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德文 · 黑社會是有組織的犯罪集團_風聞

因為組織結構較為嚴密、犯罪手段帶有暴力性、反偵察能力較強，使得其社會危害性也比較高。

　　認定一個犯罪團伙具有黑社會性質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因為即便某一犯罪團伙的社會危害性夠得上“嚴重”，其組織特徵也不一定符合黑社會性質。因此，公安機關在打擊黑社會犯罪團伙的時候，顯得非常困難。在警務實踐中，幾乎沒有一個黑社會團伙是在其內部組織狀況被充分掌握的情況下受打擊的，公安機關恰恰是從普通社會認知的角度對其偵察、打擊，最後以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加以清除。

　　為什麼這樣説?從理論上説，任何一個“組織”，無論是機關，還是企業，乃至犯罪團伙，要有效率，都會很自然地採用等級制、部門制等科層組織的管理手段。因此，一個“成功”的黑社會團伙必定是“企業化”運營的。

　　但是，一旦黑社會團伙達到規範的企業化運營水平，也就意味着它基本上擺脱了暴力等低水平、風險高的謀利手段。而一般的犯罪團伙最多隻是鬆散的犯罪聯合體，根本夠不上“組織”要件，也不能認定為黑社會組織。因此，公安機關真正能夠認定為黑社會組織的犯罪集團並不多。

　　要準確認識黑社會的“生存之道”，需要有一種生態學的視角。

　　黑社會不是單個犯罪集團，而是由眾多犯罪個體、鬆散的犯罪團伙、有經營頭腦的組織者整合而成的體系；黑社會與正常社會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它必定嵌入在市場社會、人情社會、權力網絡之間，並從中汲取營養。

　　因此，一個完整的黑社會體系，必定有一個聯繫色譜：黑、灰、白等成分都有。犯罪集團生存的秘訣在於，它努力保證其底色是灰色的，而不是黑色或白色。

　　一個縣域社會有幾十萬人口，但真正有權有勢或許只是幾百個人。這幾百個人裏面大概有兩三百個科級以上幹部，然後有幾十個較有影響的各行各業的老闆，再有就是幾個有頭有臉的江湖人士。

　　我們在縣城調研，感觸非常深的是，這幾百人實際上構成了一個熟人社會網絡，相互之間即便不熟悉，也大致瞭解各自的底細。身處網絡中的一個人，如果碰到什麼事需要找到網絡內的任何一個人，一定可以不費力地找到對方。事實上，我們的調研之所以較為順利，恰恰是因為獲得了這個圈子裏的幾個關鍵人物的支持，以至於可以不用過於費力地找到想要訪談的對象。

　　公安局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是權力的交匯點，也是信息集散地。説它是權力的交匯點，這很好理解，因為它是縣城裏面唯一合法掌握並可施展暴力的機構。縣政府如果要強力推行某項工作，就必定需要借重公安局的力量;而社會中的各方勢力如果要順利活動，也必須有公安局的保駕護航。説它是信息集散地，是因為公安局是唯一可以毫無阻力地接觸社會各個角落的機構，它本身就是一個情報中心。

　　在這個意義上，黑社會的一些情況不可能不被公安局知道。我們訪談了多個公安局的中層幹部，在掌握信息上絕對是專業的。關鍵在於，信息要呈現為無可辯駁的證據。事情就複雜在這裏。

　　一般情況下，黑社會老大不會以犯罪分子頭目的臉面示人，他們都註冊有公司，或從事一些正當職業，許多老大都是跨行業經營。也因此，這些老闆交遊甚廣，他們肯定可以進入這個縣的經濟經營的圈子，和正經生意人相熟;他們也會因為從事經濟活動的緣故，和地方政府領導、公安部門相熟。事實上，僅僅從生意的角度上説，黑社會老大也必須嵌入到地方權力精英網絡中。

　　黑社會生存的基礎當然是暴力，但是，純粹以暴力為生的黑社會，則幾乎是不存在的。因為，黑社會的終極目的仍然是獲取利益，而暴力獲利的成本實在是太高。黑社會要長期存在，必須有賴於產業支撐;只不過，其產業利潤很大程度上來自於由暴力威脅所維持的壟斷市場。

　　從我們的調研來看，在地方社會中，黑社會從事的產業具有一定特點。

　　黑社會基本上都是草根出身，不太可能出自大資本，也沒有多少文化知識，這就註定了這些黑社會組織只能從事一些低端產業，比如經營賓館、娛樂場所，從事建築等行業。這些產業基本上都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也需要和各方打交道，黑社會因此具有一定優勢。比如，賓館、娛樂場所往往是黃賭毒等黑色產業的聚集地，一般生意人不願意冒風險。排除干擾的最好辦法是，和那些有勢力的地方力量合股經營。

