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陽：聞一多從反共到“通共”，都是被“非法抗日”逼的！_風聞

作為蔣介石曾經的“鐵桿粉絲”，聞一多的轉變恐怕是蔣介石始料未及的。　　今年是澳門迴歸20週年，説起澳門迴歸，又讓人想起當時傳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的那首《七子之歌》。由這首歌又不得不讓人想起這首歌的原詞作者聞一多先生。1925年，聞一多以擬人的手法，寫下組詩《七子之歌》：將中國當時被列強掠去的七處“失地”比作遠離母親的七個孩子，哭訴他們受盡異族欺凌、渴望回到母親懷抱的強烈情感。此詩一問世就引起了海內外華人的強烈共鳴。

　　1946年7月11日，民盟負責人、著名社會教育家、當年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樸，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1946年7月15日，在雲南大學舉行的李公樸追悼大會上，主持人為了聞一多的安全，沒有安排他發言。但他毫無畏懼，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發表了《最後一次演講》，痛斥國民黨特務，並握拳宣誓説：“我們有這個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勝利的，真理是永遠存在的”，“我們不怕死，我們有犧牲精神，我們隨時準備像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後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下午，他主持《民主週刊》社的記者招待會，進一步揭露暗殺事件的真相。散會後，聞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國民黨特務伏擊，身中十餘彈，不幸遇難。

　　聞一多先生遇害後，舉國激憤，蔣介石不得不交出兩個小特務當自己的替罪羊，蔣介石親自召顧祝同等人共同商量該如何公開此案，最終達成協議：“憲兵李文山、湯時亮執行自己的任務，到李公樸追悼會上進行監視，聽到聞一多多次痛罵國家元首蔣介石，侮辱國家，又在記者招待會上再度侮辱黨國，兩人十分氣憤，才拔槍將聞一多擊斃。這完全是他們的個人行為。”今天的很多歷史學者給蔣介石洗地，説殺害聞一多不是蔣介石的本意，可就在1946年3月，蔣介石曾告知西南聯大的國民黨負責人，對於“甘為共匪奴屬之張奚若、聞一多等，應加以還擊。”這個“還擊”，除了筆桿子，當然也包括槍桿子。

　　蔣介石認為聞一多是“共匪奴屬”，這是聞一多先生被害的主要原因。然而，誰能想到，聞一多曾經卻是蔣介石的“鐵桿粉絲”和堅定擁護者。

　　就在不到10年前，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逼蔣抗日，清華大學發了一份《清華大學教授為張學良叛變事宣言》，怒斥張學良“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國之實禍，破壞統一，罪惡昭著”，這份宣言的起草者就是聞一多、朱自清等人。

　　聞一多、朱自清等人起草的這份“宣言”的説辭，與蔣介石剿滅“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殺害抗日將領吉鴻昌的理由如出一轍。海峽對岸引述當時蔣介石等人説法解釋了，“國內抗日熱情極度高漲，很多野心家、軍閥、政客都利用這個機會，千方百計地把自己打扮成“主戰派”，以此來攻擊蔣介石”，“一些軍閥也利用這個時機，打着抗日的旗號，趁機起兵，打算混水摸魚……馮玉祥搞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也是如此”。1935年7月，何應欽代表蔣介石，在北平與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簽訂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協定》，協定要求“華北五省一切抗日活動非法;五省官員任免，參照日方意願;中央軍及一切國民黨組織即日撤離……”

　　蔣介石政府竟然能發明出“非法抗日”的罪名，這在古今中外也堪稱一絕。在這個罪名之下，八路軍廣泛發動起來的全民抗日武裝一直得不到蔣介石的承認，多次被蔣介石要求就地解散;國民黨部隊針對八路軍敵後抗日武裝頻繁製造摩擦;1940年7月，7名八路軍幹部在前往皖北抗日前線的途中，在安徽省太和縣被當地國民黨政府殘忍殺害;1941年1月，蔣介石更是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皖南新四軍軍部直屬部隊等9千餘人遭到國民黨7個師8萬餘人的圍剿，絕大部分壯烈犧牲……

　　全民抗戰打了4年多，蔣介石到1941年的12月9日才正式對日宣戰，而這之前報紙上竟然連“抗日”字眼都不許提，下面兩張圖就是1938年的《大公報》照片：

　　上圖“日寇”被改成叉叉，下圖“抗日將士”的“日”也被改成了“×”;而上圖右邊的“社評”標題中的“蘇日問題”，因為不牽扯“抗”，也就沒有打叉。國民黨政府的如此做法，真堪稱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

　　大量事實充分教育了聞一多等民主愛國人士，逐漸認清了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真實面目。1937年7月，全國抗戰爆發，聞一多隨校遷往昆明，任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併後的西南聯合大學教授。面對嚴酷的現實，他毅然拋棄文化救亡的幻想，積極投身到抗日救亡和爭民主、反獨裁的鬥爭中。

　　1943年，時任中共南方局宣傳部長的華崗被派到昆明大後方，擔任南方局與“雲南王”龍雲之間的聯絡人。華崗到昆明不久就與聞一多正式見面了。聞一多從華崗身上看到共產黨人的風範，瞭解了黨的路線、政策後更是佩服。後來，黨通過不同渠道，給他送去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他開始認識到要救中國，必須從根本上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統治。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發表後，他表示五四給他的印象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宣戰，是無法接受的。

