同時，卻否認他的其他觀點。斯諾德格拉斯提出，荷馬史詩是不同時代因素與詩人想象和創造的混合體，從而從根本上否認荷馬史詩能夠反映某個特定時期的歷史情形。然而，儘管是文學作品，荷馬史詩所反映的觀念體系乃至社會行為規範體系的內在一致性還是具有強大的説服力，因此多數學者仍然相信存在一個“荷馬社會”；但認為，它所反映的是城邦業已興起之後的情形，因而傾向於把“荷馬社會”確定在公元前8世紀後期甚至公元前7世紀早期。(39)芬利後來對這兩種觀點都作出了回應和反駁(40)，但主導性的觀點還是決定性地倒向了“公元前8世紀革命説”的一邊。在1986年發表的一篇題為《荷馬的使用和濫用》的長文中，揚·莫里斯通過複雜的分析和對芬利觀點的系統反駁，得出了斯諾德格拉斯在1971年業已提出的基本結論：“如果足夠細心地篩查，荷馬史詩對公元前8世紀具有無法估價的價值。”(41)筆者無意在此詳論孰是孰非，只想指出，

對於荷馬史詩到底反映早期希臘那個時期的歷史情形的認識，通常並不僅僅得之於對於史詩本身的細緻解讀及其和其他資料的比較，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解讀者理解早期希臘歷史的整體框架的影響，甚至受制於這一框架。

    另一方面，希臘史研究領域一個新的進展則對早期希臘史作出了不同的解釋。馬丁·伯納爾在《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亞非根源》第1卷中，對於希臘史研究中的白人種族主義傳統傾向提出了尖鋭批評，認為希臘文明深受西亞和埃及文明的影響。(42)這一批評加上學者們已經注意到希臘早期文化中的西亞因素(43)，促使學者們進一步注重“東方”因素對希臘歷史進程的影響，並把希臘世界置於更大的地中海東部世界視野之下來進行考察。馬丁·韋斯特在詳細論述西亞對希臘文化的影響之後得出結論説：“至此在事實的衝擊下，讀者應該放棄或至少大大減少對於早期希臘文化獨立性所抱有的任何幻想。我們不能把‘近東’的影響貶低為邊緣現象，只是在解釋孤立的不正常現象時才偶爾援引。它在許多層面、在絕大多數時期都無處不在。沃特爾·伯克特在其精彩的研究《東方化革命》中聚焦於一個特定的時期，即古風時代早期，約公元前750—前650年。這毫無疑問是希臘與東方聯繫史上一個特別重要的階段。但如我們所見，雙方的聯繫在此之前的許多個世紀都十分密切，而且在公元前7世紀後期和公元前6世紀，新的東方元素仍然連續不斷地湧現。”(44)

    薩拉·莫里斯在對希臘和西亞西部早期考古資料進行細緻分析之後指出，從青銅時代開始，希臘就是地中海東部“共同體”(koine)的一部分，和這個共同體的其他部分尤其是西亞的交流與聯繫是經常性的，並沒有隨着邁錫尼文明的衰落而中斷。(45)從這個視角來看，希臘文明並沒有所謂“黑暗時代”的中斷。薩拉·莫里斯因此而得出了對早期希臘歷史的不同理解：“在我看來，由共識而形成的共同體（即希臘城邦——筆者），是從青銅時代後期開始緩慢、逐漸而連續不斷地演變而產生……不存在公元前8世紀的‘爆炸’或者‘復興’。”(46)