　　再如，這些年城市資本開始大舉下鄉，各個縣城都在搞房地產、工業園區，實力雄厚的老闆們做一些資本運作，進行產品營銷即可，也不在乎低端產業的一點小利益;但這些高端行業要在地方社會順利進行，又少不得低端產業的配套。典型如碰到徵地拆遷問題，大企業當然不願意碰這個矛盾，而將相關業務“轉包”給那些具有黑社會勢力的“拆遷公司”是最保險的做法。我們調研的這個縣還沒有星級賓館，但有名的一家賓館就是一個有名氣的混混開的。在徵地拆遷過程中，必定有黑社會主動或被動地介入其中。

　　黑社會從事的產業大多具有一定的壟斷性，這個壟斷產業或者是由於地域閉塞造成的，或者是由於產業單一性造成的，抑或是由資源稀缺性所形成的。總之，只要稍微耍點暴力威脅之類的手段，黑社會便可以方便快捷地控制這個產業。

　　我們調研的這個縣，存在黑社會控制的產業大致有三個：長途班線、米粉批發、土石方工程。

　　長途班線的營運需要交管所頒發客運許可，這就決定了每條線路可營運的客車數量是相對固定的，客運利潤非常有保障。交通局當然只能把客運許可頒發給具有營運資格的客運公司，可絕大多數客運公司自己並不投資購買客車統一營運，而是讓一些大大小小的老闆“加盟”，客運公司獲取管理費，而客車老闆則自負盈虧。有資金實力營運客車的老闆不少，但能夠有效管理線路的老闆卻不多。為了避免被滋擾，絕大多數老闆都願意和黑社會勢力合股。他們之間分工明確，枱面上的老闆負責規範經營，黑社會勢力維護壟斷市場秩序。

　　2010年，該縣交通局引進了十多台出租車，但營運沒多久，就被龐大的三輪車市場擠垮了，大部分出租車司機改走長途，尤其是從縣城到市區之間的線路。很顯然，這對長途客車市場是個巨大沖擊，這幾年，兩個行業之間的衝突不斷。

　　我們調研的第一天，就發生了出租車司機圍堵縣政府大樓的羣體性事件，原因是一位出租車司機被一位客車乘務人員打了。很多人都心知肚明，這位“乘務人員”的行為是當地黑社會勢力授意的。

　　米粉批發也為黑社會所控制，這多少讓人奇怪。不過，仔細分析卻也符合常理，因為米粉市場太適合黑社會勢力介入“管理”了。

　　我們調研的這個縣喜歡吃米粉，尤其是早餐市場，米粉的銷量極大。可以想見，米粉雖然不起眼，但利潤卻可觀、有保障。然而，全縣大部分米粉都來自於縣城幾個較為大型的批發店，這就意味着，只要控制了這幾家店的米粉銷售，全縣米粉的壟斷利潤就容易獲得。

　　這就為黑社會勢力創造了空間：當地黑社會勢力派幾個混混上門給這幾家店的老闆“做工作”，要求每斤統一提價2毛錢，這2毛錢的額外利潤給黑社會。2毛錢的差別，對老百姓而言幾乎沒什麼影響，批發店的老闆也沒什麼損失，黑社會卻不知不覺中獲取了可觀利潤。於是，當地一些見多識廣的人都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該縣的物價和周邊縣沒什麼區別，唯獨米粉價總是要高個幾毛錢。

　　土石方工程的利潤上升，則與近些年來縣城房地產熱有直接關係。縣城房地產除了一兩家外來大資本，很大一部分由本地資本投資。而無論是本地資本，還是外地資本，其大多數下游產業土石方工程都由具有黑社會背景的公司承擔。

　　土石方有兩個直接相關的壟斷業務：河道砂石開採和拆遷。河道砂石開採是土石方工程的重要基礎，之所以容易被壟斷，與這一產業的資源稀缺性有關：它同樣受到相關部門的嚴格控制，一般老闆難以進入這一領域。至於拆遷業務，大家心知肚明，因為只有暴力才能“突破”釘子户抗爭難題：在政府對於使用暴力越來越慎重的情況下，黑社會的非法暴力已經成為一些地產商的依靠。

　　這一行的兩條“底線”

　　黑社會要長期生存、“發展”下去，需要解決幾個問題：一是來自黑社會內部的鬥爭，團伙之間、老大之間，如果競爭失序，就有可能兩敗俱傷；二是來自精英網絡內的變化，一個老大過於囂張，或其保護傘意外落馬，都有可能招來滅頂之災;三是來自產業經營的能力，如果經營不善，也可能導致黑社會團伙難以為繼。

　　一般而言，一個地方社會中，總會有幾個相互競爭的團伙勢力，他們之間呈現出不同的關係。如果只有一個老大，則老大需要處理其內部不同勢力之間的關係，也需要審慎處理代際交替危機。如有幾個勢力相當的老大，他們很可能劃界而治，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產業由不同的人馬控制。