　　青年時代留學美國的聞一多是個愛國人士，但也是個堅定的國家主義者，蔣介石政府的積極擁護者，希望中國在蔣介石的領導下建立資本主義現代社會，視共產主義為敵人，所以聞一多年輕的時候對處於左翼的魯迅先生很是不滿。可是在1944年魯迅逝世八週年紀念大會上，毫不避諱地當眾表達了自己對魯迅的懺悔之意：“從前我們住在北平，我們有一些自稱‘京派’的先生，看不起魯迅，説他是‘海派’。就是沒有跟着罵的人，反正也是不把‘海派’放在眼裏的。現在我向魯迅懺悔：魯迅對，我們錯了!當魯迅受苦受害的時候，我們都正在享福，當時如果我們都有魯迅那樣的骨頭，哪怕只有一點，中國也不至於這樣……罵過魯迅或者看不起魯迅的人，應該好好想想，我們自命清高，實際上是做了幫閒幫兇。如今把國家弄到這步田地，實在感到痛心……時間越久，越覺得魯迅偉大。今天我代表來自英美回國的教授，至少我個人，向魯迅先生深深地懺悔!”

　　1944年，聞一多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後出任民盟中央執行委員、民盟雲南支部宣傳委員兼《民主週刊》社社長，成為積極的民主鬥士。

　　1945年12月1日，昆明發生國民黨當局鎮壓學生愛國運動的一二一慘案，聞一多親自為死難烈士書寫輓詞：“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出殯時，他拄着手杖走在遊行隊伍前列，並撰寫了《一二一運動始末記》，揭露慘案真相，號召“未死的戰士們，踏着四烈士的血跡”繼續戰鬥。

　　1946年6月29日，民盟雲南支部舉行社會各界招待會，他在會上宣佈民盟決心響應中共的號召，堅持“民主團結、和平建國”的立場，號召“各界朋友們親密地攜起手來，共同為反內戰、爭民主，堅持到底!”成為全國民主人士界發內戰、爭民主的楷模。

　　作為蔣介石曾經的“鐵桿粉絲”，聞一多的轉變恐怕是蔣介石始料未及的。“自作孽、不可活”，一手好牌被蔣介石打成這個爛樣。為了個人權力、金錢(四大家族)，不惜投靠帝國主義、維持搖搖欲墜的封建獨裁，出賣民族尊嚴和人民利益，蔣介石被人民拋棄是歷史的必然。

　　最後，面對如今大肆氾濫的美化蔣介石、美化美帝國主義的社會風潮，我們有必要重温一下聞一多先生這篇《謹防漢奸合法化》，對於我們認識今天的問題仍然具有重要的啓示作用：

　　聞一多：謹防漢奸合法化

　　寫於1946年

　　百年以來，中華民族的歷史是一部不斷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的鬥爭史，八年抗戰依然是這鬥爭史的繼續。由於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永遠是互相勾結，狼狽為奸的，所以兩種鬥爭永遠得雙管齊下。雖則在一定的階級中，形式上我們不能不在二者之中選出一個來作為主要的鬥爭對象，但那並不是説，實質上我們可以放鬆其餘那一個。而且鬥爭愈尖鋭，他們二者團結得也愈緊，抓住了一個，其餘一個就跑不掉，即令你要放走他，也不可能。

　　這恰好就是目前的局勢。對外民族抗戰階段中的敵偽，就是對內民主革命階段中的帝(國主義)封(建獨裁)，這是無需説明的，而目前的敵偽，早已在所謂“共榮圈”中，變成了一個渾一的共同體，更是鮮明的事實。現在日寇已經投降，懲治日寇戰犯的辦法，固然需待同盟國共同商討，但懲治漢奸是我們自己的事，然而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聽見任何關於處理漢奸的辦法。

　　當初我們那樣迫切要求對日抗戰，一半固然因為敵人欺我太甚，一半也是要逼着那些假中國人和抱着委屈勉強做中國人的中國人，索性都滾到他們主子那邊去，讓我們陣線黑白分明，便於應戰，並且到時候，也好給他們一網打盡。果然，抗戰爆發，一天一天，漢奸集團愈匯愈大，於是一年一年，一個偽組織又一個偽組織，一批偽軍又一批偽軍。但是那時我們並不着急，我們只有高興，因為正如上面所説，這樣的戰術上是於我們絕對有利的。

　　可是到了今天，八年浴血苦鬥所爭來的黑白，恐怕又要被攪成八年以前黑白不分的混沌狀態了。這種現象是中國人民所不能忍受的。硬要漢奸合法化了，只是掩耳盜鈴的笨拙的把戲，事實的真相，每個人民心頭是雪亮的。並且按照邏輯的推論，人民也會想到：使漢奸合法化的，自己就是漢奸。而對於一切的漢奸，人民的決心是要一網打盡的。因此，我們又深信八年抗戰既已使黑白分明，要再混淆它，已經是不可能的。誰要企圖這樣做，結果只是把自己混進“黑名單”裏，自取滅亡之道!