    通過上述分析，筆者力圖説明，邁錫尼文明衰落—“黑暗時代”—“公元前8世紀革命”這一理解希臘早期歷史的壓倒性框架在多個方面存在可質疑之處。首先，它忽略了表明在邁錫尼文明和希臘城邦文明之間存在聯繫和延續性的證據。誠然，最直接的延續性證據主要來自語言學和宗教信仰與崇拜方面，但很難令人相信，實際情況會如同上述框架的堅持者所説，僅僅存在這兩方面孤立的延續性，而在基本的社會結構、觀念與行為規範體系等所有其他方面都完全中斷了。事實上，語言學的證據即已包含了一些諸如政治概念和土地所有制概念的延續。其次，後邁錫尼時期人羣的大規模遷移與殖民活動的證據雖然主要出自文獻傳統，但基本上是無法否認的，這與所謂“黑暗時代”完全衰落的説法不相符合。而且越來越多的考古資料表明，不僅“黑暗時代”並非完全衰落，而且存在很大的區域間差異，尤卑亞和愛琴海諸島非但沒有經歷過顯著的衰落，它們還因為和“東方”的交流而興盛一時。再次，從地中海東部世界更廣闊視的野來看，無論是文獻傳統還是考古資料都表明，希臘世界和西亞世界的交流和聯繫在“黑暗時代”並沒有中斷，而是從青銅時代一直貫穿到古風時代以後。從這樣的視角來看，也很難令人相信希臘世界出現過長時間的嚴重衰落。更為重要的是，上述框架無疑是基於對歷史資料的細緻分析與解讀，但不能不説現代性的主導價值也潛移默化地起了一定作用。城邦文明被看成是一個獨特的創造，而成為希臘史研究領域的最重要主題之一，並且在取向上傾向於把它和不那麼理想化的邁錫尼王權社會隔離開來。強調兩者之間的斷裂，實際上等於過於強調它們之間的對立。而在事實上，邁錫尼諸王國迥異於“近東”的大一統王國或帝國，其版圖比後來的強大城邦大不了多少，因而和城邦之間的差異也許並沒有學者們所想象的那麼巨大。(47)據此筆者提出，不能把上述框架看成是理解早期希臘歷史的確定性框架。另一種解釋也許同樣具有説服力，即城邦的興起不是革命性變化的結果，而是邁錫尼王權遭到破壞之後希臘社會長期而逐漸演變的結果，其間諸多新的因素（如“東方”因素）無疑也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邁錫尼諸王國崩潰之後，出現了一個分裂和地方勢力割據的局面，力量相持不下的地方貴族再無力重建王權，導致了權力逐漸分散、貴族羣體依靠相互的關係網絡維持其地位、主導社會秩序的情形。同時，貴族之間的相互爭鬥又致使他們把社會普通成員納入進來，在必要的時候就解決爭執或作出決策徵詢他們的意見，使之成為對某種權力的制約。果真如此的話，荷馬史詩則是這種歷史情形的合理寫照，由此再邁入城邦社會，就僅有一步之遙了。在筆者看來，這種替代主導性框架的理解能夠更全面地解釋早期希臘歷史的證據，不過在目前階段，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仍然是一種假説，尚需進一步研究的檢驗與證實。

    註釋：

    ①揚·莫里斯：《8世紀革命》（Ian Morris,“The Eighth-Century Revolution”），庫爾特·A.拉夫勞伯和漢斯·凡·維斯主編：《希臘古風時代指南》(Kurt A. Raaflaub and Hans van Wee seds., A Companion to Archaic Greece)，馬爾敦和牛津：2009年版，第65頁。

    ②維克多·埃倫伯格：《城邦何時興起？》(Victor Ehrenberg, “When Did the Polis Rise?")，《希臘研究雜誌》(Journal for Hellenic Studies)第57卷，1937年，第147-159頁。

    ③切斯特·斯塔爾：《希臘文明的起源，公元前1100—前650年》(Chester G. Starr, the Origins of Greek Civilization, 1100-650 BC)，紐約：1961年版，第190頁。

    ④A.M.斯諾德格拉斯：《考古學與希臘國家的興起》(A.M. Snodgrass, Archaeology and the Rise of the Greek state)，就職講座，劍橋大學1977年版。重刊於A.M.斯諾德格拉斯：《考古學與希臘的興起：早期希臘與相關問題論文集，1965-2002年》[Snodgrass, Archaeology and the Emergence of Greece. Collected Papers on Early Greece and Related Topics(1965-2002)]，愛丁堡：2006年版，第198-220頁。

    ⑤A.M.斯諾德格拉斯：《希臘古風時代：實驗的時代》(A.M. Snodgrass, Archaic Greece: The Age of Experiment)，伯克利和洛杉磯：1980年版。

    ⑥揚·莫里斯：《墓葬與古代社會：希臘城邦的興起》(Ian Morris, Burial and Ancient Society: The Rise of the Greek City-State)，劍橋：1987年版，第17-19頁。

    ⑦弗朗索瓦·德·波里尼亞克：《宗教崇拜、領土與希臘城邦的興起》(Franois de Polignac, Gults, Territo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e)，芝加哥和倫敦：1995年版，第152、153頁。

    ⑧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Thomas S.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芝加哥和倫敦：1996年版，第10頁。

    ⑨切斯特，斯塔爾：《希臘文明的起源，公元前1100年—前650年》，第190頁。

    ⑩A.M.斯諾德格拉斯：《希臘古風時代：實驗的時代》，第15頁。

    (11)M.I.芬利：《荷馬和邁錫尼：財產與所有制》(M.I. Finley, “Homer and Mycenae: Propeny and Tenure”)，《歷史》(Historia)第6卷，1957年，第133-159頁。

    (12)揚·莫里斯：《8世紀革命》，第66頁。

    (13)羅賓·奧什邦：《希臘的形成，公元前1200年—前479年》(Robin Osborne, Greece in the Making 1200-479BC)，奧克松：2009年版，第3頁。

    (14)J.惠特利：《希臘黑暗時代的風格與社會：一個前文字社會變化的命運》(J. Whitley, Style and Society in Dark Age Greece: The Changing Fate of a Pre-literate Society)，劍橋：1991年版，第9頁。

    (15)瓦爾特·伯克特：《古風時代和古典時代希臘的宗教》(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Archaic and Classical)，牛津1985年版，第47頁。

    (16)M.P.尼爾森：《米諾斯—邁錫尼宗教及其在希臘宗教中的存留》(M.P. Nilsson, The Minoan-Mycenaean Religion and Its Survival in Greek Religion)，紐約：1950年版。

    (17)瓦爾特·伯克特：《古風時代和古典時代希臘的宗教》，第48頁。伯那爾德·迪特里奇甚至認為，在荷馬社會的宗教體系和米諾斯文明的宗教體系之間都存在着某種關聯。見伯那爾德·迪特里奇：《從克諾索斯到荷馬》(Bernard Dietrich, “From Knossos to Homer”)，阿蘭·B.羅伊德主編：《神是什麼？希臘神明性質研究》(Alan B.Lloyd, ed., What Is a God? Studies in the Nature of Greek Divinity)，倫敦：1997年版，第1-14頁。

    (18)M.文特里斯和J.查德維克：《邁錫尼時期的希臘語文書》(M. Ventris and J.Chadwick, Documents in Mycenaean Greek)，劍橋：1973年版。

    (19)黃洋：《古代希臘土地制度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章。

    (20)部分學者傾向於，邁錫尼文明衰落的原因在於內部矛盾與壓力，如羅賓·奧什邦：《希臘的形成，公元前1200年—前479年》，第37-38頁；奧立弗·迪金森：《從青銅時代到鐵器時代的愛琴海地區：公元前12世紀和前8世紀之間的延續與變化》(Oliver Dickinson, The Aegean from Bronze Age to Iron Age: Continuity and Change between the Twelfth and Eighth Centuries BC)，奧克松：2006年版，第54-55頁。有關多里安人入侵的爭論的討論，見愛瑞妮·S.勒莫斯：《原始幾何陶時期的愛琴海地區：公元前1l世紀後期和前10世紀的考古學》(Irene S.Lemos, The Protogeometric Aegea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Late Eleventh and Tenth Centuries BC)，牛津：2002年版，第191-193頁。

    (21)奧立弗·迪金森發現無法完全否認有一支新的居民進入，而被迫妥協説，可能有一些羣體從希臘中部和北部的山區進入邁錫尼的心臟地帶，但這最早只能發生在後王宮時期(Postpalatial Period)的晚期。奧立弗·迪金森：《從青銅時代到鐵器時代的愛琴海地區：公元前12世紀和前8世紀之間的延續與變化》，第54頁。

    (22)例如奧立弗·迪金森的《從青銅時代到鐵器時代的愛琴海地區：公元前12世紀和前8世紀之間的延續與變化》第240-241頁中説：“必須把考古證據看成是唯一可靠的證據來源，以此為基礎得出關於這一時期的結論……”

    (23)詳細考古報告見M.R.波法姆、L.H.薩克特和P.G.特米利斯：《勒夫坎地Ⅰ，鐵器時代：居民點和墓地》(M.R. Popham, L.H. Sackett and P.G. Themelis, Lefkandi I, The Iron Age: The Settlement; The Cemeteries)，倫敦：1980年版；R.W.V.卡特林和I.S.勒莫斯：《勒夫坎地Ⅱ，原始幾何陶時期的屯巴建築：第1部分，陶器》(R.W.V. Catling and I.S. Lemos, Lefkandi Ⅱ, The Protogeometric Building at Toumba: Part 1: The Pottery,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Supplementary Volume, no.22)，倫敦：1990年版；M.R.波法姆、P.G.卡里加斯和L.H.薩克特：《勒夫坎地Ⅱ，原始幾何陶時期屯巴的建築：第2部分，發掘，建築與發現》(M.R. Popham, P.G. Calligas and L.H. Sackett, Lefkandi Ⅱ, The Protogeometric Building at Toumba, Part 2: The Excavation, Architecture and Finds)，倫敦：1993年版；M.R.波法姆和I.S.勒莫斯：《勒夫坎地Ⅲ：鐵器時代早期屯巴的墓地》(M.R.Popham and I.S. Lemos, Lefkandi Ⅲ：The Early Iron Age Cemetery at Toumba)，倫敦：1996年版；D.愛弗利主編：《勒夫坎地Ⅳ，青銅時代：色諾波利斯的晚希拉底克IIIC期定居點》(D.Evely, ed., Lefkandi Ⅳ, The Bronze Age: The Late Helladic IIIC Settlement at Xeropolis)，倫敦：2006年版。

    (24)喬那桑·霍爾：《約公元前1200—前479年古風時代希臘世界的歷史》(Jonathan Hall, A History of the Archaic Greek World, ca. 1200-479 BCE)，馬爾敦和牛津：2007年版，第59-66頁；奧立弗·迪金森：《從青銅時代到鐵器時代的愛琴海地區：公元前12世紀和前8世紀之間的延續與變化》，第238頁。

    (25)愛瑞妮·S.勒莫斯：《原始幾何陶時期的愛琴海地區：公元前11世紀後期和前10世紀的考古學》，第224頁。

    (26)奧立弗·迪金森：《從青銅時代到鐵器時代的愛琴海地區：公元前12世紀和前8世紀之間的延續與變化》，第60頁。

    (27)約翰·帕帕多普洛斯：《為了埋沒一個墓地：雅典克拉美科斯墓地與鐵器時代早期的愛琴海地區》(John Papadopoulos, “To kill a Cemetery: The Athenian Kerameikos and the Early Iron Age in the Aegean”)，《地中海考古雜誌》(Journal of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第6卷，1993年，第194頁。

    (28)揚·莫里斯：《分期與英雄：構建黑暗時代》(Ian Morris, “Periodization and the Heroes: Inventing a Dark Age”)，馬克·哥爾敦和彼得·圖赫主編：《構建古代文化：歷史主義、分期與古代世界》(Mark Golden and Peter Toohey, eds., Inventing Ancient Culture: Historicism, Periodization, and the Ancient World)，倫敦與紐約：1997年版，第96-131頁；揚·莫里斯：《作為文化史的考古學：希臘鐵器時代的言與物》(Ian Morris, Archaeology as Cultural History: Words and Things in Iron Age Greece)，馬爾敦和牛津：2000年版，第3章。

    (29)揚·莫里斯：《分期與英雄：構建黑暗時代》，第97-98頁。        

    (30)M.I.芬利：《奧德修斯的世界》(M.I. Finley, The World of Odysseus)，紐約：1978年版，第48頁。

    (31)A.M.斯諾德格拉斯：《存在一個真實的荷馬社會嗎？》(A.M. Snodgrass, “An Historical Homeric Society?")，《希臘研究雜誌》(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94卷，1974年，第114-125頁。

    (32)A.M.斯諾德格拉斯：《希臘黑暗時代》(A.M. Snodgrass, The Dark Age of Greece)，愛丁堡：1971年版；文森特·R.德斯博拉：《希臘黑暗時代》(Vincent R. Desborough, The Greek Dark Ages)，倫敦：1972年版；J.N.科爾德斯特里姆：《幾何陶時期的希臘，公元前900—前700年》(J.N. Coldstream, Geometric Greece 900-700BC)，倫敦：2003年版。

    (33)黃洋：《古典希臘理想化：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Hellenism》，《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

    (34)薩拉·莫里斯：《導論》(Sarah Morris, “Introduction”)，G.科普契克和I.德丸主編：《處於東方和西方之間的希臘，公元前10—前9世紀》(G.Kopcke and I.Tokumaru eds., Greece between East and West: 10th-8th Centuries BC)，美因茨：1992年版，第17頁。

    (35)羅賓·奧什邦：《希臘的形成》，第2頁。

    (36)卡羅爾·G.托馬斯：《邁錫尼時期希臘政治認同的成分》(Carol G.Thomas, “The Components of Political Identity in Mycenaean Greece”)，羅伯特·拉菲內爾和沃爾夫－第特里奇主編：《政體：青銅時代愛琴海地區的社會與國家》(Robert Laffineur and Wolf-Dietrich Niemeier eds., Politeia: Society and State in the Aegean Bronze Age)第2卷，列日和奧斯汀：1995年版，第349-354頁。

    (37)保羅·霍爾斯特德：《邁錫尼時代的王宮經濟：充分利用證據的空缺》(Paul Halstead, “The Mycenaean Palatial Economy: Making the most of the Gaps in the Evidence”)，《劍橋古典學會會刊》(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第38卷，1992年，第57-86頁；《建構邁錫尼時期王宮動員的模式》(“Toward a Model of Mycenaean Palatial Mobilization”)，邁克爾·L.加拉提和威廉·A.帕金森主編：《重新思考邁錫尼時期的王宮Ⅱ》（Michael L. Galaty and William A. Parkinson eds., Rethinking Mycenaean Palaces Ⅱ），洛杉磯：2007年版，第66-73頁；皮亞·德·菲迪奧：《邁錫尼王宮體系的集權化及其侷限》(Pia de Fidio, “Centralization and its Limits in the Mycenaean Palatial System”)，索菲亞·伏薩基和約翰·基倫主編：《邁錫尼時期王宮國家的經濟與政治》(Sofia Voutsaki and John Killen eds., Economy and Politics in the Mycenaean Palace States)，劍橋：2001年版，第15-25頁。

    (38)揚·莫里斯：《分期與英雄：構建黑暗時代》。

    (39)例如羅賓·奧什邦：《荷馬的社會》(Robin Osborne, “Homer’s Society”)，羅伯特·福勒主編：《劍橋荷馬指南》(Robert Fowle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omer)，劍橋：2004年版，第206-219頁。我國學者對荷馬社會的系統研究參見晏紹祥：《荷馬社會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版。

    (40)M.I.芬利：《奧德修斯的世界》、《再論奧德修斯的世界》(“The World of Odysseus Revisited”)，附錄Ⅰ。

    (41)揚·莫里斯：《荷馬的使用和濫用》(Ian Morris, “The Use and Abuse of Homer”)，《古典世界》(Classical Antiquity)第5卷，1986年，第81-129頁；斯諾德格拉斯：《希臘黑暗時代》，第393頁。

    (42)馬丁·伯納爾：《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亞非根源》(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第1卷，倫敦：1987年版。

    (43)瓦爾特·伯克特：《東方化革命：古風時代早期近東對希臘文化的影響》(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麻省劍橋1992年版。

    (44)M.L.韋斯特：《赫裏孔山的東方面孔：希臘詩歌和神話中的西亞因素》(M.L. West, The East Face of Helikon: West Asiatic Elements in Greek Poetry and Myth)，牛津：1997年版，第60頁。

    (45)薩拉·莫里斯：《代達洛斯與希臘藝術的起源》(Sarah Morris, Daidalos and the Origins of Greek Art)，普林斯頓：1992年版。

    (46)薩拉·英里斯：《代達洛斯與希臘藝術的起源》，第17頁。

    (47)在此筆者受到北京大學修讀“古代希臘史”本科課程學生的啓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