　　在我們調研期間，這個縣的娛樂行業極為蕭條，縣城中心廣場的幾家娛樂場所都因生意不好而關門歇業。客觀原因是，這兩年地方政府嚴格執行八項規定，對於這個內陸縣城的娛樂業而言，這無異於釜底抽薪。直接原因是，當地公安部門嚴厲打擊黃、賭、毒，使得這個行業的風險極高。但一個較為重要的原因是，當地黑社會勢力在前兩年元氣大傷，勢力最大的團伙老大被抓，他們所控制的娛樂行業當然也再難成氣候。

　　一般情況下，公安局的主要領導(局長、政委)都必須是異地任職，這會對黑社會勢力的生存網絡造成衝擊。如果新局長實力雄厚，且很想有一番作為，當地黑社會團伙要麼屈就，稍微收斂一些;要麼就想盡各種辦法，儘量與其勾連上關係。

　　在我們的調研中，負責治安的幹警和派出所所長就直言，他們剛上任的時候，都有團伙頭目通過各種熟人關係前來套近乎、請吃飯。甚至有頭目明確請求，每年自願繳納一定費用，但讓其經營的色情場所少受檢查。這當然遭到嚴辭拒絕。除了公安幹警無法被收買之外，這個團伙承諾一年繳納的費用，還不如被抓一次罰的款多。

　　在公安局內部人士看來，完全將黑社會根除困難重重，因為黑社會所賴以生存的網絡很難拔出，要非常艱苦的努力和高超的博弈技巧。

　　一個管理得當的黑社會團伙，馬仔們犯事一定不會供出其小頭目，而小頭目犯事也不會供出老大，大多數老大被抓進去了，也會盡力保護其保護傘。為什麼?這得益於黑社會內部的組織保障機制。

　　有經驗的團伙成員都知道，供出其同夥很難減輕其刑罰，嚴守秘密卻會得到“組織”的獎勵：不僅其家人會受到團伙的優待，出來後本人也會受到重用。而老大們之所以不會供出其背後的保護傘，主要是基於維護團伙的生存網絡考慮。老大們如果出來還要混，就不可能做出損人利己之事，否則有誰還願意提供保護?因此，江湖義氣並不僅僅是黑社會意識形態，更是團伙生存的技術要求。

　　前兩年，該縣最大的黑社會勢力被端掉，某種意義上並不是團伙組織失敗所致，而是黑社會生存網絡劇變所致。這個團伙被端掉的導火索是團伙的一個小角色犯了命案，公安局掌握的證據無法指向團伙老大，但從邏輯上看，這個命案肯定是團伙的“組織”意圖。

　　命案發生之時，剛好新市委書記到任，很快將此案件作為典型，掀起了打黑除惡的運動。市局和縣公安局聯合破案，花了很大精力將這個團伙所有犯過的案子整理出來，先以開設賭場的治安處罰為名將“老大”抓起來，然後放出風説這個老大因命案被抓起來了。被抓兇犯信以為真，終於招供了。至此，該黑社會團伙被連鍋端，但卻沒有涉及一個政府公職人員。

　　不過，這個團伙的覆滅雖然不是組織失敗的結果，卻是技術失敗的典型，因為他們破了這一行的兩條“底線”：一是不要犯命案，二是不要影響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

　　只要發生了命案，地方政府很可能將之從普通的刑事案件上升為政治案件來處理;而只要沒有命案，就很難有這個可能性。從技術角度上説，黑社會團伙如果不犯嚴重的刑事案，安全性就會大大增加。

　　從公安局破案的內部視角看，案件的不同類型決定了破案力度的不同。治安案件和較輕的刑事案件一般由派出所和治安大隊管轄，他們辦案的技術條件有限，不可能深入追蹤普通案件的背景。而如果讓刑偵大隊來主辦案件，則可以非常方便地使用各種刑偵技術(如調取犯罪嫌疑人的所有信息，採取必要的監控措施)，很容易掌握案件背景，並挖掘出案中案。理論上，只要刑偵大隊不計成本地投入，絕大多數案件是可以偵破的。

　　因此，老道的黑社會團伙，一般都會盡力避免採用非法手段。即便不得已採用暴力，也會有效規制暴力程度，儘量不發生刑事案件。他們都知道，一旦出了人命，事情就會搞大，後果難以預測。

　　黑社會團伙也要懂政治。現在一些普通的政治常識已經融入到公安局的辦案規律中，這個大多數黑社會團伙都知道。比如，在“嚴打”時期，大多數黑社會團伙都懂得這個時期要收斂一些。一些善於經營的團伙勢力，甚至還會主動提供給公安局合適的“戰績”。

　　但一些更深層次的政治，就要考驗老大的智商了。在我們調研期間，縣委、縣政府的主要領導正下決心把該縣的一個黑社會團伙打掉。因為他們在園區建設過程中，干預徵地拆遷工作，一方面慫恿村民做釘子户，另一方面又和鄉鎮政府接觸，要求承包園區土石方工程，試圖“吃了政府吃村民”。

　　這種染指重點工程，影響縣裏中心工作推進的做法，等於是在公然露頭，挑釁政府權威。結果必然是引發公安機關集中兵力偵查，找到更多有力的證據，加快打擊的進程。

　　原文載於《南風窗